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古人如何看待儿童

朱自强教授在《儿童文学与儿童观》一文分析了中国古代成人对待儿童的观念。

朱教授首先引述了两则古文记载的事件：

第一则出自《搜神记》，记载的是有关孝子郭巨的故事。原来郭巨与两个弟弟分家时，自己不取分文，反而挑起奉养母亲的责任。后来太太生了儿子，郭巨一来感觉照顾儿子会妨碍侍奉母亲，二来看到老人家有食物时竟然分给孙子吃，减少了他对母亲的奉养。于是竟然要活埋儿子以尽孝。可是皇天有眼，在他凿地时竟然挖出一釜黄金，不但解决了贫穷的问题，还“名振天下”。

第二则是唐代传奇《杜子春》，说的是杜子春转生后为王家一哑女，嫁给进士卢珪，并生一男儿。男儿两岁时，卢抱着他与妻子说话，妻子没有回应，卢大怒，觉得妻子这是在鄙视他，于是“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声而碎，血溅数步”。

对于这两则故事，朱教授评说：“原来活埋自己的儿子，不仅可以发大财，而且还可以‘名振天下’，可见父亲对儿子执掌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已为当时社会所普遍接受，成为了一种‘公理’。尤其像郭巨这样，‘埋儿’是为了敬老，还可以被奉为‘美德’。”对于杜子春的故事，朱教授则感慨地说：“郭巨之儿被埋，毕竟还因其妨事亲，使老人减馔，可叹卢生之子何‘过’之有，竟成了父亲大人对妻子发怒时的牺牲品。”

朱教授因此总结：“可见，儿童自古以来就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关于儿童的自觉观念却整整沉睡了两千多年。‘儿童’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道风景，需要被一双特殊的‘眼睛’来发现。”

我觉得这种“眼睛”并不需要等到十七世纪卢梭出现才擦亮，中国古代对儿童持有较清楚的认识的，还是大有人在。只可惜就像中国人最早发明火药、罗盘一样，虽是创始人，却无法将之普及到社会各阶层那样。中国有科学么？有，但却是零星的科学家的伟大发明和发现，没有落实到生活里头去。

例如宋代的王安石写过一篇《伤仲永》，写到一位叫方仲永的神童，五岁能作诗题字，秀才来考他，“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可惜的是父亲违反自然，不让仲永学习，而把他当摇钱树，处处炫耀其才华挣钱，结果十多年后，仲永与普通人无异，再没有什么特殊才华。王安石无限感慨说：“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人材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可见，在王安石心目中，儿童有儿童成长的规律，那是属于自然之道（天），不该违逆。这是正确的儿童观。

用这样的观点往前推，唐代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虽然谈的是种树之道，并明言“吾问养树，得养人术”，养人，即“养民”，也就是治民的方法。如果我们细看郭橐驼的那番“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养树之道，那种“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的方法，不正是顺应树木的自然生长规律，使它按照自己的本性成长的教育原理么？强加妄为，破坏树的成长规律，只会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柳宗元还强调了种树要像对待子女一样精心，而纵观其植树的理论，岂不正是一套符合后世儿童观原理的教育方法么？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3/02/2014

【323】一定要谈道德价值吗？

我和学生讨论教学构思。一名实习生讲述他的教学经验：“我在教《望夫石》这篇课文时，学生竟然说那个女人太笨，如果是他才不会这么做。我听了很惊讶，马上纠正他，并灌输他正确的观念。”

我想，更惊讶的是我。我转身问其他同学：“如果你们是那个女人，你们会这么做，伫立在海边守候，最后变成石头吗？”好几个同学点点头。

我再说：“你们不觉得这样的想法很封建？你们常说反封建，但是封建烧到眼前了，反而去歌颂？你们不觉得这是旧社会压制女性的做法？那些贞洁牌、寡妇坊的，不是旧社会要女人恪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教条，压制女性的人权么？课文中，我们没有看到男女主角有什么爱情，男的婚后想家，所以回家乡去。孰知，却是一去不回头。可怜的太太还要每天站在海边痴望守候，最终化成石头。这是歌颂爱情的篇章？”

这时候大家才有反应，纷纷表示不会这样。这才发现在课堂上发言的小朋友很有主见。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并非我们的老师知识薄弱，而是被一些习惯性的思维所捆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教育部便规定教师教学要顺势灌输价值观，让小学生自小养成良好的品德。语文教学亦然，每篇课文教师一定要找出可以灌输的“道德”，不然就感觉空空的，好像有什么任务尚未完成似的。

例如教了《阿凡提》的故事，不是引导学生辨析阿凡提如何聪明的应对无理取闹的人，而是苦口婆心提醒孩子们不可以向阿凡提学习，出处说话骗人，引人入彀；教《西游记》篇章，要提醒小朋友不要像孙悟空那样鲁莽冲动，处处以武力解决问题。这一切仿佛是财主复活，白骨精奸计得逞似的。

