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3】谁来当吴三桂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把林连玉先生奉为“族魂”。

马来谚语谓：“语言是民族的灵魂，没有了语言，民族也就消失。”当年董教总领导层从这个谚语取出“族魂”二字，用意非常明显，除了表彰林先生的贡献外，也提醒世世代代的马来西亚华裔要捍卫学习母语的权利。

林连玉先生一生的奋斗是为了“各民族教育以母语为媒介”，旗帜非常鲜明。

林先生奋斗的时代，中国国势疲弱，中文成了几近作古的文字。林先生的坚持学习母语，是逆境中求存之举，他不惜牺牲教师准证、乃至被褫夺公民权之举，激励了后人。被褫夺公民权时，他说：“我个人的利益早置之度外，为华文教育牺牲永不后悔！”反驳官方的政策时，他说：“争取民族的权益是神圣的任务，我们永远不会屈服的。即使不幸遇到滥用权力者辣手摧残，仍然昂起头来，顶天立地，威武不屈地奋斗到底！”林先生毕生的努力，使他成为国之干城，守护着华社最后的“家园”。

时过境迁，林先生作古已近30年了，族魂的精神是否还延续？华社是否依然坚持“捍卫母语学习”？

林先生去世得早，来不及看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崛起。中国的重新走向国际舞台，自然带起中文的应用价值。今天，全球各地都有人在学汉语，中文系的师资成了海外需求量最大的资源。我国也不例外。根据八打灵发展华小工委会主席林家光透露，巫统保送了6000名学生到华留学，学习汉语。

为应付全球的中文学习热，中国于2002年成立了“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旨在“向世界推广汉语”。这个组织的性质类似当年英国在各个区域成立的“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协调着海外一切学习汉语的事务，包括提供师资、课程培训、教材支援等。

“汉办”的成立无疑可以协助中国官方推广汉语到全球各地。可是，“汉办”推广的“汉语”实际上是采用了“第二语言教学”的模式，是作为一种目的语学习的。虽然“汉办”也强调推广中华文化，但那是有选择性地推广表层文化，例如剪纸、拳术、毛笔字、包饺子等，目的是让外国人知道中国有这样的文化而已，与传递文化香火无关。

马来西亚是中国境外唯一还保持把中文当母语学习的国家。这一点，即使是今日众多的中国专家学者也不了解，更莫说是汉办一众汉语教师。“母语学习”和“目的语学习”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无论是在教学法上或学习目的上。我们的社会对此认识不够，当然也不会细心去考量这两者的差别了。

我在想，如果“族魂”林连玉先生还在，他会不会也抗拒把我们的“华语”也当“第二语文”来学习？他的“以母语为媒介”的“母语”的含义是什么？

在中国学习汉语回来后在学校教的是“汉语”，这是“第二语言”学习。它的涵盖面是否包括华小的华语学习？华小如果把华语学习的重点转移到交际层面，是否可以开拓新的一个境界？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不会回答。

谈到这里，我不自禁地想起一个人——吴三桂。当年他奉旨回北京护驾，抵达山海关时李自成已进入北京，明朝灭亡。其后，满族领袖多尔衮趁吴李多番的交涉中，将计就计攻打李自成。李自成认定吴三桂引狼入室，杀了吴三桂全家，吴因此索性开关让清兵挺进。就因此，吴三桂被视为“汉奸之祖”，被骂了三百多年！

当今之世，是否有人斗胆当吴三桂？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2/06/2014

【319】坚持走近古人

在新加坡某书局闲逛，一对母女的话吸引了我。高中的女儿指着一本书问：“妈咪，《镜花缘》写的是什么？”妈妈瞥了她一眼说：“古代的东西不要问我，我没有兴趣。”

