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2】董狐是良史吗？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晋灵公不君”一事。

所举的事例，莫不叫读者认同晋灵公的确是“不君”的，即当君王的没有君王该有的品行。

文中说晋灵公上位后，“厚敛以雕墙”，也就是滥用了公款，这是罪一；“从台上弹人, 而观其避丸也”，这是不爱民，无视人民的恐慌，罪二；“宰夫胹熊蹯不孰，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厨师煮熊掌不够熟也要被杀，还要将其尸身带过朝廷，这可就残暴不已，失去了“君”该有的操守，罪三。

不君之君，本来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可是《左传》跟着记载，还有臣子不断冒死进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当时身居“正卿”要职的赵盾。可是赵盾不但三番五次进谏无效，还引起晋灵公的不满，买凶谋杀他。

还好，赵盾的形象很好，结果被命谋杀他的人反而护着他。第一位是鉏麑，他清晨前往行刺，却见赵盾已经“盛服将朝”，一大早就准备好上朝论国事，结果鉏麑羞愧不已，自己“触槐而死”，成全自己“义士”的形象。第二位是提弥明，他是赵盾车座前的保镖，在赵盾赴晋灵公的宴会时，见情势不对，不但强行带走赵盾，还空手与埋伏着的恶犬与守卫搏斗，最终殉难。第三位是灵辄，是晋灵公的甲卫，临场倒戈，护持赵盾逃脱一场谋害他的宴会，最终自杀。

像这样的不君的君王，被杀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左传》往下却这样记载：赵盾出逃后，赵穿在桃园杀害了晋灵公。当时赵盾还没有逃出晋国，听到晋灵公被杀便回到朝廷。《左传》载：“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大史指的是晋国的史官董狐，也就是说按照官方的记载，这一起事件的始作俑者竟然是赵盾。赵盾当然叫冤，董狐解释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亡”是逃亡，也就是说赵盾逃亡的时候没有越过边境，回来之后却又不追究“反贼”赵穿的罪，所以乱贼非赵盾莫属。赵盾无言以对。

《左传》这样的记载，似乎还担心后人难以沟通，所以还补多一句：“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给了一个更好的结论。孔子一方面赞同董狐的判断，挺他是“良史”，另一方面又惋惜赵盾，说他是“良大夫”，肯定了他在朝时的贡献，只可惜最终“逃亡没有越境”而附上罪名。

孔子何以这样说？

《春秋》有三传，除了《左传》外，还有《公羊传》和《榖梁传》。对于这件事，《公羊传》记载：“赵盾弑君，此其复见何？亲弑君者，赵穿也。亲弑君者赵穿，则曷为加之赵盾？不讨贼也。”可见，《公羊传》是认同董狐的判断，赵盾的罪在于回到朝廷后没有给赵穿定罪。

《榖梁传》则记载：“晋赵盾弑其君夷皋。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者，过在下也。曰于盾也，见忠臣之至。”作者则似乎同情赵盾，直言赵盾是忠臣，过就过在“在下”。这说法是非常矛盾的。

《左传》则把这一番矛盾的话由孔子说出，一方面赞赵盾，一方面又指出他的过失。之所以选孔子来代言，恐怕是因为孔子的史观与董狐相近，“君君，臣臣”的概念所致。

诸君，您又是否认同董狐是良史呢？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5/08/2014

【351】古人读书二法

谈到古人读书，有两人的说法最为经典。

第一是陶渊明似的“不求甚解”读书法，另外一位是韩愈的“提要钩玄”读书法。

“不求甚解”出自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原文说：“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陶渊明的“欣然忘食”和孔夫子的“废寝忘食”有异曲同工之妙。《论语》记载：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

对于陶渊明的“不求甚解”读书法，历来有人提出不同的诠释：

一、明朝朱国桢说：“读书不求甚解，此语如何？曰静中看书，大意了然。惟有一等人，穿凿求解，反致背戾，可笑。故曰：解是不解，不解是解。”（《涌幢小品》）如果回顾汉代经学家对读古书的态度，身为晋代人的陶渊明提出有针对性的说法特别强调“不求甚解”是可以接受的。清代方宗诚说：“渊明诗……嫌汉儒章句训诂之多穿凿附会，失孔子之旨也。是真持平之论，真得读书之法。”（《陶诗真诠》）

二、鲁迅说：：“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只读本文的意思。”（《伪自由书》）虽然与上文所说的针对性有关系，但似乎太过以今人眼光看古人了。

