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吃荤吃素是小事

佛陀时代的僧人是没有奉行终生吃素的戒条的。于是有人说，佛陀吃肉，我也吃肉。仿佛这样就可以吃得安心了。更有甚者，有些修行人为了吃肉，还要引经据典，搬出佛陀吃肉的例子。这种做法跟儒家搬出孟子的“君子远庖厨”的论调是一样的。

近代漫画大师丰子恺是个素食者，他对素食有很独到的看法：

“我也曾吃素，但我认为吃素、吃荤真是小事，无关大体。我曾作《护生画集》，劝人戒杀。但我的护生之旨是护心，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顽童无端一脚踏死群蚁，此心放大起来，就可以坐了飞机拿炸弹来轰炸市区。故残忍心不可不戒。因为所惜非动物本身，故用“仁术”来掩耳盗铃，是无伤的。我所谓吃荤、吃素无关大体，意思就在于此。浅冗的人，执著小体，斤斤计较：洋蜡烛用兽脂做，故不宜点；猫要吃老鼠，故不宜养；没有雄鸡交合而生的蛋可以吃得。……这样地钻进牛角尖里去，真是可笑。”（《佛无灵》）

我们再回顾人们喜欢搬的两个古代例子。

一是佛陀吃肉的事。佛陀是中道主义者，他倡导的是不苦不乐的中道行，是有通变性、宽容性、多方适应性的。即使是当世的出家人也不一定沿户乞食，是可以接受供养的；不一定睡在野外，也可以住在房舍里头；当然，接受众生的供养，可以是素食，也可以是荤食。提婆达多曾经要挟佛陀行“五法”，五法之中有一条就是 “不吃鱼和肉”，结果被佛陀否决了。为什么？众生根性不一，从修行人角度看：如一定受五法，就只能适应少数人，而反障碍了多数人出家修学；从信徒角度看，行五法也缩小了群众接触佛法的机会，因为只有备好素食的人才可以行供养之事。佛陀的悲心人们不解，却只在枝节上转，认为佛陀不反对肉食，所以安心吃肉。

再说孟子的话，恐怕也被人们断章取义地误解了。孟子那段话是对齐宣王说的。那时候孟子向他推销“仁政”，齐宣王却推说他没有仁心。孟子为了说服他就搬出一些实例。原来齐宣王曾经因为不忍心见到牛被杀前害怕的样子，下令不要杀牛；但是衅钟的仪式要用动物的血，齐宣王便令用羊取代。孟子举出这个例子，说 “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因此齐宣王也是有仁心的。把孟子的话理解成君子住的地方要远离屠宰场，看不见就可以放心吃肉，这太过了吧？

吃荤吃素是小事，是个人学习扩大慈爱之心的事，外显行为本身无关修行。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8/11/2008

照片取自：洵南中文网 

【70】“素菜荤作”的起源

在素食馆点菜，常会看到这样的菜肴名目：糖醋小排骨，素烧鱼翅，素八宝鸡，糖醋素鱼，咖喱素羊……也许您会因此骂吃素的人“口清心不清”。

其实，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古人早已骂了整千年，我们还要骂么？

吃素成为一种饮食习惯，再发展成一种文化，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印度佛教没有素食规定，这是因为僧人托钵乞食，别无选择。佛教传入了中国，到了南朝梁代，武帝认为食肉就是杀生，他说：“僧辩所道自死肉，若如此说，鸱鸦鸠鸽，触处不死，那不见有一自死者……若非杀生，岂有死肉？”（《与周舍论断肉敕》），所以为了“诸僧尼作离苦因缘”，他下令寺庙一律“断酒肉”。僧人不肉食直接影响在家信众，吃素的人增加后，便促进了全素肴馔的发展。

根据文献，北魏的《齐民要术》列了“素食”一章，只介绍了11种素食，可见素食在当时还不普遍。但是到了唐代，已有花样素食，北宋还有市肆素食，也就是说有专营素食的店铺了。宋代吴自牧编撰的《梦粱录》，记述汴京素食已有百多种，同是宋人林洪编的《山家清供》《茹草纪事》等，已有素食谱的出现。清末的薛宝辰编撰《素食说略》，陈列了近二百种素食的制作方法。