这样的对话，我相信在我们这里也经常有。不要说是父母，有时候连老师也会这样告诉学生。教育的传承，就是在这样不经意的对谈之中形成。

中国儿童文学家方卫平教授曾给我意见：“你在报章的这个版位非常难得，尽量写些让年轻人看得懂的文章吧！”儿童阅读推广人徐冬梅老师在推动儿童文学的同时，也喜欢融入古代的文学，因为她看到那是“母语”的一个部分。特级教师周益民老师曾经跟我约稿，他说：“你在马来西亚写的《走近古人》可有青少年版的？如果有，我这边也可以刊载。”

中国人也对传统的流失而紧张？传统要不要保留？为什么要保留？

事实上，中国对传统的摧毁，不只是在文革时期，早在五四运动时就已经种下祸根。陈独秀曾大声疾呼，要“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胡适列出文学改良的方针时，也提倡“不用典”，就是在纵容年轻人不要再读古书，要能我手写我口。

当然，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先贤这样说，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为了推行新文化运动，必须走向极端，以扫除障碍，否则根深蒂固的思想是难以接受新事物的。就像鲁迅所说的，为了要让大家同意在屋子上开窗户，就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因为你不说掀掉屋顶，就连窗户也开不成了。这是一种策略，俗话称“进两步，退一步”，制造双赢的局面。

可是，掀掉屋顶的主张毕竟是矫枉过正的，有人真会信以为真，去打开天窗。五四发轫的反传统思潮便是愈演愈烈，古代文学传统遭受到颠覆。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受过完整中文教育的人，还是比较喜欢把屈原定位为自大狂、同性恋；把杜甫当成是酒鬼加混子，李清照也成了只会赌博和纵酒的女人，苏东坡哀悼王氏，被嘲笑为假惺惺。我不知道这是否反映我们的无知与肤浅，还是因为我们对传统缺乏敬畏之心。总之，就是有问题。

离开了古文，我们的语文学习会是怎么一个样子？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锦教授曾经归纳两个语文学习的规律：一是以英国为核心的古典模式，在这个模式下，语文的学习是由重视文学熏陶和语法教学，逐步走向重视语言的实际运用；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模式，这是由注重语言的实际运用开始，逐渐走上加强基础和文学教育的道路的另一种学习模式。这是饶有趣味的，因为一个从古走向今，一个从今走到古。英国专家认为：“若语文科过于偏重知识教学，忽视学生实际语言能力的培养，将造成学生的语文基础知识贫乏，缺乏起码的读写能力，这将是一种偏差。”美国专家则认为：“如果只注重运用语文，偏重于交流技能，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便成为无源之水，同样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无源之水”说得非常形象具体。我们如果切割传统，不与古人打交道，就要犯上这样的错误。

我国的华文教育正走向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这边厢我们在高喊我们的中小学华文师资不足，另一边厢却有大量的老师被送去中国大陆取经，学习“对外汉语”，日后成为合格的华文教师。后者回国后若掌握华文学习的命脉，我们的母语学习将不必再走近古人，就只是沦为沟通工具。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12/2013

【318】遗民的气节

“遗民”指的是一个朝代灭亡之后，生活延续到下一个朝代的人民。

一般上，对朝代的更替有特别感触的是读书人，尤其是政权的更替涉及不同的民族，感触更加大。例如明朝灭亡之后，许多读书人在清代初年就以“遗民”自居，坚持不与新政权妥协，以一副不屈的傲骨现世。

顾炎武就是这样的一位遗民。我们且以被他视为“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的《日知录》中的一段关于“廉耻”的文字来探看遗民的气节。

其文曰：《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这段文字的开头，顾炎武引述了欧阳修在《五代史•冯道传》的一番评论。冯道，活跃于动乱的五代十国，政坛不倒翁，历事唐、晋、汉、周四个朝代的皇帝，且高居宰相一职。晋、汉之间为契丹主耶律德光所虏，亦事之。冯道著有自传《长乐老自叙》，文中把他在历朝历代，包括在契丹官职封号都一一列举，并引以为荣。欧阳修“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因此发出上述一番言论。

