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5】文章的主旋律

朱自清先生评李金发：“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穿着瞧。”（《中国新闻学大系•诗集》）

这是针对印象派诗歌所作的评论。印象诗派是文学中的奇葩，不强求作品内容的整体和一致，所以往往予人局部美得化不开，整体却不知所谓的感觉。

但是，一般文学作品都要有个明显的“串儿”，才能概括出主旨，感受那红绿珠子的美和作用。

莫砺锋教授讲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让我更进一步感受到找那串儿的重要。

《饮中八仙歌》写了八人的醉态。从这八人的生活背景看，他们并非在同一时间在长安一起喝酒，杜甫更不是亲眼目睹他们的醉态，其内容多取于传闻，是虚构的。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上，我们读这首诗时，更要注意杜甫是用怎样的心态来写这八个人。传统上认为这八人是在欢乐喝酒，充满着浪漫的色彩；但是程千帆先生独排众议，认为是一群怀才不遇的人对现实感到不满而借酒浇愁的。

独排众议并非容易的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就要流于哗众取宠，故弄玄虚。

其实，诗中八人中的李琎、李适之、苏晋、崔宗之四人，都不是在欢乐的饮酒，这是大多数人看出来的。可是在分析时，却没有考虑到“那串儿”，也就是说八人该有个统一的情感倾向，结果分析后就让人捕捉不到作者创者意图了。

程先生看到的主线是八人都有一些共同点，一是他们都是当时出类拔萃的人物，二是他们对政治现实都不满，因此他们的纵酒并非单纯的爱好，而是一种宣泄。

例如贺知章，杜甫说他“眼花落井水底眠”，当知，贺知章曾任礼部侍郎、秘书监，是唐代中央一级的高官，杜甫不会凭空臆造说他醉酒掉入井里睡着。其背后的思想当是和《旧唐书》说他“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有关。一般人是年少狂妄，老来严谨，但是史书却说贺知章颠倒过来，老年更狂。这种反常的形态隐藏着什么意义，就是耐人寻味的事。

另一位值得玩味的是苏晋。史书没有为他立传，但在他父亲苏珦的传记中提到苏晋是“后来王粲……独多赏拔”，将他媲美神童王粲，肯定是褒义。杜甫诗中写：“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提到的也只是说他信佛和饮酒而已。程千帆先生发现的是苏晋既然选择了佛门，礼佛打坐，何以又要“逃禅”？原来苏晋处的时代中原流行的是北宗禅，南宗禅还未在北方流行。南宗是六祖慧能的弟子神会北上洛阳才带来的。当知，南北禅有差别：南宗禅是较活泼的，骂佛杀祖的话都说得出来；苏晋接触的却是较繁琐严肃的北宗禅，所以难以适应刻板的修行形式，逃世之后再逃禅。如此看来，苏晋本身就是对现实不满的。

梳理了这八人的背景与醉态，诗歌虽然没有明确表明政治见解，但却反映出唐帝国的没落。最优秀的八个人都以这样玩世不恭的心态面世，这一朝的政治可想而知。因此，程千帆先生推论出杜甫也是见到唐王朝政治的腐败衰微，故写此诗。

文章有主旋律，又有强有力的论据支持，这肯定是上佳之作。

原刊：《星州日报/东海岸》24/02/2013

【274】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

如果您认为拥有一定的水平后就可以不必再听演讲，那一定是因为您还没有听过名师的演讲。我在南京大学学习期间，就体会过上课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

例如莫砺锋教授的课，聆听时只能用如沐春风来形容。无需夸张的表情，不用编笑话来取悦听众，一切就是那么的平实，两小时下来就如读完一篇高水平的学术报告，叫人回味无穷。

且以他讲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为例：

这首诗写了八人饮酒的肖像。这八人是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和焦遂。杜甫以人物速写的笔法，将八大酒仙写进一首诗里，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群像图。讲这首诗歌，莫老师清楚说明是要学习如何断定诗歌的创作年代。

编名家的创作年谱本来就是个重要的学术课题，当中的发现，可解决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并加深我们对诗歌的了解。

杜甫诗作的编年大致上已完成，这首诗的创作年代却有待斟酌。莫老师强调：“除非有新材料（例如出土文物）的出现，杜诗的编年才可以重新考订。这种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是一种消极的等待。我们要谈的当然不是这类的。程千帆先生对诗的编年的意见，是从文本中找内证，这在方法论上是有所启发的。”

