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一载（752）杜甫与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五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过后各作诗一首。
这一次的同题共作，在文学史上颇受重视。例如清代王世祯说：“每思高、岑、杜辈同登慈恩塔，李、杜辈同登吹台，一时大敌旗鼓相当。恨不厕身其间，为执鞭弭之役。”（《池北偶谈》）可见渔洋先生对文坛的这桩盛事是多么向往。
除了薛据的诗以外，其他四人的诗都流传下来。由于是同题共作，后人在评述时，必然会将他们的作品作比较。在各家的评论之中，多数论者都认为杜诗压倒群贤、独擅胜场。
南京大学的莫砺锋教授于1986年在《名作赏析》中发表了《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的文章，评述了这几首同题共作的诗篇。这篇文章贯彻了程千帆先生倡导的“两条腿走路”的文学研究方法。所谓的两条腿，是指文献学和文艺学。文献是基础，根据文献说话，论点有凭有据，立于不败之地；文艺是创见，表现出作者的文学素养。文艺评论如果站在文献的基础上，说服力就比较强，稳健若两条腿平实踏在地面上走路。
这篇文章先分析了五人登慈恩寺塔的时代背景，说明那是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朝廷由李林甫、杨国忠专政，安禄山的威胁又日愈加重，皇帝却还在内宫中过着淫乐的日子。史书记载：“（玄宗皇帝）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会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资治通鉴》）像这样的背景，诗人即使结伴出游，又有何乐可言？再说，五人的际遇也相似，在那个时候都是贫困潦倒，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心境上应该也相差不远。
然而，大环境和小环境虽然雷同，但是四人写出来的作品内容却是大相径庭的。这是什么原因？
从诗作的思想倾向看，岑参和储光羲都着重描写佛塔的高耸与景物的广远，都是为了突出佛教的伟大，缺乏面对那个危机四伏的现实社会的勇气，在气魄上明显逊色得多。高适的诗虽然说希望有机会再为朝廷效力，但是着眼点却偏向个人的前途，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却没有在其作品中留下痕迹。杜甫的诗则不同，他一开始就表现了深刻的忧虑，充分表现了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现实，为大唐帝国的命运和黎民百姓的遭遇而忧虑。
再从创作手法看，杜甫的诗歌通篇环绕着慈恩寺塔而写，重点写的是登顶后所见，由上而下，层次分明。杜甫写塔顶所见，并不是客观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他有意忽略视力所及，而将塔下景物缩小为不可辨识的凄迷一片。在这个意象下，我们感受到诗人对那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所存有的压抑与苦闷。
莫老师的文章因此提出结论：在社会历史背景和作家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等外在因素相同的情形下，决定作家创作成就高低的原因是作家的胸襟、品格、个性等内在因素，以及作者的艺术才能、性情学识等等。在这方面，杜甫和其他几人虽然同站在高塔之上，但是他们的思想却不是在同一高度上。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2/09/2009
2011年5月30日星期一
2011年5月25日星期三
【108】以志养志尽孝道
余历雄博士在第六届马来西亚汉学研讨会发表论文《从〈太学生何蕃传〉与〈欧阳生哀辞〉看韩愈的孝德观》指出：“欧阳詹‘养志’与何蕃‘养亲’二例，适为我们提供两个剖析韩愈孝德观的相应切入点。”
