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8】用西西弗心态办教育

西西弗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因为犯错被天神罚他推石上山，可是大石登顶后复又滚下，让他始终徒劳无功。然而，西西弗给后人的启示，却不像吴刚被罚在月宫伐树那样，只是犯错而被罚。西西弗扣押死神，使人类不再面对死亡；他迷恋大地的美，不愿回归冥界。这种敢于创造和追求自由的形象，是受后人尊重的。

法国思想家加缪更给西西弗赋予新的生命。西西弗的被惩罚，象征着的就是一种不可理喻的荒谬。面对这你无法改变的荒谬，人们该怎么办？加缪说：“生活着, 就是使荒谬生活着。而要使荒谬生活, 首先就要正视它。”因此，受到惩罚的西西弗有了新的生命。他依然推着巨石上山，依然干着徒劳无功的事情。可是他发现了在他推动巨石时候的动力，那一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奇妙、动人力量。于是，西西弗也就荒谬地接受了荒谬的惩罚。

这样说，您是不是觉得很荒谬，很无奈？我觉得现实就是如此，所以我倡导教师要有西西弗心态，去面对荒谬。

钱理群教授有本书《做教师真难，真好》。他在书中提到当教师的“难”，因为他们要殚精竭虑地守望着教育，护持着生命；可是他也看到当教师的“好”，因为一旦看着自己辛苦培育的幼苗成长茁壮，又是多么快乐幸福的事啊！

有老师告诉我：“博士，我们都想做一个快乐的老师！”言下之意是现实不允许他们“快乐”。教育要让教师使学生快乐，但是现实却不要教师快乐，您说荒谬吗？又有一位老师说：“作为一名老师，我想让孩子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可是社会要分数，学校要分数，家长要分数。看着孩子们疲惫的目光，我痛苦；看着他们为了考试而读书，完全体会不到学习的乐趣，我更痛苦！”

朱永新博士也应该看到教育的荒谬，所以他说：“教师是一个冒险，甚至是危险的职业，伟人与罪人都可能在他的手中形成，因此教师必须如履薄冰，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和自己的学生走向崇高。”教师这个行业曾是人们崇尚的，怎么听起来反而那么荒谬？是的，教师在努力时，别人看不到，甚至还要因为细节给予指责；教师一旦犯错，便要成为众矢之的，被网民集体轰炸！

一位中国老师说：“（教师难做）并不是因为教育本体的困境，而是因为教育生态的险恶。险恶的教育生态使真正的教育几乎不可能，做真正教育的努力类似于以头撞墙，以卵击石，至于那些竭力要做真正教师的人想要抵达教育本体意义上的生命境界，就成了痴人说梦……”

我很同情这位老师的看法，“教育生态”的确太荒谬了！例如电脑本是促进文明的工具，可是一些掌握权力的人却可以让教师为电脑百般折腾，不但享受不到科技的便利，还让电脑成为他们最想砸的对象。有人统计过，当今教师要处理的任务，不下于100项。

然而，面对种种的荒谬又该如何？认命？埋怨？逃避？我始终相信生命的价值是我们自己来主导的。所以，面对种种的荒谬，我们也要像西西弗那样去面对它。教师有“西西弗的心态”，就会在工作上发现美，发现力量，让我们有继续做下去的力量。

我们都是西西弗，不要去盼望那个遥不可及的成功（其实也不会有成功的），但却一定要坚持搏斗下去！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5/10/2014

【357】当吴刚碰上西西弗

中秋节甫过，你在追忆奔月的嫦娥时，可有忆起在月宫伐树的吴刚？

吴刚月宫伐桂的故事出自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原文写道：“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砍之，树创随合，其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道有过，常令伐树。”

原来吴刚虽醉心修道，却不专心，惹恼了天帝，罚他到月宫去砍桂树。可是，这棵桂树还真神奇，眼看就要砍倒，却又自动愈合。就这样吴刚的工作始终无法完成，只好不断地砍伐下去……

无独有偶的，西方也有吴刚，不过他不是伐桂，而是推石。那是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Sisyphus）。西西弗被天神惩罚将大石推上陡峭的高山，但大石快要到顶时，又会从他的手中滑脱，让他又得重新推回去。这样周而复始的劳动，与吴刚不断伐桂是同病相怜的。

