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多读少写对吗？

有教师告诉我，新课程推行以来最大的弊病是小孩子不会写字。问其故，他们说因为课程强调“多读少写”。我在网上搜索过，发现倡导小学生“多读少写”的并不多见，倒是电脑编写程序用上了。过去，我只知道中国的新课程倡导“多认少写”，那是经过学者研究儿童的识字情况后，得出“识写分流”的结论才提倡的。主要原因是“识写结合”会让写字拖慢识字的速度，延后孩子进入自主阅读的时间。

老师又解说是课程发展司华文科科长说的。我请问科长，科长说这是个误会。他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过去很多老师没有真正教阅读，而是让学生习字、组词、造句、答题、抄写。“读”本来就是新课程的着重点。语文技能该兼顾听说读写，从来没有人要学生只顾其一而丢弃其他技能。如果善于指导，读后可以写很多东西，但前提还是一定要先读懂读透教材。

老师再辩说因为没有教过的字，学生不会写啊！这我可要吁请老师反思了。课程规定小一学生要会认560字，写275字，如果每个字都要教认教写，请问要用多少时间？一节30分钟的课，正常的情况可以教4-5个字，275个就要55节课，如果每周用1节课教写字，周数都还不够。可见，不是每一个字都要教写的，老师该教的是写的方法。

中国教师周其星说：“我们的识字（写字）教学，会教孩子书空，会辨字组词，会听写训练，会看拼音写词语，会查字典，我们以为音形义都兼顾了，教好了，孩子们只需要反复训练巩固强化就好了，于是，识字教学变成了机械、单调的重复操作，孩子累，老师也累。”我们的写字教学不也掉入类似的窠臼，该作检讨？

写字教学该注重教方法。从最基本的笔画笔顺，一直到掌握字的间架结构，把字写得正确、均称、整齐并有一定速度。学生在写字的过程，应该养成辨析字形的能力，这包括知道哪里起笔，哪里收笔，如何安排字的书写空间，哪个部件该大，哪个部件该小的组合等。教方法就是落实“教是为了不教”的原理，学生日后看到字就会自己辨析自己写，不需要老师再教。

写字是书写的基本功而已，不该滞留不进。孩子掌握写字的能力后，该鼓励他们学习用文字表达。“写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强调。从写字过渡到写话再写作，目的是让学生会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学习语文肯定要多写，岂能只读不写？

《星洲日报·东海岸》31/12/2017

【125】冬至不是冬天来了

昨天是冬至，在脸书看到好些朋友望文生义地解读为“冬天来了”，甚至怀疑怎么冬天早就到了，现在才说冬至？其实，冬季始于立冬，“立”有建立、开始的意思；冬至则是“冬天的极致”之意①。

从文字学渊看，“至”的本义是到来，《说文》说是象形字，是一只鸟从高处飞下落地。这个字后来延伸其他意思，其中一个是到达极致的“最”的意思，如《庄子》的“至人”，《大学》的“至善”等。

冬至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起源甚早，正式纳入历法是汉武帝时期编订颁行的《太初历》。这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科学知识，去年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申报的名堂是“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

中华民族早就会观察太阳以了解时间的变化，最初的仪器还真简单，就是用土圭观察地上的日影（晷），每年日影最长的称为“日至”（冬至）。这一天之后，白天越来越长，阳气也逐渐回升②。因此，冬至这一天是阴阳二气自然转化之日，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是上天赐予的福气，应该庆祝。所以一些地方便流传“冬至大过年”的说法。

结合今日科学的发现，冬至的至，除了是太阳影子最长、阴的尽头阳的伊始、白天最短之外，还有太阳是在最南端，直射南回归线的说法。古人对二十四节气中的“八位”（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的发现，是区分地球公转受影响的八个关键季节；而另外的十六个则反映了四季中更细微的气候变化。

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我们确实较难明白这种天气的变化。所以，在继承的当儿往往有张冠李戴的误会。比较严重的就是“立春”，竟被当成是让鸡蛋站立的节庆。

节气与我们无关，但民族的智慧却该铭记，因为那是一种值得传承延续的科学精神，也是一种可以令我们身为中华民族而感到骄傲、并立志向前人看齐的智慧遗产。

也就因此，我们让师范生都学习中华文明，其中便包括历法。历法有三种：阳历、阴历和阴阳历。阳历是太阳历，是一个回归年；阴历是月亮历，一个月即是一个朔（初一）望（十五）月；阴阳历除了根据回归年，也跟月亮的圆缺，设置闰月以使月相相符，也与地球绕太阳周期运动相符合。今天我们采用的公历是阳历，阿拉伯采用的是阴历，中华民族采用的则是阴阳历。我们这里三种历法都看到。

注：
① “冬至”这天太阳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的白天最短，其后阳光直射位置则移向北方，白天又慢慢长。因此冬至是一年中白日最为短促，黑夜最为漫长的日子。如果不以大地的温度为标志，而以太阳的长短为标志，今天就是“冬的极致”（但却莫解成冬天已到尽头），故曰“冬至”。英文译为solstice, 夏至是summer solstice，冬至是winter solstice。Either of the two times in the year, the summer solstice and the winter solstice , when the sun reaches its highest or lowest point in the sky at noon, marked by the longest and shortest days.
② 冬至并不是冬天最寒冷的一天。冬至只是日照时间最短，太阳直射角最小，也就是变冷速率最快的时候。虽然如此，太阳直射角度与地面夹角增加是很缓慢的，地面日热量收支仍处在逆差状况，地温仍会继续下降。民间的经验是：冬至是“交九”，就是从冬至开始数九，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到了三九四九（冬至后27天到36天，与大寒冬至的30天时差吻合）才是最冷的时候。

《星洲日报·东海岸》24/12/2017

【124】不公开成绩

今年的六年级评估成绩（UPSR）不公开发布，教育部也严禁校方向媒体提供优秀生名单或奖励优秀生。考生领取的是四项评估报告，除了统一考试成绩之外，还有校本评估（Pentaksiran Bilik Darjah, PBD）、体能及课外活动（Pentaksiran Aktiviti Jasmani, Sukan dan Kokurikulum, PAJSK）、心理状况评估报告（Pentaksiran Psikometrik, Ppsi）。

有人认为教育部这项改变太过仓促，并且质疑是新任教育总监的主张。其实不然。去年是小学新课程推行后的第一次小六评估考试，成绩放榜时，由于考获全甲的学生锐减，遭到各方质疑，考试局总监不得不亲自召开记者会做出解释，阐明小六评估的改变。

为便以大众理解，两位总监都避开学术用语，只说明成绩发布情况。其实他们谈的都是落实国家教育蓝图的策略，让小学毕业考试成绩从常模参照（Norm-referenced）转变为标准参照（standards-referenced）模式。

常模参照是以一个集体单位（可小可大，小至一个班级，大至整个国家）的平均状况为基准，评价考生所处的位置的一种教育评价。它是以常态分布的理论为基础，让考生在比较下确立其位置，与教育目标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一般只作为选拔性的评估法。大型的标准化考试多采用这类型考试。由于成绩是在比较之下才具意义，因此它又称为相对评价。

高中毕业考试采用常模参照无可厚非，小学毕业考试采用就有斟酌的必要，毕竟小学阶段进行的是基础教育。相对性的评价就会排名，排名第结果就是恶性竞争。近年来小六评估考试不但是校内考生的竞逐，学校和学校、县或州教育厅也因为排名而斗争，的确亟待当局大刀阔斧纠正。

现行的标准参照评价是以预设的目标为基准，衡量学生达标的程度。选择这种模式，主要是让学校更加关心学生的发展，确保成长中的每个学生跟得上学习的步伐。

我对这项调整是深表支持的，但却也担心学校跟不上这种步伐。过去的陋习，使许多教育工作者以分数衡量学生的成败，教学也日趋应试化。取消了常模参照，这些人会很失落，失去奋斗的着力点。因此，作为学校掌舵人的校长承担起更重要的角色，他们得引领教师确保学生如何学习（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如何做到科学的评估），健全成长。

##考试局局长的说明（录像）：
https://www.dropbox.com/s/idgpze531vfnf4c/Penjelasan%20Lembaga%20Peperiksaan%20tentang%20keputusan%20UPSR%202016.mp4?dl=0

《星洲日报·东海岸》17/12/2017

【123】我见极端而喜

我曾告诉学海兄，我要写一本叫《我见极端喜》的书，厘清中道的概念。20多年后，希望未落实，但想法依旧在。

“极端”被标签为洪水猛兽，因为它让人做出异于常人的事情，颠覆了惯性思维，所以备受抨击。因此，大多数人就据此选择中庸，认为这样才合乎常理，和谐社会。

网上有人说：“极端的反义词还是极端。当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极端的状态中并提醒自己不要极端的时候，就变成了特别不极端。而这种特别不极端，又是另一种极端。”我赞同这种说法。我们常常就是如此，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却又不自觉，还高呼别人极端。

其实，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中庸之道是“叩其两端”，那是孔子的开示。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自谦没有智慧，可是就是这个“空空如也”的智慧，才懂得引导人家从事情的正反两面来思考，从而领悟该如何做。简而言之，孔子是引导人家去想如果做了会怎样，不做又怎样，才决定做还是不做。这不过是衡量后的一种选择，没有对错之分，无需智慧来判断，最终却又彰显出智慧。

这句话用以解释孔子的中庸之道是最好的说法。中庸本来就不是不温不火，只做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事；中庸是要先看到极端，才可以断定该怎么做。看到极端，而且是要看到两头的极端，摆在眼前的道路就宽阔，就可以任意游走其间。只见一头，自己就在另一头，同样还是极端。

举个例子：当大家提到“爱心教育”时，就断定要充分表现慈母的心态，不可打骂孩子，只能处处呵护。这就是一头极端。我们该知道“爱心教育”被提出的缘由，才能避免极端。“严父出孝子”的思维认为孩子是天生的恶，只有严加管教才能成才，藤鞭、棒喝等惩罚的工具都用上。施行久了，当然弊端百出，因此有人倡导对立面的“慈母教育”，以平衡旧有的极端做法。否定一头极端，不自觉掉到另一头极端，何来中道？严父和慈母的极端都非正道，善于发挥两者的作用，该严时严，该慈时慈，才是王道，二者不可偏废。好事者庸人自扰，掌权者多事还要别人一起受困扰。

