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孟尝君懂得招揽人才么？

孟尝君是战国时齐国的公子。史书把他与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合称为“战国四公子”，这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好养士”。孟尝君其时号称有食客三千，可说是宾客满门、谋士云集。

司马迁详尽地记载了孟尝君的事迹，在结束中还说：“我曾经到过孟尝君的封地薛，与其它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暴桀子弟’特别多。我很好奇，询问了原因，当地人都说是因为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到薛来投靠的，多达六万余家。”然后，司马迁以追慕的语气说：“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司马迁的看法与大多数人的看法一样，都认为孟尝君好交朋友，具有过人的胸量，所以能包容门下食客，哪怕他们无一技之长。例如大家熟悉的“鸡鸣狗盗”的成语，出处就是赞誉孟尝君的故事。原来有次孟尝君到秦国去，因此受到谗言所害，差点被杀。后来靠着同行的懂得学鸡啼、扮狗爬墙偷盗宝物的食客的帮助，才得以脱险，回到齐国。

此外，《战国策》和《史记》都记载了孟尝君门下的食客冯驩(又作冯谖)。冯驩长期在孟尝君门下，却没有表现。后来三次弹唱“长铗归来乎？”，而有鱼吃、有车坐，最后还为孟尝君到薛地去“市义”和经营“三窟”，建立起孟尝君的个人形象，使他在薛地深受百姓的爱戴，并且“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史书提及这件事时，也多是赞扬孟尝君，懂得招揽人才之道，才有冯驩后来的贡献。

但是，宋代的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写了一篇短文批评孟尝君，全文不到百字，推翻了先前人们的判断。文曰：“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难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安石的文章主要是讨论了“鸡鸣狗盗”之辈是不是“士”。他虽没有明言，但是却暗示“士”应当具有经国济世的雄才大略，那些“鸡鸣狗盗”之徒不过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辅佐明君，根本够不上“士”的称号。王安石认为孟尝君如果真能得“士”，便可以“南面而制秦”，不必靠“鸡鸣狗盗”的力量从秦国狼狈地逃回齐国。 “鸡鸣狗盗”本是“孟尝君得士”的例证，结果在王安石笔下倒成了孟尝君“不能得士”的有力佐证。

王安石更严厉的批评孟尝君不过是个“鸡鸣狗盗之雄”，就因为门下充斥鸡鸣狗盗之辈，结果使到真正有才华的“士”裹足不前。寥寥数语，却气势纵横，表现了王安石的政治理念。

今日政党要广纳“人才”，是不是也该先读一读王安石的文章？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1/05/2008

[47] 苛政猛于虎

《礼记•檀弓下》载有这么一则故事：“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问：‘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苛政”指的是苛刻的政令，包括繁重的赋税。苛政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人民。孔子遇到的妇女，虽然父、夫、子一家三代都死在老虎爪下，却仍执意不肯迁离，只不过因为当地没有“苛政”。孔子听了不禁要慨叹“苛政比老虎还要可怕”。

千年以后，唐代的柳宗元也写了一篇《捕蛇者说》，记述蒋氏为了豁免交纳租税而甘愿冒着死亡威胁捕捉毒蛇的故事。被问及为何不放弃捕捉那么毒的蛇类时，蒋氏无限感慨地说：“我的祖父死于毒蛇，我的父亲也是因此而死，我现在继承这捕蛇的事业已经十二年了，好几次都差点死去。”虽然悲伤，但是蒋氏却始终不肯放弃，只因为上缴毒蛇可以免缴租税。故事与《礼记》的同出一辙。柳宗元慨叹说：“孔子说过‘苛政猛于虎’，我曾经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现在看到蒋氏这样的做法，我绝对相信孔子这句话是对的。赋敛之毒，还有甚于毒蛇啊！”