在西方语境中，形容词“西西弗式的”（sisyphean）代表“永无尽头而又徒劳无功的任务”。这是认同天神的不人道体罚，而且调侃西西弗是罪有应得了。

近代的法国文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对西西弗赋予了新的诠释。他在《薛西弗斯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中借西西弗诠释了他的“荒谬主义”（Absurdism）。加缪认为西西弗是善良的，在希腊神话中，他还绑架过死神，让世间不再有死亡，然而善的意愿和爱的行为却产生出了恶的果实，这不就是荒谬么？西西弗接受的惩罚也是荒谬的，生活都出现了错位, 这种错位把人置于一种困惑和无可奈何中，已经不是大家崇信的理性所能解释。

面对这种荒谬，我们该如何回应？加缪笔下的西西弗便提升到人类精神的层面，成了精神生活的象征。西西弗在毫无希望的条件下继续生存，继续劳动，这是一个抗争性的信念——越是无益于事越有意义，越能展示出它的力量！加缪概括地说：“生活着, 就是使荒谬生活着。而要使荒谬生活, 首先就要正视它。”

加缪相信没有一种力量可以给我们彻底的自由，唯一的自由就是精神和行动的自由。天神的残酷惩罚，让西西弗看不到希望；这种放弃希望的想法，反而让人更加具有随意支配的自由，推倒一切为自己竖起了束缚自己的栅栏。我在想，加缪这样的“放弃希望”，不就是放弃功利的观念吗？不存功利之想的努力，是不是更加会让我们感受到努力的可贵？

在加缪构建的精神世界里，生活意味着什么呢？加缪决断地说：“了解人是否能够义无反顾的生活，这就是我要探讨的全部问题。”又说：“重要的并不是活得最好， 而是活得最多。”中国人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也正是这样的一种生活观？

当我们意识到生活的荒谬性时，我们该怎么办？加缪告诉我们荒谬是永远不会被消除的，面对荒谬只好坚持挺立，担当荒谬的后果。荒谬的人不会因为生活的荒谬而否定生活，而是在当下去尽量经历。

我喜欢加缪的分析。西西弗在他笔下得到了新生，找到了知音；吴刚却依然落寞的在月宫伐桂。吴刚和西西弗虽然都是被罚者，但吴刚只是一个因过错受罚者，在他身上，我们既看不出他对超越的追求，也看不出他对神意的反抗。

因此我们认同“吴刚伐桂”只是一个含有道德意味的惩戒故事，而“西西弗推石”则是人类渴求超越并敢于反抗神意的一出普遍的、深刻的生存悲剧。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8/09/2014

【356】幸好没有放弃汉字

1840年鸦片战争，表面上看是中国彻底被击败了，但实质上它却是唤醒“东亚的睡狮”的关键时刻。

中国人由此意识到过去的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是错误的，迟早要被西方列强所吞没。在民族走到生死存亡的关头，知识份子高喊革命，提出种种救国方案。

出于民族自信心崩溃的情怀，一些知识份子高举“全盘西化”的革命旗帜，企图 “救亡图存”；另有一些知识份子强调“西体中用”，这是振兴中华的中庸之道。

百多年过去，我们审视中华民族的这次大改革，当会发现有许多事项是成功的。以语言文字上的改革为例，当时改革的重点是实行“言文一致”（我手写我口），其结果是汉语的文体由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整个汉语系统产生了质的变化。言文一致的成功，导致我们今天接触的都是白话文，并视文言文为“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鲁迅《无声的中国》）

文体的改变还是不够的，因为中国人采用的文字始终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鲁迅《关于新文字》）。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方块形语素文字，一个字形一个读音一个意思，这与西方文字有很大不同。我们今天接触的语言学，都告诉我们文字是以象形为起点，然后从象形到表意再到表音三个阶段的发展。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工具的文字，最终必须发展为一种纯拼音的文字。当时的知识份子就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也开始注意“汉字的根本改革”，考虑要废除汉字了。