余文指出，“养志”一词源自《孟子》，不过孟子的“养志”概念是相对于“养口体”而说，而韩愈的“养志”概念则是相对于“养亲”的。
我对余文引述《欧阳生哀辞》而谈韩愈的孝德观甚感兴趣，故狗尾续貂，整理一些材料，与大家阐述“以志养志”的孝道。
欧阳生名詹，字行周，福建晋江潘湖欧厝人。韩愈说：“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虽有长材秀民通文书吏事与上国齿者，未尝肯出仕。”可见福建人至中唐时期，对考取功名，出任官职都不太感兴趣。欧阳生本来也是这样的想法，只图在家乡读书，奉养双亲。后来因为双亲严命，亲友激励和常衮、席相等长官的提拔，才赴京参加科举考试。他在长安等了六年，五试进士，才和韩愈等二十二人同登金榜。由于他是福建第一位甲等进士，所以韩愈说：“闽越之人，举进士繇詹始。”
欧阳生高中后却没有分配到官职，就回家乡省亲。后来再回到长安，又等了六年，才被朝廷授予“国子监四门助教”的官职。可惜欧阳生在四十多岁壮年期间就去世。与他同榜登科，志同道合的好友韩愈为他写了《欧阳生哀辞》来悼念他。
韩愈在文末的悼词中，概括欧阳生的一生而写：“求仕与友兮，远违其乡；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则既获兮，禄实不丰；以志为养兮，何有牛羊？事实既修兮，名誉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虽云短兮，其存者长；终要必死兮，愿不永伤。友朋亲视兮，药物甚良；饮食孔时兮，所欲无妨。寿命不齐兮，人道之常；在侧与远兮，非有不同……”
悼词与正文“詹事父母尽孝道”相呼应。奉母命求仕；不求丰厚官粮，只求养志；能够养志，则远近没有什么分别，父母就仿佛在身旁。
可是，这种说法始终是存有矛盾的。父母在，为人子女却不能侍奉在侧，岂还能言孝？
对于这样的矛盾，韩愈解释说：“詹，闽越人也。父母老矣，舍朝夕之养以来京师，其心将以有得于是，而归为父母荣也。虽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侧，虽无离忧，其志不乐也；詹在京师，虽有离忧，其志乐也。若詹者，所谓以志养志者欤！”
韩愈把欧阳生的孝行归纳为“以志养志”，即以父母望子女成名荣亲的意志为意志，落实父母的愿望来孝养父母。韩愈在文中还详细论述了子女即使随侍在父母身边，虽然没有离别的愁绪，但是志气却不会得到满足而快乐，所以子女宁可选择有“离忧”，也要成就父母的“志”。这当是读书人疏解自己无法“孝亲”而作的说辞，并冠于“上孝”之称。实际上是不是如此，恐怕还要多有争议，特别是一般世俗眼光，不养体养亲，又如何称得上尽孝？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5/09/2009
余文指出，“养志”一词源自《孟子》，不过孟子的“养志”概念是相对于“养口体”而说，而韩愈的“养志”概念则是相对于“养亲”的。
我对余文引述《欧阳生哀辞》而谈韩愈的孝德观甚感兴趣，故狗尾续貂，整理一些材料，与大家阐述“以志养志”的孝道。
欧阳生名詹，字行周，福建晋江潘湖欧厝人。韩愈说：“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虽有长材秀民通文书吏事与上国齿者，未尝肯出仕。”可见福建人至中唐时期，对考取功名，出任官职都不太感兴趣。欧阳生本来也是这样的想法，只图在家乡读书，奉养双亲。后来因为双亲严命，亲友激励和常衮、席相等长官的提拔，才赴京参加科举考试。他在长安等了六年，五试进士，才和韩愈等二十二人同登金榜。由于他是福建第一位甲等进士，所以韩愈说：“闽越之人，举进士繇詹始。”
欧阳生高中后却没有分配到官职，就回家乡省亲。后来再回到长安，又等了六年，才被朝廷授予“国子监四门助教”的官职。可惜欧阳生在四十多岁壮年期间就去世。与他同榜登科，志同道合的好友韩愈为他写了《欧阳生哀辞》来悼念他。