近年来我们极力推动阅读，那也不过是有针对性的做法。如果因此就认为阅读是万能，这也是错的。同样的，如果认为阅读有弊病而不推动，也还是另一个极端。

我的立场始终是“见极端而喜”，知道一件事情的两个对立面，中道由是而诞生。

《星洲日报·东海岸》10/12/2017

【122】我给毕业生的勉励

每届毕业生，我都会在佛学班给他们读印顺导师的《学以致用与学无止境》一文。内容既有劝勉的意味，也有警戒的成分，适合初出茅庐的新手。

劝勉的是将所学的用在修行、学问、兴福三方面，警戒的是要避开怪、慢、俗的作风。

我一直相信：教学即修行。学校本身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上司、同事、家长、学生都是我们修行道上的同修。教师如果有崇高的理想，学校的工作则是修行道上的必须，不管是顺是逆，都是一种考验，都会导向我们成长，所以要虔诚看待和应对。修行是选择怎么样走这段路，而不是选择要走怎样的路，要让自己融合其中，尽量发挥自身主观的能动性。修行道上，不要把力气耗在证明别人是错的，该花心思做好本分，证明自己是对的，把自己的理想展现出来。身边的人都是修行伴侣，只有相互扶持才能共同成长。修行不是一条平坦的路，不止不要耽于顺缘，还要把逆缘当磨练，鞭策自己成长。

教学是终身的大学问，不要轻言知足。有机会进修都应该把握，不要计较是否有学位或文凭，即使无利于职称和薪金都无所谓，要抱着为他人而学习的观点。只有自我能力的提高，才能帮助更多人。

兴福即是给别人带来好处。活着本来就该如此，要让群体的生活因为有你而不同。哪怕是一株小草，也有它的价值，不要妄自菲薄。凡是能给社区、学校和学生带来好处的，我们都该尽量去做。

修行、学问、兴福要注意三戒。修行人不要“怪”，不要为了表现与人不同而标新立异。只有基于平常的修行才是真修行，无需花样百出。个性化往往表现出来就是“怪”，该有所收敛。求学问的人不要“慢”，以为自己学的最新最全而傲慢起来。躬行是知识不能代替的，自己要踏踏实实地做，也要尊重前辈教员所做的。要知道新手的资历毕竟尚浅，别因眼前多做了一两桩有成绩的便瞧不起资深教师，甚至搞小动作诋毁他们。教育肩负的是百年树人的神圣任务，踏入神圣的学府，不要把它“俗”化，变成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场所。一切商业化、私有化的作风都该避免，让教育工作单纯一点儿。

今年我们输送出两批毕业生，为华校增添了生力军。该做的我们已经尽力了，他们的表现会如何，还得各造的配合才能造就新一代的薪火传承人。祝福他们，也希望杏坛高兴迎接这批生力军，让他们得以发挥所学。

《星洲日报·东海岸》03/12/2017

印老原文：
https://www.dropbox.com/s/j8oclfj423ni50d/%E5%AD%A6%E6%97%A0%E6%AD%A2%E5%A2%83%E4%B8%8E%E5%AD%A6%E4%BB%A5%E8%87%B4%E7%94%A8.pdf?dl=0

【121】儿童自有适应力

人都有很强的适应力，可以面对不同的环境而生活，即使是儿童也不例外。

学校里，不管学习风气如何，儿童很自然地会融在其中。易言之，怎样的环境将会造就怎样的儿童。

北京一所高档的幼儿园传出亵渎儿童事件，惊吓各方。一名家长说：“孩子讲述学校发生的事情，老师如何喂药、打针、触摸他们的身体……听得我们毛骨悚然，悲愤不已。但是孩子却若无其事地在讲述。看着他们天真无邪地说话，我们倍感痛心！”这是一起人神共愤的事，但受害者幼小，被大人灌输错误的信息，反而把不该做的事给常态化了。大人倍感痛心的是无辜的小孩儿的无知，竟然叫一些无耻的大人给伤害。

有老师投诉现代孩子到学校是没有目标的，要说有，那就是考好试，杀个全科特优。一些学校唯恐学生考不好，一年级就开始采用六年级的出题模式，希望孩子及早习惯答题。这更加剧孩子们对学习的价值观的偏离。孩子懂吗？他们只听大人的。等他们察觉错失了珍贵的童年时，轻舟已过万重山，回头已是百年身。在提供孩子基础教育过程中，大人扮演的不只是灌输的角色，更多时候是打造怎样的学习环境给他们，如何帮助他们建构学习的价值。

就算是老师课堂上的教学，家里父母亲的辅导，都是在塑造孩子性格的过程。我在社交媒体吁请老师不要用笔画递增法教写字，因为那是虐待儿童之活儿。“土”就那么三笔，学生可轻易写出，偏偏有老师要学生写“一十土”，还说这样才记牢笔顺。我不禁要问，难道要帮助学生拼写英语“祝贺”Congratulation也要先写C，Co，Con……吗？

孩子自有其适应力，老师这样教他们就这样学，久而久之就变成习惯。一年级的国语课本，曾经画着一只大公鸡，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有标示，要儿童记下公鸡身体部位的名称。这本来很正常，可是如果连最冷门的如肉锥（鸡冠和喙底下的那块肉）和距（脚上那把“匕首”）都要学生记起来，那就叫人摸不着头脑了。孩子有适应力，调动短期记忆力可以背起来，可是那又能说明什么？孩子的国语会学好了？这样的教材恐怕每周再加100分钟都不见有效果。

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同时在建构着的不只是他们的知识结构，还包括他们的学习态度和价值观。大人岂能不谨慎？

我的学生在谢师宴说我拓宽了他知识的宽度。我很欣慰。当老师的，最怕没有东西教，局限了学生的思维。能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加深他们对事物的认识程度，这是很美好的事！最低程度，他们不会因我而缩小了他们的视野。

《星洲日报·东海岸》26/11/2017

【120】还得行万里路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的是一种因果关系，意思是勉励人们要多读书，才能做更多事，有一番作为。今人则把它转变为一种平行关系，甚至可以辩论到底“读万卷书”还是“行万里路”较重要。

一介书生的我，“读万卷书”自不在话下；可我竟也能“行万里路”就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了。不过，不爱旅游的我，不管到哪个地方去，最熟悉的还是宾馆和开会场所，所以这万里路是另有所指。

我的新车才用了3年，便行驶了15万公里的路，平均是一天150公里。如果按照时速60公里算，我每天有2.5小时是在车子度过的。若非学院副院长阿都沙大博士向我抱怨，我还真没察觉原来我们的生命竟然如此耗在车子里头！

其实2002年学院搬来立卑后，我每周至少就要行驶500公里路。立卑关丹都属彭亨州，但两地距离240公里，加上路况不佳，往返就耗费不少时间。我的工作又不定点，经常要出差，且常应邀南上北下办课程演说，行万里路实不出奇，日行千里更是家常便饭。

关心我的人常问，这样奔波不累吗？可以不要接那么多的任务吗？即使没有你，地球依然在运行。这是子非鱼的争辩。我只知顺应因缘做我该做的事，一直到我的力量不再需要，体力也无法再奔波了，才宣告停止。火头燃烧了，就不要让它熄灭，重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虽则如此，生命的意义却不能只在燃烧，还必须不断增值；所以我不敢不阅读，不敢不思考，不敢不写作。我不过凡夫一名，吃喝睡觉都是必须的，只不过我被古人熏陶得使命感较强，总乐于承担责任去为众服务。

小学毕业时给纪律老师写纪念册，她一边写一边骂我在她最忙的时候干扰她，但她留下句子却很受用——越多做，越能做；越忙碌，越有空闲！这些年来，我做到了！

蒋寅教授说：“如果学问成了墓地，我愿作寒夜的守灵人。魔鬼来点最后一个人文学者的名字，我开门答应——我在。”这一声“我在”早在我喉头，随时可以迸发出来。趁还有力气的时候，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吧！

《星洲日报·东海岸》19/11/2017

【119】一定是由亲而疏吗？

一位老师向我抱怨：“不是我不要参与学校周末办的活动，而是我家中也有我自己的小孩要照顾。自己的小孩儿都教不好，我怎么可能去教育别人的孩子？”

这说法充分体现他的责任感，但末句的价值观却会给他凭添不少压力。这里提出几个思考点：一、怎样才叫教好孩子？二、我们一定可以把自家的孩子教好吗？三、自己的孩子教不好，可以教好别人的孩子吗？

许多人教孩子，是按照自己过去的经验教，甚至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孩子的身上。孩子是独立的个体，拥有自己的性格，一旦大人强行教孩子，只会激化双方的矛盾，闹得彼此都不自在。

父母当然有责任教育孩子，但却只是扶持他们走自己的路。孩子选择的人生，也许和父母是完全不一样的。梁启超有九个孩子，长子是建筑学家，次子是考古学家，五子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都是国家级院士；其他几位分别是诗词研究专家、军官、图书馆学专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等，一门俊秀，却没有人继承他的衣钵。但，梁启超是公认的成功父亲。

很多人建立起的价值观是“由近及远、由亲而疏”的，所以会强调一定要教好自己的孩子，才能教好别人的孩子。可是，世事本来就没有绝对，怎样才算是“教好”，又什么时候才算“教好”孩子？难道教自己的孩子和教别人的孩子一定要分先后的吗？

佛教的因缘观，根植在很多人的知识库里，但却没有得到灵活运用。孩子和我们的关系也是一种缘分，别人家的孩子和我们也是一种缘分。周遭不乏这样的实例：自己无法教好的孩子，别人却帮我们做到了；自己可以教好众多学生，自己的孩子却要靠别人来教。扪心自问，我们的学习路上，是受父母影响大，还是老师影响大？

因缘观教会我们的是把握、是珍惜、是应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随缘”。看不清时机、辨不清人与人的缘分，而强行违逆，恐怕要劳累了自己，拖累了别人。做该做的事，比希望做想做的事更加重要。

《星洲日报·东海岸》12/11/2017

【118】我们的中学华文课

我在关丹给中学生上华文课两年了。我虽频频出差，但即使我不在，也有老师代课。今年我们一共上了33堂课，每次2小时。

两年来，我们给学生上的都是阅读课。邱丽霞、关嘉豪、余碧音、周敏斐、林语嫣都是儿童文学协会的成员，都有能力引领学生阅读经典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给0-18岁的学生读的，中学生当然有适合的篇章阅读。黄美玲、黄爱梅本就是中学老师，带阅读也不成问题。

语文课以阅读为核心的理念是我们所坚守的。要从阅读获益，首先要谈的是兴趣。兴趣是可以培养的，不一定耽于学生原有的习惯。如果有好的读物，学生就有想阅读的动力；能激发他们拿起书来读，培养兴趣的可能性就提高。引导青少年阅读的首要任务便是给他们推荐优质读物。

其次，要培养学生的能力。阅读不但要从读物获取信息，还要能推断解释、整体感知、评价鉴赏、联系现实。个人平时的阅读，可以任凭喜好，各取所需；但进入课堂共读时，解读就要更精炼，不但要揣摩作者的创作意图，还要分析其表达效果、评介其作品的价值。