五四运动吹响了汉字拉丁化的号角。当时的《新潮》杂志便刊载系列文章讨论文字拉丁化的方向，课题包括：“汉字应用拼音文字代替否? ”“汉字能用拼音文字表达否? ”“汉字能用别种方法补救而勿须改革否? ”结论是前两者是“绝对的”，后者则是“绝对的不可能”。1922年出版的《国语月刊》汉字改革专号更以废除汉字为号召, 呼吁作“汉字之根本改革的改革”。当时钱玄同认为只要废除了汉字, 就可以对孔学和整个旧文化作“根本解决之解决”。他认为汉字“最糟的便是它和现代世界文化的格格不相入”（《汉字革命》）。其后，胡适也提出中国“样样不如人”,“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汉字必须“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最叫人感到意外的是，倡导废除汉字的，还包括鲁迅。鲁迅在《门外文谈》《中国语文的新生》《论新文字》等文中指出, 促使书面语和口语一致的关键是实行汉字拼音化。

1951年，毛泽东发出明确的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翌年，赵元任在美国写下一篇奇文《石室诗士食狮史》，全文94字，都是用shi发音的字，其文曰：“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食时，始识十狮尸，实是十石狮尸。”这是汉字不宜全盘拉丁化的最好反击。但是共产党显然不买账，依然继续探讨汉字拉丁化的可能性，许多训诂学家（如陆宗达）都为文支持，而且还大肆鞭挞反对者卖国。

1958年，中国正式发布《汉语拼音方案》，用拉丁字母代替民国期间编订的注音符号。他们努力的方向，显然不只是把汉语拼音当成一个标示读音的工具，而是要全盘拼音化汉字。这期间，还推出了“汉语拼音正词法”，也就是一段文字要如何用汉语拼音书写。（我国师范学院曾经也把这一套编入课程中）例如：Hanzi pinyinhua shi biran de qushi.

所幸的是，邓小平上来后的中国，虽持续喊改革开放，但却不再提废除汉字的主张。祖先的珍贵遗产总算保存下来。在中国人的积极和努力下，今天汉字更渗透电脑科技，成为网络世界的主要语言之一。几乎被宣判死亡的汉字，恢复了它应有的魅力。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1/09/2014

【355】和尚称呼的演变

友人阅报，见新闻对“出家人”的称呼有异，忽而法师，忽而和尚的，甚感好奇。

其实佛教出家称号的混乱，由来已久。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就因为翻译上的问题，多有不同名称。其后佛教在汉地流传，又加入许多本土化和通俗化的称谓，名目更是繁多。

“出家”是古印度原有的制度，并非释迦牟尼首创。根据印度传统圣典《吠陀》（Veda）的倡导，人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brahmacarya的学习阶段， garhastya的居家阶段，vanaprastya的隐修阶段，以及sannyasa的游历苦行阶段。释迦自小就受吠陀的教育，很自然会依循这样的划分走。因此，他的出家在古印度实在不是“大事”，后人用自己的价值观评断释迦出家是不是有违家庭伦理是没有意义的。

释迦后来修行有成，领悟的涅槃真谛有别于传统的修行。于是，他开始传播他的修行之道，并组织信众共同修行，建立和合僧团sangha（音译僧伽）。必须强调的是，佛教僧伽是“众”的意思，根据《翻译名义集》的说法：“僧伽，《大论》：秦言众，多比丘一处和合，是名僧伽。《净名疏》云：律，名四人已上，皆名众。《律钞》曰：此云和合众。”可见“僧伽”本来就是四人以上的集体称呼，不是个别的出家人的称谓。释尊常谓“我亦在僧中”，即表示他本身也是依循所定的僧伽律制行事，不讲权威。

汉地翻译好简，这是众所周知的。菩萨原称菩提萨埵，佛原称佛陀，都是简化的例证。僧伽简称僧以后，流传中自然把个别的出家人也称为“僧”了。梁代宝唱编《名僧传》，慧皎编《高僧传》，都把个别的出家人称为僧了。

