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9】药、可乐、水果

学生问：鲁迅要搞大众醒觉运动，为什么不说些更浅的大白话，而要写那么深奥难懂的文章？

我回答：这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待。第一，社会醒觉运动牵涉整个社会，该当由整个社会来承担，不能锁定一两个人做。每个人各有角色要扮演，应该各司其职，各安本份，不要过度夸大自己所做的是最重要、最正确的，强要大众随同附和。若大众不跟随，便给人贴标签、定好坏，这是比社会醒觉更糟糕的霸道。鲁迅自觉地从事社会醒觉运动，他自然知道自己的角色和职责，有选择性地去做他认为该做的。不是每个人都要走上街头，直接参政才叫做“有为”。

第二，文字的表现力是多方面的，可以直白，也可以含蓄，各有其功用和魅力；倘若化身为文学，则该注重思维空间的开拓，给读者留有想象的空间，体悟文字背后的信息。例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是脍炙人口的诗篇，全诗只有四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是，写来流利飘逸，夸张中又留给读者合理的想象。一般相信这首诗是李白在流放途中遇赦返回时所作的。他借助客观的景物来表达遇赦后的心情，行舟之迅速代表着他的迫切心情，而“两岸猿声啼不住”更予人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作品流传下来，千年后还会给人启示。倘若李白当时只写“终于得赦，心情愉悦回去”，那可有多乏味！

鲁迅其实也有用大白话呼告的，像他的一些杂文便是。但，他给后人更大启示，更受到后世关注的，还是他的小说。

第三，醒觉是长征，不求短期的效应而已。直接呼告做不到这点。

我且引述刘绪源老师的话说明这点。他把市场上林林总总的儿童文学读物分为三类：一是强调教育价值的，二是强调市场价值的，三是强调审美价值的。他比喻说：第一类读物是“药”，急于对治读者的毛病而出版，希望通过故事引出教训，让儿童受教育；第二类读物像“可乐”，只求市场效益好，一味讨好儿童口味，写得浅显热闹而没有真正的内涵，不但没有“营养”，一旦上了瘾，还会排斥其他的“食品”；第三类读物则是“水果”，不但有生命，而且美味，只不过吃起来必须用力，不像药片一吞就得，也不像可乐那样喝下去便是，所以有些孩童懒于吃它。

这个比喻很妙。试想，要呼唤民众醒觉，是不是只要一个方法就可以处理好？如果您是鲁迅，在“药、可乐、水果”的对比下，您又会作何选择？

药最初也许有效果，过了一阵子，药效骤减，该怎么办？如果写文章也像开药方，会不会变成一种具时效性的文字，解决了一个问题后便宣告作古了？

可乐之类的软饮品，只是契合大众的口味，但求畅销就好。写这样的文章，便要成了比较谁的文笔写得较大众化、较优美、较合乎大众的阅读口味。读者不会在乎内容其实是他们已懂的，只要作者按着他们正常的思考模式写，切中他们的口味，便被捧为名篇了。

水果则不然，就像刘老师所说，“水果有营养，但不是针对性地用以治病的，吃它只是享受，在享受的同时，营养被吸收，慢慢地也就有了健身的作用”。如果我们把文字降格成只是传递知识的工具，那岂不是把它的功能过于平面化和庸俗化？读者的阅读力要通过锻炼和积累，才能提升，才能透过文字获取智慧。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6/01/2013

【268】功用之臣

《荀子》记载孔子评述晏子的一句话说：“晏子，功用之臣也。”（《大略》）这是孔子对晏子极为正面的评价。

孔子如此表扬晏子，自然是因为晏子在行事上与他有共同之处，都一样是积极入世，处处关心人民，以民为本。不过，孔子的具体表现机会不多，所以让后世缅怀的毕竟是他对“仁”的主张和思想；而晏子则是实践家，终其一生，鞠躬尽瘁，在政治主流上实践了他对“仁”的主张，通过实践来散发出其思想光辉。

《晏子春秋》里记载晏子爱民恤民的事迹颇多。例如有一年齐国闹饥荒，晏子请求开仓发粟，账济灾民。齐景公不但不准许，还要大兴土木建听政用的路寝之台。身为臣子，进谏不能太过，以保全身；但却又不能忽视自己为官的职责，无视人民的困苦。晏子于是“令吏重其赁，远其兆，徐其日，而不趋”，这句或作“远其涂，佻其日”，意思是他命令主事的官吏提高雇工的工酬，增加道路的长度，延缓工期，而不加以催促。三年后路寝之台建成，君王既满意，百姓也得到了赈济，蒙受晏子的恩惠。（《內篇第五》）

