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7日星期一

【160】教育不可太功利

最近媒体报道了一名优秀生申请不到医学系的事件。虽是每年都发生的事件,但这次换了新政府,官方的回应值得关注。教育部副部长以优秀生的“面试”失败作为解释,似乎只是表面的原因,没有深入问题的核心。

副部长一再强调大学现在采用绩效制,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条件最佳的。其实,大学放弃固打制收生已实行近20年了,并非现在才执行。但“你有张良计,我有过桥梯”,教育部随着接过原本是各国立大学(IPTA)开办的预科班课程(Matrikulasi/Asasi),在国内开设了17所大学预科班学院(Kolej Matrikulasi)①。预科班学生不必再考高等教育文凭(STPM)。他们的课程设计、考试制度、考卷批改都直接由相关大学负责,教育部只负责招生。由于直接与大学的课程接轨,国立大学当然优先录取这些学生。根据维基百科的信息,有70%的热门科系如医学、药剂、牙科、法律的学生来自预科班②。这个数据若属实,则中六的学生要凭成绩进入这些科系的机会将更小。“僧”可真的是太多了!

政策上的问题我们小民无能为力,在等待高官改良制度之余,我们还得做更全面的思考,多加考虑新生代的的前途。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观念有必要顺应时代做出调整,过去拼成绩、抢热门科系的时代已经过时了。我读大学的时代,据悉只有马大开办法律系,每年只录取100名学生;现在私立大专林立,法律系毕业的学生通街可见。从正面角度看待,这是良性的竞争,社会更注重真才实学,而不是只看文凭与身份了。法律系毕业的也不一定有工作。

其次,可以出人头地的职业再也不是过去的那几份工作了。美国10多年前便预言未来的10大职业是眼前还没有出现的,而今天排在前面十大的工作则是过去10年未曾出现的③。过早为自己定下往后的职业,然后穷半生精力去追逐,这种观念不但跟不上时代,还把自己的前途给堵死。教育本来有无限的可能。

再次,教育政策中过早挑选学生就读指定的科系的做法也该检讨。许多心智还不成熟的学生被挑选上了,跟了课程一些时候才发现这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可惜发现已经太迟,没有回头路了。这样的制度培训出来的“人才”,岂是社会所期待的?我们的教育似乎缺少指引学生内省的内容,以致很多高中毕业生还不知道要为自己的未来作何选择。

教育不该如此功利,该回归到本质,注重培养孩子们的能力,让他们提高自觉,了解自己的兴趣所在,洞悉自己的长处,不断开拓和发展各自的潜能才是。“长宜子孙”的匾额不该再悬挂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之中。

注:
①教育部开设15所预科班学院,另2所是吉打居林和瓜拉尼兰的玛拉学院开办。
https://www.moe.gov.my/index.php/my/soalan-lazim/bahagian-matrikulasi-faq
②维基百科马来文版针对这一项曾于2018年8月12日更新。
https://ms.wikipedia.org/wiki/Matrikulasi_di_Malaysia
③ The top 10 in-demand jobs in 2010 did not even exist in 2004, and 65 percent of today’s grade school kids will end up at jobs that haven’t even been invented yet.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5/01/three-ways-to-fix-our-broken-training-system/

《星洲日报·东海岸》26/08/2018





2018年8月19日星期日

【159】百日维新

戊戌政变(1898),维新派变法只能维持百日;我国变天(2018),希盟胜选百日,一切仍待维新。大众给新政评分多看竞选宣言的落实,我则关注他们对部门人选的委任,因为这里潜伏着的是一种希望。庆幸的是,到目前从部长的委任,到各个重要机关的长官,都有任人唯贤的新气象。

当中还是有些新人不太称职。例如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资源部长西维尔对山埃采金的课题的回应,就叫人大失所望。部长完全漠视民间曾做过的斗争,也不知其内情如何,便奉行“拿来主义”,以属下部门的报告来回应询问,显然没有做好功课。

民众对新政府的期盼是以他们的魄力去改变那个已经近乎进化成化石的旧体制,以及改善那在运行上充满弊端的机制。为此,他们应该主动去了解实情才能重新规划调整。我们不想看他们搞民粹,也不要“披上黄袍”忘了初心,一切只听部门的报告。俗话说“兼听则明”啊,部长大人!

