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修顿悟”系列之155
31/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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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议华文教材)
对华文教材的讨论,不只是民间,也包括学术界。最近我就听了三份研究华文教材的报告。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探讨儿童教材中的成人观那篇。我一向推崇杜威的童心论①,相信儿童的教育该回归儿童,从儿童本位思考,所以对这课题特留上了心。
研究者发现我国华小华文课本的选文内容是很丰富的,不过大多都经过修改。他提出我们的教材有四个倾向:课文主题的成人化、叙述视角的成人化、童话语言的成人化、原著改编成人化。原因是:课程标准的要求、华文儿童文学缺少关注、儿童观念上的偏差。
我不否定上述的说法。不过,自2007年开始,我们的师资培训课程内容是包括儿童文学的。“儿童观”则是我们在探讨儿童文学时必须深究的课题。确立这个观念后还可延伸到教育领域,像教材的编写,也需要有正确的儿童观,要不然就会出现像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以成人为本位去教训儿童了。确立儿童观,对儿童文学的审美意识也跟着提升,对教材的编选就更到位。
关于主题成人化的问题,其实过去的教材更严重。课文常常出现一条尾巴,就像《伊索寓言》被编撰后加上的“这故事告诉我们”那样多余②。这种“只注重成果,不注重过程”的编写方法,是基于对儿童的不理解,不相信儿童在阅读中会得到启发,硬要作者跳出来点破主题③。
研究也发现我们的教学过于注重孩童对字词句的认知,忽略了内容的整体把握。这是阅读教学上的问题,间接影响了我们教材的编订,把教材当成是语言教学的材料而已。
我很欣赏这样的探讨,对教师很有启发。相对的,“研究”若只发现我们的教材选文太过偏重国外的,缺少本地作品;发现我们的教材过于以男性为中心,忽略两性的平衡等,就偏离了语文教学的核心议题了。
教材要编得好,就要回归儿童,多注重语文的元素,不要用非语文因素干扰。多用本地作品,多写女性,恰恰是成人本位的增强,不但无助于教材的编写,反而添加了更多的行政干预。
注:
① 杜威在其著作《学校与社会》第2章第51节提到学校的一切措施应该围绕着儿童设置,这就好比银河系的行星是绕着太阳转一样。他强调“儿童为中心”的观点,和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是同等重要的。原文可看链接。
② 我们今天看的《伊索寓言》,故事结束后都有“这个故事教训我们”The moral of the story is...这是比较后期的版本才出现的。伊索寓言本就记载的就是一些简单的小故事。可参看John Horghan 的 Aesop's Fables
③ 我称这种结尾为画蛇添足,可参阅我2013年写的文章的结尾。
《星洲日报·东海岸》27/12/2021
图片取自:搜狐
(再议教材的争议)
以前课标说“阅读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能认识字词……”,所以教课文就是教字词。
我在90年代培训师资也是根据这项指南。每篇课文先教生字新词,力求学生做到四会:会认、会读、会写、会用。具体操作是:出示字卡、根据汉语拼音朗读、讲解词义、构词造句、习写生字,最后交待学生默记,明天听写。
这套教学模式把阅读当手段,识字才是语文教学的目的。当时,我们都相信学语文要先打好基础。“先识字后读书”,字词就是读书的基础;这好比盖房子要用到砖瓦,字词就是砖瓦。我们深信只要学生多积累字词,就会学好语文。
阅读若是手段,教材就不过是个例子①,用以教词语。因此课文写什么,怎样写,不是重点,规范就好了。有些教师会教学生赏析课文,不过大多限于欣赏优美的句子。只要用上积极修辞的,就是含金量高的句子,值得传颂,有感情朗读、誊写、背诵是必须的。
这一套教学横跨近三十年,影响了几代人。我们该反思的是这样的教学是母语教学吗?学生的语文能力就此而提高?语文基础就此扎实?更重要的是,他们因此爱上华文吗?上了中学,去除了“必修”的镣铐,他们还会继续修华文吗?
再说,多少位被如此训练过的学子还记得中小学读过的课文写些什么?还能够背诵以前背过的句子?