韩愈在文末的悼词中，概括欧阳生的一生而写：“求仕与友兮，远违其乡；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则既获兮，禄实不丰；以志为养兮，何有牛羊？事实既修兮，名誉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虽云短兮，其存者长；终要必死兮，愿不永伤。友朋亲视兮，药物甚良；饮食孔时兮，所欲无妨。寿命不齐兮，人道之常；在侧与远兮，非有不同……”
悼词与正文“詹事父母尽孝道”相呼应。奉母命求仕；不求丰厚官粮，只求养志；能够养志，则远近没有什么分别，父母就仿佛在身旁。
可是，这种说法始终是存有矛盾的。父母在，为人子女却不能侍奉在侧，岂还能言孝？
对于这样的矛盾，韩愈解释说：“詹，闽越人也。父母老矣，舍朝夕之养以来京师，其心将以有得于是，而归为父母荣也。虽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侧，虽无离忧，其志不乐也；詹在京师，虽有离忧，其志乐也。若詹者，所谓以志养志者欤！”
韩愈把欧阳生的孝行归纳为“以志养志”，即以父母望子女成名荣亲的意志为意志，落实父母的愿望来孝养父母。韩愈在文中还详细论述了子女即使随侍在父母身边，虽然没有离别的愁绪，但是志气却不会得到满足而快乐，所以子女宁可选择有“离忧”，也要成就父母的“志”。这当是读书人疏解自己无法“孝亲”而作的说辞，并冠于“上孝”之称。实际上是不是如此，恐怕还要多有争议，特别是一般世俗眼光，不养体养亲，又如何称得上尽孝？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5/09/2009
2011年5月20日星期五
【107】父母在，不远游？
孔子说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被视为孔子倡导孝道的一个重要立场。但是这个立场的诠释，历来的看法却不一。
李泽厚先生说：“今日有人以此语不再适用，有人以为仍然适用因为有飞机汽车的快速交通工具，虽远（地理位置）而不远（往返时间缩短了）。其实，重要的是，孔子讲仁、讲孝都非常之实际、具体。例如这里的重点，不在不要远游，而在于不使父母过分思念（飞高走远难以见面）和过分忧虑（无方向的到处游荡，使父母不放心）。这样具体地培育儿女对父母的爱心，即孝，即仁，它是情感的具体塑造而非抽象的理论概念，重要的仍是作为人子的这种情感态度。”（《论语今读》）
李先生的评述很中肯。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父母在，可以不可以远游，恐怕还有很多争论之处。有者会以为这种说法与市场经济时代是格格不入的；有者则认为科技的进步，已经解决古时交通不便、远游耗时的问题等等。这种争论，见仁见智，各有说法，恐怕没完没了。所以，把重点放在“游必有方”是正确的。
揣摩孔子的说法，孔老夫子的确没有反对远游，而是说“游必有方”。关键也在这里，孔老夫子没有说明“方”是什么意思。
汉代郑玄说：“方，犹常也。”皇侃说：“是必有方也，若行游无常，则贻累父母之忧也。”皇侃是根据《礼记》的“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来解释。可见汉代人认为“方”是“常”的意思，常指的是常理，规矩，也就是说远游该有个合理的原因。
宋代人对此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邢昺说：“方，犹常也。父母既存，或时思欲见己，故不远游，游必有常所，欲使父母呼己得即知其处也。设若告云诣甲，则不得更诣乙，恐父母呼己于甲处不见，则使父母忧也。”（《十三经注疏》）邢昺虽然也引用郑玄的“犹常也”之说，却把常解释为“常所”，即有个固定的去处。同是宋代的大儒朱熹也是这样说：“游必有方，如已告云之东，即不敢更适西，欲亲必知己之所在而无忧，召己则必至而无失也。”（《论语集注》）近人杨伯峻说：“如果要出远门，必须有一定的去处。”（《论语译注》）这看来是延续宋人的看法，但是却把孔子的话给说得滑稽了。出远门，一定要有个去处，这不是多余的话么？难道出远门还有没有方向的？