教育部长是当中头脑比较清醒的一位新领袖。他上任后,多次突击视察学校,希望借此了解学校的运作。可是,他的私访不知为何变成公访,高调的结果引起反弹。连番折腾后,他屡屡出错。某次在国会回答有关师范学院(IPG)转型的问题时,竟然说现今教师希望拥有的是学士文凭(Degree),师范学院提供的文凭班(Diploma)已经过时,需求量锐减造成一些学院得转型云云,直叫知情者扼腕!

师范学院转型已经十年,华社不知情可以原谅,校长不知情有点说不过去,部长不知情可就呜呼哀哉了!

前些时候我们学院举办一个活动,请部长大人来闭幕,邻近的院长蜂拥而至。结果来的是部长代表,令大家大失所望。蜂拥而来的目的是把握机会见部长陈情,以让他了解何谓IPG。叫人纳闷的是,何以大人物要见部长也那么难,为何部长又不主动见在第一线服务的代表,以获取正确的信息?

新政府该有新气象!我们要的不只是一群新面孔来掌权,我们更希望这批新面孔可以利用“新”的气势进行体制与机制上的改革,让各机关良好操作,造惠人民。不过,在还没有行动之前,我们希望部长们放下身段,走访民间,不要只相信固有“权威”的说法,广泛搜集更多可信赖的信息,才能革故鼎新、调整步伐、稳健迈进!

《星洲日报·东海岸》19/08/2018

2018年8月12日星期日

【158】总得有人另辟蹊径

给中学生读《世说新语》的新亭对泣①,对王导在众人为国破山河在而哭泣时的反应,深有感触。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很多时候就是要有人逆向而行、另辟蹊径,才可以成就大事业。楚囚对泣不但于事无补,还显示出自家的窝囊废。

在大陆留学期间,对前辈学者的风范也深有谛悟。那些在文革期间被下放田间的,虽然失去了人生最珍贵的时光,平反后却不提往事。问起那段地狱般的岁月,他们只是淡淡地说“过去了”;再问,他们说:“已经那么多人说了,再说也不过如此。” 是的,再说也不过引起自己的不平衡,何苦再蹉跎岁月?我的太老师程千帆先生就是其中一个另辟蹊径者。平反后就以“我要教书”“我要带学生”“我要写作”来弥补那失去的二十年。果然二十年后,他栽培的学生成了当今学术界执牛耳者,他的著作也成了新学术界必读之作②。

早前我为马佛青的弘法人员培训班讲课时,以《佛在人间》的说法谈到释迦牟尼佛的另辟蹊径,宁可舍弃“王位”(世俗的说法就是放弃荣华富贵)出家修成大智者,并不纯粹是修道目的,还有解救族人,解放迦毗罗卫的意图。有学生听了“大受打击”,说破坏他对释尊的美好形象。其实那是因为他神化了佛陀之故。迦毗罗卫是不是“国”还是问题,何况它地处憍萨罗和摩羯陀之间,豪强争霸的时代,地位肯定是危如累卵,分分钟会被灭。在这样的背景下,悉达多太子可以做些什么?印顺导师说“这使释尊痛心众生的自相残杀,而有别辟坦途的必要”③是正确的判断。

而今看着华社为统考的问题兜兜转转,我也深有感触。问起“受承认”的实质意义在哪儿,逾半数人说不清。有人说是关涉到我国华文教育的前景,那恐怕是把问题夸大了。没有特殊的情况,独中会继续存在,统考也就会持续进行。统考文凭受外国承认,可以据此读大专,其价值明显。不受我国政府承认,不过是无法当上公务员(2012年起,统考文凭可进入师范学院),少了一个选择而已。一定要执着“公务员”这条路,而改变独中的办学方针?

反之,华小、国中华文班、师范与大学中文系都面对着林林种种的问题,如何把这些问题处理好岂不是首要问题?为何我们就不能把精力放在这里,而要随过气政客起舞,逼新官走向死胡同?

