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0】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

我很喜欢这句话，并奉之为圭臬，时时参照。整句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把目标锁定在最高点上，我们得到的往往是中层；如果我们把目标锁定在中层，我们得到的也许就是最下的；如果我们把目标定在最低的要求，那么我们可能一无所得了。

早在中学求学时期，我就看过这句话，并时时用以自我勉励。那时候求学，真的有考100分的自我期许，虽然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但是可以得到80分已经无愧于心了。

某次看到铃木大拙的一篇访谈录，提到他在80岁时常常要被记者追问嵩寿的秘诀，他的回答总是：“因为我要活100岁！”。果然，后来他以九十多近百的年龄寿终。这恐怕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一个注脚。

反之，如果考试只求50分过关就好，往往便要不及格；年龄只求50就行，结果年少夭折比比皆是。

可是，叫人纳闷的是，这句话的出处却不详。网上说这句话出自《论语》，但翻查现存《论语》各个版本，都不见孔子说过这句话。又有人说出自《孙子兵法》，同样的我们也不知说这句话的人是依据哪个版本的《孙子》。

有文献可以佐证的是《资治通鉴》。里头收录了唐太宗的《帝范》：“取法於上，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为下。”还有就是同是宋末元初的诗词评论家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说：“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

如果把这句话的价值放得更高一点，它可说是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中华五千年之一脉相承，凭借的就是这句话的精神。

何故？且举现代学科之一的“汉语语法”为例。在断定“单纯词”和“合成词”的区别时，语法书往往强调要以最高的标准为依据。例如我们习惯合用的“宇宙”一词，并非单纯词。因为高诱注《淮南子》提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的概念包含时间与空间，所以它是合成词。又如习惯合用的“翱翔”也是合成词，不是单纯词，因为《淮南子》注曰：“鸟之高飞，翼上下曰翱，直剌不动曰翔。”鼓动双翅叫翱，双翼不动叫翔，古人观察还真细致，鸟的飞行正是如此。如果鸟一直挥动翅膀飞行，恐怕要累死。

徐冬梅老师问我：“你认为程千帆先生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我说就像朱自强老师那样，他们和万千名流芳百世的古人一样，治学以最高的标准为依据，用此自我勉励，也根据这点来要求学生。

朱自强老师治理儿童文学是如此。例如他在判断何谓儿童科学文艺时就强调这种文体不能只是宣传具体的科学知识，抑或只是具备科学常识就算。它应该“表现作者与科学思想融为一体的某种思想、哲理、人生态度”。当然这是最高标准。

程千帆先生治学严谨不在话下，他要求学生也是严厉不已。他在非常时期带硕博士生，一丝不苟，毫不妥协。学生跟他诉苦，他说：“做学问就是要吃苦。”若非如此，我相信他带出来的学生现在不会成气候。

程先生大弟子莫砺锋教授给我们上课时曾勉励我们：“要研究古代文学，该好好地把古代典籍都翻看过。唐以前的书是看得完的，宋以下则因为印刷术的发明，不可能再遍读古籍。”这句话对我也引起很大的震撼！

想起现在教育部提供给在职老师的学士课程，造成老师们竞相走捷径，选择最容易的科系来读，我不禁担忧“则无所得矣”！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7/10/2013

【278】回向的真正意义

《庄子》一书在战国后期已经成书，并在一定范围内流传。可是，在两汉四百年间它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其传播大抵处于一种不事声张、时断时续、两头高中间低的发展状态。（尚永亮《庄子在两汉之传播与接受》）

如果根据传统目录学的记载看，《汉志•诸子略》收《庄子》52篇，但是没有任何注本。这可呼应尚永亮先生的说法。

到了唐代编撰的《隋志•子部》所收《庄子》的注有19 家180 卷，另外，所记佚书更在这个数目之上。注疏的作者多为魏晋南北朝人。由此看来《庄子》一书真正被后人广泛接受，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其中缘由和郭象的注本有关。

