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自由的教育

我在温州听过苏羊谈她开办的雁山学堂。回来后，我告诉同道有个奇女子，因为女儿不能适应教育体制而自己办学，以给孩子更大的自由。后来我发现太低估了她，雁山学堂虽源于一个孩子对自由的渴望，可是现在却给了更多的孩子感受到教育的自由。

常人的印象中，教育就是在学校里头进行的，有老师教，有学生学，最重要的是每年有成绩单派发。苏羊觉得教育可以不一样，她说：“教育难道不能像我们生存其间的大自然那样：有大树，也有小草；有勤劳的蜜蜂，也有整天无所事事飞来飞去的蝴蝶？难道不正是它们的彼此差异才构成一个精彩纷呈、多元的世界吗？”

凭着这样的理念，她倡导“向自然和内心学习”的观点，让老师和孩子处在平等的地位，一同去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在大自然的熏陶下学习。

传统上我们都要求孩子学习正确的政治观，要敬畏领袖，相信权威。教育是从上而下的灌输工作，孩子的学习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可是，这个“美好”却只是一些坐在冷气房里的人按照自己的经验构想出来的精英教育，忽略了更多孩子的需要。于是，我们的教育都采取了淘汰制度，适者才可生存。

按照官方的模式跑的教育是体制内的，走出了这个框架就被称为体制外的。可是，教育不是强调自由，重视创造吗？怎么能要教师只在体制内游走？我是反对这点的，所以有官员把我判为体制外的才释然，我也因此落得坦然。其实，不管体制内体制外，最终归结的还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需要。我们要看孩子在受教育后，到底学会了什么，养成了怎样的一种生活观。

像雁山学堂这样体制外的学校，常有人要担心学生未来不能跟社会接轨。苏羊说得好：“我们和孩子共同学习和追求的，是人类最美的那些品质：善良、勇敢、独立、自由、宽容……还有智慧。拥有智慧，就会知道在这个喧哗的世界里，自己要的是什么，知道自己前行的方向，并且勇敢且优雅地接纳这个世界与自我的所有不完美。”

我退休后，或许也到雁山学堂当义工。

《星洲日报·东海岸》25/12/2016

【72】比萨的争议

比萨者，PISA是也，全名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它是由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每三年举行的一项大规模测验，目的在评估15岁青少年的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

比萨评比的内容虽然涵盖三个领域，实际上每一届的评比，只是针对一个主要学科。例如2009年以阅读为主，2012年是数学，刚公布的2015年评估则以科学为主。

比萨的试题，并不只是单纯地考核学生的知识面，更重要的是检验考生是否具备参与未来社会所需的素养。因此，“生活化”和“应用”是比萨评比的两个关键词；思考、判断和自学能力是评估所重视的核心能力。例如2015年的测试，经合组织采用了全数字化的测验，考生需要通过机考来完成答案。在内容上，虽然重点考核的领域是科学，但除了对学生掌握的科学知识进行测验外，同时也加入了对考生合作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以测量考生对学习的态度、方法和能力，要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像科学家一样思考问题。

比萨的作用，就像主持测试的施莱歇尔博士(Andreas Schleicher, 1964-)所言，它就像一面镜子，帮助接受测试的国家检核自己的教育措施是否跟得上国际的步伐。它们可以通过和其他参与测试的国家对比，了解自己国家的教育体系和质量水平，并通过借鉴获得由领先国家在教育领域所展现的优点和创新，划定属于自己国家的更完整的国际教育蓝图。

这样的理想并非完美的。前年，便有80名世界各地的教育专家联署致函施莱博士①，表达他们对比萨推行的忧虑。论点主要是因为经合组织是以经济挂帅的单位，必然以经济发展为考量点。教育却是超越功利的一项大工程，除了国家经济发展，还有更多源自个体发展的事务待开拓。比萨会造成各国争相按其测试方法调整教育政策，甚至在抽样的测试之中催生一些精英，忽略了整体的教育发展措施。

我觉得比萨是有其作用，起着参考的价值。例如我国教育部因为参考上海过去两届排名第一的经验，提倡高阶思维的教学和考试，就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但是，排名毕竟是一个游戏，是在一个固定的框架里头完成的，不能太过在意，更加不能短视得只是追逐一个虚名。

《星洲日报》19/12/2016
注①：有关信件可以在网上找到：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4/may/06/oecd-pisa-tests-damaging-education-academics

【71】恼人的哥巴特

“哥巴特”是戏言，KBAT的音译词，正确的称呼是“高阶思维”。最初引进这个概念时叫HOTS（Higher-order thinking），据说牵涉到版权的问题，所以改用国语简写KBAT(Kemahiran Berfikir Aras Tinggi)。

怎样才叫高阶思维？思维又如何划分层次？

1956年芝加哥大学总结了一项教育科研，这项研究由布鲁姆(Benjamin Samuel Bloom 1913-1999)博士所领导，把完整的学习归纳为三大领域(Domain)：认知(Cognitive)、情感(Affective)、行动(Psychomotor)，而每一领域又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学习层次。其中，认知领域的六大层次最广为各国采用，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这六个层次分别是：识记、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2001年，这个学派作了修订，Anderson and Krathwohl把后面两个层次改为评价和创造，并把分析、评价、创造三者并列为高层次思维。

我国教育部推行高阶思维就是采用布鲁姆的这套理论，只不过，我们的高阶指的是第三个层次（应用）以上的。

网络的普及，知识已经是所有人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取的，不再专属少部分精英。今天，只要上网，任何人都可以获取一切的知识。因此，教师的角色，早就从传授知识转为引领学生识别知识、应用知识、评价知识。

国际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在21世纪初所开创的PISA评比，就起着引领各国教育的作用。这个评比以15岁学生为对象，测试的不是学生的记忆和理解，而是如何搜集和判断信息，并进一步正确统整、诠释的能力，进而还要看学生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如果将之与布鲁姆的认知系统比对，这就是高阶思维的需求。

一般人听到“高”就会想到“难”，然后自我矮化的认为我国的教育水平还不能往这个路线走，大声呼吁要符合国情。这是个错误的理解。例如孩子看了一本书，我们问“里头写了多少个角色”是属于识别性题目，“这本书写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是理解性的题目”，“你认为作者如果不这样写结局会不会让你对故事有更深刻的印象”属于评价性问题。这三道题哪一个比较难作答，哪一个对学习比较有帮助？如果作为考试，第一道题不会就是不会，不管如何绞尽脑汁还是不会答；第三道题，如果学生认真读过那本书，一定会有他自己的看法，让学生学会表达自己的看法，远比要他们模仿作答来得重要，这不更符合时代的需求吗？

高阶思维不只是指向考试，更重要的是指向现代教学的走向。“死记硬背”已经过时，如何搜集、统整知识，进而辨识真伪、做出正确的诠释才是现代教育所要做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11/12/2016

【70】不要再伤害学生了

小学检定考试成绩（UPSR）公布后，马来同事传来东姑阿斯玛蒂博士(Dr. Tengku Asmadi bin T. Mohamad)的评论。向来有比较正确的教育观的东姑，竟然也质疑教育制度的经常转变，认为这会“伤害”学生。我对这个说法感到惊讶。

科技的发达造成世界瞬间万变。我们生在一个10倍速爆炸成长的时代，谷歌每个月处理的搜索，10年前就已经高达27亿次，现在则是1670亿次。美国在10年前公布过一个数据，人类制造出来的信息量一年就相等于人类过去5000年制造的。10年前，社交网站MySpace的用户高达1亿6千万人，如果它是一个国家，就是世界第11大国；如今，Facebook已经取代MySpace，活跃用户高达22亿，是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这说明知识不但高速翻新，而且已经普及到人人可随时随地轻易获取。地球上发生过的秦皇愚民政策，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裁策略，乃至语言文字只专属少数人的事件，已成为不可能再发生的历史。网络世界甚至流传，现今大学生进入第三年，会发现前两年所学的内容已经过时。可见教育如果一成不变，会是怎么的可怕。

教育早就不是灌输知识的过程，教师的角色也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消化知识的引领人。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若十年如一日，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国家跟不上时代。我国1983年推动小学新课程，1993推动综合课程，2003综合课程修订版，2011标准课程，2017标准课程修订版，就是要应运时代的发展。

教育的变革，不只是改变课程，还要改变教材、教法和评估法。我们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对教育价值的错误判断，把整个教育的价值押在考试成绩衡量上，再根据考试成绩划定名校、名师和精英学生。一旦成绩衡量准则有了转变，甚至改变了考试的模式，这些名校、名师就要失去了努力的方向，有所失落。孩子的确成为牺牲品，但并不是因为他们考不到全特优，而是他们成了满足大人虚荣心的工具。

评估是教育工作至关重要的一环，但评估不只是为了筛选人才，还包括测量学生学习的进度，鉴别他们的能力。我们实不该只把焦点放在排名次的考试上，然后据此断定孩子们的学习能力和进度。

《星洲日报·东海岸》04/12/2016

【69】别太在乎学业成绩

六年级会考的成绩，由教育总监亲自公布。这是标准课程推行后的第一年考试，形式和架构都有不同，虽然总监呼吁各造不要和旧制度做比较，但是社会还是一片哗然。罕见的是连马来社会对此也起哄，大家尤其在意考获全特优的考生从去年的38344（8.65%）人降至4896（1.11%）人。

为此，考试局局长亲自上电视节目解说，并报告了教育部企图改革教育的意愿。可是，一些教师和家长还是不死心，一直追问为什么教育要改革，为什么要把学生当试验品，为什么教育部玩那么多花样……一名副校长更直接表明他来自名校，今年竟然没有考生考获全特优，叫人难以置信。

我觉得难以置信的是大家的反应。我们都成了考试的傀儡了，一切以考试成绩作为衡量成败的标准。一旦考试被废除，竟然会认为学习没有了动力，努力没有了方向。

我在想如果我国也向中国看齐，师范毕业生要自行去学校申请教职，请问董事部和校长们，你们会聘请怎么样的毕业生当老师？只是看他们的成绩？一等文凭的优先录取？我想正常的领导层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深知优秀的教师不一定就是那些成绩优异的，他们还要看多方面的能力和学识。这样的就业要求我们都晓得，可是在学校，我们却一直让一种很荒谬的游戏延续下去——追逐成绩，认为成绩就代表一个学生的学习能力。

UPSR成绩公布时，我问一名马来家长，为什么她为孩子的5A1B成绩而忧心？她说因为这个成绩会影响她的孩子申请寄宿学校。我再问她现在全国只有4896名考生是全科特优的，那么是不是说有很多寄宿学校将要关闭了？相信6A才是优秀生的认知，是马来西亚的教育氛围制造出来的谬思。

再说“名校”，如果只是凭会考成绩来断定名校，这和大学排名以一等文凭的多寡来断定是一样荒谬的！谁在乎哈佛一年有多少毕业生考获一等文凭？大家只在意哈佛培训出具备怎样的能力的大学生。

考试局局长说得很清楚，会考成绩只是测量孩子们的学业表现，在标准课程推行时，教育部早表达了改革教育的意愿，素质教育比成绩重要。考试局也推行了校内评估考试（PBS），指南中包含了四个细项——校内教学评估（PS），中央考试（PP），体能与课活评估(PAJSK)，心理测量(PPsi)。因此，六年级会考成绩公布是四项成绩的个别报告，家长应该全面看待孩子们的成长，而不是只看中央考试的成绩。

我赞赏考试局的表现，希望他们会坚持改革。我也希望学校校长和老师及早做出调整，应运新时代的挑战。

《星洲日报·东海岸》27/11/2016

【68】向大师致敬

星云大师在新山建了一座新马寺，今年六月间启用。上周，我受邀过去那边给当地教师主持一项“专案式教学”工作坊，并讲演“生命教育”。

抵达道场，我还真不信我的卫星导航器。道场就在国光二校隔壁，建筑宏伟，却不是传统的寺庙建筑，更像是一所教育中心。

在妙森法师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里头的建筑和设备。每间课室都有互动式电子白板，这是许多学校所向往却还没有办法拥有的，充分展现大师过人的视野。