KSSR做了调整,强调“尽快认识一定数量的字”,以便“实现独立阅读的目标”。识字成了手段,阅读才是目的。因此,课文的内容和写作手法,必然更加受到重视。“我家前面有什么,后面是什么”般的课文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了。篇章的可读性优先受考量。
当阅读成为目的,学生在阅读中得到什么就成为焦点。阅读不再只为获取知识,还得感受不同的人文情怀,去认识大千世界,感受心灵的悸动。能激发儿童主动阅读,就等于培养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识字将会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生成。
注:
① 这句话原出自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见附图),流传之后,往往被误解。
《星洲日报·东海岸》19/12/2021
前些时候《星洲日报》刊登“华小课本是一场悲剧”一文①,几天内点击量破20万,反映读者对华小教育的高度关注。
作者指出了多个学科课本的问题,我想就华文谈谈我的看法。文中指出课文错把阿凡提的故事当成《伊索寓言》,这是“硬伤”,没有什么可辩,编审的确是疏忽了。不过,若说这个错误会影响小学生的学习,造成PISA排名落后,尚有待商榷。作者再发文号召志同道合者共同设计“更合理、更正确、更容易吸收的一整套补充内容”作教材②,这是值得期待的。
教师教学必须依据教育部发布的课程纲要③,课本只是方便教师的资源之一,却不是绝对的。上个世纪80年代,教育部曾计划不提供课本,由教师根据课程纲要自由编订教材。但计划最终宣告失败,因为教师未做好准备,无所适从,以致各州、各县教育厅号召资深教师编订教材,若然,倒不如中央统一编撰更好。
不过,自此以后,师范学院课程多了“教材的管理、应用与开发”(Pengurusan Sumber)一门课,让教师对教材有更全面的认识,以便能更好“用教材”培养孩子的能力,而不是“教教材”。课本若有错误,教师是可在集体确认后,在不违背课纲精神下,妥善地“调、改、删、换”。
课本毕竟是官方发布的,学生人手一册,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家长关注教材的适合性是正确的。教育部倡导专业学习共同体(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就是希望教师和外界有更好的平台,共同为新生代的教育做出贡献。若家长对教材有疑惑,是可以和教师洽商理解。
教材的编写是项大工程,涉及者必须具备专业素养,不可只是想当然,或从自己的视角编订。若是面向儿童,儿童本位更须被重视。简言之,怎样才是好的教材,尚需各造虚心学习,细心求证。
在PISA的影响下,“阅读力”被视为当今个人的重要素养。网络普及的今天,可阅读的已经不是汗牛充栋可以形容,简直是浩若繁星了;如果不具备阅读力,依然停在过去识字写字的阶段,孩子要如何面对书海,汲取有用的信息呢?
我国的教育跟上国际的步伐,“阅读力”的培养也被摆正居中,小学语文课,约40%的时间会用在阅读力的培养。因此,读什么,怎样读,是现今小学语文课最为重视的。民众关注教材,首要思考的应该是教材是不是具备条件提升儿童的阅读力,包括提取信息,文本理解,评价与反思的能力(见附图)等,而不是用自己的认知与经验评论教材。
注:
① 见《星洲日报》09/11/2021《言路》版读者观点。
② 见《星洲日报》11/11/2021《言路》版,作者发布的“等待奇迹——华小老师的背水一战》。
③ 课程纲要马来文称Kurikulum,教育部约10年会调整一次课程纲要。最新的依据是2015年发布,2017年开始实施的小学标准课程(修订,DSKP Semakan)
《星洲日报·东海岸》12/12/2021
详细信息可参阅法情论坛
这个话题并不新鲜,我也针对教师和家长的合作写过文章,家教合作才可确保教育成功。不过,我觉得还可聚焦在校内成员的合作讨论。
世间是因缘凑合的,每个人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起着特定的作用,无需攀比,也不必厚此薄彼。尤其是在组织中,更是如此。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就是一个成就。
教育家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①。诚然,盖大楼容易,大师的出现却罕见,因此衡量大学的强弱,往往看其教师的素质,尤其出现学识丰厚的大师,更可以撑起整个大学的名誉②。可是,如果细想,一所大学标榜一名大师,那其他老师怎么办?总不成退位让贤,让天下给大师吧?即使甘居幕后,也对大学的发展没有助益。
这时,个人的心态很重要。不要妒忌大师,也不要否定大师。吹捧出来的受不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考验的肯定是真才实学者。我们不但该认同,还要小心呵护大师。不是人人当得了大师,如果行政当局以大师为标准,要求人人都如此,那才叫个苦。更何况大师还得靠众多小师中师才建立得起他的信誉威望,我们何不甘于当小师?螺丝钉在机器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呐!