近日四川发生大地震，全球震惊的同时，也献上了殷切的关怀。这一回，中国政府的行动让人深为敬佩和信服。上至国家首长、人民解放军、医务人员，下至平民百姓，都积极参与救灾。行动之快速、工作之热忱、救亡之迫切，感动整个中国，即连一向有诸多挑剔的西方媒体，也一反常态地给予非常正面的报道。天灾考验了中国新一代的政府，也增强了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可见中国人对于“苛政猛于虎”是深引以为惕的。

可是，另一边厢，缅甸的人民却没有那么幸运了。据缅甸官方媒体最初的报道，纳尔吉斯风暴至少造成2万人在风灾中丧命，4万多人失踪。这个数据与其它国家的使节和媒体报道差距很大。例如美国驻缅甸代办声称，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0万。后来，缅甸官方媒体又更正说风暴已导致77738人死亡，55917人失踪。

看了相关报道，我们都感到很纳闷。就连受害者的数据也会引起混淆，更不要说是救灾的工作了。地震发生后，紧急救援是迫切需要的，因为人被埋在地下，不跟时间斗争就要受死神摆布；反之，风灾的伤害，却相对较少，如果及时救济，大可摆脱困境。何以其死亡人数却节节上升？缅甸军人政府拒绝外国人入境救援的做法是匪夷所思的，他们到底要隐瞒些什么？他们不怕背上草菅人命的恶名么？而人民长期生活在这种“苛政”之中，为什么又能逆来顺受？

我们对缅甸了解太少，他们对“苛政猛于虎”也了解太少。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4/05/2008

【46】 馨香百代的绝笔书

师范学院大学本科教育课程中选了林觉民的《与妻书》。 

 学生读毕，我问他们可有感动，他们戏言很好笑，文笔很肉麻。诚然，把信中的文言文翻译过来，会有这样的字句：“我非常爱你，就是因为爱你，所以我敢去死！”“我心里非常悲痛，痛得不能以笔墨形容。”“我十分愿意和你相守到老死。”“我死后，在九泉之下，听到你的哭声，我也会陪你哭。” 

 可是，如果熟悉林觉民写作的背景，设身处地的一想，这一千二百余字的书信，却要让您为之落泪，对作者的敬意油然而生。 

 我们知道，清朝皇权是在1911年杪被推翻。当时腐败的政权，叫有识之士痛心疾首。较早前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现代化有了更深的认识，愈发觉得中国必须彻底改变不可。改变不是容易的，特别是要改变政治环境。因此，当时的知识界不得不走向革命，与旧政权摊牌！ 

 革命，就会流血，就会有人牺牲。如果成功了，革命斗士就被冠于烈士的称号；反之，假若失败了，就要被视为叛国贼。因此，参与革命的人，不但要为理想而奋斗，还要为历史而下赌注。 

 当年的4月27日下午，百多名志士臂缠白布，脚穿黑面胶鞋，手执枪械炸弹，攻打两广总督的衙门。可是，毕竟杯水车薪，这些志士或当下成仁，或被捕下狱，其后处决。林觉民就是其中一个被处决的志士。 

 参与这样的一场革命，他是深知或会壮烈牺牲的。然而考虑到中国的未来命运，他却不得不走这步棋。与其他烈士一样，他想到的是“此举如果失败，死人必然很多，定能感动同胞……！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光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而犹生也，有何遗憾！”历史证明他们当时候的想法是对的。黄花岗起义的确加速了中国的革命事业！ 

 林觉民参与起义之前，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写了两封家书委托给友人，并嘱咐他“如果你听到我死讯，劳把信件转到我家”。其中一封就是给他太太陈意映的。在这封信中，他对妻子交待得很清楚：“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如果他和妻子的感情一般，那么他的从容就死倒不怎样。可是，林觉民当年只有24岁，新婚不久，而且妻子还怀胎八月。“小乔初嫁”本该意气风发的，但是这个家伙却选择去死！在私情和公益上，他选择了后者。对于难以割舍的爱妻，他只能倾注满腔的柔情，“泪珠和笔墨齐下”，在手帕上写下这篇《与妻书》。巾短情长，数次“不能竟书而欲搁笔”，但又不忍对爱妻没有交待，于是情深义切地留下了足于感天地、动鬼神的文章。