星云大师建设的道场一向强调“八宗兼弘，僧信共有。集体创作，尊重包容。 政教世法，和而不流”，这所新建的道场就有此宗风。取自十方资源建设的道场，功用也回向十方。里头除了大雄宝殿外，还有人间佛教图书馆、儿童图书馆、文化音乐厅、佛教故事馆、禅堂、美术馆、贵宾和大众寮房等，适合办各类型文化、教育、宗教活动。偌大的斋堂，更让来参加活动者不必担忧餐饮。大师之伟大，一如他所倡建的宏伟道场。

此外，大师培训出来的僧众，平易近人，表现出“僧信和合”的风范。我们一介白衣，此番还是前来给不是会员的教师主持教育课程的，却也受到上宾式的接待。

佛光山倡导“八宗兼弘”、“尊重包容”，寺院除了宗教活动外，文化、教育等活动也受到重视。这次我谈的“专案式教学”，是一种新式教学模式，希望佛教教育可以因应时代需求作出调整。前来参加的教师也有非佛教的信徒，佛光山一样欢迎他们前来参加，各取所需。多元民族、多元信仰的我国，就是需要这种没有信仰偏见的文化，彼此携手齐办公益活动。

建设人间佛教道场，本来就是要利惠群生。大师以他的精神感召，为我们建设了这样的道场，方便大家打造和合互利的社会。在正规教育场所之外，这样的场所肩负起推动非正规教育的职责。

感恩大师，致敬大师！

《星洲日报·东海岸》20/11/2016

【67】多用行动代替争辩

我们反对应试教育，但却不反对考试。搞教育的人都知道，测评本来就是教育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是验收成果的必需手段，只是我们往往因短视而误解了考试的形式和作用。这好比人人都知道健康很重要，但有些人不断强调用保健品来换取健康，不愿意在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中去调养，短期内或许效果显著，但长远却未必如此。急功近利和浮躁磨耗了考试的意义，也破坏了教育的价值。

对于热衷促销保健品的人，你怎么可能劝阻得了？在利益的冲突和浅显的视角下，劝阻的结果就要变成敌对。我的学生常会面对这个问题。他们毕业后到学校执教，常要埋怨学校环境无法让他发挥，考试像是紧箍咒般掐紧他们，使他们不得不低头。

我不会责备向压力低头的一族，因为压力不是人人可以从容面对的。我只是提醒他们不要怨，要更努力用行动来加强自己说话的底气。没有实践的成果，一切的说法只是漂浮在理想之中。理想只会让人钦佩，不会叫人信服。行动换回来的成绩才可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言语争胜负根本就不重要。我的学生群中虽然没有多少个是一等荣誉文凭的，但他们在职场的表现却始终是第一等，这才是我引以为荣的成绩。

生活的历练告诉我，真理不是争辩回来的，言语或许可以让人低头，但却不能说明实质的问题。所以，我一向不善辩，更不愿意辩，我更喜欢用有限的生命去多做点东西，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想法的正确。

少年时读印顺导师的传记，读到他初到台北的经历，多番的打压，频仍的抨击，和尚就只用“我要弘法”来代替争辩。当年似懂非懂，而今历练告诉我这是智慧，是真理。当人家还在争论这个政策好不好，那个方法对不对时，我已经通过行动告诉你它们到底可行不可行，该如何舍短取长，更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世间本来就没有完善的政策，没有绝对的方法，但看我们如何实践，做得好才是真正的好。

（新山佛光山新马寺）
《星洲日报·东海岸》06/11/2016

【66】同心协力办好华教

我应彭亨华校董事联合会的邀请，给州内华教领袖讲课。我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

我常给学生演讲，也给一线老师演讲，甚至也给家长演讲，但对学校的董事，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沙巴亚庇是第一次，这是第二次。大家都为华教服务，勤勤恳恳捍卫民族语言和文化，希望新生代可以继续使用母语学习，本来就该多沟通与交流的。

有朋友却调侃我：学校董事会听你的吗？他们一向高高在上，认为他们才是学校的主导。我不禁莞尔，多大的成见，多消极的看法啊！

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重点是有不同的，只有虚心去了解他人的问题，易位思考，才能有同理心。如果一切都是站在自己的本位思考，视一切为理所当然的、应得的、必得的，不愿听取他人的苦衷，这就会陷入僵局。问题始终还是问题，无法解决。就像一些老师始终不明白校长的难处，常在网上调侃校长、讽刺和谩骂齐来，把校长视为是大恶人般的，只会阻挠自己的努力。这是一叶障目的看法，拥有很大的偏见，于事无补。

我反对人家公开发牢骚，就是因为这样的做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衍生其他的问题，让彼此的关系因此恶劣。此外，假想有恶人阻挠，还障碍我们换角度思考，成为我们无法行动的最好理由。高速大道也要避免过于笔直，免得车祸频繁，人生道路何尝不也如此？有障碍是正常的，要能学习如何克服障碍，把障碍转化为助力，才能帮助我们前进。

对待官方部门，何尝不也如此？我们想要的，他人不见得就会认同，这时候，我们的责任是说服他们，让他们知道你要的的确是很迫切的。这一关一定要先把持好。倘若秀才遇着兵，才来想用兵的方法解决，不要一遇到阻力就亮出武器要厮杀，这样往往只会把问题搞砸。

我国华裔是世界上唯一在中国境外保留用母语学习的民族，可否百代千秋继续下去？那就得靠华社各个领域的人是否彼此了解，同心协力了。

《星洲日报·东海岸》30/10/2016

【65】考倒了老师

学校考试后，我也会跟学校老师一样忙。因为常有老师询问语文知识的问题。最初我很耐心回答，但是后来发现不妥，因为回答过后对谁都没有帮助，只是满足了“考试”的虚荣心，让它觉得自己很公平而已。

老师问的问题如：叫学生构词，学生写“玩泥沙”是否可以，因为这是短语不是词？“小鸟在树上”是不是完整的句子，因为标准答案是“小鸟在树上唱歌”。词句重组，“爸爸给我送了一棵小树”可以吗？标准答案是“爸爸送了一棵小树给我”。用“丰富”一词扩写“甲骨文充满古人的智慧和想象”，可以写成“甲骨文充满古人丰富的智慧和想象”吗？标准答案是“甲骨文充满古人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等等。

我说这样的讨论对谁都没有帮助是因为考生填写答案时是无意识的，他们不过信手而写，却让批改卷子的老师忙成一团。老师阅卷时得判断学生的答案是否正确，有时还得翻遍辞书，问遍专家，为的就是给学生一个“公平”的分数。

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一，学校的考试为的是什么？二，语文该怎么考？

教育部举办的统一考试是总结式考试（summative assessment），目的是要区分学生的程度，鉴定他们的不同能力。鉴别过后，教育部有责任为不同程度的学生准备不同的课程，帮助他们成长。总结式的考试有一定的出题模式，要考多少题，涵盖面多广，难易度如何分布，题目如何设计等都要考量。该思考的是：学校平时的考试，是不是也要跟着这样的模式进行？

学校考试应该是形成式考试（formative assessment），目的是要测试学生是否跟得上学习进度。如果跟不上，老师要采取什么步骤去应对，帮助学生学习。因此，形成式考试基本上是按照“老师怎样教就怎样考，学生怎样答老师就怎样调整教学”的模式而设。

辨清考试的目的，我们再探讨语文该考什么。像上面所说的考题例子，到底是考语文知识，还是考语文能力？语文知识是小学生该学习的吗？这样的考题，对学生的语文能力有帮助吗？辨识词和短语，词句重组，真可以测试学生的语文能力？

认真思考这两个问题，才能打开语文教学的新页。

《星洲日报·东海岸》23/10/2016

【64】静下来才能学习

我应邀到一所学校演讲。到学校时全校师生齐聚礼堂，约有数百人。礼堂却是寂静的，静得没有人想发出声音来划破这一刻的安宁。大家手捧一册，在静静的阅读。数百人目标一致打造出来的宁静，叫人感动。这是学校推行的“持续默读”活动。

让学生静下来，让学校静下来，教育的价值才能体现，这是多年来我们坚守的信念。我们发现要让学生动起来并不难，而且人人做得到；要叫学生静下来才难，尤其是静下来后还能启动思维，静心思考更难。

当初提出这个信念是反潮流的，大家都认为现代的学生好动，学习就不能静，要他们动起来才能投入。于是，课堂教学要唱要跳，学校活动要多元，各类型的比赛接踵而来，一切都要在热闹中度过。

为学生开办的假期生活营，也都要充满动感，不断让各种活动刺激参加者的感官。某次生活营结束后我旁听工委们的检讨会，有人说：“这次的活动不够嗨，我们会接手承办下一届的，到时候会让大家玩更刺激的！”营会期间又唱又跳，游戏把大家都泼得像落汤鸡，面粉把脸涂得像戏子，这还不够刺激？

2009年我们开办“儿童阅读营”，也有不少习惯动态学习的学生表达他们的不满，他们要“玩”的欢乐营，不要读书。我们不妥协，也坚持了下来。几年后，我们看到了逆境中的清流，阅读营成为学校乐于承办的活动之一。

老祖宗很早前就告诉过我们：“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我是佛教徒，修过止观法门，对从止到定，定到静，静到安，安到虑，虑而后能得的学习过程是完全相应的。

平心静气，思维才会沉淀，才会认真去思考问题。这个“静”，还得要起于“止”，也就是先有一个方向。要学生静下来说难不难，施予高压手段还是可以看到的。但要学生平心静气，主动乐于静下来，专注在他想做的事情上，就得先给他们提个方向。所以，我们千方百计向学生推荐书本，吸引他们打开书本来阅读。当学生养成静下来看书的习惯，老师的职务便轻松多了。

《星洲日报·东海岸》16/10/2016

【63】发发牢骚好吗？

初执教时，我和几位同事住在一起。闲时聊天，话题都围绕着工作，不过大多数时候是怨声载道。不是上司如何如何，就是同事那样那样，再不然就是学生这般这般，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习惯。跟着下来，就是寻找平衡方法，或是游山玩水，或是玩牌打麻将。

所幸还有几分慧根，察觉这样的生活太过行尸走肉，没有意义。于是告诉自己我得改——不再无病呻吟，而且更加投入工作，用行动平衡自己。数十年下来也就成了习惯。人家说这是散发正能量，我说这不过是常态。

人家说情绪总要找个缺口才能平衡，我不反对，但我不苟同要宣泄才能平衡。哭加哭还是哭，当大伙儿都哭时，就要有人笑，撑着个场面，才有化解悲伤的可能。

劝过一些学生不要习惯于埋怨，他们却反驳：我已经很苦了，难道连仅有的发泄权利也要剥夺？对于情绪化的言语，我只能保持沉默。

我并非要剥夺他人发泄的权利。我只是觉得这样的发泄于事无补，而且还会助长自己内心的不平衡。朱德庸画过一副四格漫画，主角埋怨这个，埋怨那个，仿佛全世界都亏欠他。第三幅图难得静止下来，第四幅图却高举双臂：“我抗议没有东西让我埋怨！”

如果找个知己倾诉，那还好；现在网络普及，有人竟然选择上网诉苦。你发泄完了，感觉松了一口气，可是被你提及的人，却可能不会跟你罢休，闹个没完没了；又或是被别有居心者发现，如获至宝加以渲染，结果引发了另一个大课题，你却成了始作俑者。

我的一名学生受了委屈，在脸书上发牢骚，结果被转载报端。不公平的待遇见报了，事件并没有引起关注，倒是掀起另一场小风波。本来的小事情，却反而因此滚大，使他更加难平衡。发泄是没错的，但把他人也卷入其中，而且公开发表，只会让自己招感更多苦恼，何必？

多付出，少计较，以行动化解不平，处处都是蓝天；边做边骂，想要以宣泄来填补不平，就常要面对反弹，叫你应接不暇。生命有限，时间珍贵，妥善的利用吧！

《星洲日报·东海岸》09/10/2016

【62】走出悲情

刚过去的一周假期，老师们怎么过？

已经毕业六年的光宏说：“十天假期匆匆过去，明天又要开学了。十天，四场儿童阅读营，充实得挺要命的。”他一放假就驱车去巴生，在兰花园给老师们培训，以便主办两场儿童阅读营，一场是本校，一场是瓜雪的。过后他又到适耕庄、关丹协办阅读营，一连九天，没有间歇。

还在学院的柔茵说：“一整个假期都在跑阅读营，错过了庆祝朋友生日的机会、睡觉睡到自然醒的幸福、实习期喘气的空间，有时候都想敲自己的头，骂一句‘是不是傻’!”

