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贞观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摭言》）

以上一段话出于记述唐代科举制度的书，里头指的“上”是唐太宗，说的是皇帝某次私自视察御史府，看到许多新科进士列队而出，便高兴地说：“天下的有为之士，都进入了我的圈套！”

唐太宗这句话其实很有先见之明，洞悉科举考试的弊病。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自隋代开始，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被废除，在中国施行了约1300年，影响深远。

科举的原本目的是让统治者从民间选拔人材。相对于先前的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它无疑是比较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唐代延续隋代的科举制度，但做了更细的分类，“唐制……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新唐书》）可见，不管是人才的等级，考试的范围，成绩的级别，唐代科举都日渐完善。

若按这种趋势发展，民间各种人才都可以通过考试得以进入官府，一展所长。这是积极的、公正的，可以激励人民努力读书，追求知识，以图“学而优则仕”。

可是，当时候的皇帝却发现科举也可以是一种笼络、控制读书人的方法，有助于巩固其统治。所以唐太宗才会冒出“天下英雄入吾彀”的狂言。

果不其然，到了明代，科举的考试内容和形式都走向僵化。读书人为了应考，思想都受四书五经影响，作文也走向形式主义的八股文；无论是眼界、创造力、思考力都受到限制。渐渐地，为求功名的读书人，都按统治者的意愿死背经书，完全丧失了独立的思想。这种十年甚至几十年的苦读、应考的风气，怎能不使一代代的读书人思想僵化？科举于是成了为统治者量身打造思想单一的人才的工具。

到了清末，社会日渐开放，西学入侵，学校教育被引进，传统的科举制度下的求学方式，自然要受到淘汰。

《台湾通史》有一段文字可以说明当时人们的省思：“科举非能得人才也，又且抑遏之、摧残之，蔀其耳目、锢其心思，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而精捍者亦不敢与我抗，而吾乃可无忧。故学校之设，公也；科举之制，私也。以私害公，霸者之术也。”

只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科举制度终究要淘汰，为公而设的学校教育要取而代之。
历史走进了新纪元，社会是越来越开放了，人们可以接触的信息已经是近乎于无孔不入的程度。可是，我们的教育是否可以摆脱唐太宗的魔咒，不入皇帝老爷之彀？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1/07/2009

【102】 曹参碌碌无为么？

曹参，是汉朝的第二任丞相。

司马迁记载了这样的事迹：汉惠帝埋怨曹相国不治事，于是密令曹参的儿子曹窋回家劝谏。岂知曹窋才开口劝父亲，竟然被鞭打了二百下，还被令回去宫里侍候皇帝，不准谈国家大事。汉惠帝知道后，只好自己出面劝曹参。君臣于是展开了这样的一番对话：

“论圣武，陛下自觉和高皇帝比起来如何？”
“朕怎能和先帝的功绩比？”
“论贤能，陛下认为臣和萧何谁胜？”
“你看来比不上他。”
“陛下的判断是正确的。高皇帝和萧何平定天下，既然已经明布法令，我们现在守着职责，遵循他们的道路，有什么不妥？”
汉惠帝因此无话好说，只好打发他下朝而去。（《史记•曹相国世家》）

是的，曹参继萧何之后为汉朝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看起来的确像是碌碌无为。司马迁还有更绝的描绘：

曹参在任时“日夜饮醇酒”，卿大夫看不过眼，要来相劝，但是每次去见曹参，还来不及说话，就被曹参给灌醉了。某次，与曹参后院临近的官吏宿舍，白天也传来饮酒唱歌的欢乐声。府中的从吏深感厌恶，将计就计把曹参请到后院去，让他听听这种醉言疯语，希望他从而省悟。岂知，曹参听到后，反而在后院摆酒作乐，与对方唱歌应和。

一国之相竟然有此荒唐行径，岂不叫人扼腕，乃至担心汉朝江山？

偏偏历史却不是这样发展。民间歌谣赞扬曹参：“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汉朝之所以可以稳定下来，除了萧何的贡献外，曹参更是扮演重要角色。

司马迁其实对曹参的功过非常清楚，他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这是赞扬曹参懂得看整个局势，知道百姓在秦朝的严酷刑法的压迫，以及其后常年的战乱之后，最需要的是“休息无为”，自然地投入经济生产之中，寻求安定。所以，曹参的“无为之治”是恰到好处地让人民得到重新整顿生活的机会，让大汉江山稳固下来。