看来，汉人的解释是比较合乎孔子的原意的。我们在看同期的作品，提到“有方”的还有多处。例如《礼记》有“就养有方”，“有方之士”，“其恶有方”，“亲人必有方”等，“方”都解释为“道理”的“道”。《韩诗外传》记载公甫文伯死时，他的母亲却不哭。季孙说：“子死不哭，必有方矣。”同书又载晏子受聘于鲁，“上堂则趋，授玉则跪”，人们问孔子晏子这样的行为是否合礼，孔子说：“其有方矣。待其见我，我将问焉。”这里的“方”则是“原因”的意思。
因此，我们把“游必有方”解释为“出游一定有合乎纲常的理由”是比较合理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08/2009
李泽厚先生说：“今日有人以此语不再适用，有人以为仍然适用因为有飞机汽车的快速交通工具，虽远（地理位置）而不远（往返时间缩短了）。其实，重要的是，孔子讲仁、讲孝都非常之实际、具体。例如这里的重点，不在不要远游，而在于不使父母过分思念（飞高走远难以见面）和过分忧虑（无方向的到处游荡，使父母不放心）。这样具体地培育儿女对父母的爱心，即孝，即仁，它是情感的具体塑造而非抽象的理论概念，重要的仍是作为人子的这种情感态度。”（《论语今读》）
李先生的评述很中肯。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父母在，可以不可以远游，恐怕还有很多争论之处。有者会以为这种说法与市场经济时代是格格不入的；有者则认为科技的进步，已经解决古时交通不便、远游耗时的问题等等。这种争论，见仁见智，各有说法，恐怕没完没了。所以，把重点放在“游必有方”是正确的。
揣摩孔子的说法，孔老夫子的确没有反对远游，而是说“游必有方”。关键也在这里，孔老夫子没有说明“方”是什么意思。
汉代郑玄说：“方，犹常也。”皇侃说：“是必有方也，若行游无常，则贻累父母之忧也。”皇侃是根据《礼记》的“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来解释。可见汉代人认为“方”是“常”的意思，常指的是常理，规矩，也就是说远游该有个合理的原因。
宋代人对此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邢昺说：“方，犹常也。父母既存，或时思欲见己，故不远游，游必有常所，欲使父母呼己得即知其处也。设若告云诣甲，则不得更诣乙，恐父母呼己于甲处不见，则使父母忧也。”（《十三经注疏》）邢昺虽然也引用郑玄的“犹常也”之说，却把常解释为“常所”，即有个固定的去处。同是宋代的大儒朱熹也是这样说：“游必有方，如已告云之东，即不敢更适西，欲亲必知己之所在而无忧，召己则必至而无失也。”（《论语集注》）近人杨伯峻说：“如果要出远门，必须有一定的去处。”（《论语译注》）这看来是延续宋人的看法，但是却把孔子的话给说得滑稽了。出远门，一定要有个去处，这不是多余的话么？难道出远门还有没有方向的？
看来，汉人的解释是比较合乎孔子的原意的。我们在看同期的作品，提到“有方”的还有多处。例如《礼记》有“就养有方”，“有方之士”，“其恶有方”，“亲人必有方”等，“方”都解释为“道理”的“道”。《韩诗外传》记载公甫文伯死时，他的母亲却不哭。季孙说：“子死不哭，必有方矣。”同书又载晏子受聘于鲁，“上堂则趋，授玉则跪”，人们问孔子晏子这样的行为是否合礼，孔子说：“其有方矣。待其见我，我将问焉。”这里的“方”则是“原因”的意思。
因此，我们把“游必有方”解释为“出游一定有合乎纲常的理由”是比较合理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08/2009
2011年5月15日星期日
【106】张良也有失算的时候
话说在楚汉相争初期，刘邦有次占尽先机，趁项羽带兵伐齐时，一举攻掠了项羽的老巢——彭城。刘邦入咸阳城便灭了强秦，而今攻下彭城，胜利也应该在望了吧？可是历史却偏偏不是这样发展。
《留侯世家》这么记载：“……复以良为成信侯，从东击楚。至彭城，汉败而还。”原来这场战役，张良也在军中。原来这场战役，最终的结果是刘邦失败。
汉如何会战败？这里没有说明。
紧跟着下去的就是写刘邦的逃亡，并在下邑和张良的一次关键性对话。司马迁写得很传神——“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下马踞鞍”表示刘邦当时候心情的着急，逃到下邑，甫一下马，还没休息，就靠着马鞍向张良请教了。
