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修顿悟”系列之94
30/10/2020
2020年10月25日星期日
【273】教育不能脱离实场
博士是学位，教授是职称。我有博士学历，但不是教授，人家称我教授，我会很尴尬。教授薪酬很高，他们是大学的中坚分子，必须遵照大学制定的标准做出学术贡献，例如每年在核心期刊发布多少篇文章，带多少硕博生等。我不符条件，不够资格。
若说本地人因陌生而混淆，中国教育界不可能如此吧？好些中国朋友都称我为教授。澄清后却觉多余，因为他们是“故意”的。他们觉得我在高校任教，一边传授教育理论，一边又可以直面儿童，进行教学。这是比较罕见的。我喜欢这样的判断。不是因为帽子够高，而是因为他们点出教育的真谛：理论和实践必须并重。只说不做和盲从瞎干差别不大，知行合一才是王道。
在南京留学时，同学笑说学了屠龙之术，以后恐无用武之地①。所以，回国后我便申请马大教职，希望持续学术工作。事不从人愿后，我安下心来，希望做好我的职责——培训好新一代教师。
这一“安心”可不得了，我百分百投入教育了。我太太失去了陪她逛超市的伴侣，孩子失去了带他们去海边戏水的父亲，他们身边却多了很多活力十足的教职员。从课内到课外，我和学生的话题就是如何把教育工作做得更好②。我说、我写，我身先士卒，我和他们一同钻研教材、分析课例、反思教学；我们回顾、检讨、也展望，但最终一定化为实践，应用到教育现场去。
虽然偶有机会转换跑道，从事行政或监察的工作，但我都不愿意。总感觉我们的制度会让当官的远离教学实场，离开学生实际的需求更远。我不想离开教育的最前线，远离学生。
师范学院早期有个制度，讲师要定期回学校教学，体验实况进展。我去过八打灵育才和关丹士满慕执教。这是很好的一个制度。后来甄选的县教育厅专科培训官员（SISC+），应该也有这样的要求。管行政的若保持上课的实战经验，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或许会缩到最小吧？
注：
① 我学的专业是古代文献学，这在国内是相对冷门的。加上当年还没有那么多大专中文系，我们的专业恐怕难以派上用场。我又是带艺从师的，在教育界已经服务10余年，所以会有这感慨。
②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中国的何捷老师在台上揭我们的底牌，他说：“我和黄博、光宏同住一个单位，昨晚我没有说多少话，一直在观察这两师徒。他们一直在聊天，但是话题除了教育，还是教育。太无聊了吧？”
《星洲日报·东海岸》25/10/2020
2020年10月18日星期日
【272】教育不是追寻个人的成功
“老师，我在平面和电子媒体都看到有人批判您的教育观①，您为什么不反驳？”
“是吗？举例说说。”
“说您是不学无术的专家②？”
“不要太敏感。那肯定不是说我，因为我从不以专家自居，哪怕人家叫我教授，我也要澄清，教授是职称，我不够资格。”
“质疑您不是教育学博士，却领航华文教育③。”
“这个说得对。我脸书用猴子头像，是自嘲‘山中无老虎，猴子当大王’。其实老虎是有的，只是他们比较忙，无暇参与更多事务，我这廖化只好站出来。心里是忐忑的，所以自嘲猴子。我也期待有合格的人选来领头。”
“引用您说的话，驳斥您说母语不教听说，只重阅读④。”
“我编过课程，也编订大专教材，写过数百篇教育文章，讲过数百场教育讲座，都是有迹可查⑤。我是这样倡导吗？可能演讲中话语去得太尽，被误会了，我会更加小心。”
“这话题引发很多人附和，参与批判⑥。”
“很好啊！带起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大家讨论。不要把它看成是针对我。”
“您的学生也参与讨论。”
“我看到，很精彩！双方的话语和观点多有启发，值得思考。人生不是竞技场，没必要处处设立辩论台；放下输赢的追逐，才能吸取更多养分。教育和学术是有差别的，教育以学生为本，“以美为手段，以善为目的”帮助学生成长，教师个人的成功不重要，能成就他人才值得高兴；学术则以课题的思辨为本，追求真，要不断虚心探索，越挖越深。我兼具这两个身份，有时得不断调整以顺应需求，我还在努力寻求平衡。”
“学生受教。”
“还有两点补充：一是我们的语文观一向以实用为目的。不但教学是如此，现实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能接受批评，要善于择取对自己的实践有帮助的观点，不要只为争胜负而画地自牢。要慎防被自己的同温层所欺骗。二是我们长期参与教改⑦，要学会从容面对外在的阻力。要改变，一定会面对反弹，自己的心态要调整好，要不然分分钟会气馁。不要有理所当然的心态，也不要卷入无谓的斗争。人家是砍柴的，我们是牧羊的，情绪化的争议是在偷走人家的时间，耽误别人的正事。多花力气做实事，落实自己的信念，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想法的正确性，远比争辩要有意义。这才是师者情怀！”
