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4】亲近古人增见闻

佛教徒对428非常热衷，还在社交网上设立专页，号召佛徒上街。这个举动也引来一些人的非议，其中最热的就是批评出家人参与。

议论中，有佛子搬出老话题：“在家人不该讨论出家人的事。”僧事僧管的说法由来已久，所以这个说法马上得到响应。

我看着奇怪，便模仿这种口气说话，不过却把“出家人”这个主角改成“政府”，把“在家人”改为“平民”。大意就是吁请平民不要批评政府，政府的事该由政府本身处理，平民批评政府只会导致国家秩序混乱，“家丑外扬”要叫外国人耻笑。

这样的论调当然引起428支持者的严厉抨击，什么“食古不化”，“奴化自己”，“愚忠”全都指向了我。我觉得他们都很有想法，于是我便揭示我的用意：我是希望大家用同样的立场和思路，去看待佛教徒是否该讨论僧事。政府做得不好，平民可以论断，不等于反政府，而是一种爱国的表现；僧人犯错，白衣提出批评，不等于毁谤三宝，而是一种爱教护教的表现。这不是同样的逻辑么？

好些人都恍然大悟，表示赞同我的说法。

有些人很气，说我不该用这种手段耍人，尤有甚者，一位法师呵责我：“根本都不是学者的风范，更不是佛教徒应有的态度……浪费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去为无聊的人回应问题。”

其实，佛教传入中国后，菩萨道成为中国人最欢迎的哲思。菩萨度众生是不论手段，灵活多样，只求成果。菩萨可以化身魔王、恶鬼、流氓，也可以到地狱、舞厅、妓院去，但求能度众生就足矣！我不敢媲美菩萨，却也乐于东施效颦，用“逆向思考”法引导大家思考。这种手段绝不是恶意的。

古代的孟子，我们说他是论辩的高手。他的论辩技巧之一就是善设机巧、引人入彀。例如他向齐宣王推介仁政时，王推说自己做不来。于是孟子询问是否曾经发生过王不忍心杀牛而叫人以羊代替的事件。王说确有此事后，孟子着实表扬了他一番。王仿佛遇上知音，把心里的话也抖出来了，他说他一直感到遗憾人民误会他这种行为是疼惜大牛，才用小羊取代。孟子又为他开解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本来就是君子的行为，所以他们都远离厨房居住。齐宣王为此而释然。孟子打铁趁热地问：如果一个人的力气足以举百斤，现在却说举不起一根羽毛，那是什么缘故？王说那是不会有的事。孟子于是才揭穿说这就是“不肯做”，而不是“不能做”，就像王说自己不能行仁政那样，不过是个借口。王为之折服！

汉代司马迁写《史记》，特地为“滑稽”立传，可见当时滑稽之人是很多的。所谓“滑稽”，就是说话颠三倒四，却会收到效果的怪异之人。例如郭舍人在汉武帝的乳母犯错时，教她在武帝定她的罪时，不要辩白，只须在离开前频频回头看武帝就好。当乳母这么做时，郭舍人在一旁骂她：“老女人，何不快走？陛下已长大成人，哪里还要靠你哺乳？”汉武帝听了自觉惭愧，便赦免了乳母。

孟子用语言套齐宣王，郭舍人用反话启示汉武帝，没说皇帝因此恼羞成怒要杀他们。何以我用语言引导佛子换位思考，却被冠于“不道德”的名堂？古人比今人有容量，也更有智慧。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6/05/2012

【233】给孩子们海量阅读

小学二年级的华文课本收录了一则小故事：“火车要开了，甘地急急忙忙地跑上火车。一不小心，他的一只鞋子掉到站台上。火车已经开了，甘地无法下车拾鞋子。他赶紧脱下另一只鞋子，丢到站台上。身旁的人好奇地问：‘你为什么要故意丢下另一只鞋子呢？’甘地微笑着回答：‘你们想想，如果穷人拾到我掉落的那只鞋子，那是没有用的。我丢下另一只鞋子，他们才能拾到一双，那多好哇！’”

这是新课程推动后的课文。新课本的构思有很大改进，每个单元都有个明确的主题，例如上面这则《甘地丢鞋子》就在“名人小故事”的主题下。这个单元引导孩子们走近古人，去感受古人的伟大和智慧。我喜欢这样的编排方式。

大陆的语文教师有个共识：提高阅读量是提升学生语文能力的最有效途径。所以在他们的新课程标准下倡导“多读”，以便小学生“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最终形成“独立阅读的能力”。

“多读”有多层含义，包括重复地读，体现“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效果（必须强调的是读的必须是经典，不是那种“我家前面有巴杀”的文字垃圾）；阅读数量多，范围广泛，品种也要多。

大陆语文教师韩兴娥在多年前进行“海量阅读”实验。在这项实验下，她两个星期就上完一册教材，三年级学完六年的教材。具体成果包括；二年级识字量达到2500字，三年级3000字，完成规定的识字教学任务；低年级一学期课堂阅读量平均达到20万字，中高年级一学期课堂阅读量平均达到100万字……