没错！这是典型的傻瓜作风。

二十多年前，我就告诉我的学生，师范学院是傻瓜培训营，我们在训练一批批的傻瓜到学校去服务。我的学生很认同。自此以后，他们称自己是小傻瓜，称我是大傻瓜。今天，傻瓜依然是傻瓜，不同的是，小傻瓜变了大傻瓜，大傻瓜成了老傻瓜。

不过，两个年代的学生①的傻气是有不同的。

以前，我们的傻气更多是悲情。当时面对许多教育被扭曲的歪相，我们既感无奈又无助，只能咬紧牙关撑下去。我现今到教育局或学校去演讲时，不时会见到早期的毕业生，他们依然有当年的傻劲，不过已经是学校领导和骨干教师。一方面我为他们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却有一丝丝的歉意。骄傲是他们的斗志不减，初心不移；歉疚的是当年我自己对语文教育的认知也不足，只能让他们在体制下拼斗后做出妥协，为应试而打拼。

数十年的琢磨后，我们开始走出悲情，找到更好的出路。当年的不满和慨叹，激励着我们逆风而行，在这样的挑战下，战斗力减一分都不行。多年的努力后，我们走的不再是逆向，因为成果已逐渐为大众所接受。一场革命，早在温柔地进行着。

我们回归母语教学法，我们打造优质学习环境，我们建立学习共同体，我们跑码头，我们走向人群……这一切，靠的依然是傻劲。没有丰厚的回酬，没有荣耀，有的是看到更多孩子的笑颜，更多老师的热情被点燃，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若说有，叫我们付出的唯一代价就是——私人的时间被剥夺了。

但是，能够以热情点燃热情，以生命影响生命，这一切，还是值了！

注：

①  这里指的两个年代是以师范升格为大专后开办的教育学士课程（PISMP）为分界。

《星洲日报·东海岸》02/10/2016

【61】让思维多点激荡

我应马华教育咨询委员会的邀请，给他们策划了“马来西亚小学华文教育展望”的教育研讨会。本来以为只是办一场的，后来却变成“巡回演出”，在东西马前后办了七场。

“研讨会”这个概念，对我国小学老师还很陌生，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参加汇报会、讲座、培训营、研习营、座谈会等。即使参加过研讨会，留下的印象和参加一般的讲座也相差不远。国情使然。

我在南京留学期间，有次奉师命参加一项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者不过二十来人，主题演讲后，活动分组进行。小组成员各自报告自己的论文概要，每人只有15分钟，不得不简明扼要、直入正题。过后的讨论时间，比报告时间多三倍，与会者或是提问，或是评议，没有浮夸，不需客套，就环绕课题而谈。这样的会议，你不必迁就听众水平，花时间解说概念，你只需把你的研究成果报告出来，再听听其他专家的意见。他们也是不是这个专业领域的，但以他们治学的经验，还是可以提出相当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事项。

我很希望把这样的风气带到马来西亚，提高大家都理性思维，多做学术探讨。所以，当受邀策划这个研讨会时，我始终坚持：一要专业，讨论的各个课题都要环绕研讨会的主旨进行，而且紧扣教育理念进行，不要在技术层面打转；二要互动，先进行分组讨论，尽量让老师们都有机会开口说话，也给其他人机会作出回应，最后才作综合性交流，让大家知道各组谈些什么内容。

因此，我们的研讨会是构建一个平台，先让学有专长的老师发表他们的工作报告，启动其他老师的思维，让大家的思考聚焦，然后各自抒发自己的观点，作出回应。我告诉参与者：“研讨会没有标准答案，你来了，你听了，你看了，你想了，你说了，就很好了！当然，你回去后，可以做得更好。”

最初提出这个设想时，委员会的很多人都反对，几次会议下来，都在要不要这样做里头打转。最后是张盛闻副部长力挺，研讨会才顺利举办。七场研讨会后，是不是达到理想？我认为是有的。虽然在会上可以提呈工作报告的老师不多，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办下去，相信以后有更多老师可以在研讨会上发表自己的工作心得，做个视野开阔、自觉、有反思力、有方向的专业教师。

《星洲日报·东海岸》25092016

【60】笑对江湖

我在脸书更换了头像，用了一张吐舌头扮鬼脸的猴子照片，乐坏脸书友，哗笑不绝。一名资深校长却给我留言：“颇有笑傲江湖之气概！”我赶紧回复：“傲则不敢，但从事教育工作者，不能没有笑对江湖的勇气！”

其实，大家都知道孩子们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没有多少人真相信考试代表一切，文凭是万灵丹。可是，在一个所谓的“现实”的奴役下，大家甘于就范，乖乖低头。当老师的，无权无势，更要受到各造摆弄支配，上司、各级官员、同事、家长等不一而足。

我写过好些散发正能量的文章，一些同道看了，还是不胜唏嘘地说：希望上级看到了会改变，不然……也有人穷追猛打，坚持教育要改革，就必须从政策上改变；政策不改，教师们自发的行动不但徒劳，而且还增加负担。结果，致力改变的我们反而成了怪胎异种。

好些年前，我读到倡导人间佛教的印顺导师谈释迦牟尼，说佛典中称他所处的迦毗罗卫如何富裕是假的，真相是它不过是两大强国的附庸，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使释尊当上国王，也拯救不了民族国家。所以他要另辟蹊径，寻求一条可以解放全人类的道路，出家修道后最终成为人天导师。“另辟蹊径”四个字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这样的认知，使我很容易体会鲁迅说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圣人教门徒的“山不来就我，我便去就山”；乃至近代佐藤学教授走进学校，改变教师的“由下而上”的教育改革。面对一些我们权限范围以外的事务，我们岂能就此认命，坐以待毙？此路不通，就另辟新路；路，是人走出来的！

我们都教学生要有毅力，要勇往直前，但是如果连自己都无法抗压，要如何引领后进呢？持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气概是要有的。教师越清楚教育的本质、所服务的对象、努力的方向，脚下的一步就会越稳健。我们并非倒施逆行，为什么不能勇敢、从容地面对种种刁难？

面对学生，我们可以低头；面对指责，我们应该冷对；面对困难，我们必须笑对！

《星洲日报·东海岸》18/09/2016

【59】一年级的考试

有老师给我看一年级的考题，是阅读测试题。篇章近百字，读后回答七道问题，其中有“写出小老鼠当时的心情”，还有“小老鼠最后发生了什么事”。这是本试卷的第22-25道题。显然，这是按照UPSR的考试模式出的题。

看了以后，我想起我的学生实习时的教学。那堂课，他教汉语拼音，教学目标是辨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本来，要确认学生是否能够辨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学生拼读，例如读出po和bo，de和te等；可是，我的学生在考查时，却是让学生根据所派下的汉字，要求学生读准字音。这些汉字包括坡、播、得、特等。考查方法与教学重点不一致。学生如果不会答题，或者无法读准字音，是因为他不认识那个汉字，并不是不能把握送气音和不送气音。

同样的道理，UPSR考试最大的转变是重视阅读力的考核。学生学习了六年，要来个总结式的测评，无可厚非。这样的考试模式适合在一年级进行吗？要求一年级学生在指定的时间读那么多文字，还要书写作答，如果学生答不出或写不完，是表示他的阅读力不达标吗？

我明白校方用心良苦，提早让学生习惯六年级统一考试的出题方式，及早学会答题技巧。可是，这样的做法真的对学生有帮助吗？

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Lev Vygotsky，1896-1934）曾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教育理论——最近发展区。他把学生的学习划分为三个圆圈：内圈是学生所能做到的，最外圈是学生做不到的，中间的圈则是学生在指引下做得到的。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引导下做到他可能做到的项目，即为“最近发展区”。一个好的教师，是有能力把学生引向“最近发展区”学习的。一直把学生导向不可能区域的，会挫败学生的学习兴趣，长期如此，则使他们厌学。

教学是如此，考试不也是如此？形成式测评是要查看学生是否已经掌握所学习的，以检视教学效果；总结式测评则是要区分学生的能力，以让教育执行人另作规划。前者会有一个标准要求学生达致，后者是比较之下才可以区分高低，分数只是一个参照，八十分的意义是在比较之下才知道是高分还是低分。小学一年级的考试，何必要做总结式的测评？重视学生的成长，给予形成式的发展测试，不是更可以帮助学生吗？

更有趣的一件事是，一年级的监考老师往往发现，学生答题很快，凭直觉，会就会，不会就不会。作答完毕，他们坐在那儿发呆，很想走过位找人说说话。即使老师提醒他们要检查答案，重读试题，他们还是不知道该做什么。这是一年级学生该有的本性不是吗？真要自小就把他们磨练成考试机器？

《星洲日报·东海岸》11/09/2016

【58】让孩子快乐学习

八月，立卑师范学院一连办了几个给小学生参加的活动。其中以儿童文学嘉年华最受注目。那是一整天的活动。在师范生的带领下，小朋友和大人一起唱儿歌、诵童诗、听故事、看图书、演名著，其乐也融融。

孩子要回家时意犹未尽，家长说难得见孩子那么开心学习，带队老师则说这样的活动让他反思学校的工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的，学校似乎已经偏离了它的轨道，成了竞技场，让孩子们为了一个目标而角逐，争看谁是最后胜利者。

我教中学时的一名学生告诉我：“我找工作时，文凭根本没有什么作用。可是，为什么现在连小学生都要为了毕业文凭而典当他们的童年？”好一个“典当童年”，叫我震撼！我不其然想起史铁生所说：“一个人长大了若不能怀恋自己童年的痴拙，若不能默然长思或仍耿耿于怀孩提时光的往事，当是莫大的缺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发布“面向21世纪”的工作报告时强调：“学校教育不该是手段，而是目的。”意思是说从事教育工作者应该改变心态，不要把小学教育当成是为未来而准备的工作，而是要小孩子在学校时就完成学习的任务。所以他们提出教育的四大支柱，以“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实现”为教育重点。我们也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但是方向却似乎背道而驰。我们在致力教学生“如何答题、如何考试”。

如果说卯足劲帮助学生应考，最终会有“数万元分红，终身津贴三五千”，还情有可原，至少这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的手段。可是，小六的成绩有何作用？可以进入名校？可以得到奖学金？可以找到工作？

我们宁愿选择比较单纯的想法，小学阶段，就让孩子们在接触语文中学会思考，在思考中学会使用语文，这就是最好的学习。“思考”岂不是求知、做事、共处、自我实现的最关键条件？“会思考”岂不是终身学习的必备条件？让孩子们在学校教育中就完成学习的任务吧！

《星洲日报·东海岸》04/09/2016

【57】语文教师的五层境界

何捷老师说语文教师有五层境界可以追求，我甚有同感。五层境界依序是第一层教应试，第二教教材，第三教语言，第四教能力，第五教素养。

“教应试”很实际，看到眼前的效应。中学时期我就遇过一位教应试的奇才老师，他自己先后考过18张高级教育文凭，科科都考获甲等。由他教我们学习，考试自然有斩获。这位老师传授的是如何预测考题，如何答题，以及如何与阅卷者玩心理战等。我没有传承这套功夫，因为不喜欢这样的学习方式。

“教教材”很忠心，绝对符合当局定下的工作要求。课本收录多少个单元，每个单元有多少教材，教师一定会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如果赶不完教材，教师会有愧疚感，总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至于教学效果如何，这就不是考虑的重点，重要的是我教完指定的所有教材，达到KPI。