景公喜欢捕猎，有次他让烛邹看管他养的鸟儿，烛邹却不小心让鸟飞走了。景公大怒要杀他。晏子要求先陈述烛邹的罪名才杀他，景公批准后，他便说：“烛邹有三罪：一、为君主看鸟而让鸟逃走；二、害我们的君王因鸟的缘故而杀人；三、让其他侯国听闻此事后，以为我们的君王‘重鸟以轻士’，这三条都是死罪啊！”景公听了深感惭愧，便豁免了烛邹的死罪。（《外篇第七》）

景公之时，刑法甚繁，要逐一矫正是不可能的，要从根本上改变他，还得另谋对策。某次景公对晏子说：“你的住宅靠近集市，吵闹灰尘多，我给你换个住处吧。”晏子推辞说：“别人能住，我也可以住，要不有人会说我奢侈。而且靠近集市，买东西很方便，多好！”景公笑着说：“你住近集市，知道什么是贵贱么？”晏子说：“哪里可能不知道？”景公说：“那你说说什么东西卖得贵，什么东西卖得贱？”晏子说：“踊贵而履贱。”原来当时严厉的齐国刑罚，会对犯罪者施于刖刑，也就是砍掉罪犯的脚。踊，是古代受过刖刑的人的鞋。晏子的回答是说特别的鞋子很贵，一般的鞋子很便宜。景公听了“愀然改容”，并因此而“省于刑”。难怪后世评述此事说：“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内篇第六》）

类似这样的事迹，在在显示晏子的“仁风义举”。晏子一生为官，跨越齐国三代君王，主政都是以惠民为首要考虑，不空谈理论，不标榜仁义。难怪孔子要说是“功用之臣”。

孔子虽说学而优则仕，但是出仕后，士人是否还能够保持昔日的赤子情怀，多做有功用之事，尚得让历史来验证。像晏子这样的功用之臣，在世深得人心，去世也流芳百世。

反之，一些紧抓学问，满口仁义道德，“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的评论家，却远远不及“功用之臣”。所以，我一直倡导，要用实践来印证自己的理论，要用行动来加强自己的观点，不该偏于一隅，走向极端。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0/12/2012

【267】黄巾红巾，是兵是贼？

“黄巾”和“红巾”分别是东汉末年和元朝末年起义的农民军。两者有很大的共同点，都是农民起义，都是以宗教为号召，都是以裹颜色头巾为标志。不同的是：前者以失败告终，所以被判为“黄巾贼”；后者成功，所以被称为“红巾军”。

黄巾起义发生于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当时朝廷腐败、宦官和外戚的斗争尖锐化、边疆又战事连年，加上全国大旱，农作物歉收，人民依然要缴交高税，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当时以“太平道”济世，并拥有很多信徒拥护的张角的号召下，纷纷头扎黄巾，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口号，向统治集团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黄巾起义后，各地兴起了许多豪强的武装。董卓、袁绍、袁术、陶谦、刘表、曹操、孙策、刘备等纷纷招兵买马，乘时而起，打起平乱的旗帜，或屠杀“黄巾贼”，或招降他们以扩大自己的武装势力。他们因此获得各自的政治地盘，在东汉帝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无数的军事政权。

这种豪强混战的局面以灵帝中平六年（189）爆发的董卓之乱拉开序幕，直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才以三国鼎立的局面宣告结束。我们说董卓之乱是豪强争霸的序幕，是因为在这之前东汉的政权虽然被农民摇撼，但统治阶级还保持着一种统一的表象。董卓之乱后，撕破了这种假统一的面具，名义上虽然还有刘氏皇帝，但他已是豪强挟持以号令天下的傀儡。

黄巾起义，加快了汉朝的灭亡。但是，当中豪强的崛起，不但把黄巾当贼般屠杀，还掩盖了黄巾起义的历史地位。

历史称“董卓之乱”是因为董卓专横独断，残暴至极，一心寻求篡权的机会。他废少帝拥陈留王，挟天子而令诸侯。后来在王允、吕布等的共同谋划下被杀。其时民间广泛流传一首民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十日卜是拆字游戏，重新组合起来就是董卓的名字，何青青、不得生则深刻地表达了当时人民对误国权臣董卓的痛恨，希望他早日死去。

千余年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元朝政权。元朝是蒙古族创立的，对汉族百般压迫，造成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化。至正四年（1344）黄河泛滥成灾，沿河州郡不但受水灾影响，还遭遇瘟疫等伤害，灾区人民死者过半。这一次的黄河灾害，还冲坏山东盐场，严重影响元朝政府的国库收入。至正十一年，顺帝命贾鲁“治水”，强征民工开凿新河道，引领黄河与淮河流入东海。同一时期，顺帝又变更钞法，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腾。“开河”和“变钞”两大事件促使元末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群情激愤。

