【159】见山还是山

走进信息时代后，空间和时间愈发不受限制。按理，没有了距离，人心应该越来越近，世界越来越小。可是现实中的情况，却似乎与这相反。

以佛教的发展来说：由于科技的进步，信息的普遍，人们可阅读的佛典就不再局限于一师一道，更不限于一种语文。按理，我们的视野将更开阔，在比照对读之中，更加了解佛教的价值与意义。可是，叫人感到纳闷的是，佛教反而步上一神教的发展轨迹，形成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和现代化、自由化的世俗主义相对抗的局面。一些佛教徒强调一切该回到原先的经文，根据原始的文献来诠释教义。他们所谓的原始文献，特指巴利文文献。于是，首当其冲被否决的就是汉语佛教文献。他们认为汉语佛教文献都非佛说，是中国人杜撰的，毫无价值可言。

我认为这些人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他们压根儿不懂汉语佛教文献的翻译过程，不懂祖师大德们曾经下过的功夫，更不懂这些文献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例如佛教传到中国后才萌生的禅宗，就留给我们许多价值很高的文献。

宋代禅师青原惟信有段精辟的话说：“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大众, 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有人缁素得出，许汝亲见老僧。”（《五灯会元》）

这段话里头的“三般见解”，不但是禅宗的著名公案，还延伸到各个领域去，作为观察事物的不同标准。不管用于哪个领域，彼此间有个交汇点是：第一阶段看到的“山水”和第三个阶段看到的“山水”，绝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在客观上山水依然是山水，但是主观的人心却造就了区别。

同一部文献记载另外一个故事：话说唐代有位慧海禅师，某次被源律师问：“和尚修道，还用功么？”禅师回答：“用功！”再问：“如何用功？”禅师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源律师笑道：“所有人都是这样，看来他们和你一样用功了。”禅师说：“不同！他们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觉时不是真睡觉，千般计较。这哪里一样呢？”

在旁人看来，同样是吃饭睡觉，个中却原来大有差别。尘心萦怀、机务缠身、思虑重重的凡夫俗子，自然吃不好、睡不稳；这与清静自然、行卧自在的禅僧，无疑是有天壤之别的。这不正与“见山是山”和“见山还是山”的不同境界所看的“山水”一样么？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但是看的人的境界不同，山水便有了差别。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肯定的阶段，是知性的认识。看山的主体，往往是被动的，对外在的只有崇敬。“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是否定的阶段，是对于上一个阶段的知性意识的否定。看山的主体，已经转化为主动，在分析其元素后加以否定，意图打破先前的盲目崇敬。“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是再肯定的阶段。进入这个阶段，人与外界接触时的知见，不再是由于知识的作用，而是智慧本身的反射。这个时候，人的心性就像一面镜子，光明莹澈，山来映山，水来映水，一出本然。处于主体的观看者这时得到充分的自由，处在山水之间而能超越山水的心境，这是最高境界。

否定汉语佛典的大德，依然处在“见山不是山”的阶段。当知：山，其实还是山！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7/10/2010

【158】惊出一身冷汗

《走近古人》系列文章结集出版了。

我在序文中提到过去没有出书的欲望，因为“没有什么新观点，陈腔滥调的，何必浪费资源来满足自己的虚荣？”言下之意，文章得以付梓出版，我对自己的作品还算是满意的。

在书本的推介礼上，同是南京大学毕业的余历雄师兄在演讲中提到了古人焚稿的事件，例如薛雪《一瓢诗话》说：“范德机云：吾平生作诗，稿成读之，不似古人即焚去。余则不然：作诗稿成读之，觉似古人，即焚去。”这叫我忆起古书一些焚稿情节，手心开始冒汗。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曹操焚稿一事。

话说杨修曾把曹操所著的一本密藏兵书向张松炫耀，不料张松翻毕却大笑说：“此书吾蜀中三岁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还言之凿凿的说这本书是战国时无名氏所著，曹操不过剽窃而已。杨修把事情告诉曹操，曹操惊讶不已，以为“莫不是古人与我暗合”，便下令把书稿给烧了。

这是小说家之言，不是正史。但是却突显中国文人的素养与内涵。文人贵在创新有主见，决不能容许自己有“与古人暗合”的地方。

小说家之言不是凭空杜撰。南宋徐度《卻扫编》写了一则关于王安石的轶事：话说王安石某次用餐时，挚友刘贡甫来访，便请他先进入书房等候。贡甫看到桌上有文稿，是王安石论兵之文，便暗中记下其内容。王安石饭后接见，问起贡甫近日有没有文章写就，贡甫说：“近作《兵论》一篇，草创未就。”于是便把内容说出。王安石没有察觉友人使诈，听后默然良久，把自己砚下的文稿给撕了。徐度评述说：“盖荊公（王安石）平日论议必欲出人意之表，苟有能同之者，则以为流俗之见也。”