至于“和尚”称号始于何时，恐怕已经难考。根据唐代慧琳编的《一切经音义》：“和上谓之塢波地耶upadhyaya。然其彼土流俗，谓和上、殟社。于阗、疏勒，乃云鹘社。今此方讹音，谓之和上。虽诸方舛异，今依正释。言塢波者，此云近也。地耶者，读也。言此尊师为弟子亲近习读之者，旧云亲教是也。”（卷22）又说：“和上，经中或作和阇，皆讹也，应言鄔波弟邪。此云近诵，以弟子年小，不离於师，常逐常近，受经而诵也。又云，鄔波拕邪，此云亲教。旧译云：知罪、知无罪，名为和上也。”（卷65）

可是Upadhyaya一词与和尚读音相差甚远，何以如此翻译？南宋法云编《翻译名义集》作了解释：“和尚，或和阇，《羯磨疏》云：‘自古翻译多杂蕃胡，胡传天语，不得声实，故有讹僻’。传云：‘和尚，梵本正名鄔波遮迦。传至于阗，翻为和尚。传到此土，什师翻名力生。’”原来塢波地耶一词传到西域，已有Kosha的翻译，和尚是辗转的音译。

唐义净法师说：“和尚有二种。一亲教，即受业也。二依止，即稟学也。”这让我们想到另一个术语“阿阇黎”acariya。这个词语本来就是婆罗门指教导弟子学习《吠陀》的老师，后为佛教采用，作为出家众对其师长的称呼。这个称号在藏传佛教非常流行，但在汉地却不通行，或许与其文字有关。“和尚”则被广为接受的词语，其意应为阿阇黎，也就是弟子对亲教师的尊称。从这里衍生开去，后来在汉地普遍上也称寺庙的住持为“和尚”。今天，佛教徒认为出家人可以成为一切众的导师，所以也普遍以“和尚”称呼出家人。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4/09/2014

【354】古人计时法

朋友问我：“更夫是怎么知道打更的时间？文言篇章里常有提到时间，三更，五更，却不知道更夫是依据什么去打更。”

我凭印象告诉他，日间凭日影，晚间凭壶漏。

这个答案叫我自己也不满意。于是下功夫再去查找资料。

凭日影之说是有根据的：我在南京时曾经去参观过浑天仪，那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科学仪器，我懂的有限。可是，外面有根直立的柱子，倒是叫我开了眼界。原来这根稀松平常的柱子叫做“表”，太阳照射时地面上就投射出日影，因时间而长短；旁边还有一根平放的柱子用以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圭”。古人就是利用“圭表”来判断时间。这种最原始的测时法也叫“日晷”法。我也由此明白为何古人称“时间”为“光阴”；既然测量日影可以断定时间，所以时间的长短可用“分”、“寸”来表达也就好懂了。

白天有太阳，可以测试太阳影子的长短，由此断定时间。可是晚上没有太阳，古人又如何知道时间？所以我信口说用“壶漏”。可是，仔细一想，“没有太阳”又何止是晚上？雨天、阴天也没有太阳。这三段时间恐怕占据很长的时间，所以用日晷测时是不科学的。

“壶漏”，古称“漏刻”。原来这是古人采用的一种白天黑夜都能计时的“水钟”。我说晚上根据壶漏，实在是错误的。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欧洲在14世纪早期机械出现以前，主要是靠日晷，而中国则对水钟或刻漏十分重视。这种计时器在他们的文化中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看了这段文字，我不由得汗颜，我低估了古人的智慧。“漏刻”原来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计时的主要方法。

所谓“漏刻”，是以壶盛水，利用水均衡滴漏的原理，观测壶中刻箭上显示的数据来计算时间。“漏”指的就是滴水的“漏壶”，“刻”则是指“刻箭”，也就是标有时间刻度的标尺。我们现在说“一刻等于十五分钟”，就是源自“漏刻”的“刻”。

最早的“漏刻”采用的是“沉箭法”。沉箭法，是以凿有规定大小的小孔的壶盛水，让水慢慢渗漏到另一壶中，在承受漏水的壶中，有一支刻有表示时间的刻度的刻箭，此箭置于一个可被水为浮起的装置“箭舟”之上。漏下的水慢慢增多，箭舟慢慢上浮，箭上的刻度也就渐次显现，这就可以知道时间了。