第三，要照顾阅读量。要让阅读产生作用，做个会阅读的人，所读的一定不能少。阅读要做个“精明的消费人”，不要只听一篇文章的。“文本对读”（两个或以上文本放在一起读）和“群文阅读”是两个很有效的阅读策略。前者是深入阅读的手段，后者结合了精读和略读的技巧，以精读一篇为主，略读其他篇章为辅，深化感悟。

例如让学生读《战国策》收录的“冯谖客孟尝君”，我会让学生同时读司马迁《史记》中的冯驩，比较其中的异同，辨析主人公不同的形象，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读《庄子》，不只是看一篇，而是从《应帝王》《养生主》《秋水》摘取篇章，让学生感受庄子如何通过寓言表达哲理。父亲节，我让学生读七篇名家写父亲的文章，找出他们最喜欢的，并说明原因。我也参与评析。

学生若培养起阅读的兴趣，具备阅读力，并有一定的阅读量，不但语文能力会提高，学习能力也会加强。

《星洲日报·东海岸》05/11/2017

【117】小心孩子患上空心病

“空心病”一词是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授徐凯文提出的。他直承这是他发现的一种新疾病。这种疾病如果到医院去求诊，会被判为忧郁症。

徐教授表示空心病不是忧郁症，病情没有那么严重。但很多症状类似，比如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甚至有自杀的倾向。不过，空心病人只是想到自杀，却不是真的要自杀，他们只是找不到活下去的动力和意义。

徐教授表示，空心病更准确的说法是“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是一个人活着但却缺乏支撑其活下去的意义感和存在感。他在一次的调查中发现，北大第一年的新生便有三成是觉得学习是没有意义的，四成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他们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活下去。他们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紧张于维系在他人眼里的自我形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因此活得很辛苦、很疲惫。

北大可是中国最高学府，学生尚且如此，其他的呢？徐教授追究病因，觉得这是教育生态导致。学校、教师、家长“一切向分数看，忽视学生品德、体育、美育的教育已经成为很多教师的教育观。”

在这样的教育生态下，学生的价值观是建立在成绩上的。得到好分数，他们会受到肯定、受到表扬，一切无关分数的行为则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分数又是对比之下才显现其价值，于是学生的价值观里又包含了“斗争”，要把别人比下去，同学都成了假想敌。苦拼的目标就是“最好成绩”，“跻身名牌大学”，“获得表扬”。这些可以落实的目标完成后，内心反而是空虚的。

我觉得我们这边的情况并不下于中国，患有空心病的青少年也不少。例如师范学院。近年来，师范录取的都是高中毕业生，成绩都很优异，空心病症状却和北大生一样。早期的学生进入师范，清楚他们的职责，不必多加训诫；而今的师范生好些是不知道为何而来，大多都是因父母的安排而来。来了以后该学什么，日后又要扮演什么角色，大多一无所知。他们大多依然抱着中学时候“读好书，考好试”的心态，所做的一切就只是要符合他人订立的标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因此，这几年来，师范学院讲师的责任还包括治疗空心病。这还不过是冰山一角，其他大学生，高中毕业生又如何？他们真有理想，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吗？

空心病是社会制造出来的，要解决问题还得从根本上着手，改变我们的教育生态，建立更加正确的价值观。

《星洲日报·东海岸》29/10/2017

【116】作业簿引发的困惑

校长职工会对教育部禁止小学一至三年级使用作业簿的回应是：“家长或有异议，教师也会面对课堂教学上的一些困境。”

这说法值得商榷。教育部副部长说的是“不允许校方强制家长购买作业簿”，意思是家长若认为作业簿有利于孩子的学习，仍然可以购买让孩子使用，教育部不会禁止。教育部禁止的是学校强制性的使用作业簿，过量将造成孩子学习的负担。对此，家长不该会有异议。至于教师会因为没有了作业簿面对教学困境，社交媒体上广泛地回应是：这是羞辱教师的说法，教师怎么可能依据作业簿教学，乃至没有了作业簿就不会教了？他们是专业的老师，可不是补习老师啊！

副部长的回应则是使用作业簿教学有违教育发展蓝图（PPPM）的方向。

教育发展蓝图批判了我国教育“高耗低效”的表现，并誓言要在未来15年让马来西亚在国际的TIMSS和PISA测试中名列前三分一。为了赶上国际步伐，蓝图提出了许多新概念。其中包括学生的学习评估法，要从传统的总结性评估（Summative Assessment）转化为发展性评估(Performance Assessment)。发展性评估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行为做出较客观的、长期性的评价，校本评估（School-based Assessment）和形成式评估（Formative Assessment）是重要的手段。为此，教师必须根据学生学习的进度给予合理的测试，这与传统的“应付会考”的教学和测验是有差别的①。

师范课程也着重教学评估的内容，训练教师更好地掌握各类型的评估方式。实习生被评估的项目中，有一项是“课堂教学的测试能力”，即要求实习生掌握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探测学生的学习进展。相应的，教育发展蓝图也指定校方每年必须对教师做出评价，评价要求也包括“课堂教学的测试能力”。

作业簿可能是其中的一种测试学生学习的方法，但却肯定不是唯一的方法。预先设定好目标、全体一律的操练、不区分难易度、僵化的练习等等，如何落实发展性评估？所以教师必须采用多元的测试方法，以更好的鉴定学生的学习进度。

为了强化教师在这方面的能力，第二波的发展(SKPMg2)还要求联邦视学团到学校评估老师，其中一项重点就是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测试能力。如果教师只采用作业簿来测试学生，这个项目可能就得不到分数了。

作业簿是传统教育的产品，概念是让学生通过反复操练掌握学习。这是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学习观。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学习观不能只是采用标准化的作业，教师该依据学生的学习实况设计练习，以获取真实的学习反馈，协助学生成长。

很多老师反映作业簿往往是他们教学的一大障碍。因为学生买了作业簿，不采用家长便要责问，因此明知不可行，教师还是尽可能让学生“完成作业”。诚然，教学如果变得那样被动，教师便要失去了创造性，这才是真正的困境！

注：
① 教育部志期19/12/2018的函件（Surat Siaran KPM Bil 14 Tahun 2018）指示学校一年级至三年级废除年中和年底的“统一考试”，就是上述理念的进一步执行。

《星洲日报·东海岸》22/10/2017

【115】手段与目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面向21世纪的教育”工作报告时，执行长强调“把学校教育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这打破我过去一直认为“手段”是贬义词的想法。

为某种目的采取的方法和措施，都可以是“手段”，无关褒贬。这之后，我在处事时，更关注到底这是手段还是目的。例如把吃饭当目的，吃饭时就专心吃饭，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什么甜酸苦辣都吃得出来；倘若把吃饭当手段，背后有诸如延续生命的更高目的，那么吃些什么就不重要，囫囵吞枣也无所谓，只要目的达到就好了。

“把学校教育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说法就很有意思。如果学校教育是目的，上学的当儿，孩子就该完成教育的任务，而不是等到日后；如果是手段，学校则是孩子们为将来而作准备的场所。前者会注重孩子学习的过程是不是快乐；后者则是站在权威的角度希望孩子学好，学遍一切日后有用的东西，过程可能是痛苦而乏味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是据此划定教育的四大支柱，强调学校该让孩子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自我实现①。过去的教育偏重灌输知识，认为那是孩子长大后必备的资粮；现在的教育注重孩子学会方法，懂得自学，具备能力应付日后的生活。从“学会知识”转变到“学会求知”，这是学校角色的转变，也是手段变目的后的转化。

第二语文教学把阅读视为手段，认识字词才是目的；母语教学则把认识字词当作手段，阅读才是目的。把阅读当目的，我们才可以通过母语去认识这个大千世界、认识多彩人生、去思考活着的价值与意义。

辨明目的和手段，还可以帮助我们如何教学。例如朗读，可以是手段，也可以是目的。如果是手段，我们是希望通过朗读感受文字的情感；如果是目的，我们是要训练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前者注重的是内涵，后者注重的是技巧。

现在您读我的文章，若是想了解我的想法，那是目的；如果您想找出我的缺点来批评我，那么阅读我的文章就变成一个手段了。

注：
① The UNESCO's Four Pillars of Learning：Learning to Know, Learning to do,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Learning to be.

《星洲日报·东海岸》15/10/2017

【114】液化教学

我还没见过李玉贵老师，但是却久仰她的大名。

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是光宏告诉我的，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光宏眼界高，不会随意高调称颂一个人，但他从中国上公开课回来的那一次，却一直提到李玉贵。不光如此，这之后他本身的公开课也有质的变化。这一点，常与他合作推动公开课的我看得很清楚，他的教学正致力从学生本位出发。

“以生为本”的教学口号在国内并不新鲜，80年代我出来教学时就常听前辈说Student-centered。若再溯源到理论可就更早了，例如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在19世纪末提出的“儿童中心论”（童心说），提出教育的一切措施都应该围绕着儿童转；前苏联教育家维果斯基（Lev Vygotsky, 1896–1934）稍后提出的“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提倡教育该以学生当前的能力为起点，由此而拔高。但理论终归理论，如何实践却还得靠老师的智慧；实践力不强的，最终就只会以理论不好来掩饰自己的无能。

日本佐藤学教授（Manabu Sato，1951-）在这方面是理论和实践兼具的。他先搞理论，后来发现不接地气，便走入学校打造“学习共同体”，和教师一同成长。努力30多年后，佐藤学教授的成就越来越受关注。我国教育部也采纳他的许多观点，例如21世纪教室便是他的倡议。学生分组坐主要是方便讨论，进行教师所设计的活动。可是，我们的课室这样安排后，还是以老师讲课为主，结果学生一直要转动身子绕着老师转。21世纪教室徒具形式，未展现内涵。

李玉贵老师是佐藤学教授的信徒，退休后到大陆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以生为本的教学。她的课在中国大陆引起普遍关注，改变许多老师的习惯思维，并让“公开课注重剧场效应”的弱点更暴露无余。她曾比喻中国老师的公开课上得很“固体”，因为一切都是老师设计好，然后一路牵引学生跳入他设置的框架里；台湾众多老师上课很“气体”，感觉很精彩却又虚无缥缈。她从佐藤学的理论开创“液化”课堂，把学生的学习当成水，教学要顺水而流，变化很大，既降低老师的主导作用，又突显学生的主体性。

曾有人问她该如何训练孩子的聆听能力，她说教师该先行，成为一个好的聆听者。教师发问后，不该只求正确答案，忽略学生发言的内容。学生的话语其实是最好的再生教材，据此给予引导才是真正意义的教学。也就因此，他宁可不上完课，也不敢忽略学生的学习。这是她公开课不足的地方，却也是她的招牌特点。

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是落实教育改革的关键。中国教育评论人陈金铭（阿牛）写了一篇文章《台湾有个李玉贵》，希望中国也多几个李玉贵。我也做出呼吁，我们也该学习李玉贵老师的液化课堂，改进我们的教育。