何以到了郭象的注释才让《庄子》显得重要起来？这与佛教的传入有关。庄子的思想是具有超越性的，跳出了平面看待人生的框框，直飞九万里高空俯视人间世。这种超越性很容易变得虚无缥缈，不着边际。于是燕雀和鸿鹄，井蛙和海鳖，永远成为对立。这就好像爱好登山者，一口气冲上了高峰，爬不上的人却自我陶醉于山腰的景色那样，一直就是对立，两者拉不上边。

佛教输入中国后，其中“回向”的说法是新奇的。回向是佛教修学过程当中非常普遍的一种功夫，它鼓励个人将自己所修的功德，将之“回”转归“向”法界一切众生，希望与他们共享。有者甚至把自己所修功德回向亡者，追悼之余亦期亡者安稳。不过，回向的实意还是激励个人拓开自己的心胸，不但提醒自己时时不忘法界众生，还让自己的功德有明确的方向，不致散失。

佛家强调“以一炬之火，数百人各以炬来取，此炬如故，福亦如之”，将火炬的光明给别人，自己的火炬亮度不会因此减低，反而更增加世间的光明。这就是大乘佛教回向的精神。

庄子如果只是看到世间实相，然后在精神上寻求超越，那么他将是名副其实的隐者。“回向”之中还有“回小向大”的说法，也就是自己得到超越之后，再发心普渡众生。用刚才说的登山比喻，那就是上了山上后，不忍自己独享高峰上的胜境，又走下山来牵引众生一起登高望远去。因此，庄子的思想被诠释为先寻求思想上的超越，再以此超越心态俯视众生，自己超然之余也怜悯他人，扶持他人得到超越。庄子不再是自私的，也不是不着边际的。

佛教修行也有大乘小乘之说。小乘注重自己先求解脱，大乘则不重个人解脱，只祈他人得到安乐。为了抚顺心性较弱者，佛教多鼓励先求个人解脱，信心增强之后，才回小向大，度脱其他有情。

可是，我对这种说法始终是存疑的。就好像一个人立志求学，先求自己得到学位，获取博士之后，他可以回到幼儿圈子去，教导幼儿么？高峰上的行者，真有耐心劝服在山腰欣赏花花草草而不愿登高的行者？学习过程和环境的不同，造就的是一个人学习的心志和心态。心态形成之后是否还可以转化为同理心，纡尊降贵地辅助他人？

因此，在开始阶段就有同理心，抱着共同扶持，共同成长的心态追逐最高境界才是正道。回向应该诠释为不断把所学回转归向一切众生，而不是急于寻求个人解脱再回小向大。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7/03/2013

【309】学一学点金术

有幸参加南京大学举办的“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暨程千帆学术思想研讨会”。感触良多，也受益良多。

得与众多成名已久的前辈学者见面，何其有幸。这些学者除了尚未见过面的程门弟子蒋寅教授、张三夕教授外，还有清华的傅璇琮教授；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葛晓音教授；华东师大的胡晓明教授；闽南师大的林继中教授等。

会上，大家对程先生的敬意是自然流露的。尤其难得的是外校的教授如傅老、陈平原教授等，都没有门户之见，公开表扬程先生。犹记得中国最初评定重点学科点时，就只有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的中文系被点中。多年以后，南北二校的学生犹不满意，常常在线上争论孰较强。观乎师辈，全然不以这狭隘的眼光看事情，北大、复旦、清华、华东、华中、武汉等大学都有老教授前来与会，一同表扬程先生，齐思缅怀。有些教授还激动得说话过度，有妄自菲薄之嫌。程先生大弟子莫砺锋教授在总结时得澄清说“程门学派”之成形，并不是为了独尊学界，而是方便于集中办一些事情，因此，对外而言，程门学派并不存在。程先生在世时经常鼓励弟子四处参学，尊重学界前辈，要有乐群精神。

