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6】唐三藏与心经

《心经》是流传极广的佛教经典，它的汉译本很多，一般藏经收录有7个版本，而在方广锠编的《般若心经译著集成》则收录了18个翻译版本。在众多的汉译本中，以唐三藏玄奘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流传最为广泛，是当今寺院必诵经文之一。

何以唐玄奘的译本会脱颖而出，成为最受欢迎的经文？我认为这和唐僧取经的故事的流传大有关系。

唐僧赴印度取经本来是历史事迹，但是流传开来的却是文学性的叙述，这种叙述方式更加深入民心，影响更加广泛。要知道，佛教传到中国后，除了佛经的翻译推介之外，也产生了不少“灵验记”的辅教之书。就一般民众而言，高深的佛理和思辨的教义，是难以吸引他们的。他们更喜欢现实利益，例如今世的解危济困之道，或是来世的富贵荣华。因此，佛典的流传，除了严肃的经论以外，还会有种种通俗的灵验故事。这些故事的目的即彰显神迹，以赢取民众的信仰。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遗书有《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现存心经音写抄本的珍本。这个本子前面附有序文，略叙玄奘取经途中遇观音菩萨化身授于《心经》，其后唐僧每每于危难时皆靠诵念此经得以脱困。这篇序文起源很早，所以一般相信序文本身就是一篇叫大众起信的“灵验记”。

慧立、彦悰所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可能还是次生的灵验记。该书有这样的描述：“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得全去，即诵此经（《心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太平广记》卷92也载：“僧口授《多心经》一卷，令奘诵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行，魔鬼潜迹。遂至佛国，取经六百余部而归。其《多心经》至今诵之。”

《西游记》也敷演这个故事：第19回描写唐僧师徒经过浮屠山，乌巢禅师口传唐僧《心经》，并叮嘱他：“若遇魔障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其后，一路西行，唐僧就是常念这部《心经》，就如第93回唐僧所言，“《般若心经》是我随身衣钵，自那乌巢禅师教后，那一日不念，那一时得忘？”

“灵验记”的流传和影响是深远的。《心经》对于玄奘取经事业的帮助，根植人心。“或途经厄难，或时有阙斋馐，忆而念之四十九遍，失路即化人指引，思食则辄现珍蔬”，于是唐三藏和《心经》的关系广泛流传开去，对《心经》的神异妙用留下深刻印象。

借取经故事来衬托《心经》的神异，以达到流通佛经的目的，这是宣教的普遍手段。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固然朗朗上口、语言流畅、易记易背，但若无“灵验故事”衬托，恐怕也不会广泛流传。要知道，在玄奘翻译《心经》之前，支谦、鸠摩罗什也有译作，他们都是翻译大师，尤其是后者的译作，好些都是当今佛门课诵必备本，唐三藏译作要脱颖而出还真非绝对。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07/2012

【245】唐三藏最爱哭

唐三藏西行初始，孙悟空告知他坐骑被龙吃了，三藏的反应是：“既是他吃了，我如何前进？可怜啊！这万水千山，怎生走得？”说着话，泪如雨落。孙悟空一旁见了，忍不住暴燥，发声喊道：“师父莫要这等脓包行么？你坐着，坐着！等老孙去寻着那厮，教他还我马匹便了。”

黄风岭唐僧被妖怪捉了，孙悟空变成蚊虫儿，进洞里探看，“原来师父被他绑在定风桩上哭哩”。

在平顶山，有功曹告诉孙悟空有妖怪。孙悟空在唐三藏、猪八戒、沙僧询问时，心里却暗想：“我若把功曹的言语实实告知师父，师父他不济事，必就哭了……”

类似的情节在小说《西游记》中屡见不鲜。只要一遇到问题，或者被妖怪捉了，唐僧的反应就是哭，就连孙悟空都忍不住要骂他脓包。

其实，《西游记》中的唐僧是一代高僧玄奘，不但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地位崇高，而且还是影响中华文明进展的重要人物。小说中所写的唐僧, 与历史上的玄奘大师，简直是两个人，判若云泥。

例如“取经缘起”，小说与历史就有很大差别。小说写唐僧西天取经，是因为要给唐太宗分忧，应付朝廷启建超度法会的需要，并完成如来佛要传经东土的意愿。因此，唐僧西天取经，不过是充当西天如来与唐皇帝的使者。

可是，作为历史人物的玄奘，西行印度取经的原因与这有着根本的不同。玄奘出家后遍从名师，佛经读得越多对佛教教义的疑惑就越大。就如他告诉高昌王那样：“遗教东流，六百馀祀，腾、会振辉于吴、洛；谶、什钟美于秦、凉，不坠玄风，咸匡胜业。但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

