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我的启蒙老师

从小我就是一个很乖巧、很听话的学生。可是，我努力去回想我的小学生涯，零星留下的记忆大都是课堂外的事儿，课堂上学习的还真是雪泥鸿爪。

唯一有印象的是蔡麒麟老师的一堂课，大概还是代课之类的，他让我们到黑板上写字，然后指出大家写错的地方。例如“别”字的第四笔是撇，然后跟着才是横折弯钩，并不是“力”字（当时我们的华文教育是根据台湾的，旧字形的“别”字写法确实如此）。会记得这堂课，大概是因为它带有批判性，激发我去留意平时没有留意的，不要只做个学习的消费人，照单全收。

上了中学，情况依然没有多大改变，特别是华文课，我只记得老师会用很标准的读音朗读课文，记得老师在念文言翻译白话……我依然是个学习的消费人。

中二那年，被一位同学拉到太平佛教会上华文课。这是生平第一次听和尚讲课，天花乱坠，如沐春风。老师这堂课讲的是古诗词，但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的文化、历史、哲学都来了，听得我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咋舌连连。

上完这堂课，老师便到台湾进修去了，我却因此和太平佛教会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我三两天就往那边跑，和法师的学生交流。他们带我去图书馆，给我介绍法师留下的书，并诚意跟我导读推荐。什么汤恩比的《历史研究》，史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还有诸如梁启超、唐君毅、方东美、梁漱溟、张曼涛、蓝吉富、陈晓林、圣严法师……都是前所未闻的。这位打开我学习的视野的女孩儿，比我还小，叫黄淑清。

那么巧妙的一个因缘，让我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遇到一些外星人，还有非常珍贵的宝藏。于是，我开始看书了，看那些硬得肠胃消化不来的书。我竟然可以在看不懂的情况下依然坚持遨游书海。阅读，真是学习最重要的途径。

再见法师，是我踏入中五那年。虽然是会考年，但过去的经验告诉我，这位法师可以亲近，他会引导我学习更多东西。果不其然，从台湾学习回来的继程法师引领我走进印顺导师的浩瀚佛学论著，还有圣严法师深邃的禅门意境。虽然只有那么短短的一年时间（法师又闭关进修去了），可是我已经从一个学习的消费人变成一个会主动探索和思考的拓荒者了。

回顾这段陈年旧事，我还是深深感恩当年的因缘，如果不是有人引领我走进书的世界，我真不敢想象今日的面目何其可憎。

当老师的您，该想尽办法让孩子养成阅读习惯，给他介绍好书，让他以书为师，与您为友，这样他才可以走得更高更远！

《星洲日报·东海岸》25/02/2018

【133】儿童需要文学

这个话题实在不新鲜。

曹文轩写过<儿童需要文学的六个理由>，列举了：
一、树立正确的道义观；
二、培养审美能力；
三、丰富情感；
四、文学有时比历史记载更真实；
五、保持想象力；
六、培养说事的能力。①
曹文说理很充分，不过一些老师喜欢说其他国家的文章不接地气，不符国情。

战友陈诗蓉讲师写过<为什么儿童需要文学>②，陈述儿童需要“情感教育，满足其精神需求，打下精神底色”。我现在狗尾续貂写多几句。

我们推动儿童文学已经20多年，2012年更成立了“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协会”，将有心人凝聚在一起，在国内各地推动儿童阅读。我们办过百余场的讲座和儿童阅读营，参与的老师和家长有数千人，小学生则超过万人了。活动后的反馈显示，成人之中有逾九成赞同我们的做法，小学生则近乎百分百喜欢儿童阅读营。

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儿童都爱阅读！只要大人扮演好角色，给孩子们介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陪他们聊书，孩子们是会养成阅读习惯，并逐渐提高能力，做到爱阅读、勤阅读、会阅读的。虽然资源匮乏，我们依然锲而不舍去做，只因看到儿童的改变。这番努力，若再持续几年，我们有信心可以改变我国的教育生态。

让儿童“读起来”是刻不容缓的工作。美中不足的是，一些掌握权力的人对此却视若无睹，依然秉持着上个世纪的看法，反对儿童文学，认为儿童该学习的是“语文”，不是“文学”。最近听到一位官员说：“为什么要写小鸟唱歌？国语都不这么说，他们只说小鸟啁啾。”还真哭笑不得。

我们必须纠正两个过去的误解：一是文学课既不是按照“作者简介、时代背景、中心思想、修辞手法”的模式教的，也不是老师先准备好标准答案再进行解读，让学生明白和记得自己教的内容。这是强迫性的教学，和文学的美感和领悟是南辕北辙的。二是文学和语文本来就是一体的，不该把它划分为两个学科。人类文明的进程，文字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当然不只是那一堆符号起作用，而是文字组合后传情达意的生命力所促成。英国人提到英语（English）就包含了文学，中国的学术自古以来更是文史哲一体。把文学和语文分科是近代的事，而且是个不高明的做法。

上述官员误以为文学就是要用修辞手法写作，并非语文最基本的表达功能，所以抗拒。可是，好文章不一定用上修辞格，有效的传情达意才是文学。人要学习的不是修辞格而是如何表达美。文学就是美的表现，兼顾了读者的兴趣与接受能力。皮亚杰说儿童的学习是由兴趣唤起的，如果我们的阅读教材都是没有趣味的，想让孩子产生语文学习的动机和兴趣，那是很困难的。

有句巴利文叫Ehipassiko③，意思是“来看看”。我们希望掌握决策权的人抽空来看看我们的努力，再给我们提供意见。你们的决定影响着众多的莘莘学子。推广阅读的工作，我们依然会坚持，只是政策的不一致，会使我们的努力倍感困难。在儿童教育的工作上，我们要的是合作，不是对抗。