注：
① 萧悦宁《听说读写不可偏废》
② 脸书“中文教学”帖文
③ 脸书14/07/2020 帖文
④ 同注①，之前的例子岔开了。
⑤ 我有幸参与师范课程的编订，师范课程长期来都有一门课称听说教学。我给OUM编写小学华文教学（HBCL2103）.我的文章，可以参看我的博客“吾所好者”，例如“不要只是回答问题”指出回答问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听说教学，我是有说过西方国家的“母语教育”是literacy，注重教读写，但却没有否定听说，可参看“不要再赶课了”。至于演讲的记录则在法情论坛的多个版位报道，如“母语应该这样学”。
⑥ 我们所尊敬的杏坛前辈吕立民校长最近在脸书发帖谈论语文教学主要是教言语形式而不是学习文本内容，底下引发的讨论颇精彩。由于有些人没有脸书账号，无法看到，这里的链接是法情论坛的。
⑦ 国家的教育政策也不断修订，Transformasi Sekolah (TS25)是当前的重点工作之一。
《星洲日报·东海岸》18/10/2020
2020年10月16日星期五
2020年10月10日星期六
【271】强行灌输的价值观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王玲写了一篇《小狐狸卖空气》的童话故事①，被出版社收录在一年级语文课本②。我国也曾收录在三年级的华文课本③。
故事大意是小狐狸离开家乡到城里玩儿。城里的空气太污浊，让他生病了。医生劝他要多呼吸新鲜空气。于是他回到翡翠山谷，家乡的新鲜空气让他一下便复原了。推己及人，他把新鲜空气带到城里去，治好了熊奶奶的哮喘，也让河马先生、兔宝宝健康了。小狐狸因此开了新鲜空气店，门庭若市，连市长也来了。小狐狸的一句“把翡翠山谷搬来”让市长得到启示，把城市变成了森林公园。小狐狸不必再卖空气，他的店改卖玩具，成了儿童乐园。
大陆的课文基本上保留了原貌，只是长文缩短。改写的是高手，加入了一些儿童文学的重要元素。例如小狐狸回到家乡，看到的是“绿绿的树、青青的草、红红的花”，最后在市长的带动下，城里也有“绿绿的树、青青的草、红红的花”，这样的重复，给小读者留下印象，也方便引发思考。
我们的课文也改写。最后一段说小狐狸卖空气，赚了大把花花绿绿的钞票，有了钱，他不遗余力地推广植树运动，净化了城市。
对读这两个文本很有意思。中国的是一贯的社会主义，人民性很强；我们的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特色，自己要先上了岸才好助人。
教科书的影响很大，孩子的思想往往就建基于此，加上授课老师的推波助长，便形成了个人的社会价值观。我对这点是持反对意见的。我始终相信教育应该是潜移默化的，让儿童在广泛的阅读中自己去建立价值观，而不是把成人的意愿强加在儿童身上，代替了他们的思考。
像上述的改写，大部分教师都看不出问题。“先上岸才助人”（已达达人）本就是我们的常态思想。有了常态，其他的就变态了。有这样的思想，就难怪社会的志工难找到年轻人；好人好事都由大老板来担当了。社会醒觉的工作，不是人人都该承担的吗？
又如教科书经常强调父母不该只顾工作，一定要多陪孩子。只有家长多陪伴的子女才幸福。我们可曾想过有很多孩子不是那么幸运，父母是真为了生活而奔波，教科书的价值会不会让子女感觉自己不幸福？乃至被迫要存钱买父母的时间陪伴？
注：
① 原文：小狐狸卖空气
② 课文收录在人教版（2001）一年级下册《语文》第六单元第18课。
③ 见小学三年级华文课本（2012）第12单元，马来亚文化。
《星洲日报·东海岸》11/10/2020
2020年10月9日星期五
2020年10月4日星期日
【270】要教思想吗？
罗大佑《之乎者也》这样唱：“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都曾经这么说，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还俏皮地用闽南语哼了一句“我不知道”，以表示时代青年与上一代严重脱节，无法继承香火。一代不如一代的慨叹，很多人都经常性地发出。不过，罗大佑思考得较深刻，他进一步问：“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
是的，既然我们认为今不如昔，可有认真想过该怎么做？要他们回到以前显然不切实际，且有刻舟求剑之嫌。他们有他们的成长背景和条件，怎么可能回到过去？城市人不可能每天再到河边捉鱼，治安不宁下更不可能让儿童自由跑动。