韩老师的实验证明取消繁琐的、无效重复的作业和讲解，让学生全力专注于阅读，将会提高语文学习的质量。随着阅读量的成倍增加，识字问题、作文问题、理解问题等都迎刃而解，无需另外花费气力。

我们过去总是墨守成规，认为进行阅读教学是要让学生识字。其实，阅读和识字、写字可以不必同步进行的。韩老师的实践证明，阅读、识字和写字三项任务中，阅读是最容易的。她说：“（在大量的阅读下）在具体的文本中，孩子们一次又一次与生字见面，虽然没有特意观察字形，但见面多了，自然就认识了。”

实际上正是如此。即使是成人，如果想要提高某个语文的能力，一定会通过多阅读来达致。我在南京的一位朋友移民新加坡，自觉英文能力不够好，就通读英文名著，几年下来，不但英文知识提高，读写能力也大大增强。

教学过于保守，看到课文就想到“词汇”，看到“词汇”就想到造句，看到“造句”就想到“写字”，看到“写字”就想到“笔画笔顺”，看到“笔画笔顺”就想到“规范”，结果我们的语文教学就变成了一成不变的枯燥乏味，成了孩子们的眼中钉、心头刺。

阅读数一扇窗，可以让孩子认识世界。多阅读，将会拓大他们的视野，并在不自觉中体会到文字的魅力，发现原来通过文字可以获取更多有趣的事务。

回到《甘地丢鞋子》，如果老师善于利用单元教学，不要停留在枯燥的分析（其实课文很白，学生一看就懂的），附加圣雄甘地的更多小故事（如今网络普及，要查找更多材料是轻而易举的），让孩子感受阅读的乐趣，岂不是更活的学习语言之道？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04/2012

【232】文学中的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人类思考的两种基本形态。

形象思维较偏向艺术形态。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往往借助形象反映内心的情感，是一种联想的具体表现。逻辑思维则是以科学的原理和概念来说明问题的思维活动。前者是感性的，后者则是理性的思维。

形象思维是文学中惯用的手法。创作中具体的形象作为典型，说明自己内心的一种抽象想法。

例如汉代乐府《江南》这么写：“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北，鱼戏莲叶南。”这就是明显的形象思维。我们万不可用科学的眼光去诠释，把它解读成莲池里有很多鱼儿在嬉戏，东南西北都有。反之，我们顺着作者的思维，看到东西南北都有鱼，视野就会拓大，看到的池面就宽广，各个角落都有鱼则是象征池里鱼儿多。

简而言之，文学的形象写法，是用一些具体的事物来写出作者的想法。具体的事物是实写，但带出来的意境却不受限于既定的框框，实中带虚，让作者的思维也因此有了想象的空间，更能体会作者的心情和感受。

唐代杜牧有首《赤壁》，诗曰：“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也是用了形象思维的写作。可是后来的人把它说实了，变成一个虚传的故事，牵涉到不少的历史人物了。

大多数人理解这首诗，是和《三国演义》的情节放在一起。《三国演义》是小说，当然也用了形象思维。它创设了诸葛亮说服周瑜联合破曹魏的情节。当时周瑜对蜀吴联兵破曹仍有疑虑，诸葛亮故意以曹操在漳河新造的铜雀台为因，说曹操的心愿本来就是“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在周瑜要求证验时，诸葛亮就背诵出“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激怒周瑜，使周瑜坚定联合抗曹的决心。要知道，二乔是江东二姐妹，国色天姿，大乔下嫁孙策，小乔正是周瑜之妻。但是《演义》所录孔明背诵的《铜雀台赋》，其实是曹植的《登台赋》，《演义》把真伪杂糅，巧设了故事情节。

曹操建铜雀台要安置二乔的说法是子虚乌有的。铜雀台其实是在赤壁战役之后才建，并不像小说的情节一般。罗贯中的巧设情节是文学的创作，不是历史。其渊源或许来自杜牧的《赤壁》。杜牧写的这首诗是文学作品，不是历史，所以当然可以取形象思维。要不然直抒史实，那就是历史，而不是文学创作了。

文学的形象思维是以虚说实，读者的理解则是以实解虚。若把虚当实，就要混淆历史和文学了。现今通行的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影，往往就是采用文学的形象思维来说明问题，我们断不可把它当历史看待，以免闹笑话。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2/04/2012

【231】孔子是不是很迂腐？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论语》3.02）

这个记载没有什么大争议。早在汉代，马融说的“三家，谓仲孙，叔孙，季孙。《雍》，《周颂•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庙，歌之以彻祭。今三家亦作此乐”就为后世所接受。

例如梁代皇侃说：“《雍》者诗篇名也，彻者礼天子祭竟，欲彻祭馔，则使乐人先歌《雍》诗以乐神，后乃彻祭器。于时三家祭竟，亦歌《雍》诗以彻祭馔，故云三家者以《雍》彻也。”

南宋朱熹亦说：“三家，鲁大夫孟孙、叔孙、季孙之家也。雍，周颂篇名。彻，祭毕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庙之祭，则歌雍以彻，是时三家僭而用之。”