有大师是好的,但是牡丹还要绿叶陪衬,所以非大师不必妄自菲薄,教育这片江山是靠大伙儿才能办好的。当今学校也是如此,不要只是聚焦在个人能力很强的校长,如果他建立不起团队,他的发挥还是有很大的局限。
教中学时,我们几位华文老师志同道合,协同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华文学习环境。学生很喜欢,课后还常到我们家里来琴棋书画。一位朋友看了说:“这样做不对,学生因你们而爱这个科目,他们会因此不喜欢其他科目了。”幸好有这个提醒,我们不但自我警惕不要边沿化同侪,也常警惕学生不要比较,更不可贬低其他老师,因为大家都有角色扮演,有强处也有弱点,只有相互配合才可以成就事业。
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要同款的,共存共荣才有多姿多彩。同一标准的一体化,只会带来平庸。这是我后来一直坚守的信念。
不但要相互配合,有时候,为了配合其他同事的发挥,我们还得当上丑角。例如学生被过于溺爱,被训练成温室里的小花,视老师为慈父慈母;这时我们不得不化身金刚,严厉对待学生。在学生眼中,也许我们因此成了“坏人”,但从长远看,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学生因此得到更平衡的发展,不至于被训练成绵羊。
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作文批改的机器,并已输入我国市场。
日前槟城某单位办了一场AI批改作文的课程,邀请我主讲其中一个课题。我戏言这是请外行人讲课,因为我尚未用过这机器。不过,基于我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以及关心它对教育的影响,所以我还是接受这个挑战。
我把讲题定为“人机协作,开创教学新机”。“人机”是人和机器的结合;“协作”(collaboration)则是基础教育的一环,要求学习者主动出击,利用外在条件(人或物)与自己互动,强化学习,促进成长。人机协作是未来的教育模式,善驭者得天下。
自电脑被发明后,科学家便致力训练机器“思考”①。半个世纪以来,科技依然在输入与输出之间流连,提高输入容量,强化编程后的输出是重点。俗话说“质从量中求”,如果没有大数据的支撑,抑或数据无法有效处理(process),输出的效果会定格在一个小框架,无从大跃进。
上个世纪末,图像和语音识别取得突破,开创了大数据(Big Data)的可能性;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则让机器的“学习力”提高,不再只是机械化的输入和输出的单程式,神经元网络(Neural Networking)让电脑更像人脑功能,可梳理和整合数据,让输出的信息更具人性化。
科技发展到此,人工智能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各个层面,当然包括教育工作。由于不受限于编程(programming),机器便可以批阅卷子,包括客观试题和主观试题。机器可以根据输入的信息测评打分,也会写评语,就一点也不出奇。
使用批改机器,我们该意识这不仅是商品,而是在和一门科技打交道。它还会不断开发和加强。就像电脑和手机最初面市时,也有人会抗拒;当它不断提高功能,转化为生活的必须时,不使用就意味着跟不上时代了。
我通过问卷调查,看看我的学生对人机协作的反应。敏锐者意识到如果机器可以取代人类工作,教师将会失业。这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如果机器可以代替劳动,何须人力?不受情绪影响的机器,可以处理的事情恐怕犹胜于人类。
所幸教师肩挑的是教育工作,是人和人的一种交流,当中还需要更多智慧的判断与抉择,形成有温度的互动,这是机器依然无法办到的。因此,我们并不是让机器代替我们工作,而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相辅相成。机器的强大功能,如果善加利用,教师的工作将更具人性化②,过程也更加科学化③。
教师在“作前指导——写作——课后讲评”的作文教学过程中善用机器,将省下不少时间,以在另一方面协助学生。例如解题、开题、布局谋篇、提供词汇、范文、眉批、总批、存档、进度分析等,若有机器的协助,教师则可以更加专注在有针对性的指导,并从数据中分析学生的兴趣与能力,采取应对的措施,使学生往更好的一面成长。
此外,AI批改机器也可以让学生用以自习自测,提高文字表达能力。这个过程可以促使学习更加主动,不必依赖教师。
人机协作会是未来的教育模式,不预早思考和操作,机器的“入侵”将使我们自乱阵脚,变得被动。
注:
① “Can machines think?" 是图灵于1950发表的论文”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的主要议题,被视为是人工智能发展的起点。 视频讲解。
② 相对于人性化的概念是机械化。教师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有很多的重复性,发作业、出题、批改、写评语等都是。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占据教师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如果有机器可以代劳,教师可避免机械性地工作,腾出更多的时间思考和执行其他教育工作。
③ 人是有感情的,工作自然也会受到情绪的影响。一旦情绪受到外在或内在的因素干扰,判断力便相对降低,或会影响自己的服务表现。机器的操作则不受情绪影响,在某个层面,其准确度反而更加能够保持。
上周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协会和“半亩天光”联合主办了一项“国际阅读教学论坛”。
重头戏是公开课,采用儿协一贯的同课异构模式。给小朋友上课的是郭史光宏和陈彦丰老师,教材则取自《阅读理解》的《素个好问题》。性质类非连续文本,由一张海报的文案,和一封电邮组成。文案是鼓励吃素的《就素好吃自助餐》,消费者小蔡的电邮则质疑宣传文的真实性。
我受邀担任公开课的点评人,和台湾《阅读理解》学习杂志的总编辑黄国珍老师合作。说实在,最初被邀请时,我还有点忐忑,因为对半亩天光的上课方式并不熟悉,陈彦丰老师则是以“桌游”闻名,万一他设计很强的桌游来上阅读课,我该怎么评?
