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7】表扬要适中

大型公开课后，有老师告诉我：“中国老师很会表扬学生，学生回答问题后，都会被称赞。相对的，本地老师就不会这样，好像很吝啬赞美的。”我和潘新和教授谈起这点，他不以为然。他说表扬要适中，太多便泛滥，失去它应有的意义，对学生没有帮助。我非常赞同。

表扬是针对学生的表现给予肯定，让他们有信心继续学习。如果不慎落入“过度表扬”或“不当表扬”的误区，变成毫无分寸的赞美，恐怕要形成反效果。不说孩子们听了虚假的赞美失去感觉，还会错误判断自己，不但会以非为是，泥沼深陷而不自觉，严重的还会失去抵抗不完美的能力，没有赞便失去了动力。

我在课堂上常看到的是学生一回答问题，老师就叫全班同学给予掌声，即使那只是一道常识问题，即使学生的程度本来就中上。其结果是：掌声时而夹带着发泄的声音，时而疏疏落落，有气无力。表扬不起效果。

某次一名师范生教《一只贝》，讲一只贝如何熬出珍珠的可贵过程。老师过后让学生分组讨论，读懂课文后会联想到什么人。分享时学生有的说想到父母，有的说老师，有一位男生却说是“男朋友”。老师感到好奇而追问，学生扭扭捏捏说不出个所以然。奇怪的是老师竟给予表扬，说他善于思考，有独特想法。真要这样吗？

教师的表扬，会使学生以此为根据，认定是可以努力的方向。常有教师投诉新课程推行以来，学生变得牙尖嘴利，言不及义。或许这也是教师的疏忽，在课堂上不自觉地释放出过度或不当的表扬，助长学生乱说话的坏习惯。学生胡乱发言，没有针对问题讨论，是不宜表扬的，免得他们养成不思考便发言的坏习惯。Critical thinking 和 effective communication不是这样训练出来的。

“表扬”和“鼓励”看似相近，却有区别。表扬是一种肯定，鼓励则是提高学生的信心，是他们勇于尝试。不值得表扬的便不应给予表扬，如果想勉励，可以这么说：“这个尝试还不错，不过……”把立场给说清楚，让学生学会分辨是非。

我个性严谨，即便是脸书上的帖子，我也不随便点赞，以免错误传递信息。某次看到一个帖子，很多人赞，发帖者说他是敢发他人所不敢发之言，但内容涉及民族间的敏感处，而且个人猜测多于客观阐述。这样的帖子不但不宜流传，点赞都不应该。所以我看到几个学生纷纷点赞，快点私信和他们讨论。

脸书是公众发言的地方，岂可发不负责任的言论？课室也是如此，是大家共同学习的地方，不要把它当成游乐场，疯言疯语，只求逗趣。

《星洲日报·东海岸》29/09/2019

【佛36】祈雨

1996年，我任马佛青总会副会长。那时我在马来亚大学读硕士班，住在八打灵。

某天傍晚，我接到一通电话。是位男性青年。他说他是通过佛青总会秘书处得到我的电话，要和我提个建议。我当然乐意聆听。

我忘了那时候是不是已经有烟霾的威胁，只记得对方和我说的是祈雨。

他建议马佛青应该和其他宗教团体接洽，来个特别的宗教仪式，祈求上天降甘露。他说这是一个有利于社会的贡献，也可以让大家齐心面对天灾。

我问他会有效吗？他说这个不管，最重要是大家齐心面对问题。何况佛教相信共业，说不定心诚则灵呢！

我告诉他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科学已经解释了下雨是怎么一回事，并非什么神灵操控的。雷公雷婆雨神风神，都是神话世界的虚拟角色。我认为马佛青总会不应该这样做。

我感受到他很关心马来西亚佛教的发展，更关心马佛青。他继续游说我：“其实我也知道这些，但是宗教必有其神秘的一面。我们主动这么做，是要提高社会对马佛青的认识，知道我们和社会问题紧密结合，是关心社会的。我们在乎的不是效果，下不下雨是一回事，但是我们的主动却会赢取他人的尊重。”