我们从这些注释中知道《雍》本来是《诗经》里头的周颂，是周天子在祭祀之后要彻（与今天讲的“彻”同义，即收餐具食品）祭品时演奏的乐曲。现在三家竟然也演奏这个音乐彻祭品，岂不是僭越了？

既然“八佾”舞和“雍”乐曲都是天子专属，何以三家采用就算僭越，鲁君采用就不是呢？要知道，鲁国本是周武王给其弟周公旦的封地。周公旦对周王朝的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地位何其高尚，因此鲁国也就享有一些特权。

三家，指的是鲁国的卿大夫孟氏、叔孙氏和季氏三个家族。鲁国传到桓公时，桓公有四子，嫡长子继位后称鲁庄公，庶长子、庶次子、嫡次子都按当时的封建制度被封为卿。他们的后代逐渐形成了大家族，是为“仲孙（亦称孟孙），叔孙，季孙”。由于都是鲁桓公之后代，所以后世又称为“三桓”。三桓之中，又以季氏的势力最大，常有僭越之举。身为鲁国人的孔子看不过这种非礼的举动，所以常有埋怨之言。

下半句就是孔子骂三桓的话。

“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是孔子引用《雍》的句子。汉代包咸注释说：“辟公，谓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诸侯及二王之後来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义而作之於堂邪？”孔子的意思是这首诗所说的是助祭者都是诸侯和王者之后，天子的容仪何等威严，现在三家的祭祀竟然敢于采用，哪里有这种气势威严？徒增个骂名而已，就像朱熹所说：“讥其无知妄作，以取僭窃之罪。”

从“八佾”舞和“雍”曲两个事迹看，孔子是很迂腐的。他很讲究礼的规范，天子的礼只有天子可用，公卿不宜采用；公卿之礼，平民也不可用之。今人祭孔，竟然安排跳八佾舞，孔子泉下有知，岂不气死？

不过清人宦懋庸撰的《论语稽》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夫春秋之世，以礼乐为娱乐之物，且以其大者重者为观美，而不复辨此礼此乐之何以施用。”因此怀疑是后世误记孔子的言论。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04/2012

【230】是可忍孰不可忍？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3.01）

朱熹解释这段话说：“佾，舞列也，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数，如其佾数。或曰每佾八人。未详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乐，孔子言其此事尚忍为之，则何事不可忍为。或曰忍，容忍也。盖深疾之之辞。”

朱熹这个解释是罕见的，因为他把两种异说都列出来，却不作判断。“未详孰是”实在耐人寻味。

汉代马融的注说：“佾，列也。天子八佾，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这个说法没有争议。“八佾”是种祭祀的舞蹈，只有天子才可以采用。诸侯只能用六佾，卿大夫四佾，士人则二。马融又说：“鲁以周公故，受王者礼乐，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庙舞之。”也就是说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虽然只是“侯”，却可以享有王者的特权，祭祀时跳八佾舞。季桓子不过是鲁国的臣，是卿大夫，但是竟然擅自让八佾舞于庭，这可就违背常礼了。

朱熹说的“未详孰是”指的是到底“八佾”是由多少人组成的队伍。他说的“每佾人数，如其佾数”是说舞蹈排列时的人数，是和列数对等的，也就是说如果是“八”，那就是八八六十四人，如果是“六”，就六六三十六人，“四”就是四四十六人等等。这是杜预在注释《左传》时所说的。宋代邢昺也赞同，说：“今以舞势宜方，行列既减，即每行人数亦宜减。”

朱熹后来又说“或曰每佾八人”则是更多人的说法，包括上面所说的马融、服虔《左传解谊》、《宋书•乐志》等。其中以《宋书》所言最具说服力。因为古代有“天子制八音为乐，以调八风，故舞人亦有八行”之说。
到底何者为是？朱熹说存疑，我也说存疑。

多少人组成的队伍倒不是重要，重要的是后一句。朱熹说：“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乐，孔子言其此事尚忍为之，则何事不可忍为。或曰忍，容忍也。盖深疾之之辞。”这又是两个解释。钱穆用白话来说是：“此忍字有两解。一，容忍义。季孙氏以大夫而僭天子之礼，此事可忍，何事不可忍。此乃孔子不满于鲁君不能制裁其大夫之僭肆。一，忍心义。季氏八佾舞于庭，上僭天子，近蔑其君，此事尚忍为，将何事不忍为。此指斥季氏。”

解释为“容忍”是大多数人的看法，说白了它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件事情都能容忍，那还有哪件事情不能容忍？意思就是“这是最不能容忍的事情了”！
把忍解释为“忍心”是贾谊的说法。贾谊说：“恻隐怜人谓之慈，反慈为忍。”（《贾子•道术》）也就是“忍”是“不仁慈”，“狠心”的意思。

钱穆说：“孔子重言礼，礼必有上下之分，遂若孔子存心袒护当时之在上者。其实不然。礼本于人心之仁，非礼违礼之事，皆从人心之不仁来。忍心亦其一端。此心之忍而不顾，可以破坏人群一切相处之常道。”

这番评论说得很好。为政者如果忍心做一些欺上犯下的事，还有什么是不敢做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8/04/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