　　“举事无所变更, 一遵萧何约束”的政策，使刘邦与萧何制定的与民休息的政策得以有效地实施下去。这不像一般继任者那样甫一上台，就要急着表现，不但一改前任之所为，甚至还反其道而行。曹参继任后，想到的不是显现自己的形象，而是谋求国家社会的稳定和确保百姓的安宁。即使是用人，他也是招收那些“木诎于文辞”的“重厚长者”，这是为了避免激进和夸大的行径，破坏了稳健的发展。所以，曹参的无为，反而赢来历史的正面评价，功绩反而在无为之中表现出来。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1/07/2009

【101】孝顺的黄香

小学二年级课本收录了一篇题为《孝顺的黄香》的文章：

“黄香九岁那年，母亲死了，父亲又得了一场重病，不能起床。黄香整天都小心地照料父亲。白天，黄香忙着烧饭，喂父亲吃清淡的食物。晚上，他为父亲盖好被子后，便坐在床边扇扇子，赶走蚊子和别的害虫。父亲病好后，紧紧地抱着黄香说：‘你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小朋友看了后问老师：“老师，黄香的爸爸得了什么病？为什么要病好了才会抱着黄香说他是孝顺的孩子？”呵呵，真棒的孩子！黄香的父亲生病时是不省人事么？要不，何以要等到病好了才抱着黄香表扬一番？

黄香，有名有姓，不是虚构的人物。迩来小朋友多有背诵《三字经》的，该背过“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里头的“香九龄”指的就是九岁时候的黄香。

黄香，《后汉书》有传，列在“文苑列传”中。根据范晔的记载，黄香字文疆，江夏安陆人。九岁的时候，母亲去世，“思慕憔悴，殆不免丧”，因此乡人都称赞他 “至孝”。黄香家境虽贫困，但是却好学不倦，“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所以当时被尊为“天下无双，江夏黄童”。黄香长大后，曾受皇帝肃宗召见，并特许他在东观（当时的史馆）读“所未尝见书”。其后，多有官职，最后担任的是魏郡的太守，都有功绩。

范晔是晋朝人，在他的《后汉书》写就之前，东汉已有《东观汉记》的流传。《汉纪》第17卷也有黄香传。所载与《后汉书》的事迹大同小异。黄香受表扬的重点有两个：孝顺、博学。可是，如何孝顺，两部史册都没有详细记载。
今本《东观汉记》增补了一行比较具体的写法，说黄香“暑即扇床枕，寒即以身温席”。这段话后来流传很广，特别是《二十四孝》的图片与故事流传后，小黄香“扇床枕”更是孝行的代号了。上面说的《三字经》提到的“温席”，指的也是这回事。

这段文字的增补是有根据的。唐代李瀚的《蒙求》有“暑则扇床枕，寒则以身温席”之说，宋代王观国的《学林》卷七收录“扇枕”一条，并载：“《后汉•黄香传》不载扇枕事，陶渊明作《孝士传赞》曰：‘黄香九岁失母，事父竭力以致孝养，暑月则扇床枕。’”明代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所辑的《士孝传赞》写的与李瀚《蒙求》的一样。其它如《类聚》《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都有类似记载。《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所收的古类书写的则是“冬温席，恐其寒，夏扇枕，恐其热”，意思更明确。

总之，古书的记载，在在说明黄香在热天时为父亲扇凉床、枕，冬天时在父亲就寝前先睡暖床席。这早就是家喻户晓的标志性孝行，何以我们的课本却来个大突破，变成小黄香用扇子赶蚊虫？然后再来个父亲病好后，紧紧抱着小黄香的感人画面？

中国儿童文学家最近反对世界名著简写后编入教科书，因为这会破坏名著的可读性，误导儿童。古人的事迹，若要改编，是不是也应该更谨慎，不要让儿童当着荒谬的笑话来读，侮蔑古人？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4/07/2009

【100】《满江红》是岳飞的作品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以上这首词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老一辈的人还会哼上几句“怒发冲冠……”，然后告诉您这首歌叫《满江红》，是宋代抗金英雄岳飞所写的。