素菜肴的普遍化和多样化，与豆腐和面筋的制作有关。豆腐在汉代就有，面筋据说是梁武帝首创。面筋是由植物蛋白中的麦胶蛋白和麦麸蛋白组成，不会在水中溶解，所以可塑性很高。从面筋变化出来的“加工”素菜肴，演变成“托荤”菜则是必然的了。宋代《山家清供》有“假煎鱼”、“胜肉夹”和“素蒸鸡”等素菜荤作的记载。

明代小说《金瓶梅》有这样一段对话：“月娘道：‘奶奶，这个是庙上送来托荤咸食。你老人家只顾用，不妨事。’杨姑娘道：‘既是素的，等老身吃。老身干净眼花了，只当做荤的来。’”玉皇庙的托荤菜“烧骨朵”竟然做得像真的荤菜，使得茹素的杨姑娘不敢动筷，可见素菜荤做在明代已经进入了高超技巧。

后人归纳中国素菜有三大流派，两大方向。三大流派指：宫廷素菜、寺院素菜和民间素菜；两大方向指：“全素派”和“以荤托素派”。全素派主要以寺院素菜为代表，不用鸡蛋和葱蒜等“五荤”。但是“以荤托素派”却在民间广泛流传，不忌“五荤”和蛋类，有些甚至还用海产品及动物油脂和肉汤等。民间推广素食而花心思托荤做菜，没什么好批评的。

苏东坡有一篇短文这么写：“僧谓酒‘般若汤’，谓鱼‘木梭花’，谓鸡‘钻篱菜’，竟无所益，但自欺而已。世常笑之。然人有为不义，而文之以美名者，与此何异哉？”（《僧自欺》）宋代僧人为荤菜取“雅名”，与今人为素菜取名是同出一辙的，都要教人见笑的。我们更关心的是苏轼最后的那句话——人们有不义的行为，却要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而“美名”，这才是可耻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11/2008

【69】滑稽的西门豹

课文《河伯娶妻》虽然出自《史记》，但却不是司马迁所写。

司马迁写《滑稽列传》只写了三个人物：齐国的淳于髡、楚国的优孟和秦国的优旃。把小人物写入历史是司马迁的独特做法。《滑稽列传》所写的是俳优出身的小人物，因为司马迁认为“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这些幽默诙谐、行事出人意表的小人物具备了化解大事的能力。

褚少孙后来补写六人，“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西门豹就是其中一人。

司马迁没有把西门豹编入列传，但是在《书》第七和《世家》第十四都提到他。可见西门豹不是小人物。

褚少孙为何把这人物编入《滑稽列传》？同样是史学家的褚少孙一定有他的理由。

“滑稽”（滑不念滑倒的滑，而念古），就如司马迁所说，是靠“谈言微中”来解决纠纷的，行事往往出人意表。我们不妨检验褚少孙笔下的西门豹是否有这特点。

他被任命到邺当太守。初到那边，他不向县官们询问事项，而是问当地长老民困，结果了解“河伯娶妻”的习俗是其中一大祸害，造成邺的人民出逃，田地荒芜。西门豹知道后，不动声色地说：“至为河伯娶妇时，愿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来告语之，吾亦往送女。”这是要求下次为河伯娶妻时，把主事者都找来，而且要通知他本人一同出席送新娘子。这一举措，当然可以让那些愚弄百姓的官员（巫也是官职）去除防备之心，以为新官也可以是一伙的。
到了那天，果然众官云集，场面浩大。西门豹第一件做的事就是检视新娘子是否漂亮。新娘子哭哭啼啼的，当然不漂亮，西门豹于是就说：“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于是叫人把巫婆送入河中去禀报河伯，改天再送个漂亮的女子来。这样的一个举动，谁敢多说话？当官的要自我揭穿谎言么？更有趣的是，西门豹还煞有其事的在岸上等候巫婆，见巫婆迟迟不归，先后又把巫婆的三名徒弟、亭三老投入河中。这时岸上的官员当然紧张了。当西门豹决定再请人进河里知会河伯时，他们都跪地求饶。西门豹也不说什么，就只让大家再等候。等跪的跪久了，磕头的磕够了，才慢条斯理地说：“看来河伯热情，留客人那么久，不如我们都先回去吧！”结果，“从是以后，（官民）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