三、钱锺书说：“窃谓陶之‘不求甚解’如杜甫《漫成》之‘读书难字过’也……培根论读书云：‘书有只可染指者，有宜囫囵吞者，亦有须咀嚼而消纳者’；即谓有不必求甚解者，有须细析者……”（《管锥编》）钱钟书先生“读书破万卷”，所言似乎信手拈来，却句句到位。书有可读性很高的，要咬文嚼字；也有不具可读性的，浏览过就好。

四、今人邓拓说：“这不求甚解四字的含义，有两层：一是表示虚心，目的在于劝戒学者不要骄傲自负，以为什么书一读就懂，实际上不一定真正体会了书中的真意，还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只是不求甚解为好。二是说明读书的方法，不要固执一点，咬文嚼字，而要前后贯通，了解大意。”（《燕山夜话》）

五、也有人批判陶渊明的，如教育家叶圣陶说：“陶不求甚解，疏狂不可循。”（《语文教学二十韵》）首都师范大学鲁洪生说：“不求甚解，误人子弟”。（《“不求甚解”误人子弟》）

韩愈的“提要钩玄”读书法，出自他的《进学解》，原文说：“记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钩其玄”，也就是说一定要探索主旨。这种读书法，往往留下佳话。例如朱熹说：“为学读书，须是耐烦细心去体会，切不可粗心。……去尽皮，方见肉；去尽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学规类编》）

韩愈是大儒，对“学而优则仕”是很坚持的，所以读书很严肃；陶渊明留给世人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事权贵”，所以读书很有闲情，总是带着消遣的从容态度，就像钱钟书所言：“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测览……”（《写在人生边上》序）。陶渊明“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就是“不求甚解”的最佳写照！

我觉得不管“不求甚解”也好，“提要钩玄”也好，都是很好的读书法。今人读书，有时连这种闲情或动机都没有。读书，不过是为了查找资料，哪里会体会读书的乐趣？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7/08/2014

【350】皇帝与将军

司马迁的《史记》很好读，因为写得很棒！

如果真把《史记》看过，一个人的知识和学问一定大大提高，在为人处世上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史记》是历史书，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可以让我们看清楚自己。所谓鉴往而知来，看过去的历史，不但会丰富我们的知识，还可以提高我们对事物的辨识力。

我们且以西汉的名将军周亚夫为例，一窥司马迁给我们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

周亚夫是汉代开国功臣周勃的儿子，曾在汉文帝、汉景帝时候任官职。汉文帝封他为条侯，继承周勃的爵位。文帝後六年（前158），匈奴犯边时，周亚夫被任命为将军，成功阻止匈奴入侵。景帝三年（前154），以吴、楚为首的諸侯七国之乱爆发，周亚夫被任命为太尉，领军东进与叛军作战，成功平定七国之乱。可见，周亚夫功绩彪炳，是西汉的功臣。

我们关心的是，周亚夫历经文景之世，其命运却因着不同的皇帝而有很大的不同。

匈奴冒犯边境一事，文帝以刘礼、徐厉、周亚夫为将军，分别驻扎在霸上、棘门、细柳三个地方。皇帝曾亲自前往犒劳军队。司马迁记载皇帝“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意思是这两个地方放军队纪律松散，外人可以随意通行，军队内的将士也可以骑马迎送。可是到了细柳，情况完全不同，不但“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而且皇帝的先行部队先行抵达时，竟然不被允许进入。虽然表明是皇帝亲身莅临，守门的军官还是说：“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后来皇帝到了也不得进入，要皇帝派使节去通报周亚夫，由他发出军令才开门。进入后，皇帝的车队还被令“军中不得驱驰”，也就是不准“超速”而行。皇帝后来见到周亚夫，周亚夫作揖说：“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周亚夫这样的行为，“天子为动”，还称赞道：“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於亚夫，可得而犯邪！”后来文帝驾崩，临终前交待太子以后有什么紧急事件，“周亚夫真可任将兵”。足见汉文帝对周亚夫的重视。

景帝时，周亚夫虽然建立了平定七国之乱的功绩，但是却频遭猜疑，不得重用。景帝中三年（前147），周亚夫被罢免宰相一职。景帝并不因此罢休，由此他召见周亚夫出席宴会，却“独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櫡”，周亚夫见肉没有切开，又没有筷子，便叫人准备。岂知皇帝因此发怒说：“此不足君所乎？”吓得周亚夫脱帽谢罪，过后匆匆离去。皇帝看了，竟说：“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最可怜的是后来周亚夫的儿子为父亲买“甲楯五百”以备日后陪葬用。厚葬本来是西汉常见的礼节，但是因为周亚夫儿子购买的是官方的“兵器”，因此被告，连带的周亚夫也被捕入狱。最后周亚夫狱中绝食五日，呕血而死。