“教语言”是尽本分，坚守职务。把语言当成一门学科，有很多内容要教，从识字、写字、读音、构词、同义词反义词、成语，到造句、组段、修辞……教师坚信只要传授好这些语言要素，学生就打好语文基础，语文能力便会提高。教学过程就是反复练习这些语言的项目，以达到规范的程度。可是，这一来，语文成了乏味的知识，学习成了一种负担，缺少了创造力的培养。

“教能力”是以人为本的教育，重视培养儿童的能力。语文基本能力环绕在“听、说、读、写”之中，教师会谋求各项能力的平衡发展。听要听得懂人家的话语，听出轻重、把握要点、建立意义关联；说要说到要点，有效表达自己心里所想的；读要有能力解读，并通过阅读获取新的信息和感悟；写要准确表达，我能写出我所思。

“教素养”是传递民族文化香火，使学生热爱母语文化，关心并尊重母语，养成丰富的语言感觉，并将语言文字包含的文化素养转化为自己的文化素养。这不是刻意去传授的，而是让学生在实际的语言环境中成长，通过与语言的接触，修正、修补自己的见解与观点，创造新的观点与思想，使语言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项目。

《星洲日报·东海岸》28/08/2016

【56】不要把母语当工具教

语言是传达信息、认识世界和表现心灵的中介。这间中包括其承载和表达功能，是人类的特有产物。因此，语言可以视为是人类沟通和传承思想的重要工具。

语文的工具性是毋容置疑的。但是，当我们要教他人学习一个语言时，却不一定要把它视为工具教，尤其是自家的母语。

我们的中文教学方法，学自中国。在那边，“工具论”是最具影响力的语文观。中国课标明确指出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可是，这种观点，近年来颇受质疑。

中国语文界前辈张志公先生说：“教学要从语文的工具性这个特点着眼。……凡属工具，最重要的是准确地操纵它，熟练地运用它，只有这样，它才好好地为我们服务。在这一点上，语文跟别的工具也是一样的。”①语文因此化整为零，被分割成许多独立的语文技能，就像工厂分工那样。我们在想，这会不会是项迷思？语文切割后再重组就是语文能力了？字词、句子结构、修辞、成语、语文知识……学好这些语文技能，就算是驾驭一个语文能力了？

我们是很反对母语还要“学习”的。根据语言学的观点，母语的学习是从不自觉到自觉，也就是说学习的过程是自然生成，不断按照学生的需要而建构起来的。所以，母语是要在多使用之中把握。二语学习才是从自觉到不自觉的，所以开始阶段要学习词汇，不断积累词语，学习构建句子。“工具论”的主张更加适合用在二语教学中。

朱自强教授说：“老师把语文看作工具，用训练的方法让学生‘准确地操纵它，熟练地运用它’这种‘工具论’教学模式的最大弊害是抹杀了语文教育所应有的对学生的语言创造能力的培养，而最终也就抹杀了学生的创造能力。”难怪我国历史学者邱继金教授质疑华小的教学是没有创意的。

我国华小的母语教学应该走向更加正确的轨道。

注：

①张志公著： 《张志公文集》第3卷，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1年版， 第50页。（张志公先生在1963年10月发表《说工具》一文）。

《星洲日报·东海岸》23/08/2016

【55】母语不是教出来的

中国的中小学生在学校都上“语文”课，马来西亚的也是。

叫我纳闷的是，我在网上查找西方的语文课，竟然都是“二语”课。更惊讶的是，维基百科（Wikipedia）给语文教育（Language Education）下的定义竟然是指向第二语言或外国语的学习。这个定义转译为中文，却是“指任何语言的教导行为与学习行为”。可见东西方对语文学习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英国给本土孩子上的不叫“语文”课，叫“英语读写”（English Literacy）或“文学”（Literature）课。美国给本土孩子上的则是英语语言艺术English Language Arts，同样重视读写的训练。可见他们意识到作为母语，其教学方法和目的，和二语是不一样的。

移民英国的朋友告诉我：“我的孩子在学校最喜欢的就是英语课。每天放学回来，书包里总有一本故事书。晚上，他们把书本拿出来，和家长一起看，一起聊书本的内容。”常到澳洲探亲的朋友也说：“我的侄儿从学校回来，总高兴地告诉家长今天又听了什么故事。”

这不禁让我感叹：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上了六年的“华文”，却不会爱上它，上了中学反而希望把它给甩了？我想是我们的语文教学观误了我们。

“学校”作为教育机构，是西方人的玩意儿。在亚洲诸国，通过学校教导语文，也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教的是英语，对象是外国人，研制出的是“英语作为第二语言”（TESL）的策略。学校归我们后，要教自家的语言，竟然也仿造了英语作为第二语的教学法。就连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也学了这一套，把语言当成工具教，化整为零地教导各项语言技能，希望通过掌握这些可以传授、易于掌握的技能后就学好语文。孰不知这种种技能的总和，并不等于一个人的语文能力和素养。

英国人在本土不是这样教语文的。他们重视用，而且要活用，在生活中不断使用，在运用中寻求升华。把语文当成一个学科来教，分化出许多的技能逐一指导，是母语学习的一大误区；学校该致力打造优质语言环境让孩子们使用母语，把握母语，爱上母语。

《星洲日报·东海岸》14/08/2016

【54】我不只是一名“讲”师

一位校长邀请我去他学校给讲座。他说：“你来讲，老师们听得进去，因为你常上公开课，证明了你是可以给小学生上课的。当官的就不同，他们发出的是指示，要老师这样做那样做，但却和实际有段距离。”

校长的话点中了一个事实：老师们怕纸上谈兵。

我在师范学院执教已近三十载，知道教师和学员普遍的想法——“讲师”就只会讲。早期对此总是耿耿于怀，觉得社会本就要分工，有些人偏向理论，有些人偏向实践。探讨理论的人未必会执行，但所思所想却有其参照之处；实践者固然有其实作经验，但却常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叹。如果双方搞对立，理论者怪实践者不会执行，执行者埋怨理论者只会讲，事情的运作就难有突破。

后来发现，这道鸿沟是可以拉近的。理论者要有“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自觉，不时要用行动来验证自己的想法。杜威说：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经过实验，在实践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实践者也不要把实践当成是纯粹形而下的，一切都从狭隘的个人经验来断定事物的可行性。实践是发展性的，不是孤立不变的。“绝知”是前提，“做中学”是态度，“调整”是方略。唯有不断消化理论，在实践中归纳经验，调整步伐，才能让自己不断升华。只凭实践经验是不够的，会有画地为牢的局限，难以有更大的突破。

四年前的元旦，我第二度受邀在古来讲课，我对台下的教师们说：“如果还有第三次，请你们不要再把我摆上台，找一班小学生来上课，我示范教学，过后你们评论。”结果台下听众拼命鼓掌。这让我更加感受到教师们的需求。半年后，我落实了上公开课的意愿。

第一次上课上得很糟糕，所想要见到的都没有落实，倒是被学生牵着走了。但我却没有放弃，继续制造机会上课。我不想逃避自己的弱点，我相信我的想法的正确性，只是在实践时思虑欠周详，忽略了客观的因素。这些弱点是可以克服的。数年的努力，我在国内外也上了数十堂公开课，效果虽然不及一线老师，但却也展现了自己的风格。

理论和实践的巧妙融合，必会起着互补互动的效应，这有助我们迈向更高境界。

《星洲日报·东海岸》 07/08/2016

【53】打开教室大门

四年来，我们在国内上了55堂公开课。

所谓公开课，其实就是打开教室的大门，允许别人观看我们上课。不单止看，我们还接受观课老师的评点，聆听他们对我们的课的看法。

我们深信，通过这样的展示、观摩和讨论，可以改进课堂教学，并进一步激发老师们反思教育的意义和目的。例如我们发现被标签为精英的学生，往往因为自我期许过高而不敢说话；那些被标签为问题学生的，反而思维活跃，合作程度很高。

我们上的是阅读课，阅读的材料本来就是作者有目的性地组织起来的成篇文字，有特定的信息要传达，不是一句话，也不是一个句子可以说透。所以，作为读者，阅读之后，不但要能解读作者要传达的信息，还要能够与作者对谈，说说自己读后的看法。这也不是一句话、一个句子可以说清楚的。因此，阅读课需要学生多说话。可是，当老师抛出问题时，精英往往选择沉默不回答，其他学生反而思维活跃，乐以回应。

原来精英习惯了标准答案，而且善于察颜观色，会揣摩老师心中的答案。要么就不开口，一开口便是可以获取表扬的正确答案。这恐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更不是学习的精髓所在。反之，“平民”学生没有包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频频和老师或同学交锋，甚至勇于捍卫自己的看法。如果老师善于引导，调节这些学生随意说话的毛病，对他们的学习将有更大的助益。最重要的是，有这样的学生在，课堂气氛才活跃得起来。

这个体会只是冰山的一角，还有更多的是我们在教科书里头看不到，是躬行后才感受到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日本佐藤学教授倡导“学习共同体”时，马上便起共鸣。他说：“即使一个公立学校老师教学非常精彩，只要关上大门，孩子就被私有化，教室被私有化，学校被私有化。我是不会苟同的。”只有打开教室大门，让其他老师、甚至家长进来，才能缔造一种学优汰劣、精益求精的伸展模式，开创教育的新纪元。

《星洲日报·东海岸》31/07/2016

【52】温柔的革命

三十多年前，日本一名学者做了深切的反思，改变他的教育策略，不再着重理论的阐述，也不再耽于教育措施的拟定和转变。他走向教师，进入学校，与师生一起研课、授课、探讨更有效的教学。

三十多年后，这位教授的名气越来越大，因为他的努力看到了成果。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获得了成功，改变了日本的教育形态，落实了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打造了社会的学习共同体。他的影响力开始走向台湾、中国大陆、马来西亚……Lesson Study,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Open Class, 21st Century Classroom等一系列教育部推出的新概念，都源自这位教授——佐藤学(Prof. Manabu Sato, 1951-)。

“静悄悄的革命”给我最大的启示是：改革若要成功，不能只靠官方的努力。一个好的政策，再加上铺天盖地的施政管道，也难以换取最终的成功。“由上而下”的革命，只会换来被粉饰的成果；彰显在教育的主体上的成果，才是真正的成功。教师和学生才是教育的主体。只有教师和学生的改变，才能造就一场“由下而上”的革命。

近年来，我和一群学生也加入了静悄悄的革命行列。我们北上南下，身影出现在各种教育场合，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甚至走向国外，都在宣讲我们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心得。我们打造学习共同体，开办公开课，倡导以学生为本的教育观，我们也逐渐明确的开创母语教育观，回归文本的阅读教学，儿童阅读推广活动，所到之处，都获得非常正面的回应。这是因为我们努力改变的成果是大家欣闻乐见，且信受奉行的。

我们是有意掀起革命的，因为热情需要凝聚和整合，才能发挥群策群力的力量。力量不集中，改变只是空中楼阁。革命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的。对着风车也可以打斗的唐吉珂德式的斗士，我们是一笑置之的；直接提出不赞同而能说出原因的，我们则欣于接受，与之交流。我们要改变，当然有绝对的理由支持，所以是非常肯定我们是对的。说我们对，并不等于说别人错。教学有法无定法，我们相信多元的力量。只要本着一颗赤诚的心去做，便是好事。我们不强求方法一致，反之我们随喜赞叹那些肯付出努力的。

我们发起的是一场“温柔的革命”，静悄悄的，大家可以平静接受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24/07/2016

【51】何谓知识语言

马来学界非常强调国语作为知识语言（Bahasa Ilmu）的地位。根据国家语文局的诠释，所谓知识语言，是指可以藉它获取知识，也可以用它来传递知识。

虽然自独立以来，马来文就获得宪法保障，居于国语的地位，但具体落实到学校用以传递知识，却迟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用国语传递知识已不再面对障碍，但在于典籍的承载方面，我们的翻译工作似乎还做得不够。根据韩国和本地专门研究爪夷文的学者指出，许多14-18世纪的文献都是采用爪夷文书写。这些文献若都翻译为国语，对于我国的研究将更有助益。