其实《满江红》不过是词牌，并非词作的题目，像大家熟悉的苏东坡名作《念奴娇》也是词牌，真正的题目是《赤壁怀古》。宋人以《满江红》写词的很多，《全宋词》收录的名家之作包括刘克庄30首、辛弃疾10首、苏轼6首、柳永4首、文天祥2首等，即使是岳飞本人也有两首，一首题作《写怀》，就是“怒发冲冠”这一首，另一首是《登黄鹤楼有感》。

近世学界对于这首词的作者却提出质疑。最早提出的是余嘉锡先生，他编《四库提要辨证》时辨析了明人徐阶为岳飞所编的《岳武穆遗文》。因为徐阶在岳飞逝世 400多年后才收录《满江红》，其根据的碑石不是岳飞本人亲题，而是赵宽所书。赵宽没有说明根据什么材料判断是岳飞作品，因此余先生认为“来历不明，深为可疑”。此外，这首词不见于宋元人之书，就连岳珂搜集祖父岳飞的作品编成《鄂王家集》时，也没有收入这首，余文怀疑这首词或是明朝中叶的伪作。

余先生如此质疑，有其明确的立场：“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吾何为不可疑之哉？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行可矣。”这是站在学术立场探讨，不是要否定这首脍炙人口的作品的价值。

其后，词学家夏承焘先生在《岳飞〈满江红〉词考辨》文中进一步提出这首词的作者，或是明代武将王越或其幕府文人。其主要的论证是根据“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因为按照贺兰山是在西北，而岳飞伐金攻打的黄龙府却在吉林境内，这不符合地理常识。再说贺兰山在南宋时属于西夏，金人攻打西夏，才说“踏破贺兰山缺”，不该是宋人岳飞所说。夏文进一步根据明朝面对鞑靼人在西北的骚扰，推测“踏破贺兰山缺”是明人抗战的口号。末，夏文还引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为证，因为这出杂剧四折都是岳飞一人所唱，没有一句引用《满江红》。

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写了两篇《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反驳余、夏两位先生的论点和论据。例如邓先生引述证据说明岳珂编《家集》是“不够辛勤认真的”，因此不能这首词不被他收编而断定它不是岳飞的作品。此外，邓先生也引用其它碑文说明《满江红》一词有比赵宽写的刻石要早的根据。

针对“贺兰山”之辩，邓先圣认为南宋斗争的对象是金人，不是匈奴。岳飞《满江红》却提到匈奴，因此，贺兰山和匈奴一样，是泛说，不是实指。就像稍晚的辛弃疾也有“西北洗胡沙”，“他年要补天西北”等诗句，都是泛指。邓文认为单凭“贺兰山”一句来论证是明人作品，是断章取义的，因为词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靖康耻，犹未雪”等句，都是南宋抗金时期的特有语境。

邓先生也用了内证法说明。他引录了岳飞的其它诗句，证明岳飞是念念不忘报君仇，雪国恨的，如“斩除顽恶还车驾”，“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 “深入虏庭，缚贼主，喋血马前，尽屠夷种”等，强调“把这样一些语句加以洗炼，并使用虚实并举的手法，重新排列组合一番，用长短句的体裁并写出来，岂不正就是那首《满江红》吗？”

看学者辩证，不只是要看结论而已，其辩证过程更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7/06/2009

【99】会写诗的武将

谈到辛弃疾，我们自然想到他那豪迈的词作，想到他与苏东坡齐名的文学成就。可是，辛弃疾在历史上的地位，却不全然只是一名文学家。邓广铭先生便曾说：“我一向认为，辛稼轩是一个兼具文才武略的英雄豪杰人物，如果只把他当作一个杰出的爱国词人看待，那是不够全面的。”（《辛弃疾词鉴赏•序》）

邓广铭先生早年就以编著《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奠定辛弃疾研究的基本定位，他的话语当然有极大的分量。

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副会长刘扬忠先生，便曾在“纪念辛弃疾逝世8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主题报告时呼吁：“改变几百年来把辛弃疾视为仅仅是一个 ‘词人’、一个文学家的惯性思维，对其人进行全面的、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还其人以历史的真面目，给辛氏进行充分的历史地位。”