《星洲日报·东海岸》08/10/2017

【113】失焦的年代

常有人问我要如何当一名华小教师。我告诉他们师范学院招生的要求后，有些人还是不相信地说：“是这样咩？”也有些人相信了，却还是要补上一句：“故意刁难华社。”

教育部多年前就强调转型（教改），涵盖方方面面的改良。可是，华社对此却不敏感，对于横跨12年（2013-2025）的教育发展蓝图（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PPPM），就只是悲情地高呼“不公平”，要“灭华教”，签名反对，但对其内容却不闻不问。许多转型计划已经迈入第二波，不再是起步，而是巩固期了，但华社依然不知不觉。

就以录取师资的条件来说，蓝图早就强调未来师资来自SPM毕业生，而且成绩是在前30%的。当局根据成绩统计，定下了最低标准，必须是考获至少五科特优才可以申请。网络线上处理，凡是不符合资格的都无法登录，这也避免了过去靠人事关系的申请。

当局这么做，是要提升教师的素质。也许你会质疑这样的标准不是最好的，但你却没有办法否认这是目前比较好的一个办法。门槛提高了，申请的人和过去一样多，依然是僧多粥少。因此，当局对转型更具信心，短期内不会改变入学要求。

很多华裔依然停留在过去“师训学院”（maktab perguruan）的时代，依然想着没有其他出路了，才来申请当老师。其中还有抱着有“终南捷径”的思想的，认为可以通过当临教晋身当合格老师。

时代真的不同了。不与时并进，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华社领导争取统考文凭(UEC)受承认，希望独中毕业生也可以成为华小教师。当局还真附顺民意，放宽了录取条件，接受统考文凭的申请。可是多年来，申请的人却不多，被录取的更是十根手指可以数尽。

在这样一个失焦的年代，我们到底要什么，要如何争取，似乎都失去了方向。但是若要内斗，却很在行，狠得仿如有不共戴天之仇。

师范学院早已转型，现在的正确名称是“教师教育学院”（Institut Pendidikan Guru, IPG），不但培训未来教师，也负责在职教师的进修课程。华小教师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都是主修华文的，一些不爱母语却爱在华小服务的师范生，他们在五年的受训期间可以满愿，五年受训期完全不接触华文。日后毕业，学校会有办法让他们爱上华文，传递民族香火。

《星洲日报·东海岸》02/10/2017

【112】中学华文课

我常应邀到各地演讲教育专题，对象主要是小学华文教师。有人因此建议：“我觉得您也该往中学走走，中学老师对学生报考华文这问题的困扰很大！”我不得不说声抱歉，我实在爱莫能助了。

第一，我的时间已经很有限。自从学院搬迁到立卑后，我已成了“周末爸爸”——平时在250公里外工作，周末才回家陪家人。周末若出外演讲，连周末爸爸也当不成！应付小学的母语教学工作，已经占据我大部分的时间，再往中学走，我可要成为治水的大禹了。

第二，我离开中学日久，对中学的文化已渐陌生。我试过上中学生的示范课，老师们的反馈却是：“讲师，我们也想这样教学，但现实不容许。我们只有三节课，而且还要确保学生考到好成绩。”中学的华文课何时成了教师的梦魇？不鼓励学生报考，对不起自家祖宗；鼓励学生考，万一尖子生考不到特优，又对不起他家祖宗。“华文”已受到功利教育观的严重威胁。许多老师都不敢造次，教学就只能是应试。

第三，从前年开始，我每个周日都腾出两小时给中学生上华文课。我保持一贯的作风，绝对不作应试教学。我引领学生阅读，给他们推介各类型文章，古今中西都来，以求打开学生视野，并在阅读中强化语文能力。结果是，两年后，来上课的学生往往就只有五、六人。讽刺的是，我们办应考祝福会，前来的中学生却近千人。可见在功利教育的熏陶下，学生对“华文”的价值观所在。唯一可以告慰的是，这五、六名学生是风雨不改前来上课。我也尽量满足他们的求知欲，即便出差，也会安排老师代课。

看到华社发起“华文救亡运动”，我只能表以赞赏和钦佩。我心里盘算的是，对中学生，我真的有心无力了；但是，来日的中学生却可以从今开始塑造。六年的小学母语教育倘若做得好，是可以让学生深爱自己的母语，并在升上中学后，坚持继续学习，绝不言弃！这个小小心愿若可落实，则足以告慰平生矣！

《星洲日报·东海岸》24/09/2017

【111】先识字后读书？

我国华小课程大纲规定，小学生必须掌握一定的字量，例如KBSR时代，总数是2765字，分布在每个年级，一年级学410个字，二年级学434个字……到了KSSR时代，所规定的识字量有了较大的弹性，写明是约2500个汉字，并在识写分流下要求一年级识字560字，会写275字；二年级……。

这种规定字量的做法，是语文教学的必然规律吗？大陆语文教育界三老之一的张志公先生说是，而且批评中国语文教材随意性太大，欠缺科学性，他希望看到的是有学者通过研究，明确每个年级该学什么字，科学地罗列开来。

可是，中国小语课程一向含糊规定该学多少个字，却不列出字汇表。王元华在2001年做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版本教科书的字种、字量差距悬殊，随意性很大。

我庆幸中国教育界没有编出“科学”的字汇表。他们曾经争议“小鸡叽叽叫”不该出现在一年级课文，因为“叽”并非常用词。可是，低年级学生读象声词，哞哞、咩咩、咕咕的，才传神，才符合儿童的语文学习心理。可见，社会惯用词和儿童惯用词是有差异的，要按年龄“科学”列出字汇还真不容易。

圈定儿童该学的字量，就等于限制了他们的阅读力的提升。诸君不妨回想：你读第一本课外书是多大年纪？那时候你认识多少个字了？没有人会去算，就算那时候很多字你都不认识，你还是可以读课外书。只要你感受到文字带给你的满足了，就会一本一本读下去，于是，你熟悉的母语的符号就自然进入脑子，无师自通了。结果，您发现识字和阅读是可以齐头并进，并非先后之分的。

从识字量来测试语文水平，是不符合母语的学习规律的。汉语水平考试（HSK）便是量化的测定，第一级的只要求认识150字，第五级的认识2500字。按这个标准，我国华小毕业生是第五级了，可以在海外当大学华文老师了。所以，我坚决反对把HSK等同我们的SPM。我们必须留意：HSK开宗明义就说明这个考试是“考查汉语非第一语言的考生”的，如果母语测评也要量化将是悲剧。

别让我们的孩子担心他们的识字量，鼓励他们打开书本阅读吧！他们读不来时，大人可以读给他们听，有必要时还可以指读。孩子在书本中发现乐趣，爱上阅读，学习就转化为主动。长期耳濡目染下，自然会把这些抽象的符号记入脑子，学好自己的母语。先让孩子爱上自己的语文才是王道。

《星洲日报·东海岸》17/09/2017

【110】你认识多少个字？

如果有人问您认识多少个汉字，您答得上来吗？

坦白说我回答不来，也不关心这个问题。认识1000个汉字的人，语文水平就比认识500个字的高吗？如果不是，我为什么要耗时间去统计认识多少个字？

国际间测量语文水平的一个指标，确是认识多少个字。这种量化的评估法，稍一不慎，就走向一条歧路。例如小学国语一年级课本曾绘有一只大公鸡，然后要学生学习各个部位的名称。除了冠、喙、翼、爪外，连鸡冠底下那块“肉锥”，腿上那像匕首的“距”都要学习。我不禁愕然！把这些词也背上来，就算是掌握好语文了？就像中文学习，有人喜欢拿生僻字考人，例如读得出“犇、猋、骉、毳、掱”吗？不会的话就是语文水平一般。是这样吗？

近期有人倡导语文学习要注意“语用”，这点我绝对赞同。我们理解的语用，是指语文的使用，也就是回归到语文的“听说读写”上，而不是语言学上的概念。“语用学”（pragmatics）是语言学的一个专有名词，也是语言学的一大支流。它研究的是语境对语言含义产生的影响，包括言语行为理论、对话內涵、交流中的对话，乃至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解析人类语言行为。

语言回归到“用”的本质上，那么它的学习过程一定是依着需要而构建的。例如学习公鸡身体的名称，如果要当兽医或鸡贩的，就必须学习“肉锥”“距”这些名称，小学一年级学生则不需要。

中国教育家张志公先生认为语文教学也要有科学依据。例如识字教学，就得先统计出常用字，“定出一个谱”，“然后就需要排排队”按年级识字，逐步补充。他质问：“我们的语文教学中有多少科学性成分？我看经验主义居多。我们语文教育研究了这么多年，有统计数据吗？”

这种识字要靠“谱”的思维，就符合科学了吗？一位香港出版界的朋友说：“结果是二年级的孩子只能美，到了五年级才美丽起来。”因为二年级的字汇收录“美”，“麗”则是五年级的字汇。这样肢解语言进行教学就是科学依据？这恐怕是个误区。

《星洲日报·东海岸》10/09/2017

【109】孩子有无限的可能

我到学校去演讲时，常会用到学生的厕所。现在的学生厕所，远不同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了。记得求学时，厕所是我们最不想去的地方，脏兮兮、暗沉沉、臭熏熏，色香味俱下品。现在的学生厕所，亮堂堂，很舒适。

当年，如果谁建议说要净化厕所，给地上和墙壁铺上瓷砖，不被轰个焦头烂额才怪。原因是：浪费钱，学生不会珍惜，会搞破坏。

不知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信任学生了。这是个好的转变。儿童本来就具有很大的潜能，如果得到信任，他们是可以更好更快地成长；反之，他们的天性被压抑，创造力未曾萌芽便先枯萎了。

在杭州参加阅读论坛时，大关小学播放了该校的宣传片，竟然是出微电影，题名“孩子有无限的可能”。电影当然要有剧情，学校的特色就在故事情节中展现出来，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人家的教育改革，首重儿童观的转变，强调对儿童的信任，护持他们的天性，扶持他们快乐成长。反观我们，虽然硬体上勇于改革了，但教学上还是固步自封，对儿童欠缺尊重，依然把他们当白纸，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来抹上色彩。于是，学生的学习是直线式的，老师教过的就会，“这个还没有教”就成了考试成绩不好的最堂皇理由。

语文科，本来该培养的是“听说读写”的能力，这是一切学习的基础。过程中，我们要学生从被动转为主动，有主动探索的热情。倘若我们把学生该学习的给量化、具体化，变成该认识多少字、多少首古诗、多少个成语……语文将失去了它的活力。