中文作为知识语言，由来已久。众多的文献，恐怕是我们终其一生都不能遍读的。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曾勉励我们：“研究古代文学应该多看古籍，最好都浏览过。唐代和唐之前的书，是可以读完的。”是的，宋代发明了印刷术，书本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要再通读已经是不能的。可是，说来惭愧，作为学习中文的人，我们看过多少唐以前的古代文献，恐怕还不及百分之一。

由于汉语文本身的特色，无论是承载力、兼容性、摄受力都好，中文都表现出其张力。例如科学的昌明，为我们带来许多新的科学专业术语，金属创造了诸如锗、锑、钋、锂、钠、钾、铷、铯、钫、铍、镁等词，气体也有氢、氦、氮、氧、氟、氖等。即使是西方文学，中文也可以很传神的翻译过来，有时读了还不知道是译作。这得归功于13亿中国人和3千万的台湾人，人多好办事，质从量中求。跟进时代，新的文献也可以翻译，这个语文的承载力由此可见。

言及此，我总会想起泰米尔文的情况。据报道，印度族群复杂、语言纷繁，官方语言便超过20多种。泰米尔文没有占据优势。比较之下，我们不得不顶礼膜拜秦始皇，若非他当年推行“书同文”的政策，方言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国大陆，恐怕语言也要陷入窘境。

不管学习哪种语言，我们不该满足于它的交际功能而已，要能进一步提升到知识语言的层面去。我们要能通过这个语言，学习它承载的历史、文化和思想，也通过这个语言去传递新知识。

《星洲日报·东海岸》17/07/2016

【50】英国怎样教国人学英语

在师范学院执教二十五载，最大的一个收获是确定了我的语文教学观——我们的华文教学法，必须要回归母语教育。

年前，我被委任参与审定师范两门新课程——卡达山和伊班文。两者不约而同地在16门课中编订了9门语言学课。我很好奇地问：“你们认为让老师们掌握正确的语言学知识有助提高母语能力吗？学员会不会依样画葫芦，这样受训，也就这样去教学生？请问你们的民间文学是不是有很多作品该让他们阅读？”他们对此一问也感惊讶，表示从没有想过让师范生多阅读，只想着“学语文”。

原来他们是按国语课程编订他们的课程。我去探看，国语课程也编订了超过6门语言学课。我和我们的马来文系主任谈母语该怎么教。原来他们也发现唯有多阅读才可以提高青年的母语驾驭能力,不该一直在语法上兜兜转转。

在西方国家，“语文教育”(Language Education)是专指对外国人进行本民族的语文教学。我由此联想到英语是如何成为国际语言的。当年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不断扩展殖民地，兴学办校，在学校教授语文课。面对“外国人”，他们编订了一套教学法——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TESL)，注重“先掌握一定数量的词汇”，“学习基本语法知识，以便掌握语文规律”，于是“英语”成为一个学科，学生必须“学语文”。

英殖民地时代过去，各国学校除了教授英语外，也教本国语言。在不自觉中大家都采用了英语教学的模式。我很好奇，英美是如何教国人学英语？在网上搜索到不少资料，知道美国人的英语课有两个，一是给外国人的，称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一个是给美国人的，称英语语言艺术ELA(English Language Arts)。后者专攻阅读和写作。

移居英国的友人告诉我，他的孩子读小学时，最喜欢的科目就是English Literacy。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带一本故事书回来，和家长一起看。原来，他们是让孩子们“用语文”去认识世界和人生。这就是“母语教育”的核心所在，让孩子们多用语文，而不是学语文。

《星洲日报·东海岸》10-07-2016
后记:最近看到中国鲍鹏山老师说:"在教育西化的过程里我们干了一件坏事，什么呢？就是把读经典废除了，然后学校里有了特别古怪的一门课，就是'语文'。全世界都没有这门课，只有中国有。"中国有，我们也有，我们也上了当。鲍老师又说：“我的一个朋友从加拿大回来了，他原来是中国一个大学的教授，后来移民到加拿大去的。他在电话里就说‘加拿大没有语文教育’，加拿大只有阅读课，就是一本一本读书。小学一年级一进教室，先给你发一本书，薄一点、内容简单一点，这本读完了再给你下一本；每个孩子的进度不同，过段时间给你做一个阅读水平的测试，你的水平可以达到哪一层，然后就提升，它有分级阅读的概念，但是你必须把这本书读完。”
https://mp.weixin.qq.com/s/bsxuXjwymsWkDaU47qsilQ

【49】不要只是回答问题

引导学生充分了解火星是否有水后，老师要学生扮演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人员，向一个中国游客介绍火星。老师此前做的引导非常好，学生的反应也甚佳，按理他们是可以讲述火星的特征的，可是，这时候他们却选择封口，不愿意尝试，还要求老师示范讲述。

看到这一幕，我不禁想起一位同道分享面试的经验：面试时，主考官要求五名应征者观赏视频后，自由讲述视频的内容，话题不受限制。这样设置考题，目的是要看学生能不能寻找恰当的话题讨论，良好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且对他人的看法做出恰当的回应。马来同学稀里哗啦的，讨论二十分钟后仍意犹未尽；华裔同学组内讨论十分钟后，便保持沉默了。

教科书告诉我们，华校向来“重读写，轻听说”。追根究底，恐怕还是应试教育使然。读写是考试项目，所以教师会多方引导；听说不考，教学上便可蜻蜓点水，有做便好。课间难得的对话机会，变成了老师问学生答，说出一个标准答案便称心如意了。即使学生说话时语句凌乱，语义不清、残缺、不完整，我们也不在意。这是听说教学中的偏差，亟待纠正。

听说教学中，教师应该鼓励学生敢于表达自己的感受，发表独立的见解，不要一味模仿别人说话。要做好这点，教师该多鼓励学生说话，不要习惯性地用一个词或一个句子回答老师的提问。训练过程中，要包容学生的错误，允许他们说错话。“多表扬少批评”和“多激励少指责”是重要原则。学生说话时，要有耐心听他们发言，不要轻易打断他们的思路，也不要挑剔他们口语上的毛病。先让学生敢于表达自己是关键。

像上述介绍火星的设置，是很好的情境构思。学生不说教师说，这可避免胶着的尴尬，也让教师和学生成了说话训练的伙伴。教师一边说，一边引导学生补充叙述，同样可以完成听说训练的目标。

《星洲日报·东海岸》03/07/2016

【48】说完整的话

老师问：“你们喜欢吃什么水果？”学生甲回答：“榴梿！”学生乙：“红毛丹。”老师说：“请同学们用完整的句子说话。”学生甲：“我喜欢吃榴梿。”学生乙：“老师，我喜欢吃红毛丹。”

用完整的句子说话就等于说完整的话吗？想象看班上如果有10名学生回答，每名学生都是用“我喜欢吃”开始，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再想想这样的对话情况，是不是生活中的真实场景？

用语法的角度看待“话是不是说得完整”，甚至不惜脱离了生活中的真实对话情况，让课堂中的“听说教学”变成只会出现在学校，让学生感觉我们是在上课，这堂课是在学习一种语言的使用……这些，都是我们对语文教学的误解。

当人家问：“你好吗？”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回答：“好！”总不成要说“我很好”才叫“完整的说话”。

就是这样的语言观，影响着我们的教学。训练学生说话时，着重的是说出有主谓宾的句子，脱离了口语交际的正常情况。长期训练下来，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难以提升，变成只会用完整的句子回答老师的问题，而不是用话语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中国教育界看到这个问题，所以把“听说教学”改为“口语交际”课，明确规定说话是一种互动的过程，是在仔细聆听他人的话语后给予正确的回应，起着交流的效果。

回到最初的场景。如果老师只是要知道学生喜欢吃什么，学生可以信口回答一种水果的名称。这样的会话是不起作用的对话。如果老师问：“你喜欢吃什么水果？”学生：“红毛丹。”老师如果追问：“在这么多水果之中，为什么你特别选中红毛丹？”这样是不是更能培训学生有效和他人沟通？

要训练学生说话，不要只要求他们回答问题。用一句话，即便是完整的句子的说话，也不是口语交际。多训练学生对别人的话语做出回应，学会用语言表达自己心里面想的，才是完整的说话训练。

《星洲日报·东海岸》26/06/2016

【47】词语的解释

四年级课本收录了一篇推理文章，叫“聪明的化妆师”。故事说一个甫从监狱逃出来的匪徒闯入名化妆师的家，强迫化妆师帮他化妆成另一模样，以便他逃亡。化妆师灵机一动，把他化妆成报章上的通缉犯。结果逃犯很快就被警方抓了。警方抓通缉犯，结果变成抓到逃犯。有此神奇的化妆术的，全城只有一人。警方于是赶到化妆师家里查看，解救了被绑的化妆师。聪明的化妆师不但救了自己，还给警方立了一个大功。

课文写得很好，学生甚感兴趣，教师亦可以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感受文字和叙事的奥妙。

警方找上门后，对化妆师说了这么一句话：“只是那愚蠢的家伙，无论如何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化了妆，还是会被我们逮捕。”我的学生抓紧这个关键句，把和课文题目“聪明”相对的词语“愚蠢”作了对比，从中引导学生看课文两个主角的不同遭遇。最后，再引导学生思考“匪徒真的愚蠢”吗？

这样的思路很好。比起其他直接判断匪徒是愚蠢的，要高明得多。因为课文中的匪徒其实聪明得很，他逃狱后直闯名化妆师家求助，要化妆师帮他变妆，捆绑化妆师，在她家里吃饱后才逃离……在在都显示他是有谋略的。

可是，我觉得教师有必要进一步解释“愚蠢”一词在课文中的意思。课文中的词语解释和一般教学的词语解释是不一样的。平时的词语解释，一般是参考词典中的“基础义”，给予学生讲解；课文用的词语不同，那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使用的，所以老师在解释课文中的词语时，要讲解的是“语境义”。像课文中的“愚蠢”一词，出自警官的口中，绝对不是“笨”的意思，而是“倒霉”。

语境的不同，词义便有不同的诠释。就像恩爱夫妻，彼此间的称呼，有时候正好是贬义词那样，不能够据词定义，而该是望“环境”生义。词汇教学和阅读教学的词语教学是有差异的，教学中不可不辨。

《星洲日报·东海岸》20/6/2016

【46】乖孩子的伤最重

“乖孩子的伤最重”是台湾李雅卿老师采用的书名。乍听之下，有点匪夷所思，看了她的阐述却深觉不无道理。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有机会看小学老师给儿童上课。课间师生的对话，常印证这金句。往往勇于回答老师的问题，敢于表述自己的看法的，不是班上的精英，而是被标签为“爱捣蛋”的学生。在公开课时，表现最活跃，发言最精妙的学生，常会叫科任老师瞠目结舌——他平时的表现，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由此得到一个体会，属于精英级的乖学生，他们很害怕答错，在课堂上思考的往往都是标准答案，不敢逾越雷池半步。相对的，成绩平平的学生倒敢于创意思考，勇于给不同的答案。这些被标签为顽皮捣蛋的学生，没有“答错”的心理压力，他们反应很快，课堂上和老师的互动最强。从学习的角度看，他们其实获得更多。

教育要能鼓励创意，才能起着承先启后的效果。学生有创造性思维，敢于尝试，才会看到希望。布鲁姆的认知思维层次，本来列“评价”为最高级思维，他的学生后来却加以修订，把评价降了一级，倡导“创造”才是最高思维层次。可是，我们的“精英教育”却逆向发展，让精英越发沉默，苦苦追逐“标准答案”获取高分，思维日愈框在一个小小的格局里，不能打开。

杭州天长小学资深老师周武某次参加老同学聚会，只见社会精英云集，互道别后的发展。突然大家问起当年在校成绩前三名的同学都到哪里去了？顿觉这些精英在时间洪流中渐渐被淘汰……周老师沿着这样的思路，做了个研究，收集了许多数据后发现普遍上“第十名”的学生日后有更杰出的表现。这是曾经受到关注的“第十名现象”的理论。