这一段文字说明玄奘西行，是为了解除当时中国佛教所存在的种种纷争。他清楚看到翻译的文本多有歧义，因此立志西行探求原典。可见，玄奘西行取经完全是自觉的，既没有佛祖传经东土的神话，也不是大唐朝廷启建法会的需要。这样的动机与志向，就先凸显了唐玄奘的伟大。

即使是“取经结果”，小说也写得光怪陆离。到了西天，唐僧从此脱胎换骨，不再是肉身凡胎，回程也就变得轻而易举，由金刚护送，使阵风便送回东土。回到长安，唐僧升坛说法，空中却有八大金刚现身邀约，齐赴西天授职。这种俗知俗见，把西行大事简化成一个赛会，只要抵达终点就算完成任务，从此飞黄腾达，衣食无忧。

历史上，玄奘从西行取经到返回长安，前后费时19年。在印度的14年，他参访名师，学习梵文，并通过多次讲演和辩论，折服印度本土宗教师，可说是誉满天竺。过后，他带回657部梵文佛经。回国后，玄奘19年间不懈地从事佛经的翻译，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被誉为佛典四大译师之一。他所讲述，弟子笔录的《大唐西域记》更成为中印交通史中的重要著作，是研究印度和中亚、南亚诸国历史地理的珍贵材料。

这样的一位历史伟人，落到小说家手里，却变成了一位爱哭、偏听、是非不辨的脓包；虽然仍贵为“师父”，却是比不上弟子的糊涂师父。有人说《西游记》是要宣扬佛教教义的，从唐僧的形象塑造上看，您认同么？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2/07/2012

【244】文章的结尾

早期的诗歌，如屈原的楚辞，在结束前会有一段文字称“乱曰”。乱者，理也，表示总理全文大意，陈明题旨，是全文的结束语。例如《离骚》结尾说：“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乡？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意思是：算了吧！国内没有人理解我，我又何必思念着故乡？理想的政治既然没有人重视，我还是随彭咸而去。简单的一段话，把他先前写的文字作了一个很好的概括，说明自己的坚定立场！

司马迁的历史，写到最后，会来个“太史公曰”。例如给老子、庄子列传，结尾处说：“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短短几句话，说明老子推重“道”和“虚无”，顺应自然以无所作为来适应各种变化，所以他写的文章言辞旨趣微妙难懂；至于庄子则是离散道德，方言高论，但他的学说的根本还是在于顺应自然。

早期西方的寓言如《伊索寓言》，在故事结尾处也会有点题的一句话。例如大家熟悉的《北风和太阳》，北风猛刮不但不会令行人脱掉衣服，还把衣服穿得更紧；太阳温和的照晒，反而使行人主动脱掉衣服，跳到河里去泡水。最后点题说：温和的说服胜于武力的震慑（persuation is better than force）。

上面的例子都是正面的，让我们看到文章在煞尾时，如果有个很好的概括，将起着画龙点睛之效，不但让人总结先前所看的，还让人有意外惊喜，突然惊觉原来作者要说的是这么一回事！

可是，文章的结尾如果不好，却会破坏文章的美感，影响读者的审美意识。

最近我在上公开课时，引导小学生进行文本对读，学生的反应就给我这样的感觉，叫我深深感慨我们的教材缺乏张力，无法拓宽文学思维空间，让学生的思维自我设限。

例如《我们靠自己》一文，写小蜗牛埋怨为什么要背负又重又硬的壳，妈妈给他一番解释后勉励他说：“我们不靠天，也不靠地，我们靠自己！”文章如此煞尾，已经有足够的力量，读者会因此受到启发鼓舞。可是，我们的课文偏偏要加上一段文字说明小蜗牛听了妈妈的劝导后，恍然大悟，庆幸自己有壳！不但画蛇添足，还局限了学生的思虑。

再审视其他篇章，谜语诗竟然要以“小朋友，猜一猜，是什么”来结尾，仿佛不这么问学生自己就不会主动去猜那样；爸爸讲了一句有道理的话，小朋友要点头附和，表示自己很同意爸爸的话……

这样的结尾，徒使学生轻易草率就做结论，不会扣紧课题进一步考虑，渐渐养成懒惰思考的习惯，错失许多提升智慧的机会。

好的文章结尾是画龙点睛，不好的文章结尾是画蛇添足。

《星洲日报·东海岸》15/07/2012

图片取自网络

【243】不要把儿童当小大人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往昔的欧人对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不同；倘不先得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儿童为本位。”