有识之士在教育路上都会重视阅读，因为通过阅读，孩子们将会认识更丰富的人生、更多彩的世界，也因此更爱自己，更爱生命。要相信孩子有无限的可能，读得越多，他们的知识面就越宽，辨析力也越强。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学习有了热情。

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像改变厕所的装备那样给予孩子多一点的信任，抛弃“他们不行的”陈旧观念？

《星洲日报·东海岸》03/09/2017

【108】爱搞名堂的教学

在一个饭局的谈话中，台湾林文宝老师说：“大陆的老师就是爱搞名堂，什么诗意语文、情趣语文、童真语文的。”《语文教学通讯》主编裴海安先生回应说：“我就任期间，也允许过十来种用定语来限制语文的文章发表。我当时的想法是：教学要有创意，有个性，有人研发新的主张，还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

裴主编的说法我基本上同意，但还有一些事项值得思考。要把语文教学的经验，提炼到一个理论的高度，不只是要具备相关的知识，还得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才可凝就；如果欠缺教学的深度理解，就给自己的语文加个模糊的抽象定语，不过反映了个人的浮躁奢华。再者，一个新主张不过只是冰山之一角，不要放大到一切都该如此，否则将得不偿失。

“搞名堂”仿佛刮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反反复复，难有建树。季羡林教授曾无限感慨说：“不断搞改革，今天搞一个名堂，还没开好头，一个新名堂又来了。如此反复，一个领导一个法，下面的思想自然混乱。”我想我们的情况也不遑多让，政治上如此，教育也是如此。

我曾据此和南明教育集团干国祥校长讨论，他如此评论“搞名堂”：“这只不过是一个‘理论界’的词语，无论词语怎么变，真正不变的，是听说读写，是理解和表达。”确然如此，根本上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抓紧，“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就是这个意思。教育不能像风向标那样，随风摆动。

林文宝老师提出这个问题，甚有意思，或许因为他身处台湾，知道那边的人爱搞名堂，爱立山头，自立门户。犹记得约20年前我赴台师大进修，抽空到佛学会与主事者讨论佛法，还真有“乃不知有‘佛光’，无论‘法鼓中台’了”之慨。是不知，抑或不想知？教内尚且有“老死不相往来”之风，真不可思议。宗教事务尚且如此，竞争更为激烈的教育界肯定亦然。

我自幼就很抗拒山头，只推崇“但开风气不为师”。“风气”是共同的理想，不过是一种理念；要如何落实，则任由八仙过海。可以偏重一家，但不宜罢黜百家。

我们接受各种新的主张、新的概念；但不要只推崇一个，然后无限放大。

《星洲日报·东海岸》27/08/2017

【107】冷气房里的智慧

20多年前，我们在理大一讲堂办了一项佛学研讨会。大家谈兴正浓，后座一名男生却突然发难，指责我们无聊，尽在冷气房里说三道四，外头有很多人需要帮忙却没有行动。说完，他还真破门而出，留下一座哗然。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也让我时时警惕不要把智慧锁在冷气房里。讨论出来的结果始终还是知识，只有化为行动并形成能力的，才是真智慧。

我自小受佛法熏习，知道“信解行证”的重要。有了“信”就要求“证”，“解行”是途径。“解”要多闻多思，是理论上的探索；“行”是实践，是用行动来印证理论。两者是互为表里，息息相关的，理论要靠行动证明，行动要有理论支撑，不宜偏废。只有理论，没有行动，一切只能纸上谈兵，不会有成果；只有行动，欠缺理论，容易流于低俗盲目，高耗而低效。

回首过去的20多年岁月，庆幸的是我在佛教会承担起责任、献身作服务，不然也会如一般知青嘲笑节庆才来上香的信徒（大学时我们常嘲讽寺庙的卫塞节庆典没有意义，因为只能吸引“一日佛教徒”），会把外道划定为邪教，自视高却毫无行动策略。也庆幸参与建设洗肾中心，实际体会个中的艰辛，不然恐怕我也学人发出“脏钱不可接受”的狂言（我们无法鉴定金钱的来源，但我们可以规定捐款不得像母鸡下蛋般广泛宣传）。

对于教育工作，我也是这样看待。我曾是一线老师，在中学教华文和数学。进入师范后，培训的却是小学华文老师。教育理论的认知不足可以恶补，通读可以弥补缺憾，但总还是感觉有不到位之处，那是一种叫着实际经验的缺席。因此，德伦敦师范学院传出将关闭时，我们赋闲在学院，不甘寂寞的我便申请到小学执教，这半年的直面小学生给我珍贵的经验。

完成博士论文后，本拟继续古代文学的研究，但天不从人愿，虽然马大已经给了聘书，我依然无法就任。“上帝关了门，却给你开一扇窗”，其后我和一班学生对儿童文学的兴趣愈发浓厚，于是不但在理论上探索，还走进校园向儿童作推介工作。理论和行动的结合，让我们对教学工作有更新的认识与体会，方法不断调整，以求高效。这样一来，感觉自己的步伐愈发稳健，这算是“解行并重”吧！

言及此，冷气房里又传出智慧的声音，批评曼德拉坐牢27年，不过只图当南非总统。也许让发出这种声音的人进去坐27天再来放阙词吧！

《星洲日报·东海岸》20/08/2017

【106】是自勉，不是自我开脱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提醒大家要有“百尺竿头”的心态，相信一切成就都可以再跨越的。“满招损，谦受益”确实是硬道理。自满不但会障碍自己的进步，还会使自己难以接受他人的观点，乃至扼杀他人的努力。

我曾经在讲座中批评教科书的瑕疵。在座的有出版社的朋友，还有编者本人，我说得战战兢兢。庆幸的是会后当事人还跟我交流，说出他们的困境，并承认一些盲点。这样的心态我很赞赏，他们都追寻“更好”的境界，不陶醉于“最好”。

我的学生也很喜欢这句话。提交功课时，抑或课堂上报告阅读心得时，他们也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可是，他们所做的事项，予人未曾尽力的感觉，把话说在前头是要避免被诃责。“没有最好”指的可是成果，不是过程中所注入的力度。做事情本来就该全力以赴，做得最好，至于成果，则不妨带着还可以更好的心态看待。

另有一句“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看来挺相似，传达的意思却不尽相同。如果价值取向不同，就无所谓最好，只有更合适的问题要思考；倘若是相同的价值取向，当然要精益求精。从事教育工作，面对的是不同的个体，学生的资质、背景、喜好都不相同，教育方法当是“合适”的问题，不存在最好之说。但是，如果设定一个目标，比如要解读一篇文章，那就是做得好不好的问题了，没有适合不适合之分了。

再说“更好”：“更”是表程度的副词，是本来就好的进一步拔高，并非是否定掉原本的好。以前流行一首歌叫“明天会更好”，中学老师听了调侃我们，明天才好，今天不必好了？我回说：“今天好，明天要更好。”他笑笑点点头。

庄子的《秋水》，提到河伯在秋水发时，自觉天下之美尽在己。等到了北海，才望洋兴叹，自觉不如。这是看到更高境界的表现，河伯无需否定自己，依然可以坚持有限度的美。

理解一句话，得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来看，不可一概而论，更不该用来为自己的不足遮掩。

《星洲日报·东海岸》13/08/2017

【105】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大伙儿正在讨论小学华文该怎么教的当儿，一名资深老师突然搬出身份，指责大家不该违背官方的文件，一定要严格遵照课本的指示进行教学。一座哗然！

教学真的要跟着课本进行吗？课程发展司华文科科长林毓聪曾呼吁过教师不要过于纠结在教师手册或课程标准，“如果老师觉得该课文不适合课程标准，老师可以跳出课标的框框，顺着自己的感觉教，反而可以发挥出更好的作用”，“教学的方法不只一个，重要的是老师怎么把课程的重点带出来”。这不是清楚说明教学应该灵活处理了吗？

诚如所言，很多老师都会纠结在“课本”或“课标”上，甚至很担心“没有教完课本”、“没有完成课标”。实际上，课本不外是个教材，教师要具备驾驭教材的能力，这样才能很好的将教材为我所用。跟着教材教，肯定不符合教育部的精神，因为教育部一向都鼓励教师和学生要拥有思辨力(Critical thinking)和创造力(Creativity)。至于课标，那是为了将教学的理念具体化的事项，不完全代表有关科目的实质精神。科长所说的“把课程重点带出来”就是要大家通过课标了解课程的精神，并灵活用在教学上，而不是囿限于成文的课标之中。落实课程的精神才是重点。

对于成文的指示，我觉得我们该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毕竟要化为文字的指示，没有那么容易可以涵盖各个层面，执行时发现偏差就该收取反馈，日后予以修订更正。

我们编订师范课程，就是带着这样的观点出发。课程编订后，即作为全国师范讲师依据的一个标准。但在执行时，讲师是可以灵活处理教学，并在课程进行之后，给予反馈。当局会构建一个平台，让讲师对课程做出评估，并提出修订的建议。

如果我们只要执行者，那就只能培训出教书匠；如果我们志在教育，我们培养出的是真正的教师，而且是具有教育家精神的教师！要知道，前者可以为机器所取代，后者却只有人类才可以做到。我们该尊重人性！

《星洲日报·东海岸》07/08/2017

【104】大型公开课

2017年7月中旬，国内约1400名教师云集吉隆坡，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课程。

这次的课程不是官方举办的，教师们是自愿且付费参加的。限于会场的容量，主办方婉拒了好些非教师的参与，还有很多教师因迟报名而向隅。主办方最后安排网上直播，据悉点击率高达30万人次。盛况可谓空前。

课程主要内容是观看教师上课。4个场次8堂课，每场分别由中国和马来西亚教师执教同一篇课文。课文选自本地二年级至五年级的华文课本。学生来自临近学校。

教师给予的热烈反应，反映了他们的需求。聆听理论性的演讲，收获有限；直面教学，不再空谈理论，通过实例反观自己，更有助学习。主办方还特地开放手机热线，让参与者通过短信评课，并由五人委员会遴选12则最佳评点颁予大奖。

根据书面反馈显示，有92%参与者非常满意这次的活动，96%愿意参加后续活动。课堂教学两相对比，中国老师的课比较受欢迎。

中国老师对课堂的调控能力，引领学生说话的能力，技巧非常熟练，使学生一直处在乐学的状态中。技术层面的操作，是相当值得本地教师仿效学习。例如本地学生朗读时的坏习惯，在中国老师的引导下，都得以纠正过来。他们没有诃责，没有劝告，而是直接示范引领，学生自然跟上。

反馈也显示，大部分出席者还是赞赏本地教师的备课能力。每堂课都紧扣文本，通过阅读引领学生领会文章的相关知识和内容。只是技巧不够熟练，时间掌控不好，临场应变能力偏弱，以致表现不若中国教师强。

