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国庆月闭幕式，请来了新闻部特别事务局的长官前来演讲。主题是马来西亚建国史，目的是激发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敬畏，提高爱国意识。

可是，莫名其妙的是这场讲座更像是政治讲座。有关人士借题发挥，蓄意抨击某个政党。最叫人愕然的是谈到马来亚共产党时，不但把马共当成首号敌人，而且连带的还要抨击共产思想是罪恶的源头。

共产思想有何罪恶？据他的说法，恶贯满盈的马共当年借用“人民”的名义做幌子，什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都是政治谎言。言下之意，毛泽东当年倡导的“（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假如我自已有时间，让我写出一本小说来，我一定要把作田的、打铁的、挖煤的……都写成英雄豪杰”，都是政治领袖用来愚弄人民的幌子。然后，话头一转，他批评现在也有政党借用“人民”为幌子，愚弄一些无知的人，造成国家乱象。

唉！怎么这官员对首相那么不尊重，违反首相倡导的“人民为先，绩效为重”的一个马来西亚理念？

对这样的讲座，我不但不感兴趣，而且还要同情这些自认很有口才的领导。我们是谈历史，谈国家，谈理念，不是在为政党宣传，不要在神圣的教育学府拉票搞政治。

“人民为先”的理念绝对是正确的，要不然共产党也不会在中国执政。
探索源头，人民为先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更早。

至圣先师孔子就是一位倡导民本的先锋。他倡导的民本思想，以“仁”作为情感基础，从“爱人”出发推广出去爱一切；以“富民”作为经济诉求，强调治国得先富民；以“德”作为政治理想，个人德行建立则国家治平；以“有教无类”作为教育主张，推广平民教育。

被视为儒家学派奠基人的孟子，对民本的思想有更鲜明的旗帜。他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更是惊世骇俗的言论。人们以为孟子是拥护君权的最有力者，孰不知他认为如果人君无道，人民大可反之，改立明君，不必遵守愚忠。

孟子从夏桀、商纣覆灭的历史经验中，总结了天下得失的根本原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民心向背，决定着政权的兴衰，决定着国家的兴亡！天下之得失，在于能否“得民”，能否得民又在于能否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所以孟子提倡谁得到了民心，就可以得天下。这一点，毛泽东印证了。未来的国家领导，也必须面对这个现实，谁敢说人民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尤有进者，孟子在《梁惠王下》还说在决定重大课题上，国君不能只听近臣和诸大夫的意见，应该要遵循民意，以国人的意见当作基本的依据。这些观念，在在都显示中国传统思想是有民主性的因素的。政治斗争是政治人物的把戏，万勿鄙视人民的力量。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3/10/2010

【156】我们的语文是满大人？

我们今天使用的华语，在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英文世界呢？普通话被定为中国官方的语言之后，英文直接就用Chinese Language。可是，中国学界对这个名称似乎也不太同意，因为中国语言非常复杂，五十六个民族各有其语言，汉族的方言也多不可数。因此，也有人主张直接使用Hanyu的。

中国崛起之后，汉语的使用面越来越广。中国官方甚至加紧“对外汉语”的研究，以使汉语更加普及。我国马来友族当然也知道汉语的重要性，也加紧步伐学习汉语。但在名称上，一些领导不太喜欢用Chinese
Language，而更倾向使用Mandarin。我想这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就像一些人主张马来西亚语应该称为马来语一样，我国华人社会当然也不接受mandarin，坚持称“华语”为Bahasa Cina。

一些同道中人更以Mandarin是清朝时称呼满大人为由，抗拒使用。

“华语”该如何称呼？我想这个还待当官的去决定，本文只就Mandarin一词作一些说明。

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季永海先生曾经在一篇论文中指出：“英语mandarin一词原意不是‘清代北京官话’，不能把它音译为‘满大人’。该词来自葡萄牙语，最初是葡萄牙人对中国官员的称谓，其意为‘指挥、命令’，后来引申为‘官话’。”（《满语研究》2008年第1期）季先生长期从事满语教学与研究，他的研究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其实，把Mandarin当成满大人，是赵杰先生在其《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一书中提及（2000:103）。赵先生说：“mandarin是从清代开始外国学者对汉语北京话的一种习惯称法，它实际上是汉语‘满大人’三字的音译，‘满大人’显然指的是满清朝廷和从龙入关的旗人,但作为大清贵族‘满大人’和作为汉语共同语的北京话有什么内在联系呢？有清以来的汉族和满族似乎都没有十分在意这个问题，倒是‘旁观者清’的欧美语言学家早就注意到了满汉关系中的语言替换现象，得出了清代以来的汉语北京官话就是清朝旗人说的满式汉语的初步印象，从而用mandarin代表北京官话广泛传开。”
季先生的文章驳斥了以上论点。