由于刘邦问的是“谁可与共功”，因此，我们知道他经历了这场战役，对楚汉相争的局势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开始寻找合作伙伴，希望能够有人和他共同对抗项羽，不再视天下是刘项之争了。
张良在这次的谈话中，也充分发挥了谋略家的本色。他给刘邦勾画出以三条臂膀钳制项羽的战略，充分利用韩信、彭越、黥布三人对抗项羽。
可是，《留侯世家》的这段记载是无法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的。何以君臣两人都有战略思想的转变？张良又为什么突然有“下邑战略”？
司马迁把原因写在《项羽本纪》中了。
根据《项羽本纪》的记载，原来彭城之战是何其惊心动魄的一场大战。
那年春天，刘邦带了56万大军，长驱直入攻下项羽大本营——彭城。那时项羽正在讨伐齐，知道彭城沦陷，马上带领3万精兵赶回彭城。结果是：项羽的3万人把刘邦的56万大军杀得落花流水，刘邦在逃亡中还丢失了家人，让父亲和吕后为项羽所俘虏。
请注意司马迁提供的数据。3万人打败56万人。之前，司马迁写刘邦10万军队进入咸阳城，马上又退守霸上，把关中让给项羽的40万大军，原因就是刘邦怕“寡不敌众”。可是，彭城之战，项羽偏偏却是以3万破56万，怎不叫人震撼？
何以刘邦那么不堪一击？张良当时也在军中，竟然也无法预见项羽的回返，落个惨败，怎不叫人纳闷？
原来刘邦轻易攻下彭城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刘邦斯举是弥补他进入咸阳城后不能耍乐的遗憾。当年他对咸阳城秋毫无犯，也是张良的意思。回顾当时的情况，刘邦军力不比项羽，所以只好乖乖让出咸阳城，退军霸上。这一回不同，直捣项羽军力的心脏地带，而且是一举就攻下，怎不会自我陶醉麻木？就连张良、萧何等人，此时也纵容刘邦在彭城的放肆。以致项羽有机会以少数战胜多数，轻易就剿清刘邦的大军。
可见《项羽本纪》在歌颂项羽之余，也点出了一个客观事实：骄兵必败。
历史的发展是，败兵在逃亡中重新整顿，领头人在思想上有了新的冲击，彻底改变思维，于是“下邑”一谈，谋定了新的战略，步步引导刘邦走向最终的成功！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08/2009
《留侯世家》这么记载：“……复以良为成信侯，从东击楚。至彭城，汉败而还。”原来这场战役，张良也在军中。原来这场战役，最终的结果是刘邦失败。
汉如何会战败？这里没有说明。
紧跟着下去的就是写刘邦的逃亡，并在下邑和张良的一次关键性对话。司马迁写得很传神——“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下马踞鞍”表示刘邦当时候心情的着急，逃到下邑，甫一下马，还没休息，就靠着马鞍向张良请教了。
由于刘邦问的是“谁可与共功”，因此，我们知道他经历了这场战役，对楚汉相争的局势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开始寻找合作伙伴，希望能够有人和他共同对抗项羽，不再视天下是刘项之争了。
张良在这次的谈话中，也充分发挥了谋略家的本色。他给刘邦勾画出以三条臂膀钳制项羽的战略，充分利用韩信、彭越、黥布三人对抗项羽。
可是，《留侯世家》的这段记载是无法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的。何以君臣两人都有战略思想的转变？张良又为什么突然有“下邑战略”？
司马迁把原因写在《项羽本纪》中了。
根据《项羽本纪》的记载，原来彭城之战是何其惊心动魄的一场大战。
那年春天，刘邦带了56万大军，长驱直入攻下项羽大本营——彭城。那时项羽正在讨伐齐，知道彭城沦陷，马上带领3万精兵赶回彭城。结果是：项羽的3万人把刘邦的56万大军杀得落花流水，刘邦在逃亡中还丢失了家人，让父亲和吕后为项羽所俘虏。
请注意司马迁提供的数据。3万人打败56万人。之前，司马迁写刘邦10万军队进入咸阳城，马上又退守霸上，把关中让给项羽的40万大军，原因就是刘邦怕“寡不敌众”。可是，彭城之战，项羽偏偏却是以3万破56万，怎不叫人震撼？