参与者看课的角度也很好，他们不是从比赛的角度出发，只看胜负。他们的聚焦点也并不仅限于教师，同时也考虑到学生的学习。这符合教师专业水平的训练要求。

活动虽已落幕，但另一个学习却开始。由于教学有录像，教师们可以组织起来再看录像，反复推敲，讨论教学中的优劣，以求更全面掌握阅读教学。

感谢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咨询委员会和全国校长职工会办了这样一个课程。这样的活动，让我们为国内的语文教师的热情感动，也对他们的热诚充满信心和期待。我国的华文教育一定会做得更好！

《星洲日报·东海岸》31/07/2017

【103】不卑也不亢

我应邀演讲的前一晚，通常要彻夜不眠，挑灯备课。不是临时“炒菜”请人吃，而是希望可以给大家捧出最适合的一道菜。就算是复讲数十次了，我还是严正以待，重新看过讲义，重新修订。

我通常会提前抵达，并接受主办方的宴请。这是我了解“地气”的机会，通过闲聊，我尝试理清这一区的人的想法和需求，以便调整自己的讲义，让内容更接地气。

这是我的一份坚持，多年来皆然。我不做传声筒，传达书本的知识；我不说大家都已经懂的话，消耗彼此的生命。我只想分享我所观察到的事项，并提出我认为可以做出改变的点子。有人说我的话常会给人“打脸”，批判性太强，孰不知“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但凡我专业领域的事项，我的理解必然比人要深刻，不得不说实话。

我并非要教人家什么，而是引导大家共同思考一些很重要但是却可能被忽略的问题，借此冲击思维，共商对策。是故，我不会以高姿态亮相，也不会谦卑得妄自菲薄。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如此，当我反客为主，邀请别人来演讲时，我也谨慎对待。“不卑不亢”是最基本的守则。我不会妄自菲薄得把我和我的群体降低到无知，期待他人来搭救；更不会傲慢得规定他人要讲什么，把内容提纲都给划定了。

启发我不卑不亢应对外界的，应该是印顺法师。法师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这样一件事：一位司令到庙里来参拜住持，谈兴之间说起他以“色不异空”考难过几位大德，就连当时的僧界领袖给他说明，他还是觉得差点。一旁的弟子发言恭维司令，说他“真有研究”。司令谦卑回应：“战乱之际，没有时间进修，只不过看过一本有注解的《心经》。”他人听了这段对话不觉怎样，印老却无限感慨。自己不学，由外人来到面前卖弄，不但不给予恰当的回应，还要奉承人家。印老由此感受僧团的没落、权贵的嚣张，就是由这些人给“养”出来的。

因此，我接待外宾，从来不会哈腰逢迎，当然也不趾高气昂。我们不是等人来搭救，也不是借人家的嘴巴传达我们想传达的信息，我们是构建平台让大家探索问题，彼此交流。

不卑不亢，真诚相待是我处世的原则。

《星洲日报·东海岸》23/07/2017

【102】那一声哦！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午后，我回太平，见到甫闭关出来的继程法师。我问他是否可以开办一个以华语为媒介的大专佛学营，以让英语掌握能力已不如昔日的大学生参加。他一口答应，然后嘱我着手策划。当时我没有任何筹办活动的经验，也没有正式参加过生活营，竟然以一个“哦”回应。

就这样一个“哦”，掀开了我和继程法师合作办课程的序幕，也让我后来成为筹办活动的“专家”。倘若当时我拒绝，或是犹豫，说什么要先找人再成立筹委会云云，相信今天的我仍还在原地踏步。

后来我发现我的“哦”涵义非常深远。说哦的时候，其实代表着我的承诺；承诺过后，则是全力以赴，把事情做得最好。

之后的生命流程，我都如此看待。人家请我当马大佛学会主席，我哦；校长叫我当华文科主任，我哦；何振森居士叫我担任彭亨佛教会总务，我哦；学校邀请我演讲，我哦；中国老师约我去北京给小学生上课，我哦……这个哦，越来越重，但却带着同样的涵义。我也因一步一脚印，不断超越了自我，走向更高的境界。

可是当我面对学生时，他们大多却不是如此想。赋予责任，他们会说三道四，找遍借口；叫他们参加活动，他们要先找到同伴。这样的学生，我往往难以提拔培养。

光宏是我的学生群中较特别的一位。他与我很有默契。我说我们把朱自强教授请来讲课，他说哦，之后便配合我安排行程；我在劳勿演讲时说给他15分钟客串，他答应；我临时有事不能到沙白安南演讲，叫他代替，虽是临危受命，他也赴会。走过这一段路，今天的他，已是深具影响力的名师了。

安顺有位胡老师，平日工作积极，带动力很强。知道我们到处办公开课，她主动邀请我们过去和她同课异构。评课时，她诚恳地自我剖析，感谢我们“照”出了她的弱点。这样的胸怀，这样的态度，我甚欣赏。筹办第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公开课时，我推荐她教学，她便以哦回应；儿协委任船长带领阅读营的培训工作，我们约她，她也哦。

俗话说机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因此很多人一定要做好准备才去争取机会。我说机会留给敢于说哦的人，他们心理上早做好准备，敢于担当，勇于面对。凡是把握机会，尽力而为，这样才会把握机会跨越自己，否则我们会耗毕生之力在准备之中。

《星洲日报·东海岸》16/07/2017

【101】君子之争

我的业师张宏生先生曾就博士论文题目会“撞车”，而请教于他的老师程千帆先生。程先生答说：“撞车当然不好，但如果你估计大家水平差不多，那就不要紧，可以比一比。‘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是破汽车怕撞，要是坦克车还怕撞吗？”

“君子无所争”这句话是孔子告诫弟子的（《论语·八佾》）。全句是“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勾画出一个非常美的“君子之争”的画面。竞技场上，两人先是互相作揖才升堂比赛，赛后退下共同畅饮，把酒言欢。竞技时全力以赴，退下来彼此敬重。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顾虑太多，未战先败，抑或怕战而先逃。于是，为了和谐，我们倡导“不争”，追求“你好、我好、大家好”，孰不知这反而避开了许多可以提升自己的机会。程先生的回答颇值得玩味，不要成为破汽车，就要努力提升自己！竞争，本来就是前进的动力。

孟子推崇尧舜，却不把他们供上神台膜拜，他说：“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大家都是人，他可以做到的，我当然也可以做到。我要忧心的不是能不能成为尧舜，而是我有没有向他们看齐的心。有这样的志气，难怪孟子会发出“舍我其谁”的豪气。

反观我们，考试一旦题目难一点，就为学生找借口说：“我们的程度不能跟中国比，我们要面对学习三语的挑战。”这是什么逻辑？别人就不学外语了？同样都是在用母语学习，我们就有资格要求分别看待水平？

我们倡导“同课异构”，一些人把它诠释为PK，认为是无谓的竞争。最后还要堂而皇之的以“理念不同”给自己安心，避开我们的做法。我不禁想到德国民间谚语：“不要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也一起倒掉。”“争强好胜”固然不好，但就因此否定掉“竞争”的作用吗？难道我们就做不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

我喜欢看英超，从不赌球，也不会为一支球队颠倒。每个赛季每一支球队都要踢足38场，过程有胜有负，冷门成绩频仍，很正常。我喜欢看球队失败，也喜欢看他们怎样爬起来。球赛就是如此，最终只有最好的球队抡元，过程中的起落谁在意？有些人看到球队表现差，就骂球员、骂教练，甚至认为他们该退休了，实在莫名其妙。眼光看远，就不会在乎一场球赛的结果，胜败乃兵家常事，重要的是如何造就更好的一支球队，给观众带来更大的球瘾。我们断不可因怕比赛而说只要称心踢球就好了！这样的心态，让我们永远只适合玩甘榜球。

“揖让而升，下而饮”，只有这种雅量和斗志，才是真君子。

《星洲日报·东海岸》09/07/2017

【100】比较是最佳学习方式

甲上了公开课，乐于听取大家的意见。从评课老师到听课的同事，都小心翼翼地提出看法，唯恐伤害其自尊。这样的评课，有个名堂，叫“你好、我好、大家好”，结局是皆大欢喜。

乙上了公开课，仿佛就是一名厨师炒出了一道菜，愿意听取大家的反馈。菜肴上桌后，大家任意评点其味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乙心想，这样没有焦点的意见，倒不如自我评估更好。

丙和丁也上了公开课，他们上同一篇课文，各别构思。这仿佛是两道同样名称的佳肴上桌，让大家吃后加以评述哪一道菜做得比较好。虽然是食客们主观的看法，但却值得参考，看看大家的口味趋向。

若干年后，甲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表现却是原地踏步；乙靠自己的反思力，不断改进自己，但进度有限；丙和丁却因为常听取大家聚焦的讨论，并在比较之中掌握更好的构思与技巧，成了明师。

学习本就如此，要能放下身段，接受他人的批评。批评有多种，有漫无焦点的批评，有主观的判断，有不着边际的论述等等。最好的批评，是有针对性的聚焦批评；要让焦点集中，最好的就是通过比较。

《史记》和《汉书》同是史学巨著。如果分开阅读，读后评述，你会天花乱坠地吹捧作者的史观，仿佛他们都是开创者。两相对比，你才会深入体会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观有何不同。班固虽然引述很多司马迁的材料，但却善于取舍，绝对不是文抄公。有人以为各人有各自的优势，比较对当事人不公平。这是不懂学术为何物的观点。司马迁和班固，一前一后写出相似的文章，孰优孰劣，自然可以根据文本加以评析。走过岁月，历史依然让班马齐名，可见批评他们的文章并不会贬低他们的史学家地位。

同样的道理，在同课异构的公开课中，通过比较，我们看清哪种构思更加契合文本的原意，哪种教学更加符合学生的学习状况；比较并不是在断定哪个老师较强，哪个老师较弱。或许我们习惯了考试，总是注重排名，而忘记了评价得失优劣，在反思检讨中向前迈进。

比较，不过是帮助我们的思维更加聚焦，有针对性地去思考而已。

《星洲日报·东海岸》02/07/2017

【99】放下身段

“放下身段”是个新创短语，指的是“软化自己的立场，放弃原有的矜持”。宗教师最常引用，比如星云大师便把这个短语跟佛教的“放下”和“提起”联系在一起，提醒大家要先放得下自己的架子，才能承担更大的责任。

教育界也常会因为老师放下身段而感动他人，例如校长亲自扫沟渠、老师拾垃圾、教职员在校门口迎接学生等，都因为身体力行而收到不小的效果。可是，这些感人的事件，大多不是专业上的。如果说学习有智力和非智力因素，我们还是该辨明主次；非智力因素固然重要，但真正要让学习走向更高境界的还是智力因素。同样的，教师放下身段很重要，但如果放下后可以促进我们的专业成长，教育就可以去得更远。