诚然，在人类文明史上，儿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不被重视。不管是西方的把儿童视为“成人的预备”期，抑或东方把儿童当成“缩小的成人”都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导致成人往往用心良苦，以自己过往的经验教育孩子，希望及早让他们学会当“大人”，结果往往上演揠苗助长的一幕，摧残了儿童幼小的心灵，扼杀了儿童丰富的生命力。

最早呼吁人类重新认识儿童，把儿童当儿童看待的是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他在其经典著作《爱弥尔》中说：“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他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他的地位；应当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儿童看作儿童。”

卢梭在书中提出了两个革命性的观点：一、儿童是与成人全然不同的存在个体；二、对儿童，要进行自然人的教育。前者开创了新时代的“儿童观”，后者则开创了近现代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观。

卢梭的“儿童观”主张儿童就是儿童，而不是小大人。儿童的心理是独特的，他们的想法也是充满创意的。如果我们不懂尊重孩子们独特的想法，强行以大人的心态去强迫他们接受大人的想法，结果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

卢梭认为“为了不可靠的将来而牺牲现在，使孩子受各种各样的束缚”的教育是“野蛮的教育”；这种“时刻向往如此渺茫的未来，而轻视可靠的现在”的教育观，卢梭直斥“简直是发了疯”！教育者没有把儿童当作儿童，就不会给他们发挥自由意志和创意的机会。被锁定在一个又一个的框架里的儿童是可怜的，毫无生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们身心的发展。没有创意的新一代，人类的未来也就渺茫。

儿童期本就是人类个体生命周期中的起始阶段，是不依赖于是否被人发现而客观存在的事实。卢梭的儿童观，开启了人们的眼睛，做到实质意义的启蒙教育。儿童概念、天性、潜能的发现，不仅为卢梭的儿童观奠定了历史地位，对今天的教育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把儿童看作儿童”的观点，启迪了诸如裴斯泰洛齐、康德、杜威等近现代教育家。西方教育家自此以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儿童的兴趣、特点上，开展了以研究儿童世界为核心的现代教育观。

我们很纳闷的是为什么今天竟然还有人为了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源，倡导提早让儿童入学，以便早日离开学校踏入社会工作。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历史的教训，怎么都放着不管，而宁愿蓄意摧残儿童，赔上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机运。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思维？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8/07/2012

【242】当杜甫遇上莎士比亚

我在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时，提及了西方的启蒙运动。有人深不以为然，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不可两相对比，徒增混淆。

记得在南京大学读博时，系主任莫砺锋教授某次上课时突然问：杜甫和莎士比亚，谁先谁后？我们都不敢抬头，因为没有想过把这两人放在一块儿。莫老师跟着说，有一年面试，他就是用这个问题问申请研究所的学生，结果发现绝大部分考生都不会回答。莫老师说这就是我们的弱点，视野不够广阔，对文学问题的思考面还没有彻底打开。

从历史看，杜甫和莎士比亚肯定是不会相遇的。但是他们毕竟各代表着一个时期的文艺思想，必有其共通之处。莫老师承续程千帆先生治学的方法，寻求“文艺学与文献学的完美结合”。程先生曾经说过：“拿搞文学的人来说，我们最注重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材料，称作文献学；另一个是对作品本身的艺术思考，叫做文艺学。真正好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将文献学与文艺学两方面相互结合、渗透、协调在一起所取得的。在材料上要考证清楚，尽量使它没有问题，靠得住；在艺术分析上，要深入到作家的内心世界，将它发掘出来，成为一般读者可以感觉到的东西。”在艺术的分析方面，程先生强调要敢于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切入，以展现作者的心灵，就如他曾用校勘学、训诂学、语法学乃至物理学等方面的知识来解决问题。莫老师曾经研究西洋文学，当然在思考面上又多了一个选择。

坦白说，要像程、莫等先生做到治学的这个高度，实在不容易。我自觉阅读面不够宽，思考度不够深，还难以从各个学问领域攫取理论以说明文艺创作。但对于材料的考证，却一直不敢马虎，力求精准靠得住。

最近一位朋友经常引用“狼孩卡玛拉”的故事来说明人类言语的发展有个关键期，错过了这个关键期，就难以掌握言语。我对此倒是有点担心。因为在阐述这个观点之前，必须先有确保资料的准确性。