注：
① 曹文发表于2017年4月21日的《教育·读写生活》。可以点击链接下载：
https://www.dropbox.com/s/24nckbwohs5cahs/%E5%84%BF%E7%AB%A5%E9%9C%80%E8%A6%81%E6%96%87%E5%AD%A6%E7%9A%84%E5%85%AD%E4%B8%AA%E7%90%86%E7%94%B1_%E6%9B%B9%E6%96%87%E8%BD%A9.pdf?dl=0
② 陈文发表于 2017年09月28日的《东方日报·龙门阵》：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longmen/2017/09/28/214393
③ Ehipassiko 是巴利文，源自梵文词根ehi和paśya，意思是 “来看”。佛教常用这个词语，要你自己来看、来了解佛法、体证佛法，而不是只靠信仰，只相信佛所说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21/02/2018
（此文因为过年，报章稿挤而延迟下版）

【132】教师是一门专业

有人在社交媒体询问“笔画递增法”是不是一种良好的写字指导方法。一位老师凭经验说是，另一位老师则列举许多理论反驳，结果惹恼了前者，狠狠地回复：“请不要挑战老师的专业！”吓得后者不敢（或许是不愿）再回应。

我看了不禁莞尔，这是哪门子的专业啊？老师的专业不是表现在身份，而是表现在知识结构和言行举止上。如果不允许别人质疑我们的说法，这和蛮横的家长常对孩子说“你不要挑战爸爸的威严”如出一辙，孩子或许会在爸爸的淫威下乖乖就范，但内心却是不服的。

我始终相信教师是一门专业的工作。这可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一是职业本身的专业，二是教师个体的专业。

教师职业的专业化曾是全球的一个热门课题，引发热议的背景是教师的社会地位日渐低下。要回复教师的社会地位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改善教师的工资，使它与其他专业待遇相近。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教师的工资和福利比过去要好多了。与此相应的是，教师的任职要求和训练要求也有了改变。小学老师必须拥有学士文凭，要当老师得接受的培训课程的录取要求也不断提高，从过去的SPM五科优等变成了五科特优，培训时间也拉长到五年。这一改变，教师这份职业跟医生、律师、工程师等一样，是一门专业了。

比较重要的还是教师个体的专业化。作为专业人士，该具备一定的素养，包括与时并进的教育理念，专精和广博相结合的知识结构，扎实的专业能力，高标准的道德修养，良好的专业态度，积极进取的自我职业发展和意识等等。大众评定教师是否专业与官方的标准有异，他们不只是看学历和资格，更多时候是看教师在职场上表现出来的操守与素养。

遗憾的是，不管是官方、大众，还是教师本身，对教师的专业化还常有不太尊重的表现。例如师资不足而允许未经训练的人当临时教师，仿佛告诉大家教师不必训练也可以当；大众则认为教师工作轻松，假期多，理所当然应该把教育工作做好，一旦有违反己意的便兴师问罪，要教师折服；至于个人，遇到工作上的困扰便在社交媒体宣泄，还义正言辞地认为这是正当的管道。我们不妨与其他专业对比：如果医生不足可以聘用临时医生吗？（有人说不行，因为医生要专业才能医好人的身体。可是老师医心啊，不是比医身体还重要吗？）大众接受教师教学有自由和自主的权利吗？医生受到上司刁难、遇到难搞的病人和家属，会在大众媒体宣泄吗？

俗话说“物必先腐而后生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 ，如果我们尊重教师是一门专业，我们便得努力提高教师的个体化专业素养！

《星洲日报·东海岸》11/02/2018

【131】主攻教师心态

朋友批评我写文章避重就轻，不谈行政，不骂掌权者，处处要求教师，他说这很不公平，给人捡软柿子捏的感觉。我觉得这是观点不同所致，更何况我是激励教师，而非骂他们。

我高举“我亦在其中”的旗帜，表明我也是一线老师，和他们同舟共济。我并非行政人员，所以对事情的看法必然是从一线老师的角度看。在前线经历的，是职场积累下来的智能，并非冷气房想出来的智慧。我不和掌权者对着干，只是因为体会到这是于事无补的，且会让自己更起烦恼。我们要学会尊重，尊重职权。各部门长官都各司其职，不要用下线的眼光衡量他们，对他们有过高的要求。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也有他们的局限。看到一些人总是认为校长是绝对恶的，学校一有事情就把矛头指向校长，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

尊重不等于盲从，不是说一切都要听掌权者的指示。我始终相信良好的沟通，可以化解很多问题。关键是，自己会不会据理力争，是否擅于表达观点，有没有说服他人的能力。如果没有，那就多要求自己改进。真的沟通不来，我们还是在适当的场合把话说清楚，决策权还是留给当事人，不要越俎代庖。每个人有他做事的方法和准则，不能强求一致，我们该尊重掌权者的决策权。

组织工作有两种常见的思维方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前者是指决策权落在组织的最高层，由他们发出指令，下面跟从；后者正好相反，决策权下放给中下层，最高层只负责协调和编拟战略。

我的思维偏向“自下而上”。经验告诉我：再好的政策，如果得不到下层的支持和响应，一切还是无法顺利开展的。例如最近热议的“作业簿”问题，决策者说不准用，执行者却照用不误，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行者总有办法巧妙应对。结果，“政策”最终变成一种大而空洞的口号。

自上而下的思维，制造不出教育家，也无法有效进行创新改革。自觉才能让一个人自动自发，这样的动力才强大。我不是否定政策的作用，而是认定讨论和决定政策有它的场所，要给教育带来新局面，还得靠一线老师的自觉和自发。

我更喜欢启发一线老师的自觉，所以我以主攻教师心态为我的工作重点。

《星洲日报·东海岸》04/02/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