 “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天下人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情操跃然纸上。 

 我们不必效仿林觉民的行为，但是却不能不学习他的精神。今日之青年，缺少的就是这种“大我”精神。 

 《与妻书》是现今青年必须精读的篇章！ 

《星洲日报·东海岸》17/05/2008

[45] 庄子与韩非子的寓言

庄子与韩非子都是说寓言的高手。然而，两人的写作手法却有很大的差异。

南京大学的周勋初先生在其《韩非子札记》中分析了二子的寓言的不同，颇有参考价值。

首先是寓言的素材上，庄子的材料是虚构的，所以带有玄妙的色彩；韩非子的材料则来自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与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其次是对于他们自身引用的故事，庄子直言这是“寓言”，韩非子则称为“喻”。这是因为他们引用这些故事的目的不同。《庄子•寓言》中有“寓言十九，重言十七”的说法。《经典释文》解释说：“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又解释重言是“谓为人所重者之言也”。可见，庄子意味到直接讲述大道理，人们难以取信，所以要依托他人的话。因此《庄子》一书，多有寓言，甚至到了“十之有九”。举例来说，他要说明生活应当“顺应自然”这个抽象的概念时，便用了“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解牛”就是一个寓言，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而虚构的一个故事。虽然文中提到了梁惠王，但是庖丁解牛的神技毕竟只是在理论上可行，在现实中是不见的。所以庄子的故事虽说明问题，但却不是现实的反映。

由上所言，庄子笔下的寓言，构思奇幻，想象丰富。读者必须要善于联想，才能够体会他所说的意境。韩非子则不然，他的寓言描摹人情世态，从现实生活中取材，客观反映了真实。因此读者读起来倍感亲切，通过生活实例去感受韩非子要传达的思想。韩非子这种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逐渐取代了庄子的浪漫主义，成为战国末期的主导。

韩非子的寓言为大家熟悉的很多，例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守株待兔”、“买椟还珠”、“郑人买履”等。举个具体的例子：《韩非子》第四十九《五蠹》篇记载“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这个故事即是今天广为人们所引用的成语“守株待兔”的源头，它揭示了看不清必然和偶然的关系，就要徒劳无功，哪怕是固守先王之道，也只是落得个“保守主义”的骂名。由于取材自生活，所以流传很广；因为贴近生活，所以通俗易懂，容易被人们接受。一个较为深奥的哲学命题——“必然与偶然”，得以广泛为人们所认识。这是韩非子寓言的特色之一。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0/05/2008

[44] 不是不能说，只看你怎么说

汉代刘向搜集前人的精彩对话七百多则，按类编辑成《说苑》二十篇。其中第十一篇《善说》有这么一个故事：

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之曰：‘弹之状若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

文中的惠子，便是先秦哲学家惠施，因提出“历物十论”而闻名。但是，他的学说很玄妙，如果平铺直叙地解说，旁人就很难理解。所以他要用生动的譬喻，通过形象的语言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才能使人领会。有人认为所谓的譬喻之言，不过是花言巧语，没有实际作用，所以便先行向梁王告密，说接见惠子时，不准他用譬喻说话。梁王听从了，接见惠子时，要惠子“直言其事”，不要转弯抹角。惠子于是问：“如果有人不知道‘弹’是什么，我们告诉他‘弹的形状像弹’，可以么？” 梁王当然说不可以。惠子于是又说：“如果我们说：‘弹的形状像弓，用竹片作为弦。’这样说可以么？”梁王说：“这就容易明白得多了。”惠子和梁王的对话，就用上了譬喻，梁王掉进了他的语言圈套了而不自知，最后只得认同他的说法，同意譬喻是使人容易明白的一种说话手段。

