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刘邦背后的女人

刘邦背后的第一夫人——吕雉，是个厉害的女人。

吕后的父亲避仇举家躲到了沛县。在一次的宴会中刘邦虽然耍无赖出席，但是自负会看相的吕公不但热情招待他，还答应把女儿许配给他。吕雉的妈妈气得直骂： “您常说这女儿与众不同，要将她许配给贵公子。沛县县令跟您有交情，要求娶她您不肯，却无厘头地把她许配给刘邦，您这算是什么？”吕公坚持己见。从刘老太的话中看出，吕后小时就已了了。

嫁给刘邦后，吕后长期在田里干活。刘邦后来私自释放罪犯，畏罪而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可是，吕后每回都有办法找到他。问他原因，他说是因为刘邦所在地上空会有云气。这当然是瞎扯的，但却反映吕后是个厉害的女人。她的厉害不只是表现在有办法找到刘邦，而且成功给刘邦造势，使沛中子弟日后乐于跟随异人起义。

刘邦和项羽争天下时，吕后惨被项羽所俘虏。一个女子在敌营生活了两年半，若非有过人的刚毅性格，恐怕早就自尽了。这个女人不简单。

刘邦称帝后，“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太平盛世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刘邦依然要领军四处征讨，让吕后留守后方，跟萧何一起管理内政，镇抚关中，支援前线。可是四处奔波的刘邦，不忘带着戚夫人在身旁，朝夕相对。吕后对此沉得住气，依然在后方辅佐刘邦，厉害！

实际上，刘邦称帝后，异性王侯逐渐被剔除，这都是吕后的功劳。卢绾曾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氏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及大功臣。”说的可是事实。一介妇人可以平定异姓王叛乱、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吕后肯定是个厉害角色。

可是，刘邦看来并不满足。这也难怪，“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
所以刘邦竟然和群臣商议要废掉太子刘盈，改立与戚夫人生的儿子如意。史书上说：“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这段话不尽然，因为《留侯世家》言：“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可见当时大臣的谏争是无效的。留侯即张良，吕后“不知所为”后是去找他出策帮忙。结果在张良成功请来刘邦仰慕而不得的四大隐士辅佐太子刘盈后，刘邦遂发现大势已去，慨叹“吕后真而主矣”！宫廷斗争之中，吕后从“不知所为”到最后的胜利，过程中考验了她的识见、耐心、胆识、谋略。要数成功者最厉害！

刘邦戎马一生，杀人无数，但是面对着家中元配，他却表现出少有的宽容与让步。废立太子一事失败后，他只能高唱：“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可见，对吕后，他不敢来硬的。他和诸侯歃血为盟，定下“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盟约，明显是冲着吕氏而来，但他却没有直接对付吕后。可见吕后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

上述种种迹象显示，刘邦这个老婆真厉害！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1/04/2009

【90】中国史上第一位女皇帝

中国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是谁？

标准答案是武则天。武则天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在唐高宗时
是皇后（655-683），唐中宗时成了皇太后（683-690），之后索性自立为武周皇帝（690-705），在位长达15年。

不过，近来很多人主张唐高宗时期的睦州女子陈硕真才是第一个女皇帝。那是永徽四年（653）的事，当年陈硕真带兵起义，自称为文佳皇帝。虽然最终失败，但是却打出了皇帝的名堂。

本文论述的是采纳司马迁的史观，主张中国史上的第一位女皇帝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元配夫人——吕雉。

司马迁写著《史记》，将帝王的事迹编录在“本纪”之中。在《史记》的十二篇本纪中，有两人是无冕皇帝，那就是项羽和吕雉。

大家对项羽都不感陌生。他虽不曾登上皇帝的宝坐，但在消灭强秦上出过力，一度更是诸侯拥护的盟主，号称西楚霸王。灭秦后，项羽还分封诸侯为王，支配着当时的政局，掌握政治实权，俨然就是一代皇帝。司马迁就是因为肯定项羽对当时历史的作用，所以不以成败论英雄，把他的传记列入了“本纪”。
吕雉列入“本纪”的原因，也是因为她掌握实权，实行分封，发号施令。

刘邦驾崩后，继承皇位的是太子刘盈，也就是历史上的汉惠帝。汉惠帝是在公元前195至公元前188在位。其后，先后由他的两个儿子刘恭（公元前 188-184在位）和刘弘（公元前184-180）继承皇位。两人都称少帝。关键之处就是在刘盈（汉惠帝）继位到刘恒（汉文帝）继位之间（公元前 195-180），实际操控汉朝15年政权的是太后吕雉。这段期间，举凡政治决定，分封诸侯王，都是出自吕雉。吕雉俨然就是继刘邦之后的汉朝皇帝。

因此，司马迁给她立传时，将她归类到“本纪”之中。反而是惠帝、少帝都没有传。这是司马迁独特的历史观点。当然，这种判断必然引起后世的不满。所以班固在撰写《汉书》时，给惠帝立了传，称《惠帝纪》。