“公开课”就是一个放下身段的专业做法。佐藤学教授认为一个优秀的老师，必然敢于公开他的课，让别人观摩，听取别人的意见。如果优秀来自闭门造车，私有化学生，他是不能认同的。智者千虑尚有一失，教师对自己的专业评估，如果只是自我定位，肯定是不足的；更何况习惯是一个可怕的陷阱，会让自己停滞不前而又不自觉。

上公开课需要勇气，最先的勇气就是放下面子；敞开教室大门的同时，也敞开心胸，听取别人的看法。我们所处的生态还不习惯这点，总以为批评就是恶意的，所以要捍卫，最终的立场就是你有你的说法，我有我的做法；再不然就是跳向另一头极端，处处逢迎别人，缺乏自我评价的能力。

面对批评的正确态度是先仔细聆听别人的意见，再琢磨他人提出意见的原由；不要犯上瞎子摸象的毛病，急着捍卫自己的看法，不肯站到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在教学实践的道路上，我们都是瞎子，在摸着大象身体的局部。敞开心胸，懂得从多个角度思考，恰当的整合，才有助我们看清全象。

教学本无定法，所以没有最好的教学，只有更好的教学。一堂公开课下来，可以给我们思考的空间肯定很大，别人的意见是最好的参照，可以帮助我们走向更好！

《星洲日报·东海岸》25/06/2017

【98】在体育馆上课

前年，浙江大学一位老师邀请我到杭州参加“千课万人”，要给小学六年级学生上课，用大陆教材，而且是三人同课异构。我虽是老牛，却仍有初生之犊的豪气，便答应了。心里想得简单，志在学习嘛！

岂知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一趟行程大大开拓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教学经历。我真没想到体育馆除了观看球赛、观赏歌舞之外，还可以用来上课。更妙的是，上课竟然可以吸引数千人同时观赏，课后互动。主办方充分利用现代科技，除了大屏幕帮助大家看清教学过程外，还让看课老师通过手机短信传达他们的看法，并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和网站。一些教育专家和专题记者也受到邀请，即席点评或撰写报道①。

我极为赞赏这样的教育生态。这个活动已经办了15年，每一场都吸引上千人参加；教师们是主动在网站报名，而且缴费不菲，八百元还只是报名费。当然，一个活动办得成功后，一定引来众多效仿，这样的大型公开课现今到处都有。这促成了一个良性的竞争，大家竞相打造品牌，让自家的活动办得更好，更具意义。

我在国内积极推动公开课多年，从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做。此前，在网上读过许多文章，知道大陆的公开课有利有弊。这正常不过。就像手机给人带来极大的便利，其辐射却也给人们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作用，乃至抗拒时代的前进。我们坚持推动公开课，取人之长，以打造新的教育生态。我们打着“常态公开课”的旗帜，要求课上得务实，要以学生为本位，拒绝表演，不求剧场效应，只求学生上课上得开心，有所学习。不过，这样的活动非常被动，要受邀才得以进行，效果并不彰显。

其实我们倡导教学也要公开，概念取自中国，理念却源自日本佐藤学教授。佐藤学教授倡导的“学习共同体”是当今教育改革的主轴。学习共同体有三大哲学：一是公共性哲学，指的是教室必须是开放的，教师不宜把课堂教学和学生私有化，走向封闭；二是民主主义哲学，即学生、教师、和家长都是教育过程中的主角，注意个人的尊严的同时也要尊重多元；三是追求卓越的哲学，要向最高的目标挑战，对质量的追求，实现有突破、有飞跃的学习。

“千课万人”之后，我还受邀到中国其他地方上展示课，成了“名师”。

我觉得我们大可化被动为主动，打造更多平台让老师们开拓视野，改进教学。类似“千课万人”的活动，是可以引进我国的，目的是先改变大家的观念，公有化教育，敞开教室的大门，也敞开心胸，追求教学上的卓越！

《星洲日报·东海岸》18/06/2017
注①：有关活动报道，可以参看以下链接：
http://faqing.org/forum/viewtopic.php?t=9408

马版《俄罗斯娃娃的秘密》序

每个人都是俄罗斯娃娃

道德教育如何传授？过于注重外显行为的教育，一定要孩子说出老师所传授的价值观，才算任务完成。于是乎，我们的教育往往就变成只有耳朵和嘴巴的距离，耳朵听了，嘴巴说出，就此了结。问如何帮助盲人，一定听到牵他过马路。想都不必想，一个标准答案自然流出，满分！

因此，大家开始反思，该如何加强道德教育。可是，一切似乎依然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说者谆谆，听者藐藐，效果并不彰显。

要如何让观念转化为一个人奉持的价值观？两千多年前的教育家荀子告诉我们：“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就是不要让一种价值观成为耳朵和嘴巴的距离。荀子又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要让一个观念成为一个人奉守的法则，就要让这个观念进入到心里，而且是要触动其心灵，让他深受感动的。

如何做到这点？阅读。因为只有阅读才会有深刻的感受，不管是听读还是看读。当然，看读的自由自主更强，对所读到的，可以反复吟咏，可以暂停而先思考，其效果比听读更强。

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协会在推动儿童教育与文化的活动上，首先就是倡导阅读。让孩子静下心来好好看书，自己去体会书里的奥秘，感受文字的玄妙与魅力。我们相信，如果孩子们心里有感触，就会思考；思考就“着乎心”，然后“布乎四体”。
以《俄罗斯娃娃的秘密》为例。这本书是程玮老师的作品，取材很棒，叙事很流畅，语言很优美，揭示的主题更是深刻和重要，堪称是中文儿童文学中的瑰宝。

俄罗斯娃娃，像个不倒翁，画面是俄国小女孩，特别的是它内含乾坤。打开一层，里面有个较小的娃娃，一层一层打开，一个比一个小的娃娃一一出现，可以有整十个娃娃藏在一个木娃娃中。创造者真是妙手匠心。

这样的一个玩意儿，象征意义却非凡。人生不也是如此，可以让我们层层探索，步步深入？生活是如此，人也是如此，不管是自己或是他人，都是多面的。一个快乐的外表，里面也需藏着的是忧伤；一个强硬的汉子，内心也许却是最柔软的。自己的内心深处是怎样的，更有待发掘。

程玮老师就是发现了俄罗斯娃娃的秘密，然后用流畅的叙事手法给我们讲一个任何人都看得懂的故事——发生在夏洛特和玛娅两个小女孩的家庭故事。

儿协在整本书读书会中，让孩子们分享他们的阅读心得。甲说：“其实每个人都是俄罗斯娃娃，藏着很多的秘密让我们探索。”四年级孩子，说出了哲学命题的话。乙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有个安静角，让心情平复。”这是五年级孩子的领悟，学会了尊重别人。丙说：“我知道了人不可以只看外表就断定别人的性格。”这孩子学到了不要只看表面就做出判断。

更吸引我的是一个小女孩说：“如果不是读书会，我看书也只是翻过。但是，经过老师们的陪读，我发现了读书是那么有趣，这本书很不简单，原来它藏着那么多的秘密值得我去探讨……”这就是开始会读书的表现。

儿协走过的路，是我们不断积累的经验，还真让我们发现教育原来也是俄罗斯娃娃，可以让我们一层层往更深处探索。
一本好书，一个奇迹。孩子们需要阅读，而且是阅读好书，才学会思考，学会去探索人生。

知悉社区关怀工作室要出本地版的《俄罗斯娃娃的秘密》，甚喜！是为序。也希望他们会给我们引进更多更好的儿童文学书籍，改变我们这边的学习风气。

29/03/2017

【97】我们谈的是语文教学

网络流传两个吸引力华社关注的视频：马来学生在北京用华语辩论，马六甲华小有马来女教师教华文。遗憾的是，关注偏离了焦点，情绪多过理智，理想超越现实。情绪的是站在种族的角度看问题，表示抗拒；理想的则是站在国民的角度看问题，表示支持。

语文的学习和应用是复杂的。一个人最初接触的语言，我们称为“第一语”、“母语”，除了特殊原因一般上它也是“民族语”。在母语的基础上学习第二、第三，乃至更多种的语文，通称“二语”学习。

母语是“习得“的，是儿童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通过语言交际活动潜意识地获得语言。二语是“学习”的，通过讲解、练习、记忆等活动有计划、有系统、有意识地掌握语言规则，并逐渐转化为交际的能力。

小学提供的语文学习，要分清母语和二语的学习，让儿童用正确的模式学习语文。就母语学习来说，第一堂课就可以让儿童自我简介，因为这是“自然”的沟通；但二语就得循序渐进，从“学习”词汇开始。然而，二语掌握到一定的基础后，是可以采用“习得”的方式学习，同样可以和母语的学习并驾齐驱。就像英语，我们的学习都是从TESL（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入门，但高度却可以和英国人并驾齐驱，关键是，要有足够的兴趣和时间学习。

国际间订立的英文学习水平称CEFR，共有六级（A1,A2,B1,B2,C1,C2)，不分母语和二语。如果达到C1级（第五级），是合格的英文老师。中国迎合这个趋势，却以汉语水平考试（HSK）为标准，把HSK的六级和CEFR的六级对等。但HSK摆明是二语教学，其要求和高度是不一样的。法国和德国就率先否决这个划分，把HSK的六级降为B2（四级）。

回到华社关心的问题。马来民族可以在华校教华文吗？当然可以，如果他达到语文教学的水平。马六甲马来女教师符合这个要求，因为她受过完整的华文教育，学习是经历“习得”的。马大中文系早年有位邬拜德剌老师，我们向他学习孟子和论语。在北京的马来学生，学习的是国际汉语，是二语的学习，中小学未曾受过华文教育，他们是不能当华小的华文老师，但担任国小的华文班却是绰绰有余。

《星洲日报·东海岸》11/06/2017

【96】理念决定高度

前年我应杭州“千课万人”的邀请，在三千名中国教师的面前给六年级学生上了一堂公开课——《最后一头战象》。和我“同课异构”的还有大陆名师何捷和台湾名师葛琦霞老师。

我的课没有按计划上完，自觉不是很理想，但是反馈却令人鼓舞。除了来听课的老师给予正面的回应，一些评课专家如南明教育集团的校长干国祥、《小学语文教师》副主编陈金铭（阿牛）等，都因此和我结为深交。之后，干校长还邀请我到温州和他作同课异构，一同给学生上《春江花月夜》。

“战象”这一课，去年我受云南大学邀请，到昆明作示范教学；今年我又受中华文化促进会儿童文化委员会的邀请，到北京和杭州与何捷再进行同课异构教学。中国教育界对我的教学的肯定，给我很大的鼓舞。我做了自我剖析，觉得我受邀请到多地“作秀”的原因有几个：