受到吹捧的“前三”，会活在压力之中，并不断为自己的思维定格。这或许可以为“乖孩子的伤最重”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星洲日报·东海岸》12/06/2016

【45】别让词典规范我们

《牛津英语词典》收录了我们惯常用的shiok，ang moh，lepak等词①。这是新闻，价值比国家银行新总裁拿督莫哈默伊卜拉欣长得像洪金宝要高。

一个词流传得广，持续应用一段长时间，便会被词典收录。这就是所谓的约定俗成。词汇的规范是从群众中得来，不是官方所敲定。例如现在人手一个的手机，曾经被称为手提电话、大哥大、移动电话……最终在汉语圈中发现“手机”为大家普遍接受，这个词汇才敲定。

英国人明白这道理，新加坡人也晓得，马来西亚人懂不懂得就不得而知。因为我常见有人说词典没有收录的词不规范，不宜使用。更滑稽的是，所谓的“词典”，是专指《现代汉语词典》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我家里的12卷23本，收录词目约37万条的《汉语大词典》不能作准。

在一场华语规范的研讨会中，长期居住在新加坡的中国学者汪惠迪教授的演讲发聋振聩，让我豁然开朗，明白何谓规范。以上“手机”一词的规范过程，就是汪教授说的。

汪教授奉劝大家，要搞规范，就要建立语料库，长期收录民间使用的语言，确定是大多数人使用之后才算是规范。他们受聘到新加坡，就是因为当地政府知道这点。汪教授本身便编了《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1999），其后还参与了一个大项目，出版了《全球华语词典》（2005），收录中港台和新马泰等地的地方性华语词汇，体现大华语圈“多言多语”的语言观念。中国官方对此成就说：“在语言规范上向中国靠拢，并不等于得摒弃自己的语言特色。”汪教授举例说“巴刹”不能规范为“菜市场”，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新马，巴刹除了买菜，还可以买其他用品。如果儿童说“早上我和妈妈去菜市场买衣服”，这才是错误的表达。巴刹就是巴刹。

最有趣的是，汪教授强调一些词语根本不需要规范。例如琵琶、二胡、扬琴、古筝等，香港统称为“中乐”，新马称“华乐”，中国大陆称“民乐”，台湾称“国乐”，各地的称呼都对，不能因为要规范而跟主流国。四地的名称，合起来正好是“中华民国”音乐，妙不可言。

请不要再拿着词典说“没有这个词，不规范”了，好吗？


《星洲日报·东海岸》05/06/2016

①Shiok! 19 Singlish items added to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link

【44】坚持就是胜利

因为热心工作而受到他人阻拦，在职场上竟然是常态。

我的第一次经验是在金马仑高原教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学生经常在课余时间上我们的住处看书做功课，一位朋友见了很不以为然，他说：“你们不可以这样的，你们对学生那么好，他们就只喜欢你们教的科目，对其他科目就不用心了。这对其他老师很不公平。”

我听了愣在那边，“公平”竟然可以这样诠释？我没有妥协，依然故我。我做我的，我从不要求别人配合，也不会要他人和我们一样做。幸好那时候年轻，没权又没地位，他人只当我们年少气盛，任我们自生自灭。

进入师范学院后，同事给予的对抗力量倒减少了。我们可以自由地做我们认为该做的，不会受到阻挠。后来，我却发现，原来我们面对的压力，悄悄转移到学生身上去了。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职场初哥也是热情澎湃，工作热忱比一般人要高。他们不介意在课余时间办活动，乐于接受新事物，敢于做新的尝试。可是，这对已经习惯在职场舒适区的人来说，看着会是不顺眼。于是冷嘲热讽便来了，严重的还会开口训责这些多事的新兵。

面对这种情况，绝大部分的学生选择让步，毕竟职场已经转化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空间了，每天要面对同事的对抗，是件不愉快的事。

我因此反思：同事的掣肘不会叫我退缩，但是我的学生斗不过大环境，却叫我多少会气馁。向现实妥协的学生越多，给我的考验也就越大。我会因此放弃吗？有时还是会如此挣扎的。原来阻挠之力不是来自他人，而是自己。

所幸的是，我的坚持不是一两天造就，而是已经备受考验20多年。我始终相信：水滴石穿，不是水的力量，而是坚持的结果；事业是否有成就，也不是个人有多强，而是坚持带来的成果。所以，我依然会继续燃烧，以我的热情去点燃学生的热情。

《星洲日报·东海岸》30/05/2016

【43】大人的角色

一位毕业生要做回馈社会的工作，便热心地赠书给学校。可是，他不知道送什么书好，向我查询，我给他儿童分级阅读书目。不久，他再问我：“学校要求送多一些知识性的漫画，可以吗？”我只能打哈哈了。

其实，我很赞赏他的热心，也很敬佩他的精神。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可以走到今天，就是因为社会上有很多像他那样关心孩子、在乎教育的贤达热心公益所致。可是，他的身份是教师，要做的、能做的、该做的，应有更高的要求。一个社会之所以成功，往往取决于良好的分工，各个岗位坚守其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杏坛会混乱就是角色模糊，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要干涉教育工作，受过专业训练的却又没有专业的表现。

阅读很重要，大家都懂；有书本才能够阅读，大家也懂。可是，该读些什么、怎样读，却不是一般人所懂的了。这方面，还得靠教师发挥作用。

英国专家艾登•钱伯斯(Aidan Chambers)提过，要促使儿童阅读，大人，有能力的大人一定要介入儿童的阅读圈子，才能使阅读更具意义。不管是选书、导读或读后分享，大人都有角色要扮演。

我国教育部推动阅读（NILAM）已经二十多年，可是效果却不彰显，主要原因就是过于放任儿童随性阅读，教师没有适当的介入。学生只要定时交上阅读报告，各方就算是交差了。这样的态度，如何落实儿童阅读的理想呢？

因此，我告诉那位学生：“送什么书，还是其次；重要的是，你要怎样利用这些书，怎样确保学生从中受惠。很多后续活动要做的，不然你送的书最后只能回收。”

说完这番话，我还是很不踏实。想起友人说过的一个比方：学校请来两组人，一组提供按摩服务，协助纾解孩子的压力，收费四百元；一组提供按摩指导，只收指导费十元。结果前者门庭若市，后者门可罗雀。这是社会写实。大人进行教育工作，会不会也是这样，只捡现成的？

老师们，您可愿意调整自己的角色，成为更具影响力的大人，与我们一起推广儿童阅读？

《星洲日报·东海岸》15/05/2016

【42】让童年有书相伴

“让童年有书相伴”是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协会的工作目标之一。

早在2009年，儿协还没有成立之前，我们就创办了“儿童阅读营”。顾名思义，阅读营的目的就是要让儿童在营会期间多读两本书，培养阅读的兴趣。这个活动给我们最深刻的体会是：孩子们并不是不喜欢阅读，而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条件。如果真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可以静下来读书的”，“阅读原来那么有趣”，阅读就有机会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

科技的进步，使声色娱乐充斥着生活各个层面。声色容易刺激人们的感官，轻易捕捉人们的目光。儿童也很快成为俘虏，特别是那些家里有着优质视听器材的，更会叫儿童浸淫其中，流连忘返。环境驱使之下，你想要儿童不去接触，那是不切实际的教育。

我们无力抗拒时代的洪流，也不想违背发展的趋势，虽然我们知道声色娱乐消耗我们的时间太多，换来的学习却太少。我们想做的，只是给儿童多一个选择，让他们发现书本可以是最好的朋友，可以通过阅读去知道更多他们的生活圈没有办法经历的，去认识丰富多元的大千世界，去感受生命许多的奥秘，然后去建立自己生存的价值观。

阅读营达成的效果，让我们坚持每年办下去。2014年起始，我们把阅读营带入了校园，到学校和老师们一起联办，让儿童的岁月有书相伴。开创活动的先锋也不因此闲着，因为我们了解到阅读是有境界的高低的，停留在一个层次的阅读会亵渎书本的神圣，所以，以激发兴趣为主的阅读营被定位为“初阶”的，我们再开创“进阶”的阅读营，引导儿童“读整本书”。这时候，我们感受到儿童需要通过交流、讨论，才能够真正走进书本的世界，享受阅读的奥妙。通过读书会等活动，儿童亲身感受到分享的乐趣，思维激荡下产生的火花，让他们不再甘于泛泛而读。

有能力的大人介入儿童的“选书”、“阅读”、“回应”的过程中，会让童年因为书本而增添色彩。

《星洲日报·东海岸》08/05/2016

【41】阅读真的很重要

说起阅读的重要性，很多人都懂，都能洋洋洒洒地长篇大论，我这里就不再赘言。我说近期引发我更深的一个体会。

去年我们招收了一班由北京毕业回来的学生。他们去的时候是没有中文基础的，回来后却拥有一张国际汉语学士文凭。我的同事在教导他们一段时间后说：“教导他们和教导过去的学生真有很大的不同。我叫他们读教学理论书，他们读不进；我让他们作小学生的课外阅读，他们读不来；就算是绘本，他们也读不了。”这是很关键的一个体会。

国际汉语是二语教学，和母语教学法是有很大差异的。就像我们学习英语，初阶都是在学习怎样阅读，特别注重阅读技巧的把握，最终成果就是能够把文章读得字正腔圆、流利通畅、并能回答理解题。

美国人在上个世纪末发动“全美阅读”运动（America reads），把小学四年级划定为一个界标。四年级以下，学习怎样阅读（Learn to read）；四年级开始，学习怎样通过阅读学习（Read to learn）。这是很值得参考的一个母语教学模式。

“海归”学习国际汉语，五年时间有此水平已属难得。他们若要有更大的突破，关键就是在有没有阅读力。我们栽培的学生，成就的大小也是在于他们读了多少书，而不是受了多少年的培训。师范课程规定，每一门课有三本必读书，五到八本附加参考书。讲师授课时，都会触及必读书里的内容，所以学生即使没有认真读过，听了也知道一个大概的内容，要应付考试绰绰有余。至于能不能消化这门课的精髓，关键还是在他们有没有再读其他的参考书籍。读不读书决定着一个人成就的高低！

同样的一个道理，我们的中小学生学习，成就有多高，也决定在他们的阅读力，而不是他们的考试成绩。如果只用考试成绩定成败，那么我们所谓的优秀生其实是活在“重点学习”之中——老师会教重点，教科书会凸显重点，学生会背重点。这些重点，其实都只是一个个的标准答案。标准答案定格的教育模式，是复制标准产品的过程。难道这是我们要的教育？

《星洲日报·东海岸》01/05/2016

【40】我不是卖书的

我坚守的教育理念是：老师不是知识的传授人，而是点火人，用自己的热情去燃烧学生的热情，让他们主动去寻求知识。因此，我授课，是开拓学生的视野，点燃他们对知识的欲求，过后希望他们沿着我的思路找书阅读。

书，有很多；好书，得有人介绍。美国一天出版的书有三千本，就算不吃不喝，也没有办法读完。所以，如何读书，该读什么书，是要听取过来人的意见。

我最初教书时，电脑还不普及，书本又难找。有时候，很难得把学生的热情激起来了，却又因为找不到书而冷却。于是，我便兴起借书给学生读的习惯，让他们打铁趁热、顺藤摸瓜，早点建立阅读和自学的习惯。虽然有时候书本会有借没还，我还是甘心，毕竟偷书的是雅贼。

我来自贫苦家庭。当年想多阅读，要求家里订一份报纸，向来疼爱我的母亲竟然拒绝了。较早前母亲花两百元给我买一个打字机，后来发现打字机有缺陷，她难过得掉泪。那一幕深深烙印在我脑子。所以，她不买报纸，我可以谅解。如今我自己有能力了，我不希望学生面对无书可读的窘境。所以，我买书借他们；学生多了，一两本书不够，我便帮助那些有购买能力的学生买书。我发现的好书，往往又不是一般书店可以买到的，从海外办入，少说也耗时一两个月。