根据词典，mandarin一词来源于葡萄牙语，其意义是“指挥、命令”，起初是葡萄牙人对中国官员的称谓，后来引申为“官话”，也就是某个时代的普通话。在中国古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实行回避政策，官员不能在原籍任职，于是办公务时就要使用一种被各地人都听懂的语言，这就是“官话”，mandarin一词就这样传播开来。

根据文献，mandarin一词的使用，早至16世纪中叶。1583年, 在澳门宣扬天主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主张使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宣教，他就明确指出该用“官话”(mandarin)。从这里知道，1644年才入关的满族，是无法和“官话”扯在一起的。

如果今天有人主张“华语”是“官话”，也就是官方语言，你接受不？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6/09/2010

【155】常见书也有真理

我在讲“生命教育”时，喜欢引用洪兰教授的一段文字助讲：

“我的孩子在美国念五年级时，有一次带回一本《少年小树之歌》，这本书让我很感动，大意是说，一个印第安孩子跟着他祖父长大。每日随着祖父去打猎、捕鱼过日子。祖父并不多言，但是每一句话都是人生的历练，他们上山去猎野火鸡时，祖父只取他们所需的。虽然有六只火鸡掉入陷阱里，祖父说取两只，放走四只，年年都有火鸡吃，如果取六只，四只放在冰库里，你长大就没有火鸡吃了。简单一句话，把杀鸡取卵的短视与严重后果，马上教给孩子，使孩子得以从先人的经验中，取得他生活的智慧。”

洪兰教授因此发出慨叹：“我们现在都是小家庭，父母忙着赚钱谋生，孩子缺乏有人生经验的老人教导，如果孩子自己又不读书，不能从书中把别人的经验内化吸收成自己的。那么这个孩子，很有可能长大会成为自私冷漠的人，因为他无法设身处地去感受别人的感觉。”

我很赞同这说法。不自禁地也对西方人的现代教育方式发出由衷赞叹。环保意识，万物和谐的观念，就是这样自然的灌输，西方人的社会敏感度可真高啊！

可是，那天讲班固《汉书•货值传》时，看到这么一段文字：
“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蟓鱼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备也。”

我不禁自惭形色了。天！这段话不正是印第安祖父的话么？“育之有时，而用之有节”，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话。草木未长成，不得任意砍伐；鱼鸟未长大，不准蓄意捕猎。古人不是有“顺时取物”，“顺时宣气”的想法么？

《汉书》是常见书，我怎么就没有留意到而抑古扬今了？书读得少，读得不精啊，怎能不惭愧？

由是而想起孟子对梁惠王阐述“五十步笑百步”的道理时，不也说过：“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孟子的意思是要使各方人民真心诚意前来投靠，就得让他们安居乐业，生活无忧。如何可让人民无忧？君王得让人民在农业生产的季节从事劳动耕作，还不准用密网到池塘里捕鱼，任意在不当时期进入山林砍伐。这样人民就会有吃不尽的谷梁、捕不完的鱼虾、茂密的树林。这不正是万物和谐的环保观念么？

再往前推，《周易》也有“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的说法。这些名句都在在告诉我们要顺应天时，化育万物，而且要让万物得以尽其功用。

是我没有充分向古人学习，是我少读常见的古书，以致知识贫乏。这是叫我感到深深惭愧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9/09/2010

【154】迈入了小说时代

法国大百科全书在“中国小说”条目中说：“《儒林外史》是一部最优秀的讽刺小说。”

什么是讽刺小说？

黑格尔说：“一种高尚的精神和道德的情操无法在一个罪恶和愚蠢的世界里实现它的自觉的理想，于是带着一腔火热的愤怒或微妙的巧智和冷酷辛辣的语调去反对当前的事物，对和他的关于道德与真理的抽象概念起直接冲突的那个世界不是痛恨就是鄙视”，“以描绘这种有限的主体与腐化堕落的外在世界之间的矛盾为任务的艺术形式就是讽刺”。