这是多么严谨的创作态度。古人文章能够流传，就是因为这种精神不灭。这时候，我的额头已经冒汗。

其后，余历雄在讲座中又引述宋祁的话说：“每见旧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烧弃。梅尧叟喜曰：公之文进矣，仆之为诗亦然。”（《宋景文公笔记》）跟着随口问我：“文章结集出版，一定对原作有所修改吧？”还不忘记引述欧阳修文章写好后，“先贴于壁，时加窜定，有终篇不留一字者”的典故提醒。

这时候，我已经是惊出一身冷汗了。因为我抱着敝帚自珍的心态，没有再修订文章，便赶紧付梓。过去，我是抱着“水涨船高”的心态处事，严格要求自己。所以在很多事项上，回望过去，还有感到已经超越的进步感觉。独有写文章这一块，竟然疏忽地以为至少还是所引用的是古籍，言论足立于不败之地，不必太担心。却没有想到材料固然已有，却还得细心组织应用，才能够写出好文章。要把文章结集成书，尚需更加慎重才是。

我同意梅尧臣所说：只有发现自己的文章惨不忍睹，才算“公之文进矣”。
希望我很快会舍得把《走近古人》烧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0/10/2010

【157】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国庆月闭幕式，请来了新闻部特别事务局的长官前来演讲。主题是马来西亚建国史，目的是激发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敬畏，提高爱国意识。

可是，莫名其妙的是这场讲座更像是政治讲座。有关人士借题发挥，蓄意抨击某个政党。最叫人愕然的是谈到马来亚共产党时，不但把马共当成首号敌人，而且连带的还要抨击共产思想是罪恶的源头。

共产思想有何罪恶？据他的说法，恶贯满盈的马共当年借用“人民”的名义做幌子，什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都是政治谎言。言下之意，毛泽东当年倡导的“（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假如我自已有时间，让我写出一本小说来，我一定要把作田的、打铁的、挖煤的……都写成英雄豪杰”，都是政治领袖用来愚弄人民的幌子。然后，话头一转，他批评现在也有政党借用“人民”为幌子，愚弄一些无知的人，造成国家乱象。

唉！怎么这官员对首相那么不尊重，违反首相倡导的“人民为先，绩效为重”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

对这样的讲座，我不但不感兴趣，而且还要同情这些自认很有口才的领导。我们是谈历史，谈国家，谈理念，不是在为政党宣传，不要在神圣的教育学府拉票搞政治。

“人民为先”的理念绝对是正确的，要不然共产党也不会在中国执政。
探索源头，人民为先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更早。

至圣先师孔子就是一位倡导民本的先锋。他倡导的民本思想，以“仁”作为情感基础，从“爱人”出发推广出去爱一切；以“富民”作为经济诉求，强调治国得先富民；以“德”作为政治理想，个人德行建立则国家治平；以“有教无类”作为教育主张，推广平民教育。

被视为儒家学派奠基人的孟子，对民本的思想有更鲜明的旗帜。他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更是惊世骇俗的言论。人们以为孟子是拥护君权的最有力者，孰不知他认为如果人君无道，人民大可反之，改立明君，不必遵守愚忠。

孟子从夏桀、商纣覆灭的历史经验中，总结了天下得失的根本原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民心向背，决定着政权的兴衰，决定着国家的兴亡！天下之得失，在于能否“得民”，能否得民又在于能否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所以孟子提倡谁得到了民心，就可以得天下。这一点，毛泽东印证了。未来的国家领导，也必须面对这个现实，谁敢说人民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尤有进者，孟子在《梁惠王下》还说在决定重大课题上，国君不能只听近臣和诸大夫的意见，应该要遵循民意，以国人的意见当作基本的依据。这些观念，在在都显示中国传统思想是有民主性的因素的。政治斗争是政治人物的把戏，万勿鄙视人民的力量。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3/10/2010

【156】我们的语文是满大人？

我们今天使用的华语，在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英文世界呢？普通话被定为中国官方的语言之后，英文直接就用Chinese Language。可是，中国学界对这个名称似乎也不太同意，因为中国语言非常复杂，五十六个民族各有其语言，汉族的方言也多不可数。因此，也有人主张直接使用Hanyu的。

中国崛起之后，汉语的使用面越来越广。中国官方甚至加紧“对外汉语”的研究，以使汉语更加普及。我国马来友族当然也知道汉语的重要性，也加紧步伐学习汉语。但在名称上，一些领导不太喜欢用Chinese
Language，而更倾向使用Mandarin。我想这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就像一些人主张马来西亚语应该称为马来语一样，我国华人社会当然也不接受mandarin，坚持称“华语”为Bahasa Cina。