我却不识趣地再反驳：“关心社会有很多方法，也有很多管道。马佛青近30年来的努力，都是在提倡正信的佛教，尤其是让青少年有更正确的宗教观，认识佛教的本来面貌。我真不认同我们要如此做。人的认识很奇怪，如果我们真的祈雨，恰好又下了雨，很多人就会认为很灵。这就助长了'求人不得而求神'的风气。就好像乩童出‘真字’，写了可以猜测的四个号码，一千人凭自己的解读去买字，结果当中有一两人中奖了，社会还是会认为乩童很灵。马佛青不需要建立这样的形象。”

他又辩说如果马佛青不做，其他佛教组织或许就会做。我说无所谓，他们做，我们或许会随喜，但是在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组织，我们却不希望辜负委托人对我们的期望。最后他说这么严肃的课题，带上会议上讨论比较好。我说秘书处既然叫您联络我，就是信任我可以妥善处理此事，就算我带上会议，我还是会坚持反对的。

对话不欢而散。

转眼20年过去了，我还是觉得我做得对。

“渐修顿悟”系列之36
20/09/2019

【216】有经验和无经验

本周欧联足球赛，阿森纳和法兰克福对垒，阿森纳客场3比0完胜。令人意外的是，决定比赛的竟然是一名18岁的青训小将——萨卡（Bukayo Saka）。全场比赛，他打进1球，送出2次助攻，主导了阿森纳全部进球。

这让我想起球王梅西（Lionel Messi）。当年他到西班牙踢球才13岁，而且荷尔蒙生长素分泌不足，身高只有4尺半，不被看好。15岁他代表青训队出赛，锋芒毕露，打入37球，是赛季最佳射手。第二年加入巴萨罗纳，但没有球进账。17岁，他逐渐崭露头角，数年内成为国际球星。

当年如果教练不敢启用梅西，今天阿森纳不让青训队成员踢球，会有球星冒起吗？球星并非天生，也不是一天培养得起来，他们要有足够的机会磨练，还得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月前，国内大型公开课后，一名同道用轻蔑的口气说：“国内无人吗？怎么让一个教龄不到半年的老师上阵？”在学校上公开课，也有老师追问：“为什么让新人上阵？我们参加公开课，就是希望从中学习，看资深老师传授教学技巧。”这是观点和视野的问题。

我经常强调我们的公开课不是示范课，所以不能把它拿来和部长说的“录制优秀教师的课给其他老师看”等同看待。我们是在提供课例，让老师们有教学案例可以参照，据此反思教学的效度，促进专业成长。严格说起来，我们要探讨的课例，好坏并不重要，只要有人认真教学，就是最好的素材。教师该借他人来反观自己，而不是希望可以借鉴名师的教学，何况经验本来就不可复制。

我在国内推广公开课迈入第七个年头，出了个厉害的郭史光宏。作为一个培训的团队，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一人。教学本来就是大家的事务，要由大家来成就。光宏以外，我们还得培训更多人，就像足球场上得给青年机会一样。如果球队不注重提携后进，日后将面对青黄不接的窘境。

任何一个团队的操作，都必须打造不同年龄的梯队才是健全的。要给无经验的人磨练的机会，以便吸取经验；没有这样的磨练，终难成大器。

《星洲日报·东海岸》22/09/2019

【佛35】我和嘛嘛档没有缘分

记不清童年时是否有嘛嘛档的存在；我的童年从没有光顾过，这倒是记得很清楚。

中学时骑脚踏车去补习，下课后时而会结伴去夜宵，不过都是在华人的粉面档口。吃了东西就走，且次数很少。

可能是没有“坐下闲聊”这样的习惯，往后的日子我和嘛嘛档无缘。庆幸的不是没有在那边消费，而是没有把时间消磨在那边。中学时接触佛学，知道戒律中有“不绮语”①一条，即不说闲杂、言不及义的话。初学佛的那个年代对戒是很执着且遵守的，渐渐的便养成了习惯。