前人对这首诗歌的创作年代有多种看法，现今普遍接受萧涤非先生的看法，认为是在天宝五、六载间写的，原因是萧先生认为杜甫是以欢乐的心情来描绘友人的欢乐。而诗人的这种欢乐心情，只有到长安后的最初一二年才有。北大的陈贻焮先生也附和这种说法。

莫老师给我们说的是程千帆先生的研究方法。程先生是从文本出发，判断杜甫写这首诗时的心理状态不是欢乐的，从而得到不同的结论。其后，莫老师用了大量的文献说明为何杜甫笔下的八人不是处于欢乐状态。

例如汝阳王李琎。杜诗写道“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一般解作“只有皇族李琎才会勾起‘移封’的念头……细腻地描摹他的享乐心理与醉态”，但是莫老师给我们的分析是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说明李琎虽是皇族，但处境尴尬，主要是因为他相貌堂皇，有帝王之相，所以得处处避嫌，以免玄宗猜疑。可见他一直是生活在自我压抑之中的。因此，“移封向酒泉”名义上是“移封”到酒泉去喝酒，实者是要远离政治中心。像李琎如此公开喝酒，醉言醉语的，无非是要皇帝不疑。这可见他的苦闷，又哪里会快乐地喝酒？

分析八人的心态后，程先生得出的结论是这首诗是一群怀才不遇的人对现实感到不满而借酒浇愁的，而杜甫也不是欢乐地看着他们喝酒作乐，因此程先生以“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为题来论证此事，阐明杜甫创作此诗时，已意识到唐代政治越来越黑暗，反映出了唐帝国的没落。当时最优秀的八人都以这样玩世不恭的心态面世，这一朝的政治更可想而知。

最叫我难忘的是莫老师在课堂结束前的一番话。当时老师先是沉默一阵，后仰头上望，语气饱含感情地说：“通过文本的理解来作编年，是难度较高，也是较高明的，不是一般人可为。程千帆先生可说是古今第一人！”言语中充满无限缅怀之意。

明师留给后人的，又岂仅是他所传授的知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7/02/2013

【273】我选择研究僧人传记

我在上一篇谈过环境对我们成长的重要性，今天续谈掌握方法的重要。

莫砺锋教授给博士生上课时，做了这样的开场白：“过去，程千帆先生只为我们开过两门课：校雠学和杜诗。前者指导我们如何收集和整理资料，后者则具体教导我们如何深入研究一个课题。我觉得这两门课对我们非常重要。现在，我也讲杜诗，功力当然无法与程先生媲美，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就是要指导大家如何开展一个课题的探讨。你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课并不只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要学习方法。”

校雠学是研究古代文献如何整理的学科。程先生的治学之道是要“两条腿走路”，也就是兼顾文献学和文艺学。其中，文献学是基础，因为只有在充分掌握文献的流变下，才能正本清源，客观准确地分析古代文史问题。要掌握文献，还得先学校雠。

我辈生得晚，无缘承受程先生耳提面命，但程先生留下的《校雠广义》却让我们有幸接受先生的熏陶教诲。《校雠广义》分为校勘编、典藏编、版本编、目录编四部，是当今古代文史研究的入门必读著作。

只有掌握足够的文献知识，我们才有发语权，说话才不流于肤浅空洞，论述也不至于主观武断。由于重视文献的缘故，师门训导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要加以铺陈排比，夸夸而谈。

我的博士指导老师这样教我：“不要急着发表文章，没有足够的材料，不写文章也没关系，先重视阅读，掌握学术的渊源与流变为是。要探讨一个课题，先了解其背景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同期的相关文献一定不可以放过，以免影响对课题的理解程度。横向的功夫做足以后，还要纵向探讨，了解相关课题的探讨中，前人说过什么话，后人又做了什么评论。占据了充分的材料，一个人才有发语权。”

这是老师给我的导航。可是，叫我纳闷的是老师却又以我是“外国人”为由，给予通融同情，在协助我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竟然建议我做“梁启超的小说”。老师如此设想的原因是考虑到我的古文基础，以及我对古代文献的掌握程度。

在多番衡量后，我拒绝了。因为我很希望自己也可以跻身成为程门第三代弟子，学习师门的治学方法。梁启超是近代人，其“饮冰室”留下的材料虽也不少，近世更有不少人研究和评述其著述，在材料的掌握上或许不是问题，但我觉得我即使充分掌握梁先生的学术渊源，日后我依然不是称职的“古代文学博士”。

