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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30日星期六

【333】发现儿童,也发现动物

心理学家说儿童的心理特征是以自己为主体的,他们的世界观都以自己为本位考量。当他逐渐发现身边还有他人的存在,学习如何去适应和调整时,表示他逐渐在成长。教育的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帮助儿童社会化。

用这样的观点看人类,人类最初也是以自己为主体,视外在的一切为待征服的对象。文明的进展让人类逐渐学会站在他人的立场考量,放弃以自我为本位的思考模式。17世纪,人类发现了儿童,不再把儿童当成“小大人”看待。“儿童本位”的思考模式提高了成年人对儿童的尊重,并为儿童的成长创造了更好的资源与条件。

两三百年后,人类又发现了动物。于是人们一改过去的心态,把动物当成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不再是自然界的附属品,他们也具有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是苏格兰裔的加拿大人汤普森•西顿(Ernest Thompson Seton, 1860-1946)。

西顿更为人们熟悉的身份是“童军”的创办人。但在文学的创作上,他开创的“动物文学”至今依然稳站文坛的一个重要席位。

“动物文学”并不是童话中会说话的拟人动物故事,也不是寓言中借用动物表达哲理那样的作品。“动物文学”要求的是作品能够反映动物世界真实、不为人知的一面,它需要作家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验才能落实。文学评论家刘绪源老师曾说“动物小说”不仅需要内心的真,同时也离不开外在的真,他说:“它的价值,首先在极端的真实性。不仅是它的作为动物生态记录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那巨大的审美价值,正是这种真实性、客观性中升华出来的,这是动物文学一个最首要的价值基因。”

童话或寓言,乃至民间故事不过是在利用动物来传达人类生活中的现象,却无法反映出动物世界的真实。“动物文学”则细致地描写动物的真实生活,让读者感受到动物也是具有感情、思想和智慧的生命体,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除了这些条件外,西顿小说的另一个主要特色是利用了悲剧的手法来为动物立传,折射出作者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的伦理思考。

例如《春田狐的爱》写了一只母狐如何为“家庭”付出她的一生。为了孩子,她不惜多番冒着生命危险到农场偷鸡;为了丈夫,她舍命陪着丈夫与猎犬斗智;最后她为了营救被猎人活捉了的小狐狸,不惜三次闯入农场。在营救不果后,她毅然选择毒死孩子,自己伤心离去……

多年前我听学生赏析故事有点类似的《金翅雀》。这是达芬奇的作品,故事写金翅雀营救被农民捉去的小金翅雀不成后,用毒草把孩子毒死。学生因而说:“这篇寓言揭示了那些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便去剥夺他人权力的错误行为。故事中的金翅雀认为自由重要,不惜毒杀孩子,没有征求得孩子的同意,便剥夺了他们生存下去的权力,这种行为是自私的。”我对这样的思考方式深感愕然,却没有能力改变他们的想法。

而今看了西顿的故事,由于情节真实,母狐的悲剧英雄形象又是那么鲜明,因此故事的主题是轻易感受得到的。像《金翅雀》般的错误解读是不可能发生在《春田狐》身上。

西顿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他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通过他所塑造的动物形象,读者自然感受到动物的优秀特质。读后,人们自然地会检讨对待动物的态度!这种不说教却有办法改变人类观点的创作,散发出的正是文学的美。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6/04/2014

2014年8月25日星期一

【332】甲骨文不是图画文字

看到小学三年级课文《图画文字——甲骨文》时,甚感兴趣。从题目看,这应该是一篇说明文,向读者介绍什么是甲骨文。要写好这样的说明文,难度很大,一来因为这是很专的一个课题,二来要如何作深入浅出的表达。

看了内容后,才发现文章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作者只是借题发挥,要介绍的只是汉字的造字法。结论中的一句“古人真不简单”也不是针对甲骨文的开创,而是古代汉字的发明人。

甲骨文是于1899年在河南安阳挖掘出来的龟甲或兽骨上刻的文字。被学者鉴定是殷商时候的文字后,人们不断挖掘,据甲骨文学者胡厚宣先生的统计,被发掘存世的甲骨片有十五萬四千片(《90年来甲骨资料的新情况》),数量庞大。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字刻在甲骨上?学界普遍认为那个时期社会依然迷信,无论大小事务,都会占卜,问过鬼神,然后将所问的事刻在甲骨上。就像《礼记•表记》所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那么大量的甲骨片,自然提供了众多的文字,据统计约有4500个单字,学者们通过比较猜测,解读了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的字。因此,我们相信,这比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之前就该有文字了。

根据学界的探讨,文字的发展规律是“图画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图画文字是历史上最原始,最古老的文字,顾名思义它是画出来的文字,如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字;表意文字在英语称ideograph,是由两个古希腊词组和,一是idea(概念),一是grapho(书写),直译就是“书写概念”。现在我们看到的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甲骨文,也是同一个系统。