不知道从什么开始，我的办公室竟然成了书库，囤了不少书本。有些人要买书，竟然找上我，害我常常要澄清：“我不是卖书的。”我真的不是卖书的，我只是先垫着钱帮学生买书。

还好，今天已经有书商代替了我的这些傻举动，学生要买书可以直接找他们。我的经历不值得效仿，搞不好分分钟将自己陷入窘境。即使你不抽佣，人家还是要怀疑；你打五折，人家还是要怀疑你三折买入。

叫人买书，很敏感的事儿。所以，一切预防的措施，例如不涉及任何有利益关系的活动；一切可以替代买书的方法，例如成立图书馆、读书会之类的，都应该尽量做好。至于一些冷言冷语，可以沟通的，就化解之，不能沟通的，就一笑置之好了。

《星洲日报·东海岸》24/04/2016

【39】允许犯错

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工作绝对不能操之过急。今天播种，明天就要看到成果，无疑是缘木求鱼、揠苗助长。

就以说话训练来说，小学语文教学法的教科书都提醒一个重要原则：允许说错。原因是小孩子说话不完整，或会颠三倒四，连贯不起来。允许说错，则接受他们说得不完整，语法上有错误也行，老师不要急于纠正。过多的纠正，会挫败学生的积极心理，造成他们不想再多说。许多孩子在课堂上不说话，不是因为不会，而是因为害怕，害怕出错被讽挨骂。教学，本来就以多鼓励为要旨。

当今语文教育，除了要训练学生说话外，还要训练学生写话。说话和写话都是表达自己的方式，用口语表达的是“说”，用文字表达的是“写”，训练过程没有差别。如果说话允许说错，写话当然也允许写错。如果学生写话，教师逐字逐句批改，表达力尚不强的学生拿回簿子看到的是全篇红色的字体，信心恐怕要受挫，以后将选择少写、或只写有把握的，不再是表达内心的想法了。

写话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中一种新的训练模式，代替过去的造句。写话的目的是改变过去写假话、写大话、只写好听的话的毛病。语文是要多吸收和表达才会驾驭好的，老师要注意打造良好的语文环境给儿童，让他们多读、多听、多说、多写。

写话，就是要训练学生敢于用书面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训练过程中，敢于写比会写来得更加重要，因为学生敢把自己心里想的写出来，就具备了逐渐建构学习的条件。如果只是让学生抄写，那不是建构，是被动的完成作业而已。因此，在低年级写话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允许学生写错字，或用其他文字和符号暂时代替。这是通过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可行！

最近我却听到一件有趣的事。一名家长向校长投诉老师很懒惰，没有改簿子，没有叫学生订正错别字。这是因为家长不了解“写话”的作用造成。双方该加强沟通，以帮助孩子更好学习语文。我们要孩子们最终的成功，不是只看眼前。

《星洲日报·东海岸》17/04/2016

【38】我手写我口

“我手写我心”在语文教育中被提出来，是有很强的对治性的。过去，学生在造句或作文时，往往都是只重形式，忽略内容，结果写出来的不是真情实感，徒具躯壳。我手写我心，就是要训练学生把自己内心所想所感的表达出来，实际体会语言文字的魅力。

有位老师说他比较注意的是“我手写我口”，因为课程倡导的“写话”是要学生把话写好之前，得先鼓励学生多讲；讲够了，知道该写什么才动笔书写。“我手写我口”就是把口头说的转化为文字。

我不以为然。“我手写我心”的教学重点是把心里想说的化为文字，“我手写我口”则是把口头说过的话化为文字。二者略有差异。

“我手写我口”是我的本家遵宪先生在150年前提出的口号。他在一首《杂感》诗中写道：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口气很大，在当时却是必须提出的一种指导思想。白话文运动时，人们意识到如果书面文字和口头语言有太大的差别，将会造成很大的不便，尤其是书写不能普及到大众群体去。不避“流俗语”，也就是倡导把口头习惯说的话化为书面文字，是为“我手写我口”。

今天，白话文已经取代了古文。自然的，手写的和口说的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异，再强调“我手写我口”已经失去它的针对性。更何况，说和写都是表达的方式，彼此之间并没有因果的关系，不一定要先说才后写。说得多了，反而把学生的想法锁定在一个小范围，写出来的内容已经失去了“我手写我心”的意义，纯粹是把练习过的口头语言转变为书面文字，是很小格局的语言学习模式。不是不可为，而是针对的对象和要求的目的有所不同。

语文的学习，注重内化的吸收和外显的表达。阅读和聆听是吸收知识以内化的管道，说话与写话则是表达内心的手段。说和写都是要表达，是对等的关系。不同的是说是口头的表达，写则是书面的表达。老师教学，可以训练学生口头表达，也可以要他们书面表达；二者可以交替使用，不一定要局限在先说后写的框框里。

《星洲日报·东海岸》10/04/2016

【37】我手写我心

英语走向国际舞台后，带给全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例如语文教学的模式，英语的教学就是正统：要重视词汇的积累、词语的组合、句子的构造等。就连泱泱大国的中文教育也受到影响。

读语文教学发展史，我们会感到纳闷。过去数千年的语文教育真的那么不堪一击吗？对照当今所谓的规范，也许我们会认同传统的不足，但是中文数千年的相承，却是不争的事实。传统真的要被遗弃？

语文学家后来提出学习语文有自然生成的“习得”模式，也有刻意学习的“学习”模式，让我们惊觉，我们的母语也要像学校里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教学方式进行吗？

以词汇的积累为例，我们的教学是不是就是要从认识字开始，一笔一画的写好，然后构词造句？句子会造了，学写段落，然后传授作文：如何开头、如何开展、如何结束？

一位老师教了“袋鼠”一词，要学生造句。甲生回答：“马路旁边有一只袋鼠。”老师点头称是。乙生跟着举手说：“马路旁边有三只袋鼠。”丙生不甘落后：“马路旁边有五只袋鼠。”老师不耐烦了，要求不再用路旁。丁生回答：“大树底下有五只袋鼠。”戊生大声说：“马路旁边的大树底下有五只袋鼠。”请问，孩子们在这堂课学到了什么？

就连作文都好。二语的学习是要求学生能用短文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要有一定的结构。模仿后，关于“游记”的文章，几十年来都是“爸爸提议……高兴出发……收拾东西……尽兴而归”为楷模；“忆友”则是“晚上做功课……照片掉下来……泪流满脸”为样板。这是作文吗？

大陆学界因此提出“我手写我心”来对治。要学生用真情实感来表达，即用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于是，造句逐渐被旁落，取而代之的是写话；作文摒弃刻板僵化的全命题模式，改以较灵活的半命题、情境题等启发式的题目。

我觉得这是正确的改变，值得仿效。二语才要学习句子的结构，母语该是学习如何表达心里的声音。

《星洲日报·东海岸》03/04/2016

【36】还要授之以欲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当今教育的一个普遍理念。它提醒老师不要只是供应学生知识，要教学生学会学习的方法，自己去获取知识。

我觉得除了这个理念，教育还得“授之以欲”。欲，就是欲望。对学生而言，就是要有学习的欲望，有学习的冲动，用孔子的话讲，是有志于学习。

国家法律规定，儿童到了指定的年龄，家长一定要送他们入学。学校因此成为儿童长成大人之前，一定会经历的地方。这是大人想出来的把戏，名义上是为儿童好，可是，就儿童本身而言，入学就是前途有保障了吗？前些时候，7名原住民小学生集体逃离学校，甚至不惜饿死荒野也不屈服,这反映了什么问题？

我们思考问题，一定要站在大人本位吗？对换身份思考是不是会把问题看得更加全面，思考更加透彻？

儿童这段年龄，是好动的。到了学校，却得在指定的一段时间，而且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完全听从大人的指示，枯坐在四道墙壁封闭的空间里头“学习”。他们都爱“鱼”吗？如果鱼都不爱，教他们“钓鱼”的方法又有何用？

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孩子到十二三岁还没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做老师的要为他担忧，担心他长大以后对什么都漠不关心，成为一个平平庸庸的人。”我们同意这个说法。一个学生对学习没有兴趣，是很难有成就的，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是老师的首要任务。如果我们抱着理所当然的态度看待儿童，认为他们来学校就是该读书、写字、考试，不照顾他们的心理需求，不想方设法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他们怎能成才呢？

教语文的，可以利用语文本身的优势，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多让低年级儿童吟诵儿歌、朗诵诗歌，利用儿童都爱听故事的习性给他们多听、多读故事等，都可以激发学习的热情。

梁启超有篇文章《学问的趣味》写得很有意思。开篇便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可见，能让一个人贯彻始终、终身学习的，就在于“兴趣”。没有了兴趣，学习便成了贫乏、枯燥、形式化的东西了。

《星洲日报·东海岸》27/03/2016

【35】教语文是“授之以渔”

有句谚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指出：给人家鱼，不如教他钓鱼的方法。鱼能解一时之饥，却不能作生活长久之计；如果想永远有鱼吃，那就要学会钓鱼的方法。

有人问我语文知识上的问题，我也尽量“授之以渔”，而不只是告诉他答案。例如有人问我某个词语到底是名词还是形容词，我都不会直接回答他。我会提示他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趋势是根据词语在句子中的功能来判断它的词性，不再是根据词语直接划上属性。现在通行的词典把词语都列明词性，只能作一个参考，不要看得太绝对。名词可以作动词用，但看我们在句子中如何使用。

有时候会被问到一些奇怪的问题。例如有人急电求救，说大伙儿在争论阿拉伯数字“8”的笔顺该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书写。当然，凭着“授之以渔”的原则，我还是要提醒他写字的要求是“正确、端正、整齐、迅速”，没有包括笔顺规范。笔顺的作用是落实写字的第四个要求。你可以做个实验：拿一个字给不懂汉语的人书写，当他“画”好这个字，你已经写了在整行了。原因就是你懂笔顺，书写迅速。

也有人问我顿号的用法，是不是有严格的规定，要三个以上的词连用才可以用上顿号。他给的例子是“妈妈带我到菜市买鱼、虾和蔬菜”，他说这里的顿号用错，因为只有三个词，不是“三个以上”。如何“授之以渔”？我说古文是没有标点的，但是古人诵读却很顺畅，因为他们懂句读。白话文通行后，有了标点符号，它的作用也是一样，是为了句子朗读时的停顿而设的。顿号、逗号、句号三者的停顿正好就是由短到长。要辨识该用顿号还是逗号，就大声朗读句子吧！标点符号是为句子服务，不是反过来，让标点符号左右句子的写法。

从这这种问题分析，我发现我们对语文的迷思源自于我们把它当一门学科看待，要由很多的基础知识建立起来。于是语文成为一块块的知识点让我们去学习。标点符号、字词的规范……这样的学习肯定是一种负担，天天也要担心“没有鱼”。

语文是灵活的，“授之以渔”才会让我们真正去掌握和应用语文，不会耽于语文知识之中。


《星洲日报·东海岸》20/03/2016

【34】你会读这些字吗？

有人给我看这几个词——赑屃，狴犴，狻猊，睚眦，吃饭，貔貅，问我该怎么念？我说：“看来除了吃饭以外，其他的我都不会。”

类似这样的题目，网上流传很多。一些人还会据此考查个人对语文的掌握程度，有博士学位的还不会读，当然要嗤之以鼻。

其实，不会读，很正常；给三分钟，马上可以查出这些词语的正确读音。汉字何其多，怎么可能全都会读呢？学中文，真要先学会所有的汉字吗？再说，即使会读这些生僻词，就代表中文程度很好了吗？学中文的过程，谁在乎懂多少字啊？难不成您会去追问一位教授懂多少个字吗？

我担心的是我们对语文学习的误解。我们把语言的学习当成是学一门“学科”，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懂的，所以要向老师学习，以便掌握一切。只要还有一大块是未知的、模糊的，就表示我们的语文能力还不好。就连语文的程度也根据“认识多少个字”来衡量，一年级要会认多少字、写多少字。如果还有汉字是不认识的，就是一种缺陷；老师在教语文，也就致力要教学生“学会”这些语文碎片。