与程先生齐名的周勋初先生在开幕时说，程先生到南京大学之前，南大真的不成气候，学科点也建立不起来。莫老师给予补充，说当年他一个亲戚要报读南大中文系，竟被家长劝阻。有关家长还是南大教授，但却怂恿后辈到南京师范大学就读。可见南大当时之囧。

程先生于1978年到南大任教，22年间如何彻底改变南大中文系？这是值得探讨的。

程先生曾给弟子讲过一个故事：八仙中的吕洞宾为了酬谢一名信众，问她要些什么。老信众不答。吕洞宾乃点石成金送给她。可是老婆婆竟然不要。吕洞宾点了另一块更大的石头相赠，老信众还是不接受。吕洞宾心里犯愁之际，老信众说话了。原来她要的是点石成金之手指头，而不是被点化成黄金的石子。这个故事流落民间，都讥笑老太婆太贪心。可是，程先生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他说：治学就该如此，要他人点出来的黄金干啥？要就拥有可以点石成金的方法。

好一个高瞻远瞩的目光！

程先生是40年代就成名的教授，后来被打进牛棚，受困18年。平反后“心有不甘”，但不是报复，而是“追回”失去的岁月。他到南京大学后，刻谨耐劳，就连本科生的课他也上，目的就是培养不同年龄层的人才，建立南大未来的“梯队”。他还和研究生合作写论文，例如和莫砺锋、张宏生二师合撰系列的“被开拓的诗世界”，是通过具体的操作指导学生进行研究。程先生对学生之严厉，更是日后学生敬仰感恩之处。

莫砺锋老师在总结陈词时，特别向程先生的女儿程丽则女士致歉，因为程先生遗嘱只写：“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乃国家之宝贵财富。望能在我身后，仍能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莫老师说程先生一心向着学术，全身心投入栽培学生，花在他们身上的时间远远超过花在家人的时间。莫老师向程女士鞠躬致歉时，我眼眶也湿润了。

程先生之成功开设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点，除了靠他本身深厚的学养外，还在他超前的目光，重视做学问的方法，也重视学术人员的梯队培养。他的成就，还要让后人缅怀至少50年。

台下三分钟过后，也就只有莫老师等程门第一代弟子知道程先生和他们共同付出的台下十年功！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10/2013

【308】向一代大师致敬

写此文时，我在南京，准备参加周末举行的“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暨程千帆学术思想研讨会”。

程千帆先生是谁？国内知之者甚少。然而如果我引用澳门大学邓国光先生的说辞——“当今研治国学有成之年轻学人，半出千帆先生门下”，也许您就有个概念，并对程先生增添几分敬仰！

程先生早年毕业于金陵（南京）大学中文系，后任教于多校，1947年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年不到四十岁，便有学术著作出版，并栽培了学术人才。可惜的是，1957年程先生被划为“右派”，长期受到监视和批斗。直到1974年才获得平反，但已被打为“武汉市街道居民”。1978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派员赴武汉邀请，让程先生以65岁高龄重返工作岗位，到南京大学任教。

程先生回南京大学只开出两个条件：可以专心写作，可以好好带学生。就是这样的晚年余霞，照亮了许多人的学术生命，让古代文学的薪火得以绵延。

程先生在回忆录中曾说“不管怎么样，我没有沉沦下去”，“我总感觉到中华民族无权沉沦下来”，“我是感觉到我个人总可以对国家人民有所贡献的，你们让我这样下去，我不服”。就是这种对国家和民族的爱，对传统的珍惜，对自己的尊重，使他重新振作，写就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学术论著，栽培了不少顶尖的才俊，成为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的卓越“学科带头人”。

程先生于2000年去世。遗嘱曰：“千帆晚年讲学南大，甚慰平生。虽略有著述，但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乃国家之宝贵财富。望能在我身后，仍能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