上大学时，中文系同学之中有“四点喝下午茶”的习惯，我却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因此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喝，不过肯定不是嘛嘛档。嘛嘛档似乎是大学毕业后才流行的。我回马大读研究所时，知道马大邻近的几家嘛嘛档生意旺得很。其中，最多的顾客就是大学生，他们喜欢三五成群到嘛嘛档“浦”，从家常聊到国家大事。

80年代中期，和继程法师一道认识了林福南，我们都很喜欢他推广的“喝中国茶”文化。继程法师此后更是茶道的中坚份子，从茶叶到茶壶样样通，和他见面一定要呷一口好茶才算数。即便当年我常和法师一块儿，大伙儿结伴喝茶时，我一定是那个话最少的。

90年代，我到了关丹，接任彭亨佛教会总务，和何振森居士解下“同事”②缘。我们都没有嘛嘛档喝茶的习惯。这是不利团体的，尤其难以和年轻人“浦”在一块儿，以致难于栽培后进。可是，真要如此随俗吗？我执着的是我付不起“时间”。

而今步向老年，我还是如此。嘛嘛档文化总离我很远。要我滔滔不绝，恐怕只有递上话筒那一刻。

某次主持一项活动，和何捷老师、光宏一同下榻一个单位。第二天讲座时，何捷老师竟然爆闺蜜的隐私：“昨晚我们三人在一起，我一直在旁聆听黄博和光宏对话。他们谈了整个晚上，话题除了教学以外，还是教学、教学……这太无聊了吧？”

我就是那么一个无聊的老头儿。

注：
① 不绮语，十善戒中列为四口业之一。有多种解释，《大乘义章》卷七：“邪言不正，其犹绮色，从喻立称，故名‘绮语’。” 《成实论》卷八：“以非实语、实语而不以时、实语以时而随顺衰恼、实语以时而言无本末义理无次等皆为绮语。”《瑜伽师地论》卷八：“绮语之别称有非时语、非实语、非义语、非静语、不思量语、不静语、杂乱语、非有教语、非有喻语、非有法语等。”由于“绮语”一词汉语中也广泛使用，如苏轼《海市》：“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意思是华丽、多藻饰的文词。因此现今大多解释为“花言巧语、轻浮无礼不正经的话语”，然而比对梵语sambhinna-pralapa，其意思要更广，包括闲杂语、不相应语、无益语、无义语等。
② 佛教四摄法是布施、爱语、利行、同事。我这里的“同事”指共同为佛教事务劳心劳力。


“渐修顿悟”系列之35
13/09/2019

【215】两个年代的教学

一位资深老师向我反映：怎么现代的学员不会制作教具？看他们教书可轻松得很，进课室什么都不带。

我告诉他时代不同了，以前的确很重视教具，我也看过学员特别带个洗衣篮装教具带入课室教学。现在的学员比较会用电子器材，例如制作ppt，效果还是一样，时间却省了不少。说他们教学轻松则不然，因为他们把时间耗在备课上，认真思考教什么、怎么教，把脉络梳理清楚，构思完整。还没有经验的老师也要花不少时间在这方面的。

这不禁让我想起初出道的憾事。当年我教中学华文，三年下来，学生都习惯了我的教学。当我离开时，一位刚毕业的师范生接替我的教学工作。两年后，我遇到该校副校长，他告诉我新老师辞职了，因为学生不买他的账。副校长甚感可惜，因为那是名很用心的新老师，只是他把力气用在不对的地方，每天耗很多时间写卷板、制作词卡、句卡，深夜都不眠休。

我上课没有教具，顶多是附加的印刷材料，自己抄写在蜡纸然后油印的。我备课的时间也很长，同屋的耀德老师看到桌上堆满书，什么《说文解字》《成语词典》都有，打趣说看我这样认真备课，他也想上我的课了。