文字学家梁东汉先生说:“早期的图画文字是图画形式的文字,它比后来的象形字更‘象形’,更多图画的色彩。”(《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我们看到的汉字(包括甲骨文),已经是线条式的文字,“图画形式”的文字并不多见。由于甲骨文数量多,我们因此推定它是已经接近成熟的文字,是有一套系统在运行着的。在甲骨文之前,中华民族应该还有一套或多套的文字系统,当然包括“更多图画的色彩”的“图画文字“。

把甲骨文当成是汉字的源头是不正确的,把它当成是图画文字,也有斟酌的必要。甲骨文的价值是在于它是出土的文物,加强了历史的可信度,也把中华民族使用文字的确证年份提早了近千年。

何以甲骨文那么迟才被发现?实际上,学界也提出质疑,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甲骨文应该发现得更早。例如北宋以來就不断发现商代的铜器,出土地点也在殷墟一带,因此在千百年前就有甲骨出土是有可能的。但大规模、有策略性、有系统性的发掘甲骨片,却一直到19世纪末才产生。

历史的探索是多变且有趣的,如果我们一直局限在教科书提供的资料,历史就变成了死的学问,学习的人也只能够瞎记硬背,仿佛就在咀嚼鸡肋般,既无味却又不舍得丢弃。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0/03/2014

2014年8月21日星期四

【331】古人不争今人争

小学三年级课本收录了一篇《图画文字——甲骨文》。有人提供了附加材料,说明甲骨文是于1899年由山东的古董商人王懿荣首先发现的。

这段文字有很多错误。首先是王懿荣(1845-1900)本人并非古董商,他出身官宦世家,精通金石学,曾三任国子监祭酒。八国联军之役拜京师顺天团练大臣,因不愿投降洋人,自杀殉国。

有关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说法,有不少文献支持。例如刘鹗《铁云藏龟》的自序(1904)说:“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价留之。”又如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说:“1899年,有学者名王懿荣,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了一块有字的龟板,见字和金文相似,就问来源,并许再得了有字的龙骨,他要,价每字银一两。回家研究所得,王廉生(王懿荣)是研究甲骨的第一人。”还有汐翁的《龟甲文》:“文敏(王懿荣)病痁(疟疾),服药用龟板,购自菜市口达仁堂。铁云(刘鹗)见龟板有契刻篆文,以示文敏,相与惊讶。文敏故治金文,知为古物,到药肆询其来历。言河南汤阴安阳,居民掘地得之。辇载衒鬻,取直至廉,以其无用,鲜过问者,云云。”

这些文字之中,尤其受到关注的是汐翁的。该文刊印于1931年7月5日北平《华北日报》。究其内容,多有疏漏之处,出得晚却记得详,故不为后世所重视。

后来天津学者王襄在1933年《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发表的《题所录贞卜文册》提到:“前清光绪己亥年,河南安阳县出贞卜文。是年秋潍贾始携来乡求售。”沿着这条线索人们发现早在1898年,潍县的古董商范寿轩来王襄家,提到河南汤阴发现刻有文字的甲骨,王襄友好孟广慧认为可能是古代的简策,于是促范寿轩前往收购。翌年秋,范寿轩买了一批甲骨带到天津,王襄和孟广慧各自收购了一些。其余的甲骨,范寿轩带到北京,又卖给王懿榮。王襄后来陆续在北京、天津购买到四、五千片甲骨,稍后还出版《簠室殷契类纂》。

王襄写过一段“马家店买骨”,后来收录在《王襄著作选》中,由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出版,还附上王襄的真迹。按王襄的记述,他是和孟广慧、王襄的弟弟著名印家王钊(雪民)、画家马景会(嘉桐)等人前去天津老城“西门外马家店”看甲骨片。这是很珍贵的一段史料。

何以王襄20年代出版甲骨文专著不提,后来却为文回忆?南开大学教授朱彦民分析得好,20年代甲骨学的研究还不成规模,对于谁先发现甲骨文这样一个问题,当时人并没有做多少追究。到了30年代,先后有一些论文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于是王襄就在这时候的一些题跋文字中将此事原委道了出来,是很自然的事。

实际上在早期的甲骨学者中,对于谁是甲骨文的发现者并没有多少在意之处,即使是王懿荣、王襄、孟广慧等也不立文字,而是待后人评说。郭沫若有段话甚有意义,他说:“此人(指加拿大人明义士牧师)颇以发现殷虚之第一人自负,库林(指法国人库寿龄)亦颇以甲骨之发现者自居,然事实上小屯之得以考证为‘洹水南之殷虚’是罗振玉氏,而甲骨之第一发现者则当为潍县之范商,更广义的说则当是小屯的农民。第一第二之争,殊觉是无聊的意气。”

古人不争今人争,这是饶有趣味的一件事。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5/03/2014

2014年8月15日星期五

【330】古文愈古愈难读?