欧阳修先提到管仲“四维并举”的治国主张。所谓“四维”，即礼、义、廉、耻。欧阳修说“礼、义”是对外的治人之法，“廉、耻”则是对内的立人之道。基于儒家“修齐治平”的顺序，欧阳修自然强调“廉耻”的重要性。他归纳出“不廉”就会贪得无厌，无所不取；“不耻”则脸皮够厚，无所不为。没有廉耻之心，对个人品德必然有损，如果还身兼官职，将是亡国的征兆！

在支持欧阳修“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会导致亡国的观点后，顾炎武表明自己的立场，强调“四维”之中，以“耻”最为重要。为了加强自己的观点，他搬出了孔子、孟子的论点。《论语•子路》记载某次子贡问孔子如何当得上“士”，孔子说“行已有耻”，意思是立身行事要能知耻而有所不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能够不贪污滥权的才是“士”。孟子的两段话见于《尽心》上篇，孟子首先强调一个人能够以无耻为可耻，自然不会有耻辱之事降临他身上；然后又说“巧伪变诈”的人“无所用耻”，因为他们根本不把廉耻放在心上。

从管仲的“四维并举”到欧阳修的“廉耻并重”，最后归纳到自己的“耻尤为要”，顾炎武论述“廉耻”的这段文字层次分明，脉络有序，写作手法如同剥壳见笋般逐层脱卸，最终才归纳出自己的“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的论点。

顾炎武的文章受时代的局限，所批评的是当时候归降满州人，为清朝做事的读书人。可是他引述的“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以及“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怎能不叫身居高职者借鉴警惕？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2/12/2013

【317】借来的书才会读

清代袁枚有篇小品文《黄生借书说》：

“黄生允修借书。随园主人授以书而告之曰：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异日观’云尔。

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其切如是。故有所览辄省记。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然后叹借者之用心专，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

今黄生贫类予，其借书亦类予；惟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若不相类。然则予固不幸而遇张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与不幸，则其读书也必专，而其归书也必速。为一说，使与书俱。”

第一段讲述“书非借不能读”的道理。借来的书一定很快看完，因为到期就要归还；自己买来的书没有这种压迫感，那就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看完了。作者因此总结出“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的“借来的书必定读”的道理；也提出“姑俟异日观”的“等待明天才读”的拖延心态，对自己拥有的书不会快速去读的常态。

第二段作者写少时借书被拒的事。由于深刻体会到借书不容易，所以一旦有机会看书，都用心记忆。可是，后来当了官有了余钱，买了很多书，反而让书本束之高阁，徒喂蠹虫，自己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翻阅了。所以作者说“借来的书必用心读”。

第三段作者提醒前来借书的黄允修，要感恩有书可借，也要珍惜书本，快快阅读，速速还书。

袁枚写作此文的目的是什么？大多数人说是要借黄生来借书之便，加以阐述“书非借不能读”的道理。书真的要借来的才会用心去看？那对藏书家实在太讽刺了，也对买书的人太大的羞辱。

我觉得文章还是写给黄生看到，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提醒他要“知幸与不幸”，把握能够读书的机会。

我们可以根据文章分析黄生的“幸与不幸”。

黄生因为贫穷不能买书，所以前来向作者借书，这是“不幸”的。袁枚不是张氏，乐于把书借出，因此黄生遇上袁枚，却是“幸”的。

既然有“幸”借到书本，就应当珍惜，好好阅读，按时归还。为了勉励黄生不必因没钱买书而烦心，借书一样可以有所成就，袁枚又发表了“书非借不能读”的议论，而且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说得头头是道。这是进一步激励黄生要有“不幸中的大幸”的想法，努力向学。

作者阐述的论据，又从另一面讽刺了“身在幸中不知幸”的人。第一类是“藏书而不读书”之流，这种人总是抱着“改天还可以细读”的心态而表现不积极；第二类是遗弃先辈的藏书的不肖之徒，糟蹋书本；第三类是有书却吝啬得不肯借出的“守书奴”，徒益了书蠹。这三种人都是“有幸”的，因为他们都拥有条件读书，但是却很“不幸”的没有这么做。

仔细想想您是幸还是不幸？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12/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