我向老师表达了我的想法。老师又给我另外一个建议，研究古代小说中的因果观的演变。这是因为老师知道我对佛学有涉猎，做这样的研究应该比较容易切入。可是，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研究，内容恐怕流于空疏，自说自话，很难避免生搬硬套的庸俗做法。我一向以学界评论《金瓶梅》是“阐述佛教因果的小说”为耻。

老师对我的宽容，更加激化我要学习从文献入手学习的意愿。

后来，我选定了研究专书梁代的《高僧传》，以不预先设想结论的方式去探讨这部书的作者和内容，对比同期或较早的僧人传记，并与当时流行的传记撰述做比较，以说明此书的价值。

欣慰的是，完成论文后，我看到老师满意的笑容。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3/02/2013

【272】利用环境学习

心理学家有这样的说法：影响人的成长的因素有四——遗传、成熟、学习和环境。四大因素中两个是我们决定不来的，即遗传和成熟。如果强求用科技去挑选遗传基因和刺激成熟，只会给整体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是不应为的工程。相对的，重视学习和环境以促进人类的共同成长是刻不容缓的。

回顾我在南京大学的学习，就是这两大因素引导了我走近古人。

这一周先说环境。

说来惭愧，还没到中国之前，我对中国大学和其学术状态是一无所知的。得到负笈留学的机会，我仅按自己的兴趣写了一份研究计划，表明自己喜欢的是古代文学的研究，结果便被分配到南京大学了。庆幸的是，在这里认识了一位已在这边学习多年的学长，不但帮助我认识南京大学的学风，还让我了解中国学术研究的最新面貌和动态。

俗话说“师父引入门，修行看个人”，余历雄给我导航，下来还得看我如何把桨。在南京三年，钟山、秦淮河、夫子庙等地，我只潇洒走一回，留下模糊的记忆，其他如梅花山、大屠杀纪念馆等，三年来我都没有到过，更莫说南京以外的名城古都了。但是先锋、万象、学人、小唐等新旧书店，却是我们每周一定报到的地方。买回书本后，在宿舍里或站或坐或躺，把程千帆先生的治学经验，还有师门常提到的章学诚、陈寅恪等先辈的努力，都逐一浏览。有时则是读期刊杂志、读书周报之类的，废寝忘食也不惜。学界尊崇的“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读到一些具体的事项，如程先生“逐走”字体潦草的门下弟子；让门下弟子把本科生从家乡带来赠送的土产一一退回；陈寅恪双眼失明后依然可以写作文章；张舜徽到南京图书馆小住以读遍藏书……感动之外，便是立志求学的意愿。先贤的遗篇并不作古，依旧散发出他们对学术的热诚与关切。通过他们的热诚，正好对治了内心里头隐伏着的浮躁和功利心态，让它们在不自觉中弥散消失。取而代之的便是力量，以及见贤思齐的意志。

韩国师兄在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指出一些空白的地方。这不是师兄的错，因为古字在一些电脑中不显示，送交打印时出了状况。不过，老师还是借此训责了我们，要我们写文章一定再三校对，确定无误才发布。老师更强调：论文答辩如果沦落为只是针对文句的正误，引述的辨正，那就降低了整体水平。老师的教导，岂不正是程先生当年要求写文章要字迹清楚，没有错别字的训示？秉持师门遗训，代代相传下去，凝聚出来的就是学风，也就是我要说的“环境”。

环境毕竟是客观的，是否能够发挥作用，还有待个人主观的迎合与利用。余历雄后来把留学经历写成《师门问学录》，在大陆引发许多正面的评价。黄仕忠先生如此评述：“国内学生因为来得容易而不珍惜，或是待知应当珍惜时，已经时过境迁……唯有那个海外弟子，他怀着的，是一颗朝圣的心，方能如此有心，所以，他写成了。”正说明环境并非绝对的。

有位学弟后来到南京大学学习，向我探路。我这样告诉他：“花点时间去了解南京大学的学风，明白他们的学术特长，然后就一头栽进去，接受他们的熏陶洗礼，这样才会做出成绩。”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7/01/2013

【271】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考》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个很好的概括，把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点了出来。这个观念普遍被接受，但凡文学史的编撰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体制。不过，由于这一说法没有提到一个朝代的代表性文体与其他文体的关系，因此会造成一种片面性的认识，以为唐代只有诗歌，宋有词，元有曲。例如在编写古代文学课程时，我常建议纳入清词，很多人都会惊讶地问“清代有词么”？

其实，清代不但有词，还很有特色，就像宋代诗歌那样，一点也不比唐诗逊色。王国维的概括，只是做个参考，并非绝对。就算是他自己，也曾经这样反思：“余谓律诗与词，固莫盛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否，尚属疑问。”

