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不能与不为

孟子引起齐宣王对行“王道”的兴趣后，进一步地鼓励他这么做。但是，齐宣王倒迟疑起来，认为自己无法做到。于是孟子告诉齐宣王，他之所以不能成就王道，是 “不为也，非不能也”。齐宣王却搞不通“不为”与“不能”有什么不同。孟子便进一步解释：如果叫一个人挟着泰山跨越北海，那个人说：“我不能。”那的确是 “不能”。但是如果叫一个人为长者折根树枝，那人也说：“我不能。”那就是“不为”，而不是“不能”了。

清代的彭端淑写了一篇劝子侄努力求学的文章，也是在阐述“不为”与“不能”的道理。他举了一个例子：话说四川偏僻的地方有两个和尚，一个富有，一个贫穷。某天，贫穷的和尚告诉富和尚说他想要去南海普陀山朝圣拜观音，富和尚感到很惊讶，便问他打算怎么样去。穷和尚说他只要带着随身物就够了。富和尚不禁揶揄他，说他已经筹备经年，打算租赁船只过去，却还是不能成行，穷和尚斯举无疑异想天开。可是，事实却是：穷和尚用了一年的时间，成功踏足普陀山，了却一桩心愿。

穷和尚的成功是在于他肯去做，富和尚的不能成功，是在于他没有去做。说穿了，就是这么简单。穷和尚没有想过“不能”，只知道“为”；富和尚只想到 “不能”，所以始终“不为”。因此，彭端淑的结论是精辟的。他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无论是孟子或彭端淑都好，都点出了做事情的关键之处——有心去做，则事情便有成功的可能；不肯去做，则一切都免谈了。

学生求学何尝不也是如此？我给中学生上古文，他们最初都因为陌生而感到学习上有困难。但，难得的是他们肯学，愿意学。一年下来，即使我不先讲解，让他们看一篇古文，要他们猜猜文章写些什么，他们都能说出一个梗概。可惜后来反而是负责老师担心他们学习不来，另择名师指导，我只好慨叹：“不为也，非不能也！”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09/2007

[12] 孟子的辩才

《孟子•梁惠王上》有一段文字经常被摘取当中学教材，并另题篇名为《齐桓晋文之事》。篇名是仿效先秦儒家篇章只取开头句的作法，例如《论语》第一章开头句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于是篇名便作《学而》。因此对于题目没有必要仔细辨析其含义，免受误导。

齐桓公、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之中的两人。齐宣王有意仿效他们成为一时的霸主，所以在接见孟子时，开头就请孟子谈谈二位霸主的事迹，希望从中学习。孟子毕竟是辩论高手，不落入齐宣王的话题中纠缠，并马上化被动为主动，直截了当地告诉齐宣王说孔子的门徒都不谈春秋霸主的事，所以他对此一无所知，要谈就谈“王道”。

于是，齐宣王便只好转问该如何行“王道”。孟子的答案很简单，他说只要能够“保民”的就是行王道的仁君。这便引起齐宣王的兴趣，追问像他这样的君王，是否算“保民”？孟子斩钉截铁地说算，这倒叫齐宣王对他的肯定感到奇怪了，便追问下去。孟子于是搬出齐宣王曾经“以羊换牛”祭钟的故事作证。原来孟子来之前已经做好功课，知道齐宣王曾经因为看到部下牵牛去祭钟时，不忍心见到牛吓得发抖而让部下把牛给放了。可是又因祭钟的仪式不可以废除，只得让部下换只羊代替。齐宣王的这种做法当然是可笑的，但是孟子却煞有其事地表扬他，且怪老百姓不理解他的作法。这么一来，可正触及齐宣王的“伤口”，便虚心请教何以老百姓不能谅解他。

孟子这才说明老百姓其实是没有错的，因为如果真是同情牛而放生，那么羊和牛都是一条命，齐宣王以羊换牛，本质上又有何分别？这可把齐宣王更陷入窘境而想知道原因了。最后孟子才徐徐道来，说这就叫“仁”，因为君子对于禽兽，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所以他们住的地方都要远离厨房；而今齐宣王见到牛发抖而不见羊，故以羊换牛，这正符合君子的心态。