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等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红巾军起义沉重打击了元朝在全国各地的统治，直接成就了朱元璋最后推翻元朝。

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辍耕录》收录了一首元曲，注云：“《醉太平》小令一阙，不知谁所造。自京帅至江南，人人能道之。”这首元曲正好概括了元末的局势，民心之思变跃然纸上。曲是：“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如此惹民怨的政权，给红巾制造了胜利的条件，也奠立他们的历史功绩。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3/12/2012

【266】从人到神，再走下神台

沈伯俊先生说：“《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诸葛亮无疑是塑造得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可以说，他是全书的真正主角，是维系全书的灵魂。罗贯中满怀挚爱之情，倾注全部心血，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将他塑造为一个高雅、睿智、充满理想色彩和艺术魅力的艺术形象，一个光彩照人的不朽典型，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诸葛亮形象三辩》）

这句话说得好，也代表着很多人的心声。许多人看《三国》，不管是小说还是改编后的电视剧，都会觉得诸葛亮出山以后情节突然精彩起来，而诸葛五丈原病逝后，就失去了看的冲动。可见，把《三国演义》当成《诸葛亮传》也不为过。

可是，如果我们看正史，陈寿是这样评论诸葛亮的：“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三国志•诸葛亮传》）

陈寿这番评论非常中肯，赞多贬少，即使是贬也不过说诸葛亮不善于用兵，应变将略不是他的长处而已。诸葛亮的崇拜者对此当然不忿，搬出陈寿的家世来说明陈寿的偏颇。原来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诸葛亮街亭斩马谡，陈寿父亲也受到牵连，因此陈寿对诸葛亮颇有仇恨云云。（《晋书•陈寿传》）然而，这样的说法是不耐推敲的，清代学者王鸣盛、赵翼都加以驳斥，认为陈寿的评论中肯到位。

陈寿是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待诸葛亮的功过，对他的一生做了客观的评定。这是把他当人看待做的评述。罗贯中把众多事件集中在诸葛亮身上，用艺术手法再造了他的光辉形象，这是把他当神看待的做法。

“造神”本来就是人类的一种特殊才华。这种才华不是从天而降，要不然人人都可为之；造神更加不是无中生有，要不然它就经受不起历史的考验。总之，造神的对象必须要有过人之处，而且要有功于社会，是大家熟悉的对象。

蜀汉地区对诸葛亮的崇拜由来已久，据地方志记载：“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 朝仪以礼佚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于陌道。”后来，因为民意难违，后主遂在景耀六年（263）春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于是武侯庙成为民间祭祀诸葛亮的所在。可见诸葛亮的文治武功在蜀汉地区留有巨大的影响。不过这种习俗渐渐的会被神化，尤其是统治者介入之后，往往会加以利用，以达致其统治目的。例如过高的标榜诸葛亮的“忠义”就是。随后加上民间戏曲、话本、小说等的演义，诸葛亮更加登上了神坛。《三国演义》可以算是集大成者。鲁迅这样评价《三国演义》：“写关羽之义而似伪，状诸葛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这是颇有见地的。

现今学术开放，评议历史人物更是时尚。于是对诸葛亮的形象评议也多了起来。当中不乏把他重新迎回历史，站在人的角度去看待的。

我觉得在探讨历史的真实之中，也不应该不尊重社会的时尚。造神不是偶然，其流传也必有一定的价值。我们要尊重历史，不必盲目顶礼膜拜古人，但却也不该藐视前贤，抹杀前人的论述。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7/12/2012

【265】被扭曲的价值观

中国领导层迈入了“习李”时代。据悉，民间对他们都寄予厚望，尤其是打贪防腐更抱有期待。

这让我们想起“刚毅率直、嫉恶如仇”的前任中国总理朱镕基。他那句“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是多么铿锵有力、叫人动容！可是，十多二十年过去了，贪腐灭迹了么？

打贪防腐可还真是“说易行难”的事。

网上有时评家引录一帧条幅：上联是“说实话，办实事，一身正气”；下联则是“不贪污，不受贿，两袖清风”。时评家不忘嘲讽地说：“如此高风亮节，不食人间烟火的境界，后来多事的人挖苦他自说自爽，愚人自娱，以妙绝独到、十分传神作了横批：查无此人。”

真查无此人么？我们不妨回到历史记载去探索。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为官吏分类作评价的传统：一类是好官，称为“循吏”；一类是欺压人民的恶官，称“酷吏”。两相对比，读者更加能够体会好官和酷吏的分别。司马迁的做法也告诉我们：历史会有记载，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任君选择！

