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6】圣婴断奶图的启示

又是新生到师范学院报到的季节。

我还没有接触过这班新生，但是听说他们比过去的学生更加娇嫩，依赖性更强。有者在报到后缠着父母亲，迟迟不让他们回去；有者经常因为想家而哭泣。

这是时代使然。大陆民间谚语说“你们是吃蜜糖长大的”，指的是新一代在优异的环境下成长，没有了吃苦的耐力，成了“骄”与“娇”的一群。这种情况，在我国亦然。

想到这样的新生代，我不期然想到柯勒乔（Correggio,1494-1534）的名画《圣婴断奶图》。画中的圣母玛利亚依然是一贯的慈祥形态，怀中的圣婴却露出疑惑的眼神。这是因为母亲这次不是哺乳，而是手握一只梨子。圣婴要面对抉择了：母亲的乳房，还是手上的梨子。歌德曾对此作注脚：“它追溯到人类的最早时期，也面向着人类的未来。”

人总是要成长，成长的一个最重要分水岭就是“独立”。最低层的独立就是能够自己动手做一些东西，其次是起居可以不依赖他人，再上则是学会独立思考懂得自我判断，最高境界则是陈寅恪先生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提到“骄”“娇”的新生代，蔡鸿生《仰望陈寅恪》一书中收录了《学风、学位和学问》一文，里头说：“身上一有‘骄娇二气’，就会‘批评不得，表扬不得’：批评了他就跳起来，表扬他就软下去。我在历史系多次跟研究生讲，我们不要把别人的鼓励当真，不要把别人的批评当假。因为，任何鼓励，既然‘鼓’字当头，必定在程度上会加码的，而只有加码才会起‘鼓’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不能全盘接受鼓励。至于不要把别人的批评当假，那是因为许多批评，为了让对方能够接受，都打了折扣。‘批评不得，表扬不得’，滋长了‘骄娇二气’。在目前这种环境下，尤其值得警惕。‘骄娇二气’，意味着弱智，智慧不够才会骄上加娇。一个人有了‘骄娇二气’，他的身上就没有任何忧患意识了。前人讲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明朝末年也有志士仁人发出呼吁，说‘都道是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何不说救安救乐观世音菩萨’！过于安乐，就要出事。”

陈先生文中呼吁新生代要“戒甜”，不要一直生活在安乐中。治学更加是如此，不可以只图学习简单的、肤浅的、易学的。唯有“从难从严”，才能培养起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

学生高中毕业，离家到师范学院就学，就该要“独立”。生活起居的独立不过是最基础的要求，假以时日，一定磨练得出来。学习上的独立则要靠自己不断纠正自己的态度，调整自己的步伐才做得到。

像师范学院这样的专科院校，学生学习更要独立，摆脱过去那种依靠老师、依靠教科书的学习模式，要能自学、多思考、多实践，才能积累到足够的能力与智慧，去应付未来职场上的挑战。

学院里的老师不是“保姆”，也不是“警察”，所以他们没有“全包生活起居”的职责，也没有“督促和监视”的义务。学院的老师更像是“摆渡人”，引领学生顺利过渡到对岸。

六祖慧能大师的“迷时师渡，悟时自渡”，更好的说明学习要独立的要诀。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07/2014

【344】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概念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来的。

1985年，邓小平会见美国一个企业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有人追问，这样岂不是走资本主义路线，邓小平便引述民间谚语说：“不管是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世人对邓小平后面那句话似乎更加熟悉，认为是他的名句。其实，中国今日有这样的经济成就和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起着引导的作用。

在邓小平之前的领导，在共产思想的前提下，灌输人民“平均主义”的思想，结果造成绝大多数的人都抱着“不怕不公、只愁不均”的想法。他们宁可共同挨饿，也不愿他人比我强、比我多。这种“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人人有份”的思想造成社会整体劳动效率十分低下，生产力水平当然也提不上去。

邓小平的策略是让一部分有才能、有能力的人通过合法的劳动先富起来，再由他们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理想境界。在推动这个策略时，邓小平应该知道可能会造成贫富差距的扩大，所以他强调：“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就这样，邓小平给中国的能人提供了发挥的机会。就靠着这些能人筚路蓝缕之功，短短20年后，我们看到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增强了不少，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这些情况是“大锅饭”，“大跃进”时代难以想象的。

近年来，我在全国各地的学校走动比较频密，接触的教师也越来越多。我发现我们的教育观也极需要建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点，积极去栽培我们的新生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师把工作重点都放在后进生身上，即使是官方，也是以后进生为主要的观察对象，许多教育策略也是因他们而设。这本来是无可厚非，但是过犹不及，太过专注后进生，就会忽略了优等生。