其一，我的语文教学观和对阅读教学的想法，是可以和大陆的名师对上谱的，交流时会有思维的激荡。我敢于打破惯性思维，确立母语教育的新方向。

其二，我的课型表现出思辨的特色，不让学生当个被动的语文消费人，只是吸收老师强制灌输的知识。思辨是学习的最基础要求。

其三，对课文敢于作批判性的接受，不是一味盲从。在认知思维上，这是属于高阶的思维模式。

其四，作为高教老师，我勇于放低身段，直接面向小学生，并与一线教师切磋教学。这在中国大陆也是少见的，上公开课的多数还是小学一线老师。其实，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希望可以通过实践去印证我的理论，尽量做到知行合一。

前三项，我在国内已经传授给众多弟子。尤为庆幸的是，他们大都青出于蓝，表现犹胜于我。第四点却是我独有的条件：我的身份、学历、经历，不是学生短期内可以企及；我的视野和理念，更决定着我可以攀登的高度。

我本就属于反思型的教师，对所做的保持高度自觉，并擅以调整自己。三十年前在中学教学时，我并清楚认识到我进班上课一定要做足准备，绝不马虎塞责。我的课，哪怕是同一课题，所讲的也会做出适当调整。因此，对我而言，我永不会满足自己的表现，我追寻更好，没有最好。

岁月不会宽待任何人，人更不可能不被取代。我常引用非洲谚语说：“要走得快，一个人走；要走得远，大家一起走。”因此，我现在所做的，不只是自己的成绩，而是培训出更多具备视野，有崇高理念的接班人！我始终相信，一个人最大的成就不是自己的成功，而是帮助他人成功。我期待看到更多出类拔萃的新进教师！

《星洲日报·东海岸》04/06/2017

【95】仁者无敌

梁惠王问孟子如何称霸天下，孟子说“仁者无敌”。孟子的意思是施仁政就可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我没有图天下的野心，但却也希望做到仁者无敌。我的无敌是没有敌人。

有人质疑教育界引用鲁迅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因为教育工作不该树立敌人，如果面对千夫指，老师的为人就有问题。这有待辨证，因为生活中是难免会树敌的，除非你真是什么都ok的“乡愿”。

一位负责奖学金面试的马来教授跟我们分享一件趣事：有一位师范讲师前后三次前来面试都遇上他。第一次，他很细心地看过对方的开题报告，问了很多问题，也给了不少意见。他认为对方还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淘汰了这名讲师。第二年，同一个人又来面试。大概心存侥幸，认为换个面试官可以过关，所以他的开题竟然只字未改。教授让他说明原因，但对方含糊其辞，尽是狡辩。学习心态若斯，当然又被淘汰了。第三年，同样的事情又发生，结果是讲师自己放弃，还留下了重话伤人。教授颇感无奈。

教授的这个经历，不是个别事件。当你做的东西越多，承担的责任越重，你就难以避免会得罪更多人。

南京读博时，老师也常说起论文答辩的事情。他说开了答辩会才拒绝让学生毕业，会很尴尬，而且牵涉面很广。所以他们的做法是让指导老师严格把关，论文写不好的，一概不给予答辩的机会。不给机会答辩，当然要叫一些学生不高兴，而且备受指责。

考试难免要排名次，在这样的一种竞争制度下，给分数的老师又怎么能避免“得罪”人？

近年来，我一直走到教育的前线工作上。我批评课程纲要、批判教科书的选文、质疑考试题目，乃至指责一些教学方法，难免就要开罪于人。我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是出于我的理解和体会。我把我的观点提出，当然是出于我的深思熟虑，不一定要大家赞同，但我会坚持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参考。这是基于学术，旨在讨论，不是要否决他人来突显自己，更加无意要树敌。

“仁者无敌”或许只是主观的意愿，旨在提醒自己坚持仁行，做该做的，没有必要和人结怨。至于客观是否如此，则非我们所能控制了。身为读书人，我不屑做只会讨好别人的事儿。

《星洲日报·东海岸》28/05/2017

【94】母语之争议

我们在推行母语教学的时候，有人会质疑地说：“我们的母语是广东话，如果要推行母语教育，应该用广东话教学。”

这不禁让我想起郑良树教授某次无限感慨地说：“在香港，众多广告不断浮现，提醒港人有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这是有意要阻挠中方推行普通话的动作，英国人居心不良啊！”这是97香港回归前的事。

为了提高粤语的地位，网络还流传：孙中山先生让议会投票决定“国语”，结果是粤语以一票之差输给北京话。由于清朝政府的封闭，广东是当时外国人接触中国人的主要地区，粤语也因此成为主要沟通语言，以致流传上述说法。倘若从使用人口来说，使用粤语的不过是4千万人，和闽语的使用差不多一样，远不及使用人数达7千万的吴语，更不说占据人口逾七成的北方方言了，粤语怎么会成为国语？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共同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使用共同语言，并不等于否决掉方言。中国地广人多，历史悠久，走过数千年后，共通语言始终存在，方言也并存，争什么？

中国文学的主流是诗歌。诗歌讲究韵律，如果没有共同的语言，十五国风、乐府、唐诗、宋词等如何流传？古籍还保留大量的韵书，从现存的《切韵》《广韵》来看，汉民族在中古时期便有标准、规范的共同语言，在进行创作或书写时，很自然地使用共同语言。

已经过岁月考验，历史熬出来的共同语言，我们当然要珍惜和发扬。这不是什么政治因素、权威学者可以断定的，是历史的必然。我们继续说方言，但是在学习“中文”时，就要有“普通”的标准，如果聒噪不休，就要原地踏步，障碍学习的发展了。

提出问题，该要考虑问题的重要性。母语的争议重要吗？中国和印度各有13亿人口，印度的发展却面对较多障碍，其中一大原因就在官方语言超过20多种。当年我有幸得到奖学金到中国深造，大陆任何一所大学我都可以报读，语言不造成障碍；我的印度同事说他也要到印度深造，但是泰米尔文却只能到三两所大学去而已。

我尊重方言，我学习方言，但放在整个族群看待时，我更尊重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意愿，捍卫一个标准的、规范的、普遍使用的一个共同语言（普通话）。

《星洲日报·东海岸》21/05/2017

【93】普及母语教学法

“母语教学法”是我在大前年提出的主张。其后，我获得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咨询委员会（前身是马华公会中央教育委员会）的支持，在全国各地举办的七站教育研讨会①，宣扬“回归母语教学”的主张。

不过，效果并不理想：掌握权力的政党头儿，好些都没有聆听，还是唱着旧曲，以为保住华小就是保住母语教育了；一线老师大多抱着观望的态度，期待上头的新指示，有些则以学生程度为由认为不可能实行。

我并不因此气馁。我继续到处宣扬这个主张。

有一回，我参与审核伊班文和卡达山文的师范课程。十五门课之中，有八九门是关于语言学知识的，我很纳闷。我问他们的民族是否有民间文学，是否出过优秀的作家，为什么不选择他们的作品让学生读？通过阅读自家的优秀作品，岂不是更有助于掌握自身的语文精髓？语文是一个媒介，通过它认识自身的文明，才是母语教育的意义。为什么舍此就彼，把语文当成学术科目，让小学生也得钻研其文法结构？他们若有所悟地表示赞同，但却又无奈的表示他们是根据马来文编写课程的。

果不其然，马来文师范课程之中，有七门是语言学的知识课。我询问我的同事，他们也表示这样学习语文太乏味，硬邦邦的难以开创新格局。但是，他们却不想去改变，他们已经习惯这是小学生学习语文的普遍模式。

其实我下了不少功夫去探讨母语教学和二语教学的差异。二语教学才需要那么科学、有条理的学习，母语教学不应该是知性的，要更重视感受、体悟、审美。让孩子接受母语教育，是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语言精华，觉得母语很棒，可以通过它认识世界和人生，建立独特的民族价值观。

最近我有机会和几位大学语文系的教授共事，我提出我的主张。他们深表认同，认为是时候改变了。要不然我们的新生代继续在语文科考到好成绩，语文能力却始终不强，无法为自己的母语开创新生机。

我因此深有感触：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对母语的教学也要听官方来指示，告诉我们该怎么教母语？

《星洲日报·东海岸》14/05/2017
注：
① 七站研讨会分别在吉隆坡（30-31/1/2015），马六甲（19-20/6/2015），槟城（4-5/8/2015），霹雳金宝（14-15/8/2015），彭亨甘孟（16-17/10/2015），沙巴亚庇（18-19/6/2016），沙巴拿笃（24-25/9/2016）举行。

【92】关键是不信任

杭州街道上若有行人斑马线，司机看到有人横跨马路，一定要让路，如果撞到行人算司机的错。据说这是新任市长的点子。我问开车的朋友，他说按理应该多建高架行人道比较好，但既然画了斑马线方便行人，司机就得打醒十二分精神开车，远远看到有人用斑马线就得减速，到了则要停车。因此在城市公路行驶，基本上是不能开快车的。

类似的政策是否可在我国实行？问了好些人，都说不行。原因是马来西亚人是不会如此奉公守法的。

我国人民不奉公守法？我不禁想起当年政府推行自助添油政策，民间也是一片哗然，什么给开车的人添麻烦啦，老人家怎么办啦，妇女又如何啦，不会操作只会添乱啦，总之冷气房里可以想出来反驳新政策的，都会被提出。最终政府还是强行实施，如今人人都习以为常。

我更相信关键点是在我们缺少信任别人的胸怀，总是假想他人是无知的，而且必然会造恶的。

犹记得约二十年前，我在一次会议中分析教师在阅读教学中该如何选词教学，这是基本的词语教学常识，教科书也读过的。我因此建议给教师自由选词，不要在每篇课文底下规定要教的词语。我自觉分析得体，说服力强，没想到同事一句话给否决了。他说：“理想归理想，你不知道我们的教师很差的，他们没有这样的抉择能力，不明文规定，他们就不会教了！”

我的教育观不是这样保守的，不管是对自己的孩子或是他人的小孩。一旦考虑成熟，我是敢放胆放手放心去做，哪怕付出代价也无所谓，重要是从做中观察，吸取经验，不断调整。太多的防范，只会画地为牢，限制一个人的发展。教育本来就是予人动力、助他建立信心，要做好这点，前提是要相信他人。

我们是不是太不信任人，所以不但给自己设了限，还平添了不少的烦恼。例如有学校老师要求校长缩短课间休息时间，因为太长时间休息，学生会乱跑，容易受伤；假期一定要学生回来补习，不然学生会玩得心太野，失去学习的动力；官员要求老师做这做那，以便落实上头的教育政策，做后还得保留证据，以便核查……这样的结果反而是，学生失去了自我管制和独立能力，教师也要应付层出不穷的新指示，忙得失去了方向。

要相信自己，那是发展的动力；要相信别人，那才能制造无限可能！

《星洲日报·东海岸》07/05/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