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先生对余历雄博士称赞有加，甚至认为他的论文非常有价值，我就感到纳闷了。他在论文提到了孝道，说到我们必须尽孝道，要‘游必有方’、‘养亲’及‘养志’。我记得在我中学时期，我的华语老师就提到了这三点，真想不到这么多年后，余博士还老调重弹，说者不厌，听者我则觉得没什么新意。黄先生不也认为，学术研究重视的是科学精神，寻求真凭实据，论点鲜明，论证严密吗？那我想请问，余博士的论文符合黄先生所要求的“规范”吗？”
画家朋友不是搞学术的，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没有站在古人的立场看古人立论的价值。我们打个比方：现在大家都知道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但是五百年前人们却不这么想，他们始终认为他们的眼睛看到的才是对的，所以太阳朝起暮落，自然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科学家先后阐述日心说，不惜赔上性命，最终才确立他们的理论。今天幼儿园的学生也会说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不能就此判断这是与生俱来的常识，也不该说当年倡导地心说的人比幼儿园学生也不如吧？
“游必有方”出自《论语》。《论语》言简意赅，许多句子都得靠后人的注释才好理解。汉代郑玄、皇侃都认为“方”是“常”的意思，也就是说远游该有个合理的原因。可是，到了宋代，注家却有不同的诠释，例如邢昺却认为“方”是“方向”的意思，朱熹也附和此说。
两代注家所处的年代相距整千年，间中的人又怎么说？唐代的孔颖达对五经做过注疏，却没有注《论语》。可是唐代却是个重视孝道的朝代，甚至把孝编入律法之中，“十恶”之中的第七条即“不孝”，还列明不孝之罪和惩处的条规（《唐律疏议》）。像“游必有方”，“养亲”，“养志”这样的观念，唐人怎么会没有论及？
余历雄博士的文章从韩愈的〈太学生何蕃传〉与〈欧阳生哀辞〉二文入手，实是“以中唐社会视野下的具体个案为切入点，透过韩愈相关篇章之论述，辨析其对传统思想之继承与发展，并结合时代背景与个人际遇，以彰显韩愈孝德观之内涵”。这样的研究，当然有新意，而且有创见。
学术研究要“从小见大”。可是，这个“小”却不好拿捏。做研究者有时候会走捷径，只看一两篇文章就下论断。例如：看了白居易两三篇文章，便洋洋洒洒挥笔直书〈从某某文看白居易的佛教观〉。这就是画家朋友所说的不科学，犯学术研究之大忌。余博士的论文则不然，他是在通读韩愈流传下来的文章后，觉得这两篇文章极具代表性，可以作为中唐社会视野下的具体个案。题目虽小，视野却大，因此写出来的文章就有价值。通过散文来对读历史，了解在某个特定时代的某种观念，这种方法可以称之为“以文证史”，所以我说那是深具意义，也深具启发性的。
要走近古人，岂能不小心辩证，只图“有创见”就随意贯通古今？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6/0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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