简单的说，如果“举世皆睡我独醒”，醒着的人敢于本着“痛恨”或“鄙视”去揭示、批判、谴责沉睡的人，是一种勇气；倘若进而用艺术的手法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感受，乃至暴露客观世界的种种丑态，从而达到讥刺批判的目的的，则是深谙“讽刺”之术了。

鲁迅对《儒林外史》的价值判断是准确的，他说作者吴敬梓是“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中国小说史略》）撰写这部小说。的确，吴敬梓是以其淋漓酣畅的文笔、冷峻锐利的透视，把科举制度下醉心功名利禄的读书人的丑陋面貌揭发出来，让读书人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的无耻和堕落行为，暴露无遗。他就像个雕刻高手，时而在细节上下功夫，时而又集中安排在正面的描写之后，层层精细的镂刻，多层次的烘托渲染，把人物可憎可哀的一面勾画开来。

吴敬梓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对世事人生表达了他的看法。

然而，要如此撰写当世毕竟是一件危险的事。所以，吴敬梓要自我表明其创作意图是“述往事，思来者”。所谓“往事”，他说他所写的读书人是从元末明初开始，讫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止，前后历时约250 年的人和事。其实，眼利的读者都看出《儒林外史》所反映的生活时期，不仅是有明一代，也包括作者生活的时代，即清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作者为了避免惹祸上身，才以“述往事”来代替“论当今”。

“述往思来”的写作观念，由来已久。例如司马迁就是以这种心理撰写《史记》，他说：“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

所不同的是，司马迁是“撰史”来“述往思来”，吴敬梓则是通过“小说”来达到同样目的。历史要符合真实，不能杜撰；小说是文学，可以想象，可以创造。在这方面，小说占据更大的优势，就像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可以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加以夸张，更加集中的描绘人物，使其达到更尖锐和辛辣的效果。因此，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虽然不是历史中的真实，却是现实中会有的实情。

鲁迅说：“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 就可以谓之绝响。”其实，讽刺小说并没有成为绝响，他本人就是其中一个传人。

古人以诗抒情述志，也以史述往思来，今人可能更加偏向以小说达到这种目的。

我们期待当今之世，也有类似《儒林外史》般的“述往思来”之作面世，也许是《杏林外史》，也许是《政坛别传》。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2/09/2010

【153】闻过则喜，改过不惮

“闻过则喜”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原文作“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说的是子路的美德。有人前来指正您的过错，您因此而感恩高兴，这不是优秀品德么？为什么“有过则喜”变成“闻过则喜”？这是因为孟子下一句说“禹闻善言则拜”，把两句话糅合在一起，“闻过则喜”独立使用则不会产生歧义。否则犯了过错还沾沾自喜，那还得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错并不可耻，因为若肯改过，还是会受万人敬仰的。所以古人总结为“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

与朱熹齐名的宋代理学家陆九渊把这种美德讲得更彻底。他在给傅全美的信上说：“过在所当改，吾自改之，非为人而改也。故其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改过，本来就是该尽的本分，不只是迎合他人的要求。陆九渊把改过扩充为三个层次：其一，不怕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要闻过则喜；其二，要“不讳”，知道错了就不要自欺欺人，找借口掩饰；其三，要坚决地改正错误。“不惮”用得特别有意思，错了，还要不害怕？是的，是要不怕别人不断非议、不怕丢面子、不怕改过的困难。改过了，就是好汉一条！

历史上不乏“闻过则喜”的经典故事，我们且看看其中两则故事。

《战国策》收录的《邹忌讽齐王纳谏》是千古美文。文章说齐威王听取臣子邹忌的建议，广开纳谏之门，“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结果是“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于是齐国大治，“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这篇文章，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气度非凡、宽大明智、精神高尚的君王形象，事隔几千年，读了还叫人振奋。

《国语》里收录的《召公谏厉王止谤》也是千古美文，但是内容却和《邹忌》极端相反。西周的厉王因为残暴，引起国人议论。召公好意劝谏，厉王不但不听，还派人到街头监督，滥杀诋毁者。结果是国人不敢在街头议论，见面只是用眼神互相示意。厉王因此而高兴，还向召公示威，说自己已经有效控制言论。召公再度劝谏，他还是不听。结果三年后，厉王被人民推翻，流放到彘地去。