冷战时期，有一幅漫画给我很深刻的印象，画面画了五位高低不等的男士，最矮的最有笑容，旁边高的，有一把象征共产的镰刀已快要砍向他的头了。这是资本主义画家画的，是要嘲讽共产的“平均主义”是在人们高矮不齐的时候，把高人的头给切掉，以便和矮人一样高。他们不会想方设法去把矮人拔高，让他们和高人一较长短，他们走的捷径就是把高人弄矮，迁就矮人。这种表面的“平等”工程，其实是在摧毁优秀种子，让尖子也无法冒出头。

我们的教育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明白这点，请不要再为中小学华裔生的数学表现而鼓掌，因为在这样的课程之下，他们的表现还不达标才是怪事。

我国羽球坛要保持水平，是不能“公平”栽培很多杰出的球员的。只要有一个像“李宗伟”那样的能人撑着，就有希望，整体水平也可以不断保持。

在课堂教学上，教师也不该畏惧于尝试新方法。新方法最初采用，学生难以跟上是很正常的。倘若教师一味以大多数人为重，迁就他们而放弃新方法，就等于在还没有尝试之前就剥夺了学生可能学得更好的机会。新方法实行时，先带动一小批人，让他们先富起来，逐渐就可以扩大影响，带动其他的学生。

把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吧，教师们！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06/2014

【342】一定要当愤青？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英国有一批青年作家和评论家对当时西方社会的种种现象感到不满，于是在作品中就表现出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他们的批判性强，言论对于社会主流语言而言相对极端，甚至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他们以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和肯斯理•亚弥斯（Kingsley Amis）为代表。伦敦的皇家宫廷剧院（Royal Court Theatre）的文宣推荐奥斯本的新著时，引用了1951年出版的列斯里•保罗的书名《愤怒青年》（Angry Young Man）来形容奥斯本。自此，“愤怒青年”就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在网络时代开始后，“愤青”一词也流传开来。最初这个名词用在网络的论坛上发表激进文字的少数人群，随着互联网的扩展，这一小部分人招引了网民的目光，逐渐壮大了队伍，产生“网络虚拟个体”与“现实实在个体”的扩大化趋势。

网络还诞生了“中国愤青史”网站，把愤青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走上街头的行为愤青；一种是摇动笔杆的文化愤青。他们发布宣言说：“这是一个精神失语的时代。因此，愤青行为也显得尤为可贵。其实当愤青并不难，只要进入了青春期，对现有社会秩序产生这样那样的不满，感到自己的幸福愿望没有满足，愤怒了，就会成为愤青。”

我国近年来也因为网络普及，以及对国事的不满情绪日渐高涨，于是在网上也诞生了不少愤青。

愤青不是贬义词，言论自由更加不是坏事，但我们还是要关心这种自由发言所衍生的问题。

六四刚过，1989年的事故再次引起讨论。我在社交网上看到几乎都是批判中国政府的，要他们道歉，更有把中共妖魔化的，如“和一个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工作多年的朋友提起我国一些华人对巫统和中共的矛盾态度，我对他说我觉得中共比巫统‘可恶’得多……云云。我不知道这样的发言，目的是什么。

老报人张木钦先生也凑热闹，他说：“又是六四，转眼25年。一个中国人挡住坦克车的照片，传遍世界，把六四事件定格。这张照片可以两边看。这里看去，那个中国人有惊人的勇气，敢以肉身挡坦克。从那边看来，军队很克制，看到有人就停车，没有碾过去。支持民运的肯定夸大，官方肯定淡化。真相什么时候才出来？”这样的言论反而让我会去思考问题。

史学家傅斯年曾说：“历史研究应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其实，岂止是历史研究该如此？我们治学也是被这样训练出来的：“治学要符合科学，就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八分材料不说十分话。一切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夸大也不遮掩。”可是，在言论极端自由的今天，人人都有对群众的发语权，我们是不是也该坚守“一分材料一分话”的精神？说自己经过求证的话，不说自己不熟悉的内容，做个对自己的言论负责的人。

说是很容易的，但误导群众，迷惑群众，哪怕是有心或无心，我想这都是一种过错。何以我们不能采取更谨慎、更科学的态度发言，让网络的言论净化？

再者，我们也该注意我们的言论可能造成的影响。在这方面，我就很佩服中国老一辈的学者如何看待那凄风苦雨的文革。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叫做安心立命，什么叫做对自己对社会负责，更体会到学者何为！何必一定要当愤青？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06/2014

【341】到底不是陶渊明

2014年3月号的的《文史知识》收录了一篇解读杜甫《春夜喜雨》的文章——怎一个喜字了得。

作者说杜甫一生有两首“快诗”，一首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另一首就是《春夜喜雨》。这叫我颇感意外，却又难以苟同。

“快诗”之说出自杜诗专家浦起龙，他在《读杜心解》说：“生平第一首快诗也。”这是因为杜甫为人严肃认真，经常忧国伤时，形象难以和喜悦快乐挂钩。李白曾作《戏赠杜甫》戏谑，其诗曰：“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杜甫自己也自嘲：“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丝不苟的生活态度溢于言表。