当然，仅仅是这样处理事情，还欠缺说服力。所以后来西门豹又以具体行动来化解邺县所面对的灾害。他发动人民开凿十二条渠道，引漳河的水灌溉民田，疏解了邺地的困惑，泽流后世。

因此，我们认为褚少孙把西门豹列入“滑稽”之中，是合理的。西门豹把巫婆抛入河里，也是符合当时的需要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5/10/2008

【68】 把巫婆抛入河里

小学五年级课本收录了一篇课文《河伯娶妻》。

文章提到西门豹到河南某地（其实某地是邺，小学课文得根据当局提供的字汇表编写，邺不在字汇表中，所以得避讳）当太守时，发现当地有为河伯娶妻的习俗。于是他在乡里给河伯娶妻时也到场送新娘。他以新娘不漂亮为借口，要主事者去告知河伯，他稍后另选漂亮的姑娘送上，于是他先后把巫婆和她的两个徒弟抛入河里，后来又要把乡官抛下去，但在他们跪地求饶下才作罢。
有老师在教这篇课文时，发现西门豹太残忍，把人给抛入河里。于是他们询问是否可以改写，让西门豹用比较温和的手段处理这件事。

我想这是用今人的眼光看古代，有几点古代的知识是要先了解的。

我们先谈古代巫婆的地位。

先秦时代，巫和祝都是主持仪式的人，他们的地位很高，在各级典礼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宛然就是神的代言人。例如帝王的登基、加冕、郊祀等都由他们主持，公侯的婚丧、嫁娶、行军作战也都是如此。他们是公职人员，可享有俸禄。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在礼官之下，有很多是从事巫祝的工作，而且分工很细。例如在下大夫底下有大卜二人、太祝二人。大卜属下又有卜师、卜人、龟人、占人、占梦等；太祝属下有小祝、丧祝、诅祝、司巫等。单司巫的下属便有“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司巫是巫宫的首领。此外，还有男巫、女巫无数，他们属下各有“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如此一层层的，可见巫的地位何其重要，在官职之中又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

这篇课文的背景是战国时代的魏国。社会背景当然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可是女巫作为官方代表，却不好好行使她的任务，反而和地方官串通蛊惑人民，使人民生活陷入水火之中，生活担子百上加斤。

河伯娶妻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当然是荒谬，但是在古代出自女巫所言，即使知道不妥，谁敢反抗？人民可说是哑子吃黄莲，有苦自己知。有能力的当然逃离，没能力的只好逆来顺受。

西门豹初上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是没有办法按照常理：下禁令，抓巫婆，对乡官头子治罪。因为这么一来，反弹的力量恐怕还要让他丢官呢！于是他将计就计，不动声色，假戏真做，把主事者一一抛入河里，岂不是为民除害之举？在民智未开的两千多年前，利用这种手段使人们自然而然地破除迷信，比劝说、命令可不知要好多少倍!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8/10/2008

【67】佛教有多心经？

偶然看到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劝唐三藏“念《多心经》”，还差点喷饭，以为是香港导演搞错了。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在佛教界可是妇孺皆知的经文，简称《心经》，何来一部《多心经》？“般若波罗蜜多”是从梵文prajna-paramita音译过来的，尾音的“ta”（多）有时候省略，就只音译作“波罗蜜”。如果要意译，“般若”当译为“智慧”，“波罗蜜多”则译为“解除苦痛”。再怎么理解，也不应该跑出一个《多心经》出来。