孟子这么一提，齐宣王便告释怀，在不自觉中，思维完全受着孟子的话语左右，更虚心请教“王道”了。

孟子的成功即在于善于捕捉对方心理，投其所好地引对方跟随自己的想法，进入自己的话题之中。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8/09/2007

[11] 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送东阳马生序》是宋濂晚年（1378）所作。宋濂，《明史》有传，被誉为“（明）开国文臣之首”，因为明初的官方文书、礼乐制作多由他主裁。他曾经受诏主持《元史》的编纂工作，不过《元史》历来受到的评价不高，因为朱元璋下令编纂前朝历史，带有太强的政治目的，在一年之内就完成，过于草率。清代学者钱大昕便讥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序”是一种文体，古代写文章赠送友人称“赠序”，这篇文章即是宋濂写给当时一位励志勤学的青年马君则的。

写文章赠予晚辈，当然会多加勉励。宋濂这篇文章就是如此。作者觉得马生勤学好问，与当时的年轻学生大有不同，故作文给予表扬和肯定。文章是先写作者本身的经历，说明当时学习的艰辛。作者年少时学习环境欠佳，即连生活基本条件，也是窘困不堪。他回忆说当年穿的是粗布麻衣，吃的但求能充饥，“无鲜肥滋味”可谈，为了学习还常要背着书箧、拖着草鞋行于深山巨谷之中。名师和书本是学习中不可或缺的条件。作者生活条件差，无从买书，只好向他人借书看。由于都如期归还所借的书本，因此作者可以“遍观群书”。看书当然也要作笔记，写下重要的材料，当时没有复印机，作者只得手写笔录，即使天寒地冻，手指僵硬了，还是坚持不懈，以便在归还书本前能看完。至于拜师学习，作者得到百里外去请教先贤。向师长求教时，作者是毕恭毕敬的：不但“立侍左右”，老师给予指教时，更是“俯身倾耳”细听；遇到老师叱责时，就更加谦恭，“不敢出一言以复”，待老师欣悦了，才再请示。如此刻苦的学习，“卒获有所闻”。作者学业有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坚持实践自己的理想，对同学的优厚生活条件，从不羡慕，他说：“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作者反观新一代的学生，吃的穿的都不必担忧，有官方和父母供应，学习场所也是豪华大宅，不必再出外奔走。书本学校里头都齐备，即使是老师，也是学校所聘， “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的。所以作者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文章写得很好。我中学时读后印象深刻，觉得学习就是该当这样刻苦的。至于对待老师，我也是仿效作者所言，绝对尊重老师，而且毕恭毕敬的。因此，我也“卒获有所闻”。不过，“读者之心”是千差万别的。老师读了，或许会深为认同；学生读了却说宋濂是过时的老古董。据说有大学生在老师午休时硬闯府上请示，老师颇不悦，并问他是否读过《送东阳马生序》，学生反而感到委屈不已，说老师以古文压人。

宋濂采用的古今对比方式，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手法。让读者在比较之后懂得珍惜当前所有，并学习他人的精神和长处。可是，现代的社会风尚却不喜欢比较，不喜欢听到别人有多好、怎么好，觉得那是对自己的一种讽刺，一律加以排斥。“岂他人之过哉？”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1/09/2007

[10] 意念与形象

我们分析文章，往往从三方面着手：言、意、象。

“言”指的是文章的语言。语言除了要表情达意外，还得精心锤炼与取舍，并组织成优美的文句，琅琅上口，让读者有往下看的兴趣。“意”指的是文章的主题。主题除了要言之有物外，还得出类拔萃，不落俗套，既道出他人所没有说过的，也说出他人所不曾想到的。“象”指的是文章所塑造的形象。“象”除了要鲜明具体外，还得兼顾与文章主题的联系，让读者在感受到具体的形象的当儿，也深化对主题的认识。“象”有时候也称为“境”。有象无意的文章是肤浅的，只图博君一笑，无甚深意；有意无象的文章是艰涩的，一般读者恐怕不能意会，看了不留印象。