我辈生得晚，无缘亲近大师，蒙受耳提面命之教；可是却又何其有幸，得以投身程先生的高足张宏生教授座下，成为程门第三代弟子。

张师指导我们，不忘常提师门遗训，强调南大的传统和学风，叮嘱我们做学问要踏实，要打好基础。打基础，其实就是养成良好的治学习惯。譬如说治学要避“大、空、假”，不要操之过急，要从细处做起，一点点积累。最重要的当然是传授师门开创的“两条腿（文献学和文艺学）走路”的治学法。毕竟光会搞文学批评，而不会搜索、整理、鉴别材料，是不行的。反过来也是一样。

文学本来重视的就是感性的体悟。可是，一旦落实到学科的研究，就不能只靠感性的抒发，自说自话，忽略科学的根据。程先生说过：“虽然我的著作大多数谈的是文学问题，但都是建立在史学的实证精神和严密的史料考据基础上的。”考证的过程，也要注重操作的规范，凡是引书，如果原书在，就应该设法找到原书，不用他人的引述；如果原书亡佚，被迫要引述其他书的转述，就得细心考证其真伪，有所辨证的取舍。引书一定要完整、准确、可靠。此外，还要懂得辨雅俗。所谓雅，是原始的、权威的；俗则是第二手的资料。用第一手资料，即使错了，也有根据。如果无法找到第一手资料，也要明明白白写出根据谁的书引出，好有个对证。

张师传授的，不单是治学的方法，还是治学的态度。方法知道后，会有个明确的努力方向。我在南京学习三年，不敢说就此驾驭此道，但虽不可致，心向往之，我会遵守师门训导。至于态度，则是明白后就可以摆正过来的。

得以程门再传弟子身分出席太老师的冥诞，倍感荣幸，也万分珍惜。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10/2013

【277】那一道鸿沟，如何拉近？

鲁迅的《药》给我最大的震撼就是革命者与平民之间的那一道鸿沟。

革命先锋夏瑜行刑的前夕还不忘宣扬民主，“关在劳里，还要劝劳头造反”，要他们协助实现“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宏图壮志。可是，夏瑜再怎样从容，再怎样伟大，都还是免不了一死。狱中一幕传出来，在华老栓店里的茶客听后的第一反应是——这家伙简直“疯”了，连拳头老硬的狱卒都敢得罪！

最可怜不过的还是夏瑜的妈妈，连清明扫墓也要散缩避忌，不像华大妈那样大方拜祭儿子。夏瑜是为了坚持理想而死，死后竟落个荒凉，连妈妈前来祭拜都要怕被看到；反观因为误信血馒头可以治病，不寻求正确治疗而害死儿子的帮凶华大妈，却坦然得出奇，仿佛一切与她无关似的。两相对比，革命先驱和无知小民命运的迥异，怎不叫有识者扼腕叹息？

我由此推论鲁迅的《一件小事》也不是记载什么小事，更不会是“知识分子的自我醒觉与批判”，相反的，它和《药》一样，是要画出社会精英和升斗小民之间的那一道鸿沟，让您的心灵因此而震撼，反思该如何拉近彼此的那一段距离。

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是：“恨革命不彻底，痛同胞不自立。”他在《范爱农》里便说到，革命过后，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革命何以不彻底？因为它只是少数人的革命，是“象征性”的成功；只有走向草根，深入到社会底层去，让广大的人民大众也有崭新的思想，这才是彻底的革命！

可是，这谈何容易？早在三千年前的庄子就认清这种现实。《药》反映出来的场景，岂不是庄子《齐物论》所说的：“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有大智慧的人，表现出来的是豁达大度，小有才气的人，却爱为微小的是非而计较；合乎大道的言论，既美好又盛大，让人心悦诚服，反观耍小聪明的言论，却是琐碎不堪，废话不已。可是社会真是取“大知”而舍“小知”，选“大言”而弃“小言”么？