我和新老师的差异，是源于我们毕业的学校。我是大学教育系的，他是师范学院的。大学毕业的确实不太会用教具，粉笔和黑板是最常用；师范的则不同，他们很会制作教具。90年代我视察师范生实习时，他们都是如此，即使是简单的一个词卡，也会绘上漂亮的插画，如画一只兔子握着词卡，人见人爱。据说这样会增添上课的趣味，所以代代相传，乐此不疲。学员也养成根深蒂固的概念，讲师来看教学，一定要有大量的教具。

我是不鼓励他们这样做的，教具实用就好，要讲究的是效果。对学习效果帮助不大的，可免则免。时间很宝贵，用在一方面就等于失去了时间，无法兼顾其他事项了。再说花俏的教具如词卡，会转移学生的注意力。某次上课时学生目不转睛看教具，过后还举手发问。老师正高兴学生有反应，岂知学生却问：“老师，乌龟是您画的吗？很美哦！”老师差点晕倒，原来他目不转睛是在看乌龟，而不是听他讲课。

我参与编师范的课程时，类似的技术性操作都没有进入课程。我们要学员好好解读教材，选定教学重点、难点和对策，安排好教学流程，讲求教学效果。一堂好课，必定是高效的课，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完成学习的任务。教具只是辅助性的工具，用得好则锦上添花；用不好则雪上加霜了。

《星洲日报·东海岸》15/09/2019

【佛34】佛学班给不到我的

这当然是事后孔明之谈。当年若没有新的刺激，我或许一辈子也看不透。说天空就只有井口这么大的青蛙，若不跳出井口，怎知道天有多大？

1978-84年间，我几乎每个周末都是在太平佛教会度过。尤其是周日佛学班，我可花了不少心力去经营。我喜欢去那边多过到学校。中六我转读文科，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想把周末留给佛学班。

且待我细说从头：
1978年7月，我开始到佛教会教周六补习班和周日佛学班（佛学班穿插学校科目，尤其是三语和数学）。1979年佛学班学生理事会改选，我被选为秘书，时年15++。主席本来是经验丰富的老将，但她自继程法师赴台后便少踏足佛教会，职位由副主席代理。副主席和我都是新手，她年纪比我还小，性格更内向。接任主席后，反吓得她少到佛教会了。就因此，我得兼顾主席和秘书职务，还好一直有蔡天保老师从旁指点。翌年我接任主席，负责策划和执行佛学班的事务，长达四年。

毋容置疑的是佛学班促进了我的成长。高中后，若遇到过去的同学，他们都会惊讶我的蜕变，说那个羞涩腼腆的小男孩长大了。

1984年我离开太平到吉隆坡求学。其后，我和继程法师创办“大专佛青生活营”，展开了五年的合作。静坐七、大专佛青佛法研修班、精进静坐七、加行静坐七、般若佛学研修会等活动，都是我们联合开创的活动。1985年我担任马大佛学会主席，1992年接任彭亨佛教会总务。回首这一段学佛因缘，有大专生的佛学活动、严肃的修行、海内外的考察、各形式的宣教活动、佛教学术探索……无限感恩，也无限庆幸。

当年若只停留在佛学班，我还真活不出精彩。我不过是猴子，山中没有老虎才侥幸当大王。无论视野、理念、目标、方向，我都欠缺。星期天还肯上课的，大概都是较平凡的学生，成绩优秀的都不会到来，更罕见有学生会把佛学班当学习平台的。我之所以呆下去，靠的是坚持和一股傻劲。如果持续下去，我始终只是一枚好棋子，协助佛教会执行任务。那么多年来，我见过不少为了佛学班勤勤恳恳服务的，但时代在转变，墨守成规恐怕最终演变成刻舟求剑。

我不是否定任劳任怨地服务，毕竟“总得有人离开，也得有人留下”。我只是觉得学佛的起步该以“增上生”为目的，要怀抱明天会更好的理想！我们承担的是续佛慧命的责任，弘扬佛法要继往也得开来，才能永续经营。因此，即使留下服务的，也要不断求变，让佛学班发挥其功能，承担其培育佛教人才的职责。