明乎此，我们就不奇怪为何《论语》、《老子》难读，而《孟子》、《庄子》大受欢迎。孟子和庄子都是说故事的能手，他们善于将深奥的哲学命题通过诙谐有趣的故事表达出来。例如孟子说的“五十步笑一百步”，就深刻的揭示了人们只会往外看别人的弱点却不懂往内反躬自省，在笑话他人的同时其实自己也正犯上同样的毛病。庄子的“庖丁解牛”，也深刻的揭示万物皆有其规律，不谙规律者只会处处碰钉，明于规律、服膺自然者则游刃有余，无往而不利。

有句成语叫“受宠若惊”，《汉语大词典》认为出处是欧阳修的《辞特转吏部侍郎表》，这是就当今词义而寻出的源头。其实，《老子》第十三章载：“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这句话更好的诠释为何“受宠”也要“若惊”。因为在老子的眼光看来，“宠”和“辱” 是孪生兄弟，“得宠”的当儿其实也就是“受辱”的开始。世人不明于此，所以常常竞相争宠，博取出位。其实若不按凭真本事，一切巧取只会带来更大的耻辱。

然而，老子的这一段话却不好懂，因为只有“言”和“意”。能通过言而得意者寥寥无几，所以历来就很多通过“象”来说明这种论点。例如《法苑珠林》便收录了《冤魂志》的一则有关如意的故事：如意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但却不是吕后所生，而是戚夫人的儿子。长子是吕后所生，被立为皇太子。由于戚夫人得宠，刘邦屡屡想废太子而改立如意。只不过因为群臣的反对，刘邦只得将如意策封于赵。刘邦驾崩后，吕后便采取报复行动了。她先把如意带回长安，以残酷的“拉刑”将之处决，又将戚夫人的手脚肢解，称她为“人彘”。

听老子的大道理，没有多少人会领悟；看戚夫人的故事，没有多少人会不为之动容，引以为惕。这就是“象”的奥妙。

可是，古人却也说“得意忘言”，“言”尚该舍弃以得意，“象”就更加不必说了。这时阅读的层次问题。窃以为要真进入学术殿堂，恐怕尚得以意为重。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5/08/2007

[9] 作者之心，读者之心

作者之心指的是作者创作的原意图，读者之心指的是读者看了作品后的理解。

时代距离越久，抑或作者资料越少的古文，越难读得懂。或更确切地说，更难读懂作者的创作意图。于是，对于这样的文章，我们只好以作者之心去领会，解读出来的不一定是原作者的意思，可能是读者的再创作。

喜欢创作的人，看文章比较喜欢用读者之心去看，往往不求甚解，但有所得就是。他们或会断章取义，或会曲解作者原意，然而他们并不会在意，因为他们但求实用。例如唐代大家柳宗元的寓言散文《黔之驴》，就被一些人解读成是“摸着石头过河”之道。他们解读这篇寓言的角度是放在老虎身上，认为老虎在没有弄清对方底细之前，存有恐惧心理，但是它敢于试探，从最初的“稍出近之”到后来的“往来视之”、“近出前后”、“稍近益狎”，以至“荡倚冲冒”，待驴子漏了底之后，便“跳踉大”。这个过程在在的说明老虎是以实际行动逐步摸清驴子的底细，才大胆果断地攻击对方要害，致敌于死地。这种解读方法是“经世致用”的，对读者深有启示，但恐怕不符合“作者之心”。

《黔之驴》本是柳宗元的《三戒》之一。他在序中明确指出：“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诚然作者是冲着那些没有本事，却凭靠外力来逞强，乃至胡作非为的小官僚而写作的。带有很强的政治现实的针对性。在《黔之驴》一文中，作者在文末说：“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表面上看，作者似乎同情驴子的遭遇，骨子里却是讽刺那些徒有其表，却不知自量，或是没有考虑清楚自己的实际能力，或是为环境而忘记了自己，轻易便搬出仅有的伎俩来唬人，结果反而是招致杀身的祸害。

可见作者之心和读者之心有时候是有距离的。作者写作时，或局限于时空，所以其内容仅作针对性的阐述。然而，由于取材具有普遍的价值，历久而不衰，读者在阅读时，是可以针对现实而作出新的诠释的。不过，在解读中，我们还是倡导要先阐明作者之心，才进一步联系现实，阐明读者之心。这才不至于借古人过桥，张冠而李戴。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8/08/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