是的，研究辛弃疾的人都知道，辛弃疾的志向本来就不是在文学，他是在政治、军事上无法成功，才将一腔怨愤寄托在文学之中，创作了一首又一首脍炙人口的词作。

古代文学家，并不一定把自己的人生志向放在创作上面。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有他们的志向。但是，由于文化内涵深厚，心里有话想说时，还是会用上了当时的文学形式来表现，或许因此而阴差阳错地被后世冠于“文学家”的高名。

早辛弃疾不久的岳飞，是军事天才。他是北宋众多将领之中最为金兵所害怕的一名大将。岳飞虽不以词章名世，但他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写得慷慨激昂，传诵千古。这阕词虽然被学界怀疑是明人的伪作，但在情感上更多人还是倾向他是岳飞的作品。当然，岳飞还有其它作品传世。

具备文学修养的武将，还有南北朝时期的曹景宗。有一次曹景宗带兵打了胜归来，梁武帝设宴庆功。席中武帝命沈约分韵给诸文人赋诗赞扬这次战役。景宗当时是庆功的主角，没有被分配到。也许是喝多了几杯，特别兴奋，坚持要分个韵赋诗。梁武帝还劝他，说他才能多，不必强要赋诗。可是他却坚持要。当时只剩“竞”、 “病”二韵，难度比较高。岂知他一提笔，却完成了“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一诗，令沈约惊呆了。诗中说的是他出征时，年轻一辈都悲痛送行；等他打胜归来，钟鼓齐鸣，热闹非凡，所以他得意地反问，我与汉代名将霍去病相比又如何？

可见，要提高文化素养的又岂仅是文人？写诗，又岂仅是读书人的专利？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06/2009

【98】辛弃疾的村居

那天观赏了一则中国教师的示范课，教材是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其词曰：“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这是脍炙人口的诗作。
教学对象是小学生。教师很有条理地讲解，把教学重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过，我对其中的两点是质疑的。其一是老师说词作描绘了农村的一个五口家庭的和谐生活。二老带点醉意地坐在门前彼此“媚好”，大儿子在溪东豆田里锄野草，二儿子在编织鸡笼，小儿子最潇洒，躺在溪边剥莲蓬。其二是老师说：“这首词描写了农村的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生活。这是作者所向往的生活，因此更会激发他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爱国热忱。”

我对这“五口之家”的怀疑是因为“翁媪”是否还有稚龄儿子？辛弃疾或许是以一个“旁观者”身份写作，没有把自己写入里头。虽然写的不是作者本人的家庭，但却勾画出“老有所养少有所依”的温馨场景。作者自小受儒家思想影响，这种生活正是他所向往的。因此，文中所写的老人与小孩儿，当是相隔了两代的亲情。

“醉里”的解释也待斟酌。老人家何故无端喝酒？辛弃疾的词作常出现“醉里”，例如名句“醉里挑灯看剑”（《破阵子》），“醉里却归来，松菊陶潜宅”（《生查子》）等，就是那么一个“略醉的人”听到吴语的温馨，看到老有所养少有所依而感欣慰。

至于说这是辛弃疾的理想生活，也得仔细讲述。这种温馨的场面也许不过是个苟且偷安的写照。若说这样的场景可以激发他抗金复国，这是有点牵强的。但若说这样的温馨场景使他向往和平，厌恶战争，倒是顺情顺理。可是，这绝非辛弃疾的性格和理想。要知道，辛弃疾自幼怀抱恢复大志，一生戎马中度过，希望的就是能够一洗靖康之耻，回复大宋河山。他和主和派水火不相容，是不会苟同于偏安的局面的。

为什么他又会写如此的农居生活？

辛弃疾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他的作品流传至今的有六百二十多首，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风格之多样，都是两宋词坛中的佼佼者。其中，抗金复国是辛弃疾的作品的主旋律。至于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的作品，数量也不少。何以这两种矛盾的心理会集中出现在一个文武全才的爱国诗人身上？

这恐怕是时代的局限了。南宋偏安苟且的政局，统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朝野上下的疲弱无能，使作者的满腔热血难以舒展。因此，南归后的辛弃疾其实是苦闷的，所以常会抒发类似“庭院静，空相忆，无说处，闲愁极”（《满江红》）的情怀。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06/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