诚然，每个时代并不只是有一种文体盛行，宋代不但有词，诗歌、散文都很有成就。李渔《闲情偶寄》说：“历朝文字之盛，其名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我们看到李渔在宋代的诸多文体中，首选的代表文体是“文”，有别于王国维的宋词说。

因此，文学史家倡导在对历代文学的进程研究和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中，应该同时顾及两方面的辩证关系：一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另一则是各种文体并立与文体间的交流互动。毕竟一种文体的发展，是不会断然独立的，它一定会从其他文体吸取营养，接受借鉴，以推动自身的发展。

我们以宋诗为例加以说明：宋诗吸取唐诗的养分，却又富于创新精神，形成自己的艺术风貌。文学评论家一般都认为宋诗的最大特点就是“崇尚说理，议论精辟，重理性思辩”。例如钱钟书的《谈艺录》便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不过，钱先生对宋诗的“说理”不太以为然，他说：“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宋诗选注•序》）

宋人本来就爱发议论，最常见的议论文体是散文。像苏东坡的《文与可画篔筜谷偃竹记》本来是一篇悼念友人的散文，是为文同的《筼筜谷偃竹》画卷所写的一篇题画记。但是，在阐述“胸有成竹”的画论之后，苏轼又说：“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从画竹谈到生活，隐藏着深刻的生活实践哲学。

从文到诗，宋人都爱说理。例如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借游庐山带出了两重哲理。前两句说明对事物的观察和分析，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看待，不必拘泥一格；后两句启示人们观察事物要置身其外，不要一味主观以致看错事物的本来面目。

苏轼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富有哲理的诗歌多不胜举。像《琴诗》也是：“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借琴揭示出主观能动性和客观条件对立统一，二者缺一不可的缘起哲理，予人深思。

因此，我们在接受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的当儿，还要横向看同期文体的相互交融，以及纵向看前代同一文体造成的影响。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01/2013

【270】不当医生当文人

开学时，学校常常因为师资不足而要聘用临时教师。这是我国教育界的一个怪现象。如果说偶一有之，还可说情有可原，是一时的统计疏忽所造成；倘若经常发生，而且持续数十年，这就叫人深感纳闷了。

临教是未经过训练的教师。没有接受过训练的人执教，他就必须为自己的教学负责，家里教补习或在私人学校教学，无人可以质疑；若堂而皇之进入官方学校“代替”合格教师执行任务，哪怕是暂代，也叫人费解。

我常打趣问学生：如果医院欠缺医生，院方征聘有兴趣者前来代替合格医生执行任务，行么？学生都会哗然，说这关乎人命，自然不行。

这是常人的普遍看法。

医人身体的疾病真的比教稚小的心灵来得重要么？

鲁迅曾说过：“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呐喊•序》）显然，鲁迅看准“教人心”比“医人身”来得更加的重要。

鲁迅说这一番话，是有所感触的。当年他在日本仙台学医，某次看到一部日俄战争时期中国人围观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幻灯片后，有这样的想法：“我竟在画面上忽然看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人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绑着的则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看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因此才有了上述深刻的想法，进而做出“弃医”的决定。

鲁迅对自己学习的方向一向都很自觉，不会固守一隅。他原本在南京攻读海军和地质专业，但是后来却远赴日本仙台学医。远因是他想效仿日本振兴靠西洋医学的经验，投身救国；近因则是为了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误治的病人。可是，在仙台学医两年，他又放弃了尚未完成的学业，决定从事文艺运动的提倡。这是因为他渐渐认识到要拯救频临灭亡的中国，人心的振兴，国民素质的提升是首要之务，远比治疗病患来得更加重要。幻灯片的事件则坚定了他的决心。

鲁迅是笔名，周树人是本名。从日本归国后，周树人就变成了鲁迅，积极从事文艺创作，尤其是以鲁迅为名创作的小说，更让中国新小说达到了一个巅峰成就。

不当医生，却改以文字来唤醒人心，改变人们的精神，这是鲁迅在深刻反省后的一个重要抉择。

我对鲁迅的这个决定深为折服，也深得启示。

人身体上的疾病，是显而易见的，能够治疗得好身体的疾病，我们自然对名医感恩戴德。可是，有多少人关心潜在内心的不良因素，让他们继续发酵并侵蚀我们的心灵？

当医生难，当名医更难；当老师不容易，当名师更加不容易。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01/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