何以刘邦那么不堪一击？张良当时也在军中，竟然也无法预见项羽的回返，落个惨败，怎不叫人纳闷？
原来刘邦轻易攻下彭城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刘邦斯举是弥补他进入咸阳城后不能耍乐的遗憾。当年他对咸阳城秋毫无犯，也是张良的意思。回顾当时的情况，刘邦军力不比项羽，所以只好乖乖让出咸阳城，退军霸上。这一回不同，直捣项羽军力的心脏地带，而且是一举就攻下，怎不会自我陶醉麻木？就连张良、萧何等人，此时也纵容刘邦在彭城的放肆。以致项羽有机会以少数战胜多数，轻易就剿清刘邦的大军。
可见《项羽本纪》在歌颂项羽之余，也点出了一个客观事实：骄兵必败。
历史的发展是，败兵在逃亡中重新整顿，领头人在思想上有了新的冲击，彻底改变思维，于是“下邑”一谈，谋定了新的战略，步步引导刘邦走向最终的成功！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08/2009
2011年5月12日星期四
2011年5月10日星期二
【105】张良的功绩
张良是汉朝开国主要功臣。
司马迁除了表扬他谋略出众之外，还写了一段有趣的话：“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子羽，是澹台灭明的字，是孔子的弟子之一，据说“状貌甚恶”。留侯就是张良，因为封地在留，所以史上称留侯。司马迁引用孔子的话，主要是警惕大家不可以貌取人，谁料像张良那样貌似美女的文雅之士，竟有如此显赫功绩？
有关张良的功绩，留侯庙中有一对联写着：“壮士奋挥锥，报韩已落秦皇胆；大王烦藉箸，荣汉终函项羽头。”这是相当好的一个概括。
张良原本姓姬，祖父和父亲担任过韩国五代君王的丞相。韩国被秦王嬴政灭了之后，张良便过着流亡的生活。那时的张良不过是二十来岁。对于亡国之恨，他是处心积虑要报仇的。后来在齐地找到一位能够挥动一百二十斤（约等于现在的60kg）的壮士，便与他合谋刺杀秦始皇。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这里的“盗”指的就是张良和铁椎壮士。
《留侯世家》则载：“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
原来秦始皇经历荆轲行刺之后，更加小心防范，即使出游，也多安排副车。因此秦始皇出游时，整个队伍是浩浩荡荡，非常壮观的。张良虽然观察良久，还是判断错误，让铁椎壮士抛出铁椎时，只是打中副车，没有击中始皇帝。对联说的“壮士奋铁椎”后，秦皇落胆，指的就是这点。秦始皇虽然大规模搜索十天，还是捉拿不到刺客，岂不“落胆”？张良所以行刺秦始皇，为的就是报答祖国——韩。
后来，张良投靠刘邦，为他设谋击败项羽，打下江山。
“大王烦藉箸，荣汉终函项羽头”则是表扬张良成功协助刘邦取下项羽的头。大王，指的是刘邦。箸是筷子，何以要借用大王的筷子？
原来在汉三年时，项羽在荥阳层层包围了刘邦。刘邦非常担忧害怕，便和谋士郦食其商量如何削弱楚霸王项羽的力量。郦食其给出了一个策略，刘邦信之，便委派郦食其去执行。
不久，刘邦在进食的时候，张良进来拜谒。刘邦便告知张良这个计划。张良听了，便借用刘邦手上的筷子比划，成功劝阻刘邦执行郦食其的建议。形势就如张良一再的说法——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当时听了张良的分析，吓得把口里含着的食物吐了出来，直骂：“竖儒，几败而公事！”“而”是你的意思，“而公”就是你爸爸，就像今天方言所说的“令伯”。可见刘邦听了张良的劝告后，是多么的紧张，马上撤销计划，最终才得以消灭项羽的势力，成为汉代开国君王。这一切，还得归功于张良。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8/08/2009
司马迁除了表扬他谋略出众之外，还写了一段有趣的话：“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子羽，是澹台灭明的字，是孔子的弟子之一，据说“状貌甚恶”。留侯就是张良，因为封地在留，所以史上称留侯。司马迁引用孔子的话，主要是警惕大家不可以貌取人，谁料像张良那样貌似美女的文雅之士，竟有如此显赫功绩？