彦丰老师的教学功力在他开始上课时,就展现出来。原来此君不只是精于桌游,还是现代阅读教学的领航人。不得不佩服黄国珍老师的耕耘,多年来在台湾致力提高教师与学生的阅读素养,每年在各级学校举办上百场“阅读理解”的教师研习,主讲过上千场讲座。彦丰老师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在国珍老师的培训下,深谙阅读教学理念,目标清晰,方法也契合儿童的学习力。
看他的课,我是既赞叹又惭愧的。赞叹的当然是他带课的能力,惭愧的是我用多年培训的合格教师,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表现。我尤其欣赏他设计的理解题,数量不多却恰到好处,既可以提示学生整体把握文本,又凸显其重点内容。两篇文章各有4道问题,结课时再抛出2道联接生活的问题,帮助学生归纳是日所学——“之后读到类似讯息时,你知道怎么厘清两房的论述建立在什么‘观点’上吗?”
得力于恰当的文本,两名教师都发挥得很好。在他们的引领下,学生参与度很高,不断思考,也不断阐述自己的观点,给大家展现了两堂好课!其实学生的表现是我一向更加关心的,看这两堂课,学生的说话得体,积极给予回应,对“吃素救地球”的说法做了比较理性客观的思考。
民办组织做出这样的成绩,“半亩天光”真是好样的!
朱自强老师曾说:“马来西亚的华文界很可能是更具有包容力和活力。”①我是同意的。我国华文教育的发展一向是百花齐放,大家在各自的岗位努力,为新生代的教育做出贡献。这是一种自由的表现,大家应该好好珍惜。
注:
① 朱自强:《小学语文文学教育》(再版序),吉隆坡:嘉阳出版社,2015
《星洲日报·东海岸》21/11/2021
附录:大会手册
发问是课堂教学中非常重要的技巧之一。善于提问,不但可以启迪学生思维,激发思考,还可以获得有用的反馈信息,帮助检视教学成果,改善教学。
“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①,教师习惯满堂灌,唯恐学生没有获取知识,结课时又常以是非题概括教学。比如说教《吞只活猫》②,一开始教师就介绍阿凡提,从新疆谈到穆斯林,再从民间英雄谈到历史人物,最后还要点出课本的错误信息,辨析主人公是不是来自《伊索寓言》。
小结时,教师问学生:“现在你们知道阿凡提是谁了吗?”为了避免再受信息的疲劳轰炸,学生识趣地齐呼:“明白!”教师满意的点点头,再说:“所以你们说阿凡提是不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学生欣然说:“是!”
现今的课堂教学,当然不会是这样“只为落实目标”般教学,单方面灌输知识。因为它既无法有效指导学习,也无法让教师获得反馈信息,检讨教学得失(学生的回答不代表真实的学习情况,他们是配合老师“演戏”)。
“信息是力量”的今天③,知识不再是部分人的专利,只要能上网,知识俯拾即是。教师已经转为学习的组织者,重视构思活动,以引导学生提取信息,筛选信息,和进行思辨。流行用语是“把课堂还给学生,让他们当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发现问题,梳理问题的关键,进而解决问题,比“知道了什么”来得更踏实。
疫情促进教学常态的变革。疫情期间,不会用电脑的老师也会了,只知道电脑是玩游戏的工具的学生也知道电脑具备搜索的功能,如果善加利用这项转变,教育将会大跃进。以上述课文为例,如果教师提示,阿凡提姓“阿”吗?为什么这个名字和我们常见的不一样?再看看插图中的阿凡提,猜猜他应该是什么地方的人。
学生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顺藤摸瓜,让学生再搜索何谓《伊索寓言》,这是来自什么地方的故事。用图片比较两地的男人,看看有什么不同。最后,小结时可以让学生自由说说学会了什么。
当然,这样的教学遐想并不是阅读教学的精华,我只是看到有家长发现课本的错误,担心这会成为“悲剧”④,影响小学生的学习,因此有感而发,提出教学与昔日的差别。课本是人编写的,难免也会犯错。这反而提供了机会教育,使教育更有效进行。
引导学生思辨,不论那是一个小小不起眼、若有若无的概念,不也是一种习惯的培养,进而转化为终身受用的素养?我们怕的是一直灌输,要学生像海绵般一直在吸收。
注:
① 网络资源普遍展示“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这句话出自培根。但是培根说的是知识本身就是力量(knowledge itself is power),指向并不一样。HIlary 的博客(看图片的链接)有一段话很有意思:The term “Knowledge is Power” was first coined by Sir Francis Bacon dating all the way back to 1597! The essence of the saying was that the more one knows, the more one will be able to control events. This saying sparked generations of people seeking knowledge. It’s why your parents in this era probably shared countless images like this one. (看下图)