先秦诸子大多善用这种手段，以宣传自己的理论主张。孟子四处游说诸侯王时，就常用譬喻。例如对齐宣王解说什么是“不能与不为”，用了“挟太山以超北海”和 “为长者折枝”两个生动的譬喻；给梁惠王解说何以他的施政无法吸纳人民时，用了“五十步笑一百步”的故事等等。

先秦诸子得四处奔走以宣扬自己的主张，要使他人信服和接受，他们就得善用种种技巧，否则他们的生活恐怕就要成问题。我们今天的教育是强迫性的，国法规定如果儿童没有被安排接受十二年的免费教育，父母可被控告。或许就是因此，教师的工作就简单得多了，反正顾客是一定有的，至于行销是否成功，则不是个体的责任。所以，一些老师只注重按本宣科，跟着指定的教材教学就算完成任务。难怪一些较为敏感的人要慨叹今日教师是“教书”，不是“教人”。习惯了指定教材，教师的创意也不复见。当一些人提出一些新的内容和新的说法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这哪里可以教？”“学生哪里懂？”

其实，学生是否懂，关键还是在于教师怎么讲。譬喻要懂，文学技巧也要懂，这样说话将会提高效果。教学的箴言是：“不是不能说，只看你怎么说！”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5/2008

[43] 苏东坡破茧

苏东坡在公元1079年因谤讪新政的罪名被捕入死牢，虽因各造的极力拯救，最终仍然被贬黄州，远离了中央政权。文学史大多都认同，苏东坡的作品是自此开辟了新的境界，无论是其思想或写作技巧，都更趋向成熟。流传广泛的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余秋雨对苏东坡被贬黄州后的事迹非常同情，写作了一篇《苏东坡突围》的长文，详尽地评述了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后的事迹。虽然有人认为余秋雨此文是借苏东坡来写自己遭遇文坛围剿的自勉作品，希望自此也来个《余秋雨突围》。但是历史有相似却不会相同。苏东坡的背景、际遇、结局都有其特殊性，余秋雨是不可能经历的。不过，余文点出的一个课题却带有普遍的真实。余秋雨说：

“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的际遇正是如此。然而，苏东坡之所以留名，绝对并不是因为他的可怜遭遇，而是他面对种种困难时候的心境和对策。听其言而观其行，苏东坡自黄州之难后留下的作品，确印证这位旷世奇才的豁达与不平凡。

且以《前赤壁赋》为例。

现今流传的《赤壁赋》文末有那么一段写给傅尧俞的文字：
“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又有《后赤壁赋》，笔倦未能写，当侍后信。”

这段文字和他写给李端叔的信非常相似：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这两段叫人伤感的文字，竟然出自当时被誉为第一才子之手，无不让人唏嘘，震撼不已。由此推见苏东坡写作此赋，或许只是通过“抑客伸主”的笔法，写出自己在某个深夜游赤壁的感想，并非真如文中所言，畅游赤壁之下，扣舷而歌。

夜深人静，泛舟于白茫茫的江水之上，苏东坡的感触当然会更深刻。所以他缅怀起当年在此作战的周瑜和曹操。想到古人，不禁为自己的一事无成而感伤。“怀美人兮”叫人想起屈原，流放的心境是一样的，但苏东坡毕竟不是屈原，他没有自沉长江。他要活下来，而且漂亮的活下来。所以他在文中又阐述了自己的心境。

月有阴晴圆缺，那不过是我们的观点，就月亮本身而言，它本来就是如此，所以苏东坡说“赢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从这点，苏东坡阐述了观看人生的不同角度。从变的角度看，那么，世间一切都是无常；但是从不变的角度去看，万物和我们却都是无尽的，不必惊羡于谁。因此，何苦让人生在忧虑之中度过？江上清风，山中明月，都是造物者赐给我们的恩物，何以我们不享用？这一切可都是取之不禁，用之不竭的。

苏东坡的人生观就是如此。要能够从痛苦中站起来，而且是傲然的站起来，坦然面对一切。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6/04/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