有关张良的功绩，留侯庙中有一对联写着：“壮士奋挥锥，报韩已落秦皇胆；大王烦藉箸，荣汉终函项羽头。”这是相当好的一个概括。
张良原本姓姬，祖父和父亲担任过韩国五代君王的丞相。韩国被秦王嬴政灭了之后，张良便过着流亡的生活。那时的张良不过是二十来岁。对于亡国之恨，他是处心积虑要报仇的。后来在齐地找到一位能够挥动一百二十斤（约等于现在的60kg）的壮士，便与他合谋刺杀秦始皇。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这里的“盗”指的就是张良和铁椎壮士。
《留侯世家》则载：“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
原来秦始皇经历荆轲行刺之后，更加小心防范，即使出游，也多安排副车。因此秦始皇出游时，整个队伍是浩浩荡荡，非常壮观的。张良虽然观察良久，还是判断错误，让铁椎壮士抛出铁椎时，只是打中副车，没有击中始皇帝。对联说的“壮士奋铁椎”后，秦皇落胆，指的就是这点。秦始皇虽然大规模搜索十天，还是捉拿不到刺客，岂不“落胆”？张良所以行刺秦始皇，为的就是报答祖国——韩。
后来，张良投靠刘邦，为他设谋击败项羽，打下江山。
“大王烦藉箸，荣汉终函项羽头”则是表扬张良成功协助刘邦取下项羽的头。大王，指的是刘邦。箸是筷子，何以要借用大王的筷子？
原来在汉三年时，项羽在荥阳层层包围了刘邦。刘邦非常担忧害怕，便和谋士郦食其商量如何削弱楚霸王项羽的力量。郦食其给出了一个策略，刘邦信之，便委派郦食其去执行。
不久，刘邦在进食的时候，张良进来拜谒。刘邦便告知张良这个计划。张良听了，便借用刘邦手上的筷子比划，成功劝阻刘邦执行郦食其的建议。形势就如张良一再的说法——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当时听了张良的分析，吓得把口里含着的食物吐了出来，直骂：“竖儒，几败而公事！”“而”是你的意思，“而公”就是你爸爸，就像今天方言所说的“令伯”。可见刘邦听了张良的劝告后，是多么的紧张，马上撤销计划，最终才得以消灭项羽的势力，成为汉代开国君王。这一切，还得归功于张良。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8/08/2009
2011年5月5日星期四
【104】听马来教授谈古代文化
前些时候参加了一个在职培训课程，主讲人是重金礼请过来的大学教授。
这位教授是马来同胞，生活历练丰富，足迹踏遍全球，见识很广。
或许就因如此，他在课程中主讲的内容脱离了主题，更多时候是与大家分享他的生活经历和想法。
他说：“还没有到大学执教之前，我有近十年的时间是在雪隆一带开设补习中心。我教中学生英文和马来文。我的学生八成是华人。其实我发现，以他们的程度，根本就不需要补习，但是他们却来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他们要学习学校课本上学习不到的知识，而我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我上课的时候，我没有根据学校的教材，我和他们谈语文，也谈历史、谈宗教、谈文化。他们都很感兴趣。最叫我惭愧的是他们上了我的课后，会表扬我知道的中华文化比他们自身知道的还多。”
其实，说到这里，他并没有惭愧的颜色，反而是很自豪！
他是有自豪的条件，因为他的确懂得不少中华文化知识。
他知道中华文明的起源在黄河流域；他知道如果不是秦始皇的霸主气概，中国谈不上统一；他知道马来族群其实也是来自中国南方，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他知道中国地广人多，方言数不清，就是因为秦始皇的贡献，中国人有了统一的语言……
我听了，感觉到惭愧的人应该是我，不是他。
惭愧并不是因为我不懂这些知识，而是耻于我们的年轻一代竟然不懂。大都市的青年比较好学，会自掏腰包去听课，即使是用另外一种语言来学习自家文化，却还算是恶补了。可是，其他地区的华裔子弟如何？有多少个华裔子弟已经抛弃了祖先的珍贵文化遗产，而麻醉在科技产品之中？