② 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华文一年级课本第137页,Malaya Press, 2016
③ 网络普及的今天,一切都要求数字化,以便可以在互联网上流通。信息储存量已经是非常大,处理信息的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要不然今天的知识会变成一个外挂的东西,没有用处。以下一段文字说明为什么说information is power: The core element that drives the digital society is digitalised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is the key to how the digital society adds value and redistributes power. In a connected world, information gains power through permanent storage and wide distribution. The same information that existed in the analogue world can exponentially increase in power once shared on digital networks. 原网址
④《星洲日报》9/11/2021言路版刊载周嘉惠先生的《华小课本是一场悲剧》,段时间内点击率破20万。链接
《星洲日报·东海岸》14/11/2021
图片取自:Hilary 个人博客
常听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品德,而不是传授知识。
可是什么才是该传授的品德呢?礼、义、廉、耻?还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四维八德是固有的道德,还是人生的必须?昔日的忠,今日可能变成愚,并非绝对。再说这些名相个别讲还说得通,但并列时是否产生矛盾?历来小说和电影最喜欢的题材就是揭示这种矛盾,忠孝不两全,忠义不并存,在在冲击我们脑细胞。
中国传统读书人的人生目标和成就,常以他们的“道德文章”来概括。所以“文以载道”是正规,文章的作用就是传承道德。历经数千年仍不衰,可见“道德”本来就是不固定的。
我们批判现今年轻人不孝,更要立法规定子女反哺。我们或因此慨叹世风日下,但“父母无恩”的论调据传出自孔子二十世孙孔融①。胡适和李敖都曾以这为课题,议论父母恩②。
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制约会有不同,道德价值观也必然有差异。强行把一种价值观灌输在新生代身上,不但如泥牛入海,而且恐还适得其反。不信?您叫今人守孝三年,叫大众服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看看是否可行。
与其说,不如做。道德发自良好的习惯,习惯是靠行为表现出来的。所以,身为老师或家长的尤其要注意以身示范。儿童的学习,占据最大比例的其实就是模仿,模仿身边人的做法。
旁落学习能力偏弱的学生,优待学习能力强的学生,乃至纵容他们的言行,是最坏的示范。只给孩子看美好的,不让他们认识坏的,是在训练绵羊,日后狼虎不辨,至死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只让孩子学会赞美,不启动理性思维,不具辨识能力,不学习如何批判,是在训练鹦鹉说话,话语只是自然的反应,不是发自内心。
大人吃不了苦,爱埋怨;人事上处理不好,却好挑拨是非、爱离间;行事上又好弄虚作假,这些负面行为,孩子看了,很快就“青出于蓝”。
俗话说言教不如身教,以身示范,让孩子从模仿中养成良好的习惯,扎好基础,日后才能转知识成智慧,踏实生活。
培养孩子良好的处事态度,辩证的思维习惯,比灌输道德价值会更有意义。
注:
① 参阅“吾所好者·走近古人“系列之《孔融大逆不道?》
如果您听到人家说您十年不变,且莫高兴,因为这句话可能是褒义,也可能是贬义。
听到这句话特别有感触的第一次,是在初中时期。佛学老师说:“你们当学生的就好了,每年都升级求学;我教了十年书,年年都在二年级,教着一样的内容,重复又重复……”
当初听了深有同感,一方面感到无奈,一方面又很钦佩老师为教育所作的牺牲。
教中学时,有次和学生闲聊。这些学生有些毕业了好几年,有些则还在学。谈到某位老师,他们不约而同说起相同的话题,仿佛要印证所说的是否同一人。结果大家宛然失笑,那位老师分享的趣事,竟然十年不变,仿佛是今日优管所录制的。
相隔十年的学生提到老师,竟然可以找到共同话题,这反映什么?也许依然可以套用我中学时期的感触。身为老师后我增添了几许的警惕:我不要我的学生也这样说我,因为那表示我在原地踏步。同样的笑话,可以说上十年!