一些同道中人更以Mandarin是清朝时称呼满大人为由，抗拒使用。

“华语”该如何称呼？我想这个还待当官的去决定，本文只就Mandarin一词作一些说明。

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季永海先生曾经在一篇论文中指出：“英语mandarin一词原意不是‘清代北京官话’，不能把它音译为‘满大人’。该词来自葡萄牙语，最初是葡萄牙人对中国官员的称谓，其意为‘指挥、命令’，后来引申为‘官话’。”（《满语研究》2008年第1期）季先生长期从事满语教学与研究，他的研究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其实，把Mandarin当成满大人，是赵杰先生在其《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一书中提及（2000:103）。赵先生说：“mandarin是从清代开始外国学者对汉语北京话的一种习惯称法，它实际上是汉语‘满大人’三字的音译，‘满大人’显然指的是满清朝廷和从龙入关的旗人,但作为大清贵族‘满大人’和作为汉语共同语的北京话有什么内在联系呢？有清以来的汉族和满族似乎都没有十分在意这个问题，倒是‘旁观者清’的欧美语言学家早就注意到了满汉关系中的语言替换现象，得出了清代以来的汉语北京官话就是清朝旗人说的满式汉语的初步印象，从而用mandarin代表北京官话广泛传开。”
季先生的文章驳斥了以上论点。

根据词典，mandarin一词来源于葡萄牙语，其意义是“指挥、命令”，起初是葡萄牙人对中国官员的称谓，后来引申为“官话”，也就是某个时代的普通话。在中国古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实行回避政策，官员不能在原籍任职，于是办公务时就要使用一种被各地人都听懂的语言，这就是“官话”，mandarin一词就这样传播开来。

根据文献，mandarin一词的使用，早至16世纪中叶。1583年, 在澳门宣扬天主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主张使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宣教，他就明确指出该用“官话”(mandarin)。从这里知道，1644年才入关的满族，是无法和“官话”扯在一起的。

如果今天有人主张“华语”是“官话”，也就是官方语言，你接受不？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6/09/2010

【155】常见书也有真理

我在讲“生命教育”时，喜欢引用洪兰教授的一段文字助讲：

“我的孩子在美国念五年级时，有一次带回一本《少年小树之歌》，这本书让我很感动，大意是说，一个印第安孩子跟着他祖父长大。每日随着祖父去打猎、捕鱼过日子。祖父并不多言，但是每一句话都是人生的历练，他们上山去猎野火鸡时，祖父只取他们所需的。虽然有六只火鸡掉入陷阱里，祖父说取两只，放走四只，年年都有火鸡吃，如果取六只，四只放在冰库里，你长大就没有火鸡吃了。简单一句话，把杀鸡取卵的短视与严重后果，马上教给孩子，使孩子得以从先人的经验中，取得他生活的智慧。”

洪兰教授因此发出慨叹：“我们现在都是小家庭，父母忙着赚钱谋生，孩子缺乏有人生经验的老人教导，如果孩子自己又不读书，不能从书中把别人的经验内化吸收成自己的。那么这个孩子，很有可能长大会成为自私冷漠的人，因为他无法设身处地去感受别人的感觉。”

我很赞同这说法。不自禁地也对西方人的现代教育方式发出由衷赞叹。环保意识，万物和谐的观念，就是这样自然的灌输，西方人的社会敏感度可真高啊！

可是，那天讲班固《汉书•货值传》时，看到这么一段文字：
“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蟓鱼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备也。”

我不禁自惭形色了。天！这段话不正是印第安祖父的话么？“育之有时，而用之有节”，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话。草木未长成，不得任意砍伐；鱼鸟未长大，不准蓄意捕猎。古人不是有“顺时取物”，“顺时宣气”的想法么？

《汉书》是常见书，我怎么就没有留意到而抑古扬今了？书读得少，读得不精啊，怎能不惭愧？

由是而想起孟子对梁惠王阐述“五十步笑百步”的道理时，不也说过：“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孟子的意思是要使各方人民真心诚意前来投靠，就得让他们安居乐业，生活无忧。如何可让人民无忧？君王得让人民在农业生产的季节从事劳动耕作，还不准用密网到池塘里捕鱼，任意在不当时期进入山林砍伐。这样人民就会有吃不尽的谷梁、捕不完的鱼虾、茂密的树林。这不正是万物和谐的环保观念么？

再往前推，《周易》也有“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的说法。这些名句都在在告诉我们要顺应天时，化育万物，而且要让万物得以尽其功用。

是我没有充分向古人学习，是我少读常见的古书，以致知识贫乏。这是叫我感到深深惭愧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9/09/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