文帝、景帝对待周亚夫的差异是何等不同。周亚夫直率、忠诚的个性始终如一，下场却是大大不同。臣子的优劣，在很大程度胥视主子的态度，这是封建时期最常见的现象。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0/08/2014

【349】老祖宗骗我们吗？

有人把一些对立的观点放在一起，再以醒目的标题“老祖宗在骗我们”贯穿，在网上流传。例如“量小非君子”和“无毒不丈夫”到底孰者为是？既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却又歌颂“浪子回头金不换”；一方面倡导“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另一方面又要我们“掉了毛的凤凰不如鸡”；谆谆善诱“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转个头却又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教导女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却又说“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还真有见人讲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嫌疑。

其实这些看似矛盾的观点并不矛盾，而是我们太过执着，以为一句名言便可以走天下，放诸四海而皆准，不顾客观条件的差异，不看情境的不同。禅宗有个故事：有人问禅师：“狗子有佛性乎？”禅师说：“有！”过几天，又有人问禅师：“狗子有佛性乎？”禅师说：“没有！”两个前来询问者都高兴离去，苦了在一旁侍候禅师的小沙弥。到底狗可以不可以成佛？师父一下子说可以，一转眼又说不可以，到底哪个才是真理？

世间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正确。“一时一样”其实是一种智慧，并非取巧。懂得审时度势，透视客观条件，才能掌握生存之道，任运自如，随意而安。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老祖宗的智慧，我们更改感恩他们给我们看到两头的极端，而不是一种权威的话语。早在先秦时期的百家思想，就突显了这样的一种智慧。

例如儒家倡导“三不朽”，勉励人要“立功、立德、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非常明显；道家却教我们“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出世思想何其浓厚？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又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勉励我们要勤恳向学，天天向上。可是庄子却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却告诉我们以有限的生命追逐无限的知识是错的。

儒家的个人价值显现在与社会的互动上，道家的个人价值却突显在对自然生命的一种认知上。两者不但多有矛盾，而且往往更是对立的。传说是屈原所作的《渔父》，就把这种对立看得非常透彻，所以创造了一个与屈原处世观完全对立的渔父和他对话，形成一个择善固执和逍遥自在的两种品格的对立。

如果我们把这种对立看成两个点，点点一定会串成一条线，那么我们是不是该感谢老祖宗给我们指出了那么一条宽敞的道路，让我们行在上面，游刃有余？我一向主张中庸之道必定显现在极端的后面，只有看到两头的极端（两个点），才知道中道在哪儿。中道是可以游离在两个点拉成的那一条线上，因人而异，因时而调整。看不到极端，表示我们已经落在另一头极端，五十步笑一百步，彼此彼此。从这个角度看待，发现极端何尝不是好事？

老祖宗没有骗我们，他们就是揭示两种矛盾的真理，让我们在两个对立面寻求平衡点。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3/08/2014

【347】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

被誉为“全美国最优秀的老师”的雷夫说：“从小我爸妈就鼓励我，要尽力对社会有所贡献，我看我自己具备的能力和热忱，教室应该是我最能贡献的地方。”

雷夫老师的父母给予孩子的指导颇有意思，灌输孩子自小就要有贡献社会的理想。这和中华民族的“三不朽”思想特质是很相似的。所谓“三不朽”是指“立德、立功、立言”。

先秦国别体史书《国语》有段记载：“鲁襄公使叔孙穆子来聘，范宣子问焉，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子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周卑，晋继之，为范氏，其此之谓也？’对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殁矣，其言立于后世，此之谓死而不朽。’( 《晋语》)

这段话说鲁襄公让叔孙豹（穆子）出使晋国，晋国的范宣子问他：“古人有句话说‘死而不朽’是指什么意思？”叔孙豹没有回答。范宣子接着说：“从前我士匄的祖先，虞舜以上是陶唐氏，在夏朝是御龙氏，在商朝为豕韦氏，在周朝为唐杜氏，周末落后，晋国继而代之，是范氏，古人所说的‘不朽’就是这个意思吧？”叔孙豹说：“以我叔孙豹所听说的，这叫做世世代代有官禄，而不是不朽。鲁国的大夫臧文仲死后，他所说的话世代流传，这才叫‘不朽’吧！”