可见自古以来，智者便已洞然人心是有那么一道鸿沟，可是却无法让鸿沟彻底消除。所以燕雀依然惬意于盘旋低飞，依然不解鸿鹄高飞的壮志；井下之蛙依然享受一壑之水，不明东海之鳖畅游海洋之乐。

如果这一道鸿沟只是思想上的，那还不怎样；倘若像《药》那样的落实到现实生活，那可更叫人痛心疾首了。

民主社会中的选举，何尝真是选贤与能？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如果他不懂讨好选区的投票者，也许他要在普选里翻跟斗。无怪乎水沟议员比睿智的从政者更加吃得开，只要临场做秀，讨好选民，就成功拜票。

什么民主民治，什么健全体制，什么互相制衡，对绝大部分的选民都不重要。他们只要稳定不要乱，只要继续有饭吃，有工作做就是好事。

民智开不开？庄子说秋水，鲁迅开药方。

数千年始终改变不了的事实——那一道鸿沟，如何拉近？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0/03/2013

【276】真的只是一件小事吗？

《呐喊》收录了鲁迅的一篇小说《一件小事》。全文仅一千字左右，描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

小说以第一人称书写：“我”在一个冬天的早上，雇了一辆人力车到S城。路上，车子碰倒了一个老妇人。“我”看得很清楚，老妇人是因为她的衣角兜着车把才跌倒。车夫停下看老妇人。“我”料定老妇人没有受伤，怕车夫多事误了赶路的时间，便催他快走。可是车夫不理会“我”，不但扶起老妇人，还把她送到警察局去。

当车夫前往警局时，鲁迅这么写：“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因为“仰视”，许多人在解读这篇小说时，都认为鲁迅是在自我批判，并“歌颂了劳动人民伟大崇高的精神和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狭隘自私的品质”。有者甚至提出鲁迅是“深切地反省起自暴自弃的灵魂病疾，决心实行自我疗救，奋然前行，力抗黑暗，呼唤光明，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小资、无产阶级”的评论，明显都是共产党执政后的时代产物。歌颂劳动阶级，更加是共产思想的首要任务。可是，鲁迅这篇小说写于1919年，五四运动还在炽热燃烧着，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现代学生不懂五四，不懂共产，但是他们懂得书本上的道德价值。所以在解读这篇小说时，他们也认同鲁迅的“自我批判”，骂知识分子虚伪，颂扬小市民伟大。

这样的论调若成立，鲁迅则真的是在写一件小事了！

我感觉纳闷的是，把这件小事的内容当成实写，岂不认为这篇文章是散文？鲁迅把《一件小事》纳入《呐喊》中，表明这是“小说”。是小说，则可以虚写；小说的“我”，则不一定是作者本人；小说想表达的主题，也不一定要框定在故事的表层意义上。

《呐喊》中的《药》写了革命分子和普罗大众思想上的差异。革命分子为了实现民主，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可是他们的牺牲是否为大众所了解？鲁迅的《药》就写出一般民众更加相信吃革命分子被杀头时洒下的血沾上的馒头会治疗肺痨。鲁迅不只是提出了这种差异让大家思考，也呐喊出改革若不走向民众，不让普罗大众觉醒，只凭社会的尖子蛮干，是不会成功的。

《呐喊》中的鲁迅对革命的不彻底是感受特别深的。他从方方面面探讨了这课题，并作出了沉重的呐喊。一件小事是不是也如此？

鲁迅一开始就说“我”到了城里六年后：“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这岂不是呐喊的开始，点出了知识分子和一般平民的思想落差？

革命分子关心的是国家大事，一般平民关心的却是身边小事；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免不了对关心小事的人生起抵触情绪，感觉厌烦。把小事写大，可以拓宽读者的思维层面。我们不妨再回顾人力车夫的行为，真的是叫人“仰视”的行为，必须如此为之的么？但是，在鲁迅笔下确实又是当着一回事来写。

今天继续支持人力车夫的，是不是要令鲁迅更加的呐喊？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3/03/2013

照片取自：百度百科之啃书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