唯有不断学习，才能确保自己和他人的成长，不至于原地踏步。

“渐修顿悟”系列之34
06/09/2019

【214】学语文也学文化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不是汉族？这不是危言耸听，也非研究者为了成名故意夸大的说法。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蹇长春《白居易评传》都具体论证，白居易的先祖确实是西域胡人。

论证这点有什么意义？陈寅恪先生认为，在中古时代，种族的区分主要在于文化，而不在于血统。这可说得铿锵有力！莫砺锋教授在“百家讲坛”中也说：“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各民族融合而成的民族大家庭，汉人也好，龟兹人也好，都是构成这个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白居易自幼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哺育，他又用优美绝伦的诗歌创作充实、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他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然后，他又引证元稹是鲜卑人后裔，刘禹锡是匈奴人后裔，以说明怎样才算是真正的“中华民族”。那些只讲血统，只在乎国籍，只讲外在造型的，应该好好反思。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思维：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即使在国际汉语的教学原则，也必提到“语言文化相结合”。这个观念在国际间是不被接受的，所以孔子学院常要被质疑。海外归来的马来学生便坦然告诉我们：“我们只学语文，不学文化。”这是非常明确的立场。大英帝国当初把英语带到全世界，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英语的确是不谈文化的，即使有那也不过是通俗的普世文化。

倘若作为母语学习呢？中文的学习可以只学语文，不要文化吗？我们现在接受的很多思维都是西方的，到底是“西体中用”①还是“中体西用”②已分不清了。尤其是年轻一代，虽然说着流利中文，但其思想基础是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孔孟老庄对他们倒是陌生的。

和我们一样热衷推动母语教育的徐冬梅老师，对此是敏感的。我在温州和干国祥老师同课异构唐诗《春江花月夜》后，她和我谈“诗教”的问题，希望可以合作探讨如何教学生古诗、古文学。我知道徐老师是考虑到新一代若完全接受儿童文学，他们的思想基础将会是一个问题。

看着香港青年拿着英美国旗唱“天佑女王”和“星条旗”，我的感触特别深。这是身份认同的一个问题。你可以不喜欢中国政府，但是你不需贬低自己的民族与文化吧？所以，在母语的学习这一块，我始终坚持文化和语文是密不可分的。

注：
① 李泽厚在<漫说西体中用>一文中说："在把现代‘西学’全面了解、介绍、输入、引进过程中，在判断、选择、修正和改造中使之适应和运用于中国的各种实际情况和实践活动中，即是‘中用’。把‘西体’用到中国，是一个艰难的创造性的历史进程。
②“中体西用”是指在清朝末年间的洋务运动所主张的基本思想，是指以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制度为根基，引进并应用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的想法。这一思想也陈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星洲日报·东海岸》08/09/2019

【佛33】我是佛学班长大的

1978年已经很遥远，但是从那年开始的经历，却始终萦绕脑际。

那一年，我中二，机缘巧合下，我到了太平佛教会。从此以后，我星期天一早就到那边报到，傍晚才回家。Priority！是的，周末的优先权给了佛教会。朋友约打球，对不起，我星期天不得空；爸爸叫我代出席婚宴，我说我要去拜佛。从没预料过，这样的一种习惯，造就了日后坚韧不拔的性格。40年过去，我若没有其他要务，星期天我依然跟佛陀报到。

太平佛教会给了我什么？

其一，我学会了担当。到佛教会后，我便当上佛学班老师，学生理事会秘书。其实，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有涉及任何团体活动，到学校上学放学、补习考试……日子就是这么过。若非佛教会，我的青少年生涯会是苍白的。

到了佛教会，恰逢一班学长因继程法师赴台而不再到佛教会，我这廖化得到佛学班主任蔡天保老师的赏识，鼓励我接手很多工作。不会的，他教我；我想试的，他给机会。在那边五年，我从寂寂无闻的初中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佛学班领导，一直到我大学毕业，“黄先炳”依旧是佛学班的代码。