《左传》也有类似的记载。不过其后还有一段话说：“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襄公二十四年》）

叔孙豹再说：“我听说，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功业，再其次是树立言论。能做到这样，虽死也不会被废弃，这才叫不朽。只是保存姓、接受氏，守护宗庙，世代不断绝祭祀，没有一个国家不会没有这样的家族，官禄再大也不能叫作不朽。”

我们今天就以“三不朽”作为我们的价值体系。一般上，我们解释三不朽是这样的：“立德”是指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立功”指建功立业，有功于民，有功于社会；“立言”指对后世、他人有言论贡献。

唐朝的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作这样的诠释：立德是“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於上代，惠泽被於无穷”；立功是“拯厄除难，功济於时”；立言则是“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言存立於世，皆其身既没，其言尚存”。（《襄公二十四年》）

我觉得孔颖达的说法比较完善可靠。我们若把“立德”当成高尚的道德修养，这是很抽象的说法。何谓高尚的道德修养？人们的道德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历经万世而不变的吗？孔颖达的“圣德立於上代，惠泽被於无穷”就深刻得多了，德行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一定要通过立功来表现，也就是给大多数人造福谋利，乃至功被于世，几代人都受到恩泽。在立功的当儿，个人又表现出光明磊落、高风亮节、耿介伟大的榜样。这样才堪称“立德”。

像美国的雷夫老师，就是在教育工作中“立功”，留下丰功伟绩，而当中他所表现的品质，就是立德；他的言论传开，就是“立言”。这与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美国人也可以如此表现，身为中华民族的你我，可有珍惜祖先留下的智慧遗产？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7/07/2014

【347】让古人贴近今人

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说过：“作者水平的提高有赖于读者水平的提高。”这番话引发我思考。

过去，我一直相信“读者水平的提高有赖于作者水平的提高。”所以，我的“走近古人”写得大家看不懂，我还是很坚持。

其实，文章有多类型的。

我们写论文，是以探索大家不懂的问题为主，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是以最高程度的读者为准。一些常识性的话题，我们都当读者已经懂的，不需要再费笔墨阐述。这样的论文，是学位论文，或者是刊登在学术期刊的单篇论文。

如果著书立论，我们的文章却要通俗，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都得动笔墨加以阐述，以便读者看得懂。对做学问的人来说，不太喜欢出书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因为书本不像单篇论文那样简练，只提自己要探讨的新观念，一些旧的课题，或者老生常谈的，都要省略。书本看起来洋洋洒洒，对治学的人来说，却是过多“水份”的。多写书，自己的程度会停滞不前。

我给《星洲日报》写的文章，本来是当着我持续写学术论文的平台，不想多沾水份的，可是，逐渐的却发现不合时宜。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专家方卫平曾给我建议，要我捉紧这样的发表机会，给群众介绍中国古代的文化与人物；中国特级教师周益民也提过类似的说法，并且还希望我以自己的知识结构，给中国的中学生写“走近古人”。可是我却始终不想放弃自己的坚持。

可是，一边研究古代，一边研究儿童文学的我，却常常要面对矛盾，得寻求平衡点。

最近看中国省级特级教师管建刚的作品，他引述了多国的作文教学的课程纲要，例如英国这样强调：“针对写作目的和预期读者采用合适的文章体式”，“能吸引读者的兴趣，还能西其他种类的依时间顺序的作文。为多种目的和读者，写各种类型的文章；并注意激发读者的兴趣”，“为多种目的和读者，写各种类型的文章；并注意激发读者的兴趣”；美国的要求是：“明确写作目的和读者”，“选择一个你认为读者会感兴趣的主题”，“让读者看到故事的环境、人物和事件”；日本不说“读者”却说“写作的对象”，他们说：“考虑写作的对象和目的，依据对象和目的进行写作”；中国的吴忠豪教授也说：“没有读者的写作是没有生命的写作，没有读者的写作教学是没有生命的教学。” 凡此种种说法，都是在强调写作该优先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读者至上”的理论因此而建立。

中国近代教育家夏丏尊先生说：“读者意识是最大的写作技巧。”管建刚因此把“读者意识”列为作文的重要条件。

我毕竟是搞教育的，不是纯粹的学术人员。因此，我的文章也应该多考虑读者，让读者的满意度来成就我，让古人更加的贴近现代人。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07/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