文章记载了召公劝谏厉王的精辟言论：“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中国当代作家臧克家先生读罢这两篇文章，曾写了《纳谏与止谤》一文。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作负责工作的领导同志，在言行方面有明显的缺点和错误，文过饰非，怕听逆耳之言，一听到正中要害的话，立即火冒三丈，像阿Q听到别人说他头上的疮疤一样。有的甚至对批评自己的同志，打击报复，仗势凌人，以冰棍对付热情，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全成为过耳东风。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贻误工作，伤害同志，最后，自己也难免于垮台。”

进入网络信息时代，“纳谏”更是无所不在，个人主页、部落格、面子书、社交网站、论坛……讨论个人得失，评论是非对错，俯拾即是。我们是否该遵守“闻过则喜”、“纳谏则兴，拒谏则衰”的法则？还是，我们继续效仿周厉王般，堵塞言论？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5/09/2010

【152】一篇小说，两种看法

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是诗歌和散文。与西方文学恰好相反的是，小说和戏曲历来不受古代文人重视，被贬为“街谈巷语”，排除在正统之外。正因如此，小说的写作具有更强的随意性，作者也因此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唐代传奇被视为是中国古代小说成熟的标志。这时期的作者，创作小说带有明显虚构和严加修饰的意图，是自觉性的写作。宋代学者赵彦卫说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云麓漫钞》），实是很高的评价。因为他认为唐传奇已经具有史家的褒贬精神，也具有诗歌美刺的文笔，可以论议大道，直抒人生。

当代学者卞孝萱先生则开创一条新的研究路线，从传奇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文史互证，用传统的“以意逆志”的方法去探索作者的写作意图，以更明白作品真正的意义。这样的探讨可以深化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做更精准的解读。不过这种研究法却不为一些学者苟同。那些直接从文本入手，强调客观的写作成果，不论作者主观意图的研究员，认为这种研究法将削弱作品的艺术价值。孰是孰非，恐怕还得看各家搬出的研究成果才好下判断。

我让学生精读唐传奇《霍小玉传》，除了让他们一窥唐传奇的特色之外，也因为这篇小说有很多评论，可以协助我们了解学者研究此小说的切入方法，踏入治学门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卞孝萱先生的《<霍小玉传>是早期“牛李党政”的产物》（《社会科学战线》，1986），以及关四平先生的《唐传奇<霍小玉传>新解》（《文学遗产》，2005）。

《霍小玉传》是唐传奇的代表作品，所写的是李益与妓女霍小玉的爱情悲剧。李益初与霍小玉情投意合，二人同居多时；后来李益上京当官，另娶表妹卢氏，与小玉断绝关系。小玉思念成疾，忿恨李益负约，立誓死后必为厉鬼报复。果然，李益娶卢氏后并没有好日子过，因为猜忌而休妻，“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显然，作者是通过霍小玉的悲惨命运寄予同情，谴责负心郎的无情。明代汤显祖还把这个故事改编为戏曲《紫钗记》。

卞先生看准作者蒋防是唐代词章家，平日讲究美刺、褒贬，写小说时，自然不会全然抛开这些优良传统。于是希望通过对作者背景的探讨，帮助读者理解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他通过大量的史料发掘作者属于当时的李德裕集团，而故事主人公李益则是牛僧孺集团的人。因为朋党之争的关系，因此，作者有意通过小说揭露李益的真面目，精心刻画李益“重色”和“负心”的缺点，用以打击对立集团，并有意无意间写入己方人物的立场，借以自我表扬。如果用今天的价值观看，这种手段是很卑鄙龌龊的。

以研究《三国演义》出身的新一代学者关四平先生企图以文本的阅读，提出新的看法。他认为主人公李益是迫于客观压力而“负约”，并非主观感情上的“负心”；小说的重点是挖掘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后面的社会文化原因，而不是着重批判个人道德方面的问题；而且小说女主人公的痴恋，实是“至情”追求的集中表现，是对真爱的弘扬与对婚姻的超越，是对不平社会另一种形式的抗争。

可见，欣赏小说，有多种方式，不必拘泥一隅。想要探索作者之意，还是用读者之心来鉴赏作品，诸君自有选择权。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08/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