到马大求学第二年，有学长来游说我接任马大佛学会主席，我没有推辞；向继程法师建议开办大专佛青生活营，师父把球抛回给我，我也便接了；成立般若佛学研究会，我是在大年初二坚持要同侪开会；到了关丹后，何振森居士找我当彭亨佛教会总务，我便空降接受重任……“勇于承担，敢于负责”不知何时已经根植我心。这一切是太平佛教会给予的。更重要的是，太平佛教会孕育的我，情感是归向佛教的，而不是单一组织。所以我身在哪儿，那里的佛教会就是我服务的地方。

其二，我学会了交际。在学校，我的朋友圈很小很小。儿时玩伴，就只有长辉。后来学校董事长的儿子竟成为我的好朋友，他从市中心的住家步行到我家一起玩儿，过后邀约我到他家去玩儿。卡片足球等新奇游戏都是从他那边学会的。初中，强华、文海、斯闻先后教会我去市区看电影，如何不买票进场，坐一号位，乘坐Sapu车……这些都是学校同学留给我的记忆。如果童年只是这些记忆，会不会是一种缺憾？

到佛教会后是开拓了另一个世界。上至和前辈沟通，下至教小学生，我都经历。最初，我在那边和陌生友人说话也会脸红，腼腆得很。后来却可以承办大型活动，呼风唤雨，是佛教会给了我舞台。前辈王振教、许来成、黄增金等大居士，当时会俯首和我们这些小辈沟通，教会我们如何带组织。看着现在年轻一代不愿意加入社团，我心戚戚嗟嗟！

那段青春时期，我自然也接触过很多异性朋友。到佛学班的大多还是女生，当年用摩托载女生是常有的。在佛教会这样的圣洁环境下，给了我和异性正常交往的机会，不会一头便栽进拍拖谈恋爱，我庆幸！

回首来时路，有的只是感恩！而今，我也乐于打造这样的学佛环境给新一代，希望他们的青少年岁月也不留白。

“渐修顿悟”系列之33
30/8/2019

【213】谁还在乎使命感？

一名老师向我抱怨，说校长不让他教华文。我很惊讶，因为他的华文造诣很好，如果教华文，是可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让他们爱上母语！

他又说，校长说现在强调绩效，谁还在乎使命不使命，只有才毕业的杏坛新手才会在乎。这让我更感惊讶，但细想这样的说法又在情理之中。移民后代在所居地久了，必然产生这样的思维。这或是产生新的更宏观的使命感，或是成为向现实妥协的一群。

我不由得想到香港的年轻人，我不议论他们的对错，但长期的示威，我们看到乱相百出。您说他们是在肩负新的使命吗？我倒是觉得他们的思维中只有“两制”没有“一国”。他们拿着英美国旗游行，唱衰中国。这留给中国思考的问题是更大的。请不要骂他们忘本，这是所在地熏陶出来的思维。

我国年轻一代也常被骂“很马来”，这恐怕也是历史的必然。他们在学校受的教育，他们在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价值观，都让他们有了新的思维。他们大多向现实看齐，以新的价值去应对生活。校长在教育界久了，他知道摆在眼前迫切要解决的是上司的指示，不是什么民族使命感。华教？在特定的场合跟着高呼就好，是不能当饭吃的。

我国华小毕业生，上了高中还报读中文的，已经少过一成。有人发起拯救华文运动，高呼“华人学华语”。我是反对这样的做法的，年轻人叛逆，你越喊他们就越往反方向走。你倒不如像闻一多般叱骂“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你也可以高呼“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以期望他们“绿成翡翠”、“绣成桃花”。你真要坚持使命，下场会和屈原一样。

社会的思潮是种共业，自有其运行的规律，不容个人意志来扭转。强行为之，则要落个骂名，什么不自量力、螳臂当车、食古不化都来，如果再固执，则会获赠“中华胶”牌匾一枚。

不认命的，还坚持要有使命感的，一定要另辟蹊径，寻求新出路。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俗话说“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不努力就连失败都不会有”，集中力量，通过母语的学习向他们灌输新思维，培养他们的语文素养，让他们发现自家语文之美、之大、之宏，主动挑起薪尽火传的责任，这或许还可以保存母语头上那片蓝天。

《星洲日报·东海岸》01/09/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