对这点认识越深，越有心想做点事的，往往却做出南辕北辙的事。教师普遍上都苦口婆心想“教育”学生，灌输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姑不论是不是有效，我们对他们灌输的价值观的正确性还会提出质疑。
教师该不该灌输思想是教育的一个争议点。据悉西方国家是不接受的。他们认为教师只是“授业”，不该“传道”；教师执意要这么做，那就法庭见。早期东马人对西马教师也抱谨慎的态度，不要教师传太多道，只教书就好。
我是支持这样的观点的。譬如有5岁的孩童在游乐园中看到我的孩子要和他们一起玩滑梯，便号召其他同伴离去，原因是“不要和吃猪肉的”一起玩儿。也试过小小孩对着我唱童谣，要我回唐山。我能怪他们吗？这个纯洁的年龄是不会这么想的，他们的价值观明显受到大人的荼毒。我们的民族关系紧张，就是有些成人不断在灌输错误的信息，不顾后果。各族都有这样的“长者”。
教师可以启发和引导，却不可以强制灌输。教师该是个具反思力的人，不但检视自己，也不断观察时代的需要，断不可把自己当圣者，把自己的价值观传授给新生代。
先入为主的思想，足以毁掉孩子的一生，也破坏社会的和谐，岂可不谨慎？
《星洲日报·东海岸》04/10/2020
2020年10月2日星期五
【佛90】马大佛学会教会我的
1985年的某个傍晚，我家外面突然来了两名访客——马大佛学会的正副主席，理学院的李秀珍和医学系的邱德明。我是租房的，无法好好招待他们，只能坐在外面沟渠旁的石墩聊天。他们的目的是献议我提名竞选85-86年度主席一职。
这是1984-87马大佛学会三届主席的合照。左起余菊娇（86/87）、李秀珍（84/85）、黄先炳（85/86）
我问他们我凭什么有资格竞选？他们说看我组织发起大专佛青生活营，是绝对有这个能力。我再说马大佛学会是以英语为媒介，我的英语很不灵光。他们说没有关系，我会有个很强的副手，医学系的。那为何不直接叫他竞选主席？他们说他考虑比较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未来的趋势，马大佛学会会以华语为媒介，我来担任主席正好是过渡。
就这样我被说服了。他们又交待一些事情：马大佛学会是接引大学生学佛的，不要分派系，不要只是亲近一师一道，要让会员有机会接触不同源流的佛教大德。我们的喜好，不等于是团体的喜好，凡事要以会员利益和学会的未来考量。
的确，我们后来走的路线也是如此。尤其是每周五的佛学讲座，主讲人涵盖各个源流，中英文都有。银禧庆典时，我们请校长翁姑阿兹来开幕，他一下车第一句话就问：“这是佛学会。是哪个传承的？”(Which school of Buddhism you all attach to?)一旁的心光马上接口说：“我们就是佛教，没有固定传承。”（We are Buddhist Buddhism, no sectarian）
这是我离开太平后，学习到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个人的喜好和偏向，不能作为团体的走向依据，要恒顺众生。强制他人跟随，只会弄巧反拙。
我的副手Andrew的确很强，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处理。他不谙华文，却鼓励我们多办用华语交谈的活动。佛学会内部的活动，大多都是他在带领。至今我都还记得他开会时说话的声音。后来我发现我们的任期恰逢马大佛学会25周年（1961-1986），提出系列庆典计划，他因学业较繁重没有参与，我才亲自领航。
这是马大佛学会1985/86理事初上任时的合影，居中的就是Andrew Wee。
因为这个大型活动，我们号召了更多人才参与。其中一位曾经活跃于马大学生会的学长，因为女朋友是佛学会理事，也参与我们的行列。他办活动经验非常丰富。我们担心银禧庆典的重点活动——马大佛学会之夜的演出。他说：“这有什么担心的？这是汇集了群体的一个终点活动，将发生什么就自然会发生，何必操心？”他和我们到泰国旅游，在朱拉隆功大学（Chulalongkorn University）和佛学会交流时，我身为主席没有致辞，只让旅游团主席致辞，结果被他狠狠教训，说我不失责，忘却我的身份代表着一个团体，甚至一个国家。
我们这届理事还有个很重要的共识：不会要大众资助我们“修行”，乃至去旅游。那时大学生组织“考察团”“参访团”非常普遍，真正目的其实还是旅游。大家会向社会人士和商家募捐，寻求赞助。佛学会却坚持不这样做，不说泰国旅游团是自费，25周年庆典，我们也靠到商场卖书签挣钱养活动。
“我们何德何能”这个观念也一直提示我，即使日后，有人代表团体去参加什么修行活动，我们也不赞助经费。修行是个人的事。
“渐修顿悟”系列之90
02/10/2020
马大佛学会1961年便启用的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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