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撰写有个特色，就是以人物的传记为主轴，通过个别人物的传记揭示一个时代的面貌。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最令人称颂的就是本纪、世家、列传等人物传记，尤其是汉代人物的传记，将之串起来就是汉代的发展史。
这个传统源远流长。如果要溯源，恐怕与中国人向来重视人物的品评有关。《论语》中便记载了许多孔子点评人物的短篇。其后一直流传下去，到了南朝，人物的传记已蔚为大国，不但作品量多，种类也繁杂，几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都会有人为之立传。
僧本来是舶来品，汉代虽有本土人士出家，但为数不多。可是到了南北朝，僧数越来越多，已经形成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文人作家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特殊的群体，在众多人物的品评之中，也给大小和尚立传。
材料显示，杂传中涉及僧人的有两种类型：一是专为僧人立传的“专传”；二是见于辅教之书的僧传。两者的编撰目的不同，前者是为记载僧人的高行而有；后者则是为了宣扬佛教的灵验、说明因果是实有的而写。后者的价值不高，因为当中穿插了不少稀里古怪的事件。
僧人专传的性质又可分为三种：“别传”以个别僧人为一传，“类传”将性行同类的僧人合为一传，“总传”则综合各类型僧人在同一部传记之中。
查考古籍，当时的僧人专传共有39部，不过其中大部分只存目、失传了。这里头别传居多，共有20部；类传其次，共15部；总传仅有4部。收录为别传的僧人包括安世高、佛图澄、支遁、法显、道生等；类传包括《东山僧传》《江东名德传》《庐山僧传》等按照僧人所处的共同地区的传记，也有《高逸沙门传》《志节传》《游方沙门传》等按照僧人性行的合传。
僧传有个发展规律——先有别传、其次类传、最后总传。早在东晋时期便有许多别传出现，察其作者，多是传主的弟子或友好，多为歌颂之作。类传也在东晋时期便有，至南朝转盛。不过这些类传所叙述的太过偏，所以价值也不高。
南齐王巾创立的僧人总传（《僧史》）的体制，到了梁代（502-556）才进一步落实。“综括古今，涵盖众德”的总结式的僧人传记到了梁代才真正出现。第一部总传式的僧人传记是宝唱的《名僧传》。慧皎的《高僧传》比较晚出，但因得以参照《名僧传》的体制与写法，所以做出了很大的改进，成为传世之作。
慧皎的《高僧传》符合中国纪传体的史学传统，得以流传后世并非偶然。今天我们阅读《高僧传》，就等于阅读梁以前的佛教史。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3/1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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