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是近代世上最重要的教育家之一。不过,这名教育家并非科班出身,反之,他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被后世称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
杜威本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系主任,后来到芝加哥大学担任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三个系的主任。他身兼三职,却能够在各各方面作出贡献。期间,他以专著、论文、讲演、报告和书评的形式,发表了关于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逻辑、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当中,较为重要的还是有关教育的著作。
在中国近代史上,杜威是个重要的名字。他在中国现代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领域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前夕到访中国,本来只是“顺道”参访的,但见证了五四运动普天盖地的展开,遂留在中国境内长达两年。这期间,他演讲超过200场,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有着一定的催化作用。
国共内战期间,杜威的名字逐渐退失在中国现代史上。但是,到了近代,这个名字重新被提起,2010年《杜威全集》中文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杜威1000多万字,编成38卷。《中华读书报》以“杜威归来”为题予以特别介绍。
杜威到中国是受胡适邀请。杜威到来后,招待他的,除了胡适本人,还有后来的中国杰出教育家陶行知,以及蒋梦麟等,他们都曾是杜威的学生。杜威到中国的访问和讲学之旅,留下了许多真知灼见,让实验主义在现代中国教育、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北京学者孙友忠曾这么评论:“杜威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胡适对老师的了解的确是有限的。他主要关心和理解的杜威学说集中在杜威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教育思想和实验主义方法论等领域,至于杜威的宗教哲学、艺术哲学、逻辑学、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实验主义哲学体系,胡适是不胜了了的,在整体、系统地传递老师的思想方面,他是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但他结合中国的情形,抓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教育方面的一些基本议题,这方面他还是深得老师的要领。”
胡适尚且如此,我对杜威的了解更是冰山一角,只局限在他的教育观点。其中我对他提出的“儿童中心论”最为折服,并视其为我的工作指导思想。那是杜威1899年在《学校与社会》中的一段话:
“现在我们的教育中正在发生的变化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场革命,和哥白尼把天体的重心从地球转到太阳那样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儿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
比照我们的教育情况,杜威的话是叫我们不胜唏嘘的。我们依然停留在20世纪之前的教育观:或是以政策为中心,一切听令于上面的指示;或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仿佛就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按自己的意愿来打造儿童;或是以教材为中心,师生都以教材的学习为重点,一点都不敢逾矩。
杜威敢于把自己的“儿童中心论”媲美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这不仅是一种高度信心的表现,更是一种超前的指导性观念。
我们的教育计划、设施,可否多以儿童为出发点,多以儿童的利益作考量呢?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9/0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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