十年在同一个岗位,所做的必然有重复性。如果像机械般的操作,那是对人的一种羞辱。知识是积累的,随着时间必然增加深度,也拓宽涉及面。十年依然说着相同的内容,表示自身的学习是停滞不前的。
大学时期,郑良树老师曾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他立志十年磨一剑,希望每十年都会学好一样新事物。他的确是这样努力着,所以后来会看到他写人物评传,更尝试创作历史小说。以训诂成名的他尚且如此,我们岂能不思齐?
十年不变,指的是对理想的坚持,长时间经营而不知疲累,不轻言放弃,且始终抱有初心。行动上,却不能只停留在一个层次,重复性操作。
从事教育的人,对此更加要保持敏感。日新月异的今天,五年便可造就一代学子,他们的学习环境,学习内容都不断在改变。我们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乃至教育方法,又岂能停留在过去?
《星洲日报·东海岸》31/10/2021
图片取自:https://youtu.be/dqTTojTija8
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现在的小学华文课本太难,不说课文比过去长,即连老师提的问题,他也答不上。孙女才四年级!同样的话,我也听过一位马来文教授说过。她说女儿二年级,竟问了她也答不上的问题。
二者同中有异:前者说的是阅读,后者说的是语法;前者是因为自己的习惯没有调整过来,后者是跟不上新的语法专用名词,被陌生的术语吓到;前者要调整的不只是观念,还要再学习,后者只要知道新的术语问题就迎刃而解。
教育是动态的,我们不能不与时并进。PISA深具远见,测量一个国家未来的竞争力,看的是该国15岁少年的阅读力。他们认为阅读素养才是决定个人成就。乃至国家发展的关键。
华小华文做出了适当的调整,给学生及早进入阅读,而不是停留在过去,教材只为了教知识。如果您对印象依然是教课文时,老师会问词语的意思,习写生字,用词语造句,誊写优美句子,回答理解题,说出价值观,对不起,您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如果这要进入阅读,读长文是免不了的。要促进阅读力,文章的好坏是关键,不是长短。我15岁读完110万字的《倚天屠龙记》,却看不下课本中110字的校园小故事。因为前者激发我内在的阅读动机,后者却味同嚼蜡,毫无趣味。课文只是为了教语文知识,就不必太长。长期下来,我们的学生只能看短文,写篇500字的短文,就要提醒大家“文长慎入”了。
我第一次教小学生读长文,是在中国,而且以初生之犊的形态在三千人面前试教。课文是六年级的《最后一头战象》,共有1762字。主办方安排三人同课异构。大陆何捷老师上的课,重在传递文章的感情,所以偏向朗读;台湾葛琦霞老师上的是指向写作的阅读课,引导学生仿写。我则重视引领学生就不同文本读出自己的感受。
课文很容易读,学生看了就懂,没有多大障碍,不需要老师逐段讲解。我按行文结构引领学生进入课文后,让他们思考第一个问题——这故事是真实的吗?我的目的是让学生初步辨析这是实写还是创作。
跟着我让学生看作者沈石溪先生写作的背景和目的。沈先生说他要借助他在云南小镇上看过的一头大象,写出“崇高”这个价值观。于是,我让学生再次思考,通过这头曾经在战场上驰骋的老象,他们感受到“崇高”了吗?我让学生在小纸上回答,然后再口头说出看法。
有趣的是,现场观课的老师为此哗然。他们说“万一学生写没有感受到,那该怎么办?我的课不是白上了?”阅读该重视学生的感知,不是强行要他们接受作者或教师的想法的,不是吗?学生虽然惯性的说他们感受到了,但我还是让他们再看原文,让他们在比较中感受哪个写法更可以带出“崇高”的价值。
我的初试啼音获得认同,因为过后我受邀到北京和云南再上这堂课。
《星洲日报·东海岸》24/10/2021
一位朋友在社媒发帖说:“师范讲师是老师的老师,更该在这段期间作出积极的回应,带领教师在学校关闭期间继续带学生学习。如果你们也加入埋怨一族,只会使情况更糟糕。”
所言极是,我乐于受教。所幸这段期间,我确实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最初采用谷歌协作平台(Google Site),只是把平时的口语交际改为文字交流;后来用谷歌课室(Google Classrrom),采用视讯教学(Meet);再后来各种应用程序(Apps)也用上了,算是跟得上时代。
朋友的说法是正确的。师训学院改名师范,就是因此。过去培训师资,重点在传授技术,把授课、考试、管理等技巧传给学生,故名“师训”;后来教师素养愈受重视,除了原本具备的素质以外,还要靠进入学院后所受的熏陶,提高个人品质,包括外表形象、操作能力、知识结构、道德品质等涵养,故易名“师范”——堪为人师的模范。
技术训练,“装水”的理论便成立。教师本身要有水,才能给学生装水。素养的培养,则要靠“点火”,点燃学生的热情,让他们发现自己的重要,勇于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因此以身为范的教学理念非常重要,否则难成师范。
水再多,也有枯竭的时候;火被点燃,却会越烧越旺。所以,我训练教师,从不要他们学我,跟在我后面走,毕竟我学力有限,可以传授的知识更不多。我只是指路人,点出大方向,大家各自跑,脚力健的跑在我前面更佳。被学生抛在后头的老师,更有成就感。
素养是自身先培育起来,才足以影响他人。外表形象得重视,至少不要让人见而远之。操作能力必须有,即使不是最精最强,但却不断展示进步。知识结构要能确立,即使偏于一隅仍足于为人师,自己能力所不殆的,可以给学生推介名师。道德品质当然要有,但不是停留在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那种形而下的,而是那种锲而不舍,坚守理想的崇高品质。
老师的老师该当如此,学生的老师岂不也是如此?