改朝换代是大事,要如何破旧出新更是头等大事;面对这样的历史转型时期,我们却抱着旧观念,该如何面对呢?我们期望的是另辟蹊径的做法,以期开创出一番新格局。若只要新亭对泣、谴责文革、神化圣者,我们就只好在社交媒体扮演莽张飞的角色,“给我继续骂”好了!

《星洲日报·东海岸》12/08/2018
注①:《世说新语》新亭对泣原文: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注②:1978年夏,南京大學匡亞明校長聘請程先生擔任該校教授,舉家遷往南京,生活環境和工作條件都有很大改善。程先生開始了新的學術生涯後,為了把過去20年浪費的光陰奪回來。他發奮地工作,12年間(1990年5月程先生宣告退休,實際上退而不休還在工作)他帶出一批批博士、碩士研究生,著作、編輯、整理了十多部書籍,無論在培養人才上,還是在古典文學的研究上,他都作出了突出貢獻。(https://kknews.cc/history/jqlkz6e.html)
注③:印顺《佛在人间》,台北:正文出版社,1971,页1-10

2018年8月5日星期日

【157】你有自由使用语言的权利

那是97之前的旧事了。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郑良树老师回国,应邀给我们讲个专题。讲座结束前他说了个题外话。他批评港督居心不良,铺天盖地宣传香港人有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用人权来宣传是堂而皇之,但用意明显,是要香港人离心,留个棘手问题给中共。

“你有自由使用语言的权利”这句话居然成了多少个午夜梦回时惊醒我的代号。我不知为什么,潜意识感觉这是很可怕的一句话。

20年后,我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号召,到处宣说母语教育的重要,台上台下也常传来“有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的质疑,说我们的母语其实是方言,不是中共的普通话。矛盾吗?梦魇竟然成了圣训。

该说“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后的领悟是不一样的,我已从愤青的激情走向务实的步伐,实事求是地在做着人类文明的传承工作。请不要胡乱给我贴什么胶的标签。

近日有部长用粤语发言,有讲华语运动的主席提出反对,结果激起涟漪连连。紧跟着,重视人权者开始在网上用方言发帖,也有重视乡音的人说方言消失后,广东烧腊、客家扣肉、福州光饼、福建虾面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普通烧腊、普通扣肉、普通光饼,颠覆了大家的三观。

说来惭愧,如果不是在南京住上三年,我还真是井底之蛙。自小会说多种方言的我,以为很厉害了。当南京的同学拿起手机和家人联系,所讲的话我竟然一句也没有听懂,仿佛到了另外一个国度。中国同学大多都会说家乡话,即使说普通话也夹杂着乡音。“并存”原来就是那么自然不过的事。强如秦皇汉武,都无法把一个语言灭掉,只能要求书同文,无法做到说同语。

一个民族肯定需要发展共同语言,但这并不等于放弃个别使用的方言。我们在担心什么?如果那么重视方言多过共同使用的“华语”,须知我们该要兼顾多少方言吗?总觉得我们的社会有个怪现象,喜欢救亡多过继承。或许救亡容易打造英雄,继承只算是因袭,所以大家比较热衷救亡?

把“华语”当成是中共的,是子虚乌有的事。 “共同语”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就有的观念,一脉相承下来,很不可思议,却又铁证如山。从诗经到乐府,再从唐诗宋词到元曲,韵文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如果没有共同语,韵文怎么可能流传,历代又如何能够赏析?创作者若非有“共同”的观念,继往而开来,数千年的文化要如何传承,韵文乃至韵文之外的文章又要如何传递?

中国历史上不乏政治失利的时候,可是汉语文却不间断的流传下来,是什么原因?不外就是社会秉持共同语的观念使然。这不是政治力量可以决定的。抛弃书写共同语的“传统”,损失的又岂仅是一个语言,还包括这个语言承载的文化资产、智慧结晶。

好好珍惜“华语”,把它视为民族的共同语言。如果您喜欢,当然可以自由使用您熟悉的方言,甚至用它来进行创作,但请不要质疑华语的地位。在马来西亚,华裔已经沦落为少数民族,我们经不起再内耗,上演正宫之争。

《星洲日报·东海岸》05/08/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