狼孩的故事发生在1920年。当时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山村里，人们在打死大狼后，发现狼窝里有两个女孩，大的年约7岁，小的年约2岁。后来她们被送到一个孤儿院去抚养。小的在第2年就死去，大的一直活到1929年。孤儿院的主持人辛格在他所写的《狼孩和野人》一书中，详细记载了这两个狼孩重新被教化为人的经过。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活下来的卡玛拉经过7年的教育，才掌握45个词，勉强地说几句人话。因此，有人因此作结论：人类从出生到上小学以前这个年龄阶段，对人的身心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在这个阶段，人类发音系统逐渐形成比较稳定的神经通路，以后要重新改变，非常困难。因此，长期脱离人类社会环境的幼童，就不会产生与语言相联系的抽象思维和人的意识。

虽然有了结论，但是资料的来源长期以来却被人们质疑。有研究发现辛格是为了增加孤儿院资金而编造“狼孩”的故事；也有研究表示女孩出生时已经有智力发育障碍，辛格有意隐瞒。

文献如果不可靠，我们建立再完美的结论也将会是徒然。因为文献一旦被发现不可靠，一切就会像釜底抽薪般燃烧不起来。掌握好文献，最低限度也能立于不败之地。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1/07/2012

【241】端午节话屈原

何振森居士趁端午节写了一幅字给报馆刊载，字范引用《离骚》的“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这句话是屈原骂楚国群臣的，表面意思是“天下万民所喜欢的、所讨厌的，各有不同；楚国这些人尤其有异于大众”。原文下来还有两句：“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幽兰”是香草，把它挂在腰间自可芳香宜人；偏偏这些“党人”不挂幽兰，独沽一味，爱上“艾”草，把它插满腰际。这是讽刺楚国群臣当时狼狈为奸，不分善恶，只会互相吹嘘，以丑为美。

我把这幅字放上网，有人回应：“吃粽子是纪念屈原。端午节在商朝就已经存在了。因此端午节并不是纪念屈原。”这说法很有趣，大有商榷之处。

其一，端午节起源极早，并非在商朝才有。“午”在古代与“五”通用，端是“初”，所以端午就是“初五”。不过，“月惟仲秋，日在端午”，月亮在八月十五最圆，太阳则在五月初五正立中央，这是古代天文观察成果。“日在端午”指的日子是“五月初五”。今天我们用的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夏至”，是在公历6月21或22日，这一天太阳在北半球的至点，特别炎热。可是，唐人韩鄂对“端午”的解释是“日叶正阳，时当中夏”，意思是端午是“夏至”，太阳处于正阳位置。古人对“正阳”之日多有忌讳。先秦文献中常见人们憎恶“五月五日”，把它视为“凶日”，所以当时的习俗，多有在这天驱邪的。《大戴礼记》载：“五月五日畜兰为沐浴”，就是“辟邪”的习俗；屈原也说“浴兰汤兮沐芳华”，可见在屈原之前人们就已经“庆祝”五月初五端午节。

中国历法相传始于夏朝，所以称“夏历”。根据夏历，寅月为岁首（正月），按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排列，五月就是“午月”，端午就是“五月初五”。种种迹象显示，“端午”作为节庆该可推前至夏朝。

其二，粽子并非为了纪念屈原而有。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载：“俗以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可见在东汉时期，吃粽子的习俗是在端午至夏至这段期间，并不是“吃粽子纪念屈原”。西晋时人们才把吃粽子的习俗固定在端午节。周处《风土记》云：“仲夏端午，烹鹜角黍……以菰叶裹黏米煮熟，谓之角黍。”角黍就是粽子的别名。梁代《续齐谐记》写了一个故事，说屈原投江后，人们常以竹筒贮米投水祭拜。后来屈原化身告诉人们，所祭之物皆为水底蛟龙所吃，当用练树的叶子包裹，再系以五色丝，这样他才吃得到……小说家之言往往深受民间喜爱，粽子与屈原关系从此流传开去。

其三，说端午节早于屈原投江之前而有是正确的，但是说端午节不是纪念屈原却有待商榷。端午节的习俗是一种文化现象，是逐渐积累而成形的。最早出现的端午习俗当在夏以前。后来楚地人民以端午节为依托来纪念投江自尽的屈原，并且把许多本来就有的民俗（粽子、龙舟等）都附会到他身上，赋予了“端午节”一个新的意义和活力。随着时日的推移，这种说法广为中华民族接受，内涵也日愈丰富。端午节纪念屈原已不再是楚地的一个习惯，而是中华民俗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表现出来的传统；而与他攀上关系的屈原则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

我们应该看到节庆积累的文化内容和含义，不该轻易推翻和否定这种文化现象。因此，我觉得说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日子是绝对说得过去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 24/06/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