马来西亚教育文凭华文试卷曾经选用一篇古文测试学生的阅读力,其文曰:

宓子贱治亶父,恐鲁君之听谗人,而令己不得行其术也。
将辞而行,请近吏二人於鲁君,与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贱令吏二人书。吏方将书,宓子贱从旁时掣摇其肘;吏书之不善,则宓子贱为之怒。吏甚患之,辞而请归。宓子贱曰:“子之书甚不善,子勉归矣!”
二吏归,报于君曰:“宓子不得为书。”君曰:“何故?”吏对曰:“宓子使臣书,而时掣摇臣之肘,书恶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辞而去也。”
鲁君太息而叹曰:“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乱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术,必数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几过。”
遂发所爱,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来,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于亶父者,子决为之矣。五岁而言其要。”宓子敬诺,得行其术于亶父。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魏家祥先生对此文的选用甚为不满,在某次会议中直呼我全名,问我对此事有何看法。我问其详。原来他觉得此文太难,考倒学生。再问何谓难易,他说近世如清代文章易,先秦则难。

上文选自《吕氏春秋》第18卷,文章流传极广,留给后世一个成语:掣肘难书。

文章叙事完整,说是宓子贱(孔子的弟子,名不齐,字子贱)受命管理亶父(鲁国地名)。他担心鲁国君王听信小人的谗言,让他无法有效管理亶父。于是他要求鲁君给他两名近身的官员随行。到了目的地之后,当地官员都来报到。于是宓子贱便让两名随行而来的官员登记大家的名字。岂知官员书写时,宓子贱却多有干扰,不时拉扯他们的手肘。两人无法书写,惶恐,请去。有趣的是,二人回去后投报于鲁君,鲁君竟然听懂宓子贱要传达的信息。于是他再次下令,明确告诉天下,亶父不再是他的,而是宓子贱的,他可以全权处理当地事务。五年后再向鲁君禀报政绩。于是,宓子贱得以安稳管理亶父。

魏先生以教育部高官身分问责,大有掣肘之嫌,就可惜身边没有宓子贱,无人告知斯举徒令出题者难书。

“先秦文章难,清代文章易”的观点也待斟酌。上文流传了两千余年,就说明有其流传价值。我们在马来西亚学习中文,应该坚持学习的是母语,而不是仅作为沟通用途的目的语。既要学习母语,其承载的内涵则不得不学。古文本就是最好的文明载体,绝非鸡肋之学。如果不能激发新一代学习古文,我们是保不住这最后一道堡垒的。

清代文章易?且录一则很有意义的清人轶事供诸君欣赏:

亭林先生貌极丑怪,性复严峻。鼎革后独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辄买媵婢、置庄产。不一二年,即弃去,终已不顾。而善于治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东海两学 士宦未显时,常从假贷,累数千金,亦不取偿也。康熙丙辰,余在都下,而先生适至。两学士设宴,必延之上座,三爵既毕,即起还寓。学士曰:“甥尚有薄蔬未荐,舅氏幸少需,畅饮夜阑,张灯送回何如?”先生怒色而作曰:“世间惟‘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学士屏息肃容,不敢更置一词。陆舒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两眼俱白中黑外。”非习见不知其形容之确。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6/03/2014

2014年8月10日星期日

【329】师心也要师古

学生主动办一个座谈会,探讨灵异事件,分别由四名同学找资料作报告。他们从四个角度探讨——宗教、民间传说、科学、心理学。

由于做好准备,报告过程还是颇精彩的,尤其是一些视频,还真满足听众的好奇。

不过,我对这样的讨论还是持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是他们所探讨的课题。庄子在《养生主》开篇就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意思是说:人类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却是无垠广阔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会很疲困。知道了还要汲汲追求,就会弄得更加疲困不堪。

庄子这番话,有两种极端的解读,一是断章取义,只取“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鼓励人们要努力追求学问,莫要辜负青春;另一是庄子否决学问,劝人不要浪费青春去追逐无边无际的学问。

我觉得庄子这番话是要我们懂得取舍,如果什么都要知,什么都要追逐,那肯定是很疲惫的。三千年前的人就洞悉这样的生活智慧,实在叫人赞叹!