可是，我们学习的是母语啊！那是我们平日惯用的语言。专家告诉我们，学习母语的方式叫“习得”，是在生活中因不断使用这个语言沟通而自然学会的。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把语文当成一门特别的学科，有很多东西不懂而要去把握呢？你感觉有需要，你就会想尽办法去学习，语言就自然生成了。我们要学习的不是语言，语言不过是我们学习其他知识的手段，我们是要用语言去获取其他的知识，探索更多生活中的奥秘啊！

“沟通”是生活中的一环。小时候，婴儿和妈妈沟通，最初用非语言，逐渐长大后，就需要语言以便有效和妈妈沟通了。上学时期，儿童要和老师和同学沟通，也需要语言；成长以后，大人有信息要传达给更多人知道，也是需要语言。可见，语言本来就因应需要而建构起来的。建构的过程，都是用自己知道的、已掌握的去传达。

为什么我们要反其道而行，要把我们的母语先建立起一个“不知道”的模糊地带，然后一样样去学习？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用我们已经知道的去建构更重要的知识，从过程中掌握语言？

《星洲日报·东海岸》06/03/2016

【33】21世纪的教师

我生也晚，没有机会见识“老师是神”的时代。

据称，那时候的老师社会地位非常高，在地方上很受尊重。无论大事小事，无法化解的，有待解决的，都会想到去咨询老师，听取老师的意见。孩子们的学业，遇有困难和疑惑的，老师说了算。神级的老师，真正扮演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俨然就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

今天神一般的老师已不复再见。不是社会退步，也不是今非昔比，而是机器代替了人类，电脑取代了人脑。信息时代，孔子的名言已经有了变化，成了“知之为知之，不知谷歌之”了，只要一机在手，登陆互联网，什么知识都可以在谷歌查询到。即使是老师说的，也不一定正确，大可以提出证据否定他。

教师走下神台后，该扮演什么角色？有识又有权的教育长官让老师取代了机器，在流水线的管理制度下，根据当局定下的指标生产标准产品。在过程中，还得输入很多未来产品的信息，打钩画圈的，据称有百多项品管要求。

我们感到纳闷的是，不再扮演传授知识的角色，教师难道就没有工作好做了吗？

电脑科技的昌明，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数据信息。研究发现，一天内生产的信息，花五年时间也读不完。未来，还会有更昌明的科技，信息量还会不断提高，人类该如何去抗衡呢？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我们就知道老师在信息时代要扮演的角色，比过去来得更加艰辛，更具挑战。信息量大，垃圾量也多。如何筛选信息、如何提取信息、如何整理信息等，都需要具备一定的辨析、感知、诠释、应用等能力。因此，老师在信息时代，已经从知识传授人的角色，转变为培养学生处理信息的领航者。

此外，教师本身的人文素养，又决定着学生的价值观、处世观的打造，包括对网络信息的辨析与抉取。

由此可见，21世纪的教师何其任重道远，怎能只是和机器易位呢？掌权的大老爷们怎么不针对时代的转变做更好的规划，硬要把活生生的老师变为机器呢？

《星洲日报·东海岸》01/03/2016

【32】拒绝清单式教学

要如何评价一堂课？

常见的是：给评课者一份清单，清单上列明多项要求。评课者听课时，仔细观摩老师是否有做到清单上的要求。有的，就打个钩。过后，再统计有多少个钩，钩出现的次数越多，就表示教学越达标。

长期下来，我们的教学便成了清单式教学。

所谓清单式教学，就是尽量做到当局厘定的指标。例如一堂阅读课，要做到解释词语的含义，讲清疑难句子，理清意义段，概要讲述全文，还要顺势灌输价值观。在技术层面，还要看有没有进行分组活动，有没有照顾后进生，有没有和学生形成互动等等。

课堂教学评价，成了定量式的。只要你做到清单的要求，就算达标。

我是非常反对清单式教学的。因为那只能充其量，不能填其质。教学本该注重的是学生的学习，而不是教师的教导。学生在一堂课是不是学到东西，不是看老师有做过什么，而是要看老师如何设置和引导。老师做了，并不表示学生学了。

清单式教学，是让外行人看的热闹。内行人要看的是门道，看你的教学构思是否有明确的目标，教学过程是否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教学目标是否符合客观的需求，即切合教材的内涵，以及学生的程度等等。

可惜，我们的习惯思维，把我们愈发推向清单式做法。上头规定，课室得按照21世纪布置法，我们便如此排列桌椅，而不管其作用是什么；上面说信息时代，教学得用多媒体，于是我们便设计精美的幻灯片辅助教学。总之，瓶子是换了新的，酒却依然故我。

再高明一点的，还是掉入依样画葫芦的绝活儿。人家推动活泼教学，我们也便活泼起来；人家翻转教育，我们也跟着翻转；人家打造学习共同体，我们也共同学习。形式主义操纵着我们的思维。

培训教师，我们注重培养实实在在的设计和调控能力；评价教学，我们重视学生从老师身上学习到什么。我们拒绝清单，也不要形式主义。

《星洲日报·东海岸》21、02、2016

【31】把关要严谨

《三国演义》是部经典。经典之价值是在于它揭示许多亘古弥新的道理，例如“把关”的重要性便是。

第四十五回，诸葛亮引用江南童谣说：“伏路把关饶子敬，临江水战有周郎。”暗示陆地上的战役，只要鲁肃把关就很稳当，周瑜却只会打水战。 第九十五回，诸葛亮因为错用马谡，一子错全盘皆落索，街亭把关人选不当，结果北伐无功折返。小说写得很细腻，把副手王平屡劝马谡的过程给写下，足见掌权者若固执己见，是何其坏事啊！

在南京大学留学期间，听到鲜活的把关事件，地点不在古战场。有次我们和导师见面，系主任前来见导师。主任直接言明他对某个同学提交的论文很有意见，认为不达标，建议不予参与答辩。导师当下也表示同意。过后导师告诉我们：“论文一旦答辩，多所顾忌，难以推翻。因此，把关者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论文不达标，评审应该在这时候就切断不予答辩。我们学校的信誉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在多元民族的国家里，各个民族为了维护学习母语的权利，也得靠恰当的人把关。不同于古代的把关守将，要听命于军师，现代把关人更多时候靠的是自觉意识和对民族的责任感。从部长到政党各阶层领袖，从各部门首长到各个助理，甚至我们教育部里各个部门的华裔官员、督学、校长、科系主任、教师……都要自觉严谨把关。马华公会前署理会长李孝友在晚年说：“我向国民型中学的校董会、校友道歉。我被误导，来误导华人，这个责任我要承担。”醒觉虽然较晚，但不失为一个汉子，敢于担当。“逝者已矣，来者可追”，过去的再懊悔也于事无补，未来却要善于把握。

把关者面对的不一定是敌人，不必抱持敌视的态度面对，有时不过是抬出一个“理”字。“积极争取，以理服人”是现代把关者应有的态度。最怕是在位者在有机会论辩的时候不争取，一言不发，退下后却信誓旦旦，搞民族沙文，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不辩，不足于担当把关角色；不辩而又搞煽动，则是拙劣的把关人员。

《星洲日报·东海岸》6/2/2016

后记：写这篇文章时有所顾忌，语焉不详，暗示性太重。其实，那时是针对一批师范毕业生被安排到学校执教，当天晚上教育部副部长在电视上说：“各州的教师委派都没有问题，除了彭亨州，没有按照学校的需求调派适合的教师。”我不禁想，真是彭亨州的官员有问题，还是彭亨州督学把关严谨？

【30】国语老师可以教英文吗？

学校来了位国语老师。可是这是小型学校，学校已有国语老师，再来一位就难以安排上课时间表了。于是校长和有关老师谈，希望他转教英语，他也爽快答应了。可是后来因为某些因素，这位老师不想再教英语，但他却没有向校方反映，而是直接投诉到教育部。结果，联邦视学团派员到学校来调查，气势汹汹地下令校方马上做出调整。

校方感到很委屈，问我是否真有这么一回事，国语老师不可以教英语？他说视学还说教育法令明文规定，只有主修英语的老师才可以教英语。我想视学是比较清楚这点的，校方可能忽略了教育部下达的文件。

据我所知，从2007年开始，师范学院培训（IPG）的教师已从过去的通才训练改为专才，五年半的师训，学员被安排主修和副修科目，其中主修科占据受训的时间总课时超过一半。其后，教育部其他部门也跟进。不管是PIPP，Pelan Strategik，PPPM等厘定教育发展的指导文件，都列明教师必须根据主修科教学。教育部还为那些已经执教某个科目多年的教师提供主修科转型（Program Intervensi Tambah Opsyen, PITO）课程，以让他们符合教学资格。其后的线上操作（e-operasi），则是在网上给教师贴标签（tagging），确定老师可执教的科目。

视学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但他根据的不是1996年的教育法令，因为那时候教育部还没有这样的想法。进入21世纪后，受到国际趋势的冲击，教育部经常纳入新元素，以适应需求。这些改变包括让师范学院升格为大专（IPTA)，师资从通识教育（generalist）到专科教育（Specialist），注重能力的培养多于知识的传授等等。对于这些变化，我们不能充耳不闻，依然故我地墨守成规，不求改变。教育面向的是学生，他们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我们当给他们提供面对挑战的能力，而不是只接受过去的知识。教师需要更专业的训练，以扮演好角色。

不管是在情、在理、在法，老师都应该依据主修科教学。五年半的训练，是个很长的时间，即使是医治人类身体毛病的医生，接受训练的时间也不过如此，如果受过专业训练又不让老师依据主修科教学，叫他们情何以堪啊？可惜的是，在华小，这种事件却经常发生，校方总是以“得视情况”来应对，管你英文老师国语老师，现在数学需要人教你就得教，要不然你就要被贴标签“不专业”。

《星洲日报·东海岸》31、01、2016

【29】变才是正道

一位老师在社交媒体发布80年代的小学华文课本，不忘补上一句：“我们都是读这些课文长大的，课本会有问题吗？”言下之意就是为什么要搞那么多花样，经常换课本，让老师轻车熟路，用旧课本不是可以发挥得更好吗？

这不禁让我想起刻舟求剑的故事。剑掉下水，剑主不马上跳下水去找，只在船舷做了个记号，以为到岸边再找比较容易。殊不知流水早把船易位，在船上看到的船舷是没有改变，但船下早已是另一个世界。

看待世事，本就该辨清变与不变的是什么。不变的是自己最初的心态，最原始的那个意念；变的则是外在的一切，制度、条规、做法……虽不至于瞬息万变，也该是日新月异，在变之中求取进步。

有个故事说，养猴的人为了节俭，对猴子宣布以后每天早上只给三颗芧果，晚上四颗，结果猴子起哄。养猴人于是说：“好好好，早上四颗，晚上三颗。”总数量不变，只是早上多发了，猴子就被骗得高兴不已。猴子毕竟非我族类，容易受骗，但个中揭示一个道理，有变就有新的感觉，就会激发新的动力。人类亦是如此，绕操场跑了三圈，感觉会累，逆向再绕圈，却找到新的动力，来劲了。可见：变！才是正道。

教育部基本上是十年调整一次课程纲要，这是符合基本要求的。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曾说：“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老师教我们的方法教现代的学生，那我们将夺走他们的明天。”实际上，进入信息时代，世事的变化更大。有大学研究显示，大三学生将发现他们在大一的课程已经过时。十年才变一次，恐怕也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在这方面，我发现华社对“变”的认知是远较他族慢的。例如师范学院早在2007年已经升格为大专，颁发学士学位了，很多人却还是停留在过去，要求师资专业文凭（Diploma）；小学老师都要有大学本科资格，却有人认为只要SPM文凭就够；五年半的师资课程，训练出来的老师是具有指定学科的“专业”资格（specialist），教育法令也指定教师得按主修科执教，但华校却依然当老师具备的是通识资格（generalist）……

在变的洪流中如果自己不肯改变，将逐渐被潮流淹没。

《星洲日报·东海岸》24、01、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