“课型”即一堂课的类型。它可以按不同的目的划分,如按内容可分文学课、语音课等;按目标可分新授课、复习课等;按形式分讲授课、讨论课等。
在培训教师时,我喜欢按技能把语文课分为口语交际课、阅读课、写作课。不同的课型有不同的训练目的,主次分明。比如说,阅读课以培养阅读力为目的,说话、写话只是手段;口语交际课可以用阅读材料,但是却成了手段,说话才是训练的目的。
我的学生之中,有好些常用绘本教学。图画书故事性强,创意十足,可以刺激学生“有话可说”,用来训练学生说话或写话很有效。经典图画书不止叙事,还包含深刻的生活哲理,若作为阅读教材,则可以提高学生的阅读力。
最近一名师范生用了《朱家故事》上了一堂口语交际课。口语交际课是让学生彼此交换看法,以达致交流为目的。它的性质应该是开放性的,可以自由抒发想法,同时聆听他人的意见,做出适当的回应。学生可以学习如何反驳他人以捍卫自己的立场,也可以接受别人的不同意见而调整自己的见解。
可惜的是师范生经验不足,立“发表对男女之间的刻板印象”为目的,预设了立场要学生说出妈妈不一定只是洗衣煮饭,也可以走出去修理汽车。同侪议课时说:“转移经典的主旨,降格为说话的素材,我觉得是对经典的亵渎。”真是发人深省的反思。如果用《母鸡萝丝去散步》来引导说话还好,因为绘本本就没有微言大义。
又有学生用《你好灯塔》为阅读教材。当老师提出“守护”这个主题后,学生跨越老师的预设,说出绘本中可以守护的对象。丈夫妻子的相互守护肯定比家长的守护有意义,而灯塔守护大海、守塔人和他的家庭,更是主题讨论的深化。
本来这是挺有意思的,但备课时该了解这绘本是2019年凯迪克金奖的作品,不但享有盛誉,还富有许多人文信息,备受器重。预设答案引导学生等于挖坑引猎物入彀,并非好的阅读素养培训。如果引导学生观察绘本的细节,应该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不但感受到一个时代交替的表象,还体会个中的得失。末代工人的生涯,离开岗位前后的故事,都在画面中一一展现,这是作者隐藏着的许多信息,值得探究。
把绘本作为阅读教材,就别急着找主题思想,留意细节的精彩处,更是阅读的必要素养。固定的主题,只会庸俗化了经典。
《星洲日报·东海岸》10/10/2021
“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网上说是21世纪青少年的重要素养之一,因为新时代的青年,应该具有本土情怀与全球意识,做个真正的世界公民①。
不过,我在80年代参与活动时,就知道这个口号,当时叫“扎根本土,放眼全球”,是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最先喊出,目标是建设大马佛教②。90年代,马华文学也提出类似的口号,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后,还出版了论文集《扎根本土,面向世界》③。
有人问我,口号喊了近半个世纪,大马佛教长个什么模样,马华文学又有何独特性?我还真答不上来。一切还在努力中吧!