类似的观点,在佛教也有。藏经里头收录了《佛说箭喻经》,内容大意是有人向佛陀询问“世间有常还是无常,世间有边还是无边”等问题,因为自觉这些问题困扰着他使他不能快乐。于是,佛陀打了一个譬喻说:“若有人身中毒箭,彼亲属慈愍之,欲令安隐;欲饶益之,求索除毒箭师”,可是这人却坚持不肯治疗,因为他先要知道射他的是谁,“要知彼人己姓是字是像是,若长若短若中,若黑若白,若刹利姓,若婆罗门姓,若居士姓,若工师姓,若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谁以箭中我。”此外还要知道弓是用什么制成的,箭是什么制成的……显然,当他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后,名都不保了。所以对于一些问题,佛陀是选择不答的。

我想释迦和庄子的这些观点,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的。如果不懂衡量轻重缓急,不知取舍主次,我们的确会很累。世间学问何其多,岂能尽学?取舍才是智慧。

第二,虽说学生用这样的方式自学,可以增长知识,起着积累学问的效果。但是稍加不慎,会起着反效果。他们被分配到一个任务,就从那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现在科技昌明,信息丰富易取,要找到相关的资料并不困难。于是学生往往随着信息跑,只抱着“拿来”的观点,有就用,自己反而不能筛选信息的真伪和主次了。一叶尚且障目,何况自己搜索到那么多的信息。

有论据支持自己,会造成自我的肯定。这种学习方式是比较偏向“师心”的,也就是以自己所思所想为依据,并作创意之说。这种学习方式很快会走到一个瓶颈,最终不是自我否决就是停滞不进了。

所以,我常鼓励学生在学习时不要只懂“师心”,也要“师古”,也就是要宏观的看待全局,以宽广的视野参考更多人所思所考的成果,在敬畏传统之中,消化古人的智慧,继往而开来。这样承续古人的智慧,才不致于固步自封,自我设限。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9/03/2014

2014年8月5日星期二

【328】给中学生上古文课

怡保师范学院华文科主任陈肇强讲师退休后,转任霹雳州非伊斯兰事务局的协调官员。本着关心教育的理念,他上任后便号召州内督学、师范学院讲师、多所华小校长、教师联谊会等单位,联手炮制一项“中小学华文教学公开课”的活动。

我很荣幸地受邀主持这个活动,并给中学生上了一堂公开课。

所谓“公开课”,指的是上课给老师们观摩,并接受大家的评点和意见,以探讨教学的有效性。这一次的公开课,怡保区约有150名教师参与。

公开课并不只是上一堂课给大家看那么简单,还要给老师看到一些不同的教学概念,并通过实际的教学验证成果。

我这一次上课的对象是深斋独立中学的初中二学生,共十六人。

我采用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教学法——让学生通过自学读通一篇古文。

在导入时,我单刀直入地让学生知道宋人好发议论的写作风格。我通过李白和苏轼的两首诗歌——《望庐山瀑布》和《题西林壁》来说明这个特点。然后,我要学生想象宋人写“游记”会怎么样写?由此而切入课文——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

为了试验我的教学概念的可行度,我故意挑了一篇难度较高的课文。在中国,此文收录在高三的语文课本。现在我面对的却是中二的学生。

具体的教学时,我先朗读课文,让学生有个初步印象,知道王安石此文有叙也有议。

下来,我派给学生一份习题。这份习题是理解题,学生通过课文和我提供的简单注释尝试回答六道与课文内容有关的问题。例如褒禅山和慧褒禅师有什么关系,答案有四个选项。学生先自行作答,然后再组合四人一组,在小组中核对答案,并寻求共识。最后,我与他们讨论正确的答案。除了一题出现不同答案外,其他的学生都能够正确回答。

第二回合,我再派给每名学生两张卡片,卡上写有四个与课文内容有关的说法。这四个说法中,有一个是错误的。我把这个错误的答案也圈了起来。拿到卡片的同学要在组别中大声读出卡片的内容,然后让同学们猜猜哪个说法是错误的。这一回合,我完全抽身,不与他们讨论内容,而由他们自行交流讨论。因为已经提供了答案,所以他们可以很有信心地作交流。一组四人,每人两张卡片,本来是该设计八道题的,但是我故意留下一个空白页,让学生自行根据课文内容写下四个句子,其中一个句子的说法是错误的。书写时,不可以抄原文,要用白话文来表达。

完成了这两个回合的交流和讨论,学生基本上理解了课文的内容。这个过程中,没有进行挨章逐句的讲解,也没有进行翻译的工作。学生尝试阅读文章,陌生的词语我都提供注释,他们通过问题的引导,自行尝试捕捉课文的内容。

初步理解过后,我才和学生探讨课文内容。重点是王安石如何通过游记发表议论,以及议论些什么。学生都能够说出要成功,必须要“有物、有力和有志”。再对比之下,他们也能够说出三者之中“志”最为重要;没有“志”,有物和有力也是徒然,就像王安石游褒禅山一样。

最后,我再让学生说说生活中哪些事项的学习也牵涉这三个条件。

我感到欣慰的是,学生都跟得上我的构思,最终完成任务——读懂《游褒禅山记》。一旁观摩的老师也纷纷认同这种方法。

原来古文并不是那么难读。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2/03/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