从史籍记载看，漏刻除了“沉箭法”外，还有“浮箭法”。此外其发展历程还从“单壶”到“多级壶”。古人更通过经验的积累，发明了“秤漏”（唐代）和“漫流漏”（宋代），使这种计时方法趋向稳定。这种种发展的轨迹，显示古人考虑到多方面的问题，以使计时更为准确可信。他们思考到的问题包括：壶内的水会因为高度的不一而造成气压的不一致，那么滴水的速度也自然有差别；“漏刻”应该更加简便，甚至可以用车子推出移动；装有可以报时的设置等等。

现代的时钟是17世纪伽利略发现“单摆运动的等时性”后才发明出来的。时钟的发明，才让漏水计时器退出了历史舞台。李约瑟写过《被埋没了六个世纪的时钟机构》，就是表扬中国古人在计时上的卓越智慧，同时也探讨为什么中国的科技文明始终不能踏上国际舞台的原因。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7/09/2014

【353】文本对读法

我上个星期写《左传》关于晋灵公的记载，同时引用了同期的《公羊传》和《穀梁传》做比较，以说明晋国史家对赵盾是否弑其君的看法。这一种对读的方法，叫作文本对读法。

学界向来称颂《史记》，说它的价值表现在“互见法”。这是因为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有时候必须有所避忌，不在该人物的传记中记载某个事件。例如记载汉高祖刘邦，这是他所处的朝代的开国皇帝，不能毫无避忌，所以在《高祖本纪》中避开一些批判刘邦的事项。但是，这个记载却可能出现在其他与刘邦有关的人物传记中。因此，我们采用“互见法”才能真正了解这个人物，而不是单看这个人物的传记。“互见法”也是文本对读的一种方式。

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梁代的《高僧传》。里头记载的人物，不一定就属实，我必须要从其他的古籍找到有关人物的记载，哪怕是零星的传记，或许也会成为一个有用的材料。比如说我看鸠摩罗什，还得把同期或较前较后的鸠摩罗什的传记拿来作比较，《出三藏记集》也有鸠摩罗什传，《晋书》也有，我必须通过对读来了解这个人物，并从中审视史家的历史观。这种方法也是“文本对读”法。

我从南京回来后，突发奇想，觉得这种方法不是读博时才可以用上，小学生也可以作文本对读。于是我向学员介绍这种方法，也向广大的教师群介绍这种方法。

我以三年级课文《一朵红玫瑰》的前几段为例说明。

课本写的是：“早晨，森林充满了浓雾。小猴、小鹿和松鼠害怕在浓雾里会迷路，他们尽管肚子很饿，都不敢出门找食物。不久，雾消散了。奇怪的是，小猴的树下有一串香蕉；小鹿家门口，有一把青草；松鼠的洞口有一堆坚果……”

原文是这么写的：“雾来了。白白的雾弥漫在森林里。小猴不敢下树，小鹿不敢出门，松鼠把头探出洞外，又缩了回去。尽管他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也不敢出门找一顿早餐。因为这太危险了。说不定在雾里，会绊倒，会迷路，还会碰上凶狠的老虎、狼和蟒蛇…… 终于，雾消散了，太阳露出了笑脸。奇怪的是，小猴的树下放着一堆黄瓜；松鼠的树下有一串蘑菇；小鹿家的门口，放着几个苹果……”

对读两段文字，除了第二篇把一些细节写得更生动形象外，小学生都发现课本把小动物吃的食物给纠正了过来：小猴吃香蕉、小鹿吃青草、松鼠吃坚果。可是原文为什么会写错呢？作者真不知道猴子不吃黄瓜，松鼠不吃蘑菇，小鹿不吃苹果么？

当然不是。作者故意安排派错食物，才更突显送食物的动物关心朋友的可贵情操。送食物的小熊并非有特异功能，能在浓雾中看清方向和事物，但是出于关怀朋友，他在浓雾中去派食物了。

再者，这场雾也应该是突发的，不是每天如此。如果每天如此，动物就会有适应的方法，故事就无从发生。雾是突然而来，而且比平常浓厚，这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比较两段文字，哪一个才能表现出这种偶然性？小学生在引导下，是看得出来的。

我们提倡这样的对读法，不是要吹毛求疵，批判课文，而是要借此提高儿童的审美能力，加强对文字的敏感度。

我们相信“对读法”有效提高儿童的阅读能力。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1/08/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