其实好官的标准会依据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认为好官标准有三：行教、清廉、守法。“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是最高标准，即“行教”也。当好官最低也要“守法”，不滥用权力。

晋朝时司马懿某次告诫官吏：“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然后他又询问官吏：“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有人回答：“清固为本。”（李秉《家诫》）其后，“清、慎、勤”遂成为做官的基本守则，“清官”也就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史上多有清官，例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是表率。他曾上书后主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这是古代官员中第一个主动申报财产的人。

《三国志》引述这段文字后说：“及卒，如其所言。”意思是说诸葛亮上述的财产申报是真实的，绝不是虚报。他说他的总财产只有八百棵桑树和田地十五顷，这些财产来源是“悉仰于官”，也就是说都是靠官粮为收入，“无别调度”，即没有通过其他管道牟利，不存在灰色的收入；他又说“不别治生”，表明自身没有利用权力之便谋私益，不借官职“外包”做生意。

一个社会若以清官为可贵，则保留着一个崇高的理想，那么国家社会就会有希望。如果官场上都以“金钱政治不是贪污”为守则，甚至直认贪污涉及款项“只有”260亿令吉，那就是一个被扭曲了的价值观，只会引领人民走向毁灭。

朱镕基总理在清华大学作告别演说时告诫学子：“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这又是一句铿锵之言。

不想身后落个骂名的，表示有羞耻之心。子曰“知耻近乎勇”，所以朱总理绝对是有勇之士。这样的领导是会让后人称颂怀念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9/12/2012

【264】孔子的因材施教

拉曼大学配合林水檺教授七十岁生日和荣休，特别举办了一项“汉学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这种祝寿方式既特别又有意义。

我有幸参加了这项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论文——《论语•为政》“问孝”四章解读。

由于过去两年都在讲《论语》，积累了不少相关知识，因此在整理《论语》第二篇的四个章句时，感觉并不那么吃力。相反的，还真有温故知新的体会。

这四章分别是《论语》2.5至2.8章，是孔子回答四个人同一问题（问孝）的说法。这四个人分别是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和子夏。前两者是鲁国贵族，后两者是孔子门下的高材生。

讲课时，我是分开四段时间讲，没有把四章给串起来。不过，当时讲完后，隐约感觉这四章应该是有机的整体，是弟子们给老师编书时有意排列在一起的。

果不其然，重新看后，我更加确定这四章是收录在《论语》同一篇里并非偶然的。第一章内容与篇名“为政”相关，可视为夫子阐述“孝”与政治的关系，其后三章却似乎偏离了“为政”的主题。然而，综观四章内容，却又相互呼应，让孔子把“孝道”讲得更加透彻。

皇侃《义疏》中总结得很好，他说：“然此四人问孝是同，而夫子答异者，或随疾与药，或寄人弘教也。懿子、武伯皆明以其人有失，故随其失而答之；子游、子夏是寄二子以俱明教也。故王弼曰：‘问同而答异者，或攻其短，或矫其时失，或成其志，或说其行。’又沈峭云：‘夫应教纷纭，常系汲引，经营流世，每存急疾。今世万途，难以同对，互举一事，以训来问。来问之训，纵横异辙，则孝道之广亦以明矣。’”

以上观点从宏观的角度说明孔夫子的“因材施教”。如果单单把夫子的教诲锁定在“攻其短”，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这是过于狭隘的。夫子除了攻其短外，还能矫其失、成其志、说其行。夫子给四个人的不同答案，的确做到“纵横异辙”，使孝道的内容更加丰富和深刻，不流于浮华表面。

相对而言，宋代理学家的阐述，反而不及两汉魏晋南北朝人的视野。例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程颐的话说：“子曰：‘告懿子，告众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忧之事。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这种说法过于绝对，但是却又无法论证其可靠性，难以叫人起共鸣，只觉得过于把夫子神化了。

近代新儒家钱穆先生把这点看得很清楚，所以在阐述孔子的“因材施教”时，他避开了一些只能臆测的说法，踏踏实实地说：“以上四章皆问孝，而孔子所对各不同。或疑乃孔子因人施教,针对问者之短处与缺点。于是疑子游或能养而稍失于敬，子夏或对父母少温润之色，凡此皆属臆测。《论语》文辞简约，或当时间语有不同，孔于针对问语而各别为说，记者详孔子之言，而略各人所问，遂若问同而对异。学者且当就文寻绎，知孔子言孝道有此诸说，斯可矣，不宜离此多求。”

我喜欢钱先生这样做学问的方式，着实而又有深度。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2/12/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