我想之所以要放眼世界,是因为人类本就是个生命共同体,相互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学术说法是它“强调个体和群体的有机关系,使个人对所属共同团体产生荣辱与共、祸福相依之道德责任的政治哲学思想”④;接地气的说法则是人类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坏、我坏,大家也坏的。最近我们经历冠状肺炎的大流行,不由你不相信人类真是生命共同体。
既然是共同体,那么对于世界的变化,我们不得不密切关注和了解,研究后还得给予适当的回应。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无疑是画地自牢,不求进步的做法。但放眼世界而不注意脚下,难免要离地,所以我们还得立足本土,进行适应本土大多数人的需要,同时进行扎根的工作。
如果把“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当成是因果关系,就要争论孰先孰后的问题,难免就要纠结一番。如果把它视为并列关系,二者就可以共存。
例如中国民间发起的儿童阅读运动,会大量阅读绘本。大多数的优秀绘本都是外来的,却不见他们抗拒。这是文化底蕴深厚,一如过去中华文明曾接受的考验般,融合后再开新机。如果再往前推,从西学东渐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也归结到中西融合吗?何必担心孰先孰后?只要心怀本土,放眼世界必然促进我们的成长。
不过,我还是担心我们会忘了本土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文化底蕴不足的缺陷,过于放眼世界而忘了立足本土。例如在捍卫母语教育时,也跟着喊“华语文”的口号,不但要质疑我们的母语是什么,还要放大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异,俨然一刀切。有时又因害怕方言断根,矫正“多讲华语”运动而两头极端游走,过度放大方言的地位,这又会开创出怎样的格局呢?我们的民情不同,是没有条件像台湾人般斗争,也没有这个必要。
放眼世界的当儿,还是要立足本土。
注:
① 可参见链接。
② 具体时间忘记了,印象中是1984-5年间,马佛青总会在太平主办“为大马佛教开拓新境界”学术研讨会提出的口号。
③ 研讨会的论文集(1998)可以从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下载。
④ 这是《国语辞典》的诠释,可参阅汉典网络词典。
《星洲日报·东海岸》02/10/2021
中学时期我开始接触社团主办的课程①,不过不是参加,只是旁听。那时候,参加三两天的课程是罕见的,可见学校教育依然很封闭。若非有机会接触学校以外的社团,不敢想象我现在的日子会是如何?
旁听,是因为父母不让参加,大概是担心我被洗脑吧。没有在那边过夜,只是听课,父母倒是没有禁止。我得到课程表后,会准时去听课。难忘的是,主办方平等对待旁听生,他们会递上讲义,有一回慈观法师还拿了几张白纸让我做笔记。这给我日后办活动得到深刻的启发——让参加者宾至如归。
进入大学后,机缘巧合,我和继程法师创办了大专佛青生活营。法师经验丰富,给予我很好的指导,包括:一、办活动因缘很殊胜,所以课程要密集,不要松散;二、要全力以赴,各方面都做得最好,让参加者欢喜归去;三、主办方也是参与者,大家一同学习,一同成长。
最后那项叫我印象最深刻。其后我办活动都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不是办活动给别人参加,是汇集因缘和同好者共学。在中学教学时是如此,在师范执教也是那样。活动期间,我都在场,一旦出现状况,我随即调整。有必要时,还特征用时间给参与者补说几句话。如果是请嘉宾讲课,则会和他们时时反思检讨,注意参与者的学习状态。
有一次协办教学研讨会,发现参与者失去了方向,不知该注意些什么,课程开始松散。第二天早上,我要求大家提早20分钟入场,我做了一些补充说明,给予参与者概念,助他们进入学习状态。
任马佛青的高职时,我常为各地的生活营主持开幕。有时到一些地方,发现筹委聚在一旁聊天,问他们何故,他们会大剌剌说讲师在讲课,工委趁机休息。显然,他们是办活动给别人参加,只为普渡众生,不求自学。我免不了要劝诫他们,不过无效。
现在办线上课程,我依然故我。例如“法情学堂”的“中文母语课堂”。最初都是我讲课,因为一切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还是自己来比较妥当。当各方面条件具备,技术稳定了,我开始引荐学力更高的学者专家来授课。但这并不等于我就此退下不理。我依然会是最忠实的听众,和报名者一同向专家学习。我也会利用课堂内外的交流平台和大家沟通,帮助大家学习。
因为,我始终相信:办活动,是汇集因缘促进大家的成长。就好比登山,也许我脚力稍健,捷足先登,但我不会忘记后来者,我会回头引领大家一同攀高。如果我自己也未登上顶峰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还是乐意呼朋唤友一起走,因为我有过经验,相信高峰上的景色最怡人。
注:
① 我第一次“旁听”的社团活动是太平佛教会举办的北马区佛青训练营,1978年,当年初中二。
《星洲日报·东海岸》26/09/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