就连这样的美文：“春雨，像春姑娘纺出的线，轻轻地落到地上，沙沙沙，沙沙沙……/田野里，一群小鸟正在争论一个有趣有问题：春雨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小燕子说：‘春雨是绿色的。你们瞧，春雨落到草地上，草就绿了。春雨淋在柳树上，柳枝也绿了。’/麻雀说：‘不对，春雨是红色的。你们瞧，春雨洒在桃树上，桃花红了，春雨滴在杜鹃丛中，杜鹃花也红了。’/小黄莺说：‘不对，不对，春雨是黄色的，你们看，春雨落在油菜地里，油菜花黄了。春雨落在蒲公英上，蒲公英花也黄了。’/ 春雨听了大家的争论，下得更欢了，沙沙沙，沙沙沙……”也有老师要找出“价值观”，提醒孩子们不要胡乱做结论，不要予人争论，要思考全面。最后还不忘加上一句：“最后，春雨说：‘亲爱的小鸟们，你们的话都对，但都没说全面，我本身是无色的，但能给春天的大地带来万紫千红。’”

我觉得我们该反思我们灌输的方式是否有效，也该检讨是不是所有的篇章都要找出“道德”来灌输。孩子被动、公式化的学习，不能反映实质学习的内容。

其实，把文章当成“道德文章”，自古有之。倡导“文以载道”的韩愈，其“好为人师”的名篇《师说》，也不是公式化的论述教师的职责，而是提出几个人们忽略的观点——“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那句不是铿锵之言？哪里需要待老师来另行发掘？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6/01/2014

【322】儿童中心论

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是近代世上最重要的教育家之一。不过，这名教育家并非科班出身，反之，他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被后世称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

杜威本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系主任，后来到芝加哥大学担任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三个系的主任。他身兼三职，却能够在各各方面作出贡献。期间，他以专著、论文、讲演、报告和书评的形式，发表了关于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逻辑、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当中，较为重要的还是有关教育的著作。

在中国近代史上，杜威是个重要的名字。他在中国现代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领域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前夕到访中国，本来只是“顺道”参访的，但见证了五四运动普天盖地的展开，遂留在中国境内长达两年。这期间，他演讲超过200场，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有着一定的催化作用。

国共内战期间，杜威的名字逐渐退失在中国现代史上。但是，到了近代，这个名字重新被提起，2010年《杜威全集》中文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杜威1000多万字，编成38卷。《中华读书报》以“杜威归来”为题予以特别介绍。

杜威到中国是受胡适邀请。杜威到来后，招待他的，除了胡适本人，还有后来的中国杰出教育家陶行知，以及蒋梦麟等，他们都曾是杜威的学生。杜威到中国的访问和讲学之旅，留下了许多真知灼见，让实验主义在现代中国教育、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北京学者孙友忠曾这么评论：“杜威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胡适对老师的了解的确是有限的。他主要关心和理解的杜威学说集中在杜威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教育思想和实验主义方法论等领域，至于杜威的宗教哲学、艺术哲学、逻辑学、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实验主义哲学体系，胡适是不胜了了的，在整体、系统地传递老师的思想方面，他是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但他结合中国的情形，抓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教育方面的一些基本议题，这方面他还是深得老师的要领。”

胡适尚且如此，我对杜威的了解更是冰山一角，只局限在他的教育观点。其中我对他提出的“儿童中心论”最为折服，并视其为我的工作指导思想。那是杜威1899年在《学校与社会》中的一段话：

“现在我们的教育中正在发生的变化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场革命，和哥白尼把天体的重心从地球转到太阳那样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儿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

比照我们的教育情况，杜威的话是叫我们不胜唏嘘的。我们依然停留在20世纪之前的教育观：或是以政策为中心，一切听令于上面的指示；或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仿佛就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按自己的意愿来打造儿童；或是以教材为中心，师生都以教材的学习为重点，一点都不敢逾矩。

杜威敢于把自己的“儿童中心论”媲美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这不仅是一种高度信心的表现，更是一种超前的指导性观念。

我们的教育计划、设施，可否多以儿童为出发点，多以儿童的利益作考量呢？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9/01/2014

【321】不刻意下的成功

如果问我接触的第一篇古文是哪篇，我无法回答，忘记了！但是，如果问我第一篇印象最深刻的古文，我会说是清代彭端淑写给子侄的一封题为《为学》的家书。那是中学预备班读的，距今已近四十年，我还会背诵：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当时是读着好玩，觉得文字很美，内涵深刻，但却不是真正理解。多少年后，自己亦步亦趋地在生活中披荆斩棘，发现我和彭先生的思想是很接近的。也许，自小就受到潜移默化，凡事都不去想难易，做就对了！而且这种“做”，就是凭着一个“决定”的推动，并不顾虑自己是否具备足够的条件。幸运的是多年来，好些事项都做出了成绩，“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