原来这个谬误还是源自原著《西游记》。小说第十九回写唐僧师徒在浮屠山遇见乌巢禅师，禅师对玄奘说：“路途虽远，终须有到之日，却只是魔瘴难消。我有《多心经》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计二百七十字。若遇魔瘴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其后作者还把玄奘后来翻译的经文完全抄录下来，并赞扬唐僧了不起，“耳闻一遍《多心经》，即能记忆，至今传世。”这可给不知情的读者以为《心经》是唐三藏路上听来的，其后抄下流通。这纯是小说家之言，殊不可信。

然而，《西游记》作者当真如此糊涂，把《心经》错误看成《多心经》么？小说这一回的回目作“云栈洞悟空收八戒，浮屠山玄奘受心经”，显然作者是知道《心经》的。作者并非始作俑者。

从现存文献看，唐代开始便有人用《多心经》的。这当然是因为古人不熟悉外文，但从汉语望文而生义。例如目录学中有“（唐代慧）忠国师《多心经》一卷” （《郡斋读书录》）、“唐郑预注《多心经》天宝九年”（《集古录跋尾》），《全唐文》也收录善信“敬造《多心经》”若干部的说法（朱怀隐《大唐方与县故栖霞寺讲堂佛钟经碑》）。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对此的判断是：“唐人已偶以‘般若波罗蜜多’之‘多’下属‘心’字”（《管锥篇》）。

即使是佛教典籍，也有直书《多心经》的。例如《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说：“梵本般若多心经者，大唐三藏之所译也。”唐代佛典目录如《众经目录》《大唐内典录》《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记录的经题都作“《般若多心经》一卷”，可见即使在教内，《多心经》也已经惯用。因此，明代小说沿用《多心经》，错并不在它。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1/10/2008

【66】 梁武帝佞佛亡国？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502-549），是南朝诸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他统治期间，南朝最称得上太平盛世。然而，到了晚年他却被侯景击溃，以致亡国。

对于梁武帝的亡国，史家李延寿总结说：“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南史》）

文中的“溺于释教”，引起后世大多认定梁武帝是“佞佛”亡国。“佞”多当贬义词，意思是谄媚、奸邪、迷惑；“佞佛”指的就是迷信佛教。例如魏晋南北朝专家周一良说：“梁武帝统治时期最大的弊政，是他对佛教的迷信。”（〈论梁武帝及其时代〉）日本学者鎌田茂雄也认为：“因为他太沉溺于佛教，最后成为导致梁所灭亡的原因。”（《简明中国佛教史》）

然而，我们仔细地推敲《南史》的论断，史家的判断并非这么一回事。

上文先引述先王治国是“文武递用，德刑备举”，从而总结出“为国之道，不可独任”的道理。意思是说只有兼顾文治和武功，道德与刑罚并施，不偏废，才能够治理好国家。然而梁武帝却“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结果导致“帝纪不立，悖逆萌生”，最终“乱亡”。

从文章的对仗看待，“俎豆”与“干戚”当是“文治”与“武功”的借代，“释教”与“刑典”则是“道德”与“刑法”的代称。“为国之道，不可独任”，梁武帝的错便是独任，偏文治而略武功，重道德而轻刑法。“弛于刑典”乃因“溺于释教”，那么“忘情干戚”也当是因“留心俎豆”了，因为四个分句是并列式的两组因果复句才成对仗。

梁武帝虽以军功起家，但是后来他却偏重文治，疏于武功。结果对征战事业多有失误，说他“忘情干戚”是有道理的。

梁武帝在答复贺琛的劝谏中引述孔子的话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是强调从政者必须从修身开始，榜样力量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然而，梁武帝的“修身”观点，却是“绝房室”，“无淫佚”，“不饮酒”，“不好音色”，“日常一食”（《梁书•贺琛传》），都是佛教的戒律。因此我们说史家以“释教”替代“德行”是有根据的。姑不论梁武帝是否行如所言，也暂不究其佛教观点的正确与否，他想以苦行僧的形象来感化民众，俾使“不令而行”实是荒谬的。

因此，我们说梁武帝的亡国是他偏废治国之道所致，与他信仰佛教没有必然关系。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4/1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