《闻官军》却一反常态，诗歌情感奔放，难掩痛快欣喜之情，所以被称为“快诗”。此诗作于763年，正是安史之乱平息之时。前一年，唐军在衡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汴等州，叛军头领纷纷投降。翌年，又传来叛军首领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的消息，杜甫听闻后，欣喜若狂，恨不得马上回乡，所以写下：“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王嗣奭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引）确实是一语中的。

《春夜喜雨》却不至于如此。《春夜》是杜甫于761年在成都草堂居住时所作，诗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诗歌用了拟人手法，细致地描绘了春雨的特点和成都夜雨的景象，热情地讴歌了来得及时、滋润万物的春雨，的确是一首传神入化的咏雨诗。陈贻焮教授说：“诗人居然把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和‘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写得这样真切入微，可触可感，其艺术表现力之强，只有王维《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差可比拟。……摩诘写夜雪，少陵写夜雨，各臻其妙，但都能在难下笔处写出水平来，足见他们功夫之深。”

可是，这并不能说明《春夜》就可以媲美《闻官军》的“快”。陈教授的《杜甫评传》说：“这年自春至夏，老杜还创作了许多以正常心理状态，常规表现手法反映生活风貌的诗篇。”诚然，如果这场及时雨就把杜甫之“快”拔高到《闻军官》的境界，那是太过的。这时期杜甫写的《遣意二首》《漫成二首》都是杜甫心情较好，愉快之下写出的作品。

陈教授概括这时期的诗作说：“处在跟陶渊明相近的生活环境，思想感情容易跟陶渊明相通，作起诗来，不觉就有点五柳先生的味道和派头，超然物外，不欲与俗物为伍，这只是老杜当时村居生活和精神面貌的一个侧面。”然而，杜甫到底不是陶渊明，所以很快地又“春来常早起，幽事颇相关”（《早起》），杜甫的“幽事”并不是“采菊东篱下”的写意，而是“帖石防隤岸，开林出远山”的为民生忙碌。

因此，我觉得《春夜喜雨》虽是欣喜之作，却不能把它的意境拔高到等同欢欣战争结束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8/06/2014

【340】叶公好龙吗？

《中国成语大会》总决赛，评委郦波教授评述了“叶公好龙”这个成语。他说：“叶公在历史上是伟大人物，是中国最早的水利专家，如今使用这样的一个成语贬低叶公，真是历史冤案啊！”

郦教授所言甚是。“叶公好龙”这个成语的故事背景是：“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夫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故事收录在刘向的《新序•杂事五》。

其实，我们一看故事，就知道这是虚构的，怎么会有龙出现，而且还会因为有人欣赏他，所以亲自下凡拜访，还把仰慕者给吓坏？就如教授所言，历史上的叶公的确是了不起的人物，这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的事实。然而何会传出叶公好龙这样的一个典故？

有趣的是，很多翻案文章都写得似是而非，叫人发笑。例如有一篇《叶公好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说：“其实身为西汉大学问家的刘向也不过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把孔子弟子子张偶然编造的一则神话、寓言当作实有其事来传播，根本歪曲了叶公。”

作者肯定了刘向是“西汉大学问家”，可是对这样的“大学问家”却少了几分的尊重。刘向在汉成帝时，曾受命参与校理宫廷藏书，校完书后写了一篇简明的内容提要，编成《别录》，这是中国最早的目录学专书。《别录》著录图书603家，计13219卷，分为6大部类、38种，每类之前有类序，每部之后还有部序，叙录内容包括著者生平思想，著书原委，书的性质，思想评论，学术源流剖析等。这样的学问家会拾人牙慧，人云亦云？

再说，《新序》这本书是刘向在校书之余，把所读到的故实汇集成篇的。该书的编撰意旨，《汉书•楚元王传》载：“（刘向）采记传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 陈法戒。”可见这一部“故事书”是要劝谏皇帝的。明乎此，“叶公好龙”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么？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这不是统治者常有的心态么？再说，谏书以劝谏为目的，读者不会去管历史事实吧？叶公好龙流传了两千余年，谁曾认真去探讨谁是叶公了？但是因为叶公的“好夫似龙而非龙”的启示，却是发人深省的。

《究竟》一文还说：“此说的始作俑者并非刘向，而是孔子著名弟子子张。……是子张为了达到讽谏的目的，施展了艺术手法和虚构才华, 既不惜歪曲他们师生的好友叶公的形象, 更想不到两千年后谬种流传至今。”这个说法也不耐推敲，欠缺文献学的知识了。

刘向其实写的整段文字是这样：“子张见鲁哀公，而哀公不礼。托仆夫而去，曰：‘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子高好龙……今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非 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这是不见于儒家典籍的“轶闻”，后世对此多批评子张好利想当官，所以才编撰故事骂人。其实“子贡、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哪里会那么坏？我怀疑《太平御览》收录这段文字，前面的三个字“庄子说”更可以告诉我们事实是什么。这恐怕是儒道相争时相互诋毁的文章之一。故事与子张无关。刘向见了而加以收录而已。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1/06/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