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中学在没有经验之下，却成功带领周日佛学班；在马大求学，英语虽然遭透，却也领航马大佛学会；与继程法师合作，从零做起，创办了多项至今仍在举行的佛学营；到关丹三个月，接任彭亨佛教会总务，至今还在核心领导；在立卑师范学院，一度只身引领整个中文系的操作……我绝对是“蜀鄙二僧”中的贫穷和尚。

在学习上亦然。中学时学古文，痛苦不已，成天要烦着如何翻译，如何辨析词义。这样的学习，就像富和尚那样要花时间筹备，打好基础，结果多年后依然不成事。上了大学先修班，华文的学习要靠自修了，反而彻底解放，在多读一篇又一篇的古文之后，竟然可以达到“自然懂”的境界。再回首观看来时路，发觉自己的古文阅读力，中文的掌握程度也在不自觉中提高了。

现在培训教师，我也倡导“不刻意”的教学。所谓不刻意的教学，就是不要一直想着有东西一定要教。例如阅读一篇文章，如果一定要先教生字新词，既要掌握每个词语的意思，也要懂得应用，过后才可进入欣赏。结果，学生可能老早就退失兴趣，心眼还没有打开前，内心的热火早就熄灭了。这是富和尚筹备旅游而一直不能动身的翻版。

阅读是如此，写作也是如此。不刻意反而收到效果。学生在多读多写的实践上，反而轻装上路，不背负任何心理压力，可以走得更高更远。
想去南海拜观音么？一瓶一钵也可成行，只要立定志向，往前走就是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2/01/2014

【320】真假苏东坡

中学时接触佛教，常听佛学老师讲述这样的故事：

其一：苏东坡某日撰诗一首，派遣书僮过江送给佛印禅师。诗云：“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禅师看了，拿笔批了两个字，就叫书僮带回去。苏东坡以为禅师一定会赞赏自己修行参禅的境界，急忙打开。岂知一看之下，怒火中烧，因为上面竟写着“放屁”两个字。于是，他马上雇船过江找禅师理论。一见在江边等候的禅师，苏东坡就气呼呼地说：“禅师！我们是至交道友，我的诗，我的修行，你不赞赏也就罢了，怎可骂人呢？”禅师若无其事地说：“骂你什么呀？”苏东坡把诗上批的“放屁”两字拿给禅师看。禅师呵呵大笑说：“哦！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屁就打过江’了呢？”

其二：苏东坡与佛印和尚对面打坐。苏东坡问佛印：“你看我像什么？”佛印答：“像一尊佛。”东坡暗喜，又问：“可你知道我看你像什么？”“像什么？”“像一堆牛粪！”佛印默然不语。东坡哈哈大笑，回家后得意洋洋地将此事说给苏小妹听。不料，小妹皱眉道：“这次你又输了，佛家讲究内心中有什么，外在才看到什么。佛印心中有佛，看别人就是佛；你心中有牛粪，看别人才是牛粪！”

故事颇有趣，可见禅门大师的睿智和机锋，予人深刻印象。佛门传诵这个故事，是要说明读书人往往只懂佛学，不懂修行。

可是，后来接触苏东坡多了，发现历史中的苏东坡实是难得的一见的伟人。他一生都处在政治的斗争之中，贬官无数次，不但豁达看待，而且对所处地方还颇有贡献。再看他写的名篇诸如《和子由绳池怀旧》 诗写“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呕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题西林壁》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前赤壁赋》的从“变与不变”的角度看待生活，从而达观自在等，思想境界超然，予人启示深远。这样的人物岂能是一屁打过江，端坐像牛粪之辈？

佛印，史有其人，确是与东坡同期的高僧。《五灯会元》卷十六有佛印传，说佛印“出为宗匠，九坐道场，四众倾向，名动朝野。神宗赐高丽磨衲金钵以旌师德。”此外，惠洪的《禅林僧宝传》也载佛印“凡四十年间德化缁白，名闻幼稚，缙绅之贤者多与其游”。

可是，再考察苏东坡与众多僧人交往的事迹，他和佛印的渊源并不算深厚。苏东坡是在调往湖州就任过金山时，才结识佛印了元。有诗为证：“问我此生何所归，笑指浮休百年宅。蒜山常有闲田地，招此无家一房客。”

原来《龙舒净土文》记载：“五祖戒禅师乃东坡前身，应验非一。以前世修行故，今世聪明过人；以其习气未除，致今生多缘诗语意外受窜谪，生此世界多受苦如是。”这样的一个轮回传说颇受佛门欢迎，因此多有流传苏东坡与佛印禅师斗机锋的故事。

最早记载苏东坡与佛印的故事的佛典是南宋道融编的《丛林盛事》以及佚名编的《人天宝鉴》，里头收录的只有苏东坡献玉带的故事，不见“八风吹不动”和“牛粪”的故事。后来流传到民间的小说戏曲，也似乎注重轮回之说多于上述两者，而且佛印和东坡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为什么佛教界会流传这样的故事？恐怕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问题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5/01/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