再说，听别人告诉我们，其实是一种取巧的方法。要走近古人，了解古人的智慧，又岂能不踏实下些功夫？取巧，往往要得到错误的信息，简化了古人的思维。
四处演讲的学者更加要时时自我警惕。俗讲往往只会让自己俗化，把知识给简单化、线条化，忽视了个中该进一步思考的细节。大师级的人物，他们不会多讲，他们对个别的问题，都要求钻研深刻。他们不会把重大的问题给简单化，强求统一，把一切大而化之，草率作出概括和总结。
这位教授就缺少了大师的风范。他在讲述古代文明时，表扬了中国和印度文明。然后他谈了秦始皇的贡献，慨叹印度没有出现始皇帝，所以语言不统一。他说古印度南北有很大的不同，单单人种就有分别，北印度的是白皮肤的，南印度是黑皮肤的。他们的文化有异、语言也不同，所以开创的文明也不一样。说着说着，他又跳回中国。“中国也一样，北中国的人种，其实和南中国也是不一样的……”
我眼睛一亮，抬头看着他。可惜，他没有发现我的反应。
我依然惭愧。
惭愧青年不好学，也不知如何学；惭愧学者在他们打造的文化氛围里迷失了方向，越发俗化。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8/07/2009
这位教授是马来同胞，生活历练丰富，足迹踏遍全球，见识很广。
或许就因如此，他在课程中主讲的内容脱离了主题，更多时候是与大家分享他的生活经历和想法。
他说：“还没有到大学执教之前，我有近十年的时间是在雪隆一带开设补习中心。我教中学生英文和马来文。我的学生八成是华人。其实我发现，以他们的程度，根本就不需要补习，但是他们却来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他们要学习学校课本上学习不到的知识，而我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我上课的时候，我没有根据学校的教材，我和他们谈语文，也谈历史、谈宗教、谈文化。他们都很感兴趣。最叫我惭愧的是他们上了我的课后，会表扬我知道的中华文化比他们自身知道的还多。”
其实，说到这里，他并没有惭愧的颜色，反而是很自豪！
他是有自豪的条件，因为他的确懂得不少中华文化知识。
他知道中华文明的起源在黄河流域；他知道如果不是秦始皇的霸主气概，中国谈不上统一；他知道马来族群其实也是来自中国南方，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他知道中国地广人多，方言数不清，就是因为秦始皇的贡献，中国人有了统一的语言……
我听了，感觉到惭愧的人应该是我，不是他。
惭愧并不是因为我不懂这些知识，而是耻于我们的年轻一代竟然不懂。大都市的青年比较好学，会自掏腰包去听课，即使是用另外一种语言来学习自家文化，却还算是恶补了。可是，其他地区的华裔子弟如何？有多少个华裔子弟已经抛弃了祖先的珍贵文化遗产，而麻醉在科技产品之中？
再说，听别人告诉我们，其实是一种取巧的方法。要走近古人，了解古人的智慧，又岂能不踏实下些功夫？取巧，往往要得到错误的信息，简化了古人的思维。
四处演讲的学者更加要时时自我警惕。俗讲往往只会让自己俗化，把知识给简单化、线条化，忽视了个中该进一步思考的细节。大师级的人物，他们不会多讲，他们对个别的问题，都要求钻研深刻。他们不会把重大的问题给简单化，强求统一，把一切大而化之，草率作出概括和总结。
这位教授就缺少了大师的风范。他在讲述古代文明时，表扬了中国和印度文明。然后他谈了秦始皇的贡献，慨叹印度没有出现始皇帝，所以语言不统一。他说古印度南北有很大的不同，单单人种就有分别，北印度的是白皮肤的，南印度是黑皮肤的。他们的文化有异、语言也不同，所以开创的文明也不一样。说着说着，他又跳回中国。“中国也一样，北中国的人种，其实和南中国也是不一样的……”
我眼睛一亮，抬头看着他。可惜，他没有发现我的反应。
我依然惭愧。
惭愧青年不好学，也不知如何学；惭愧学者在他们打造的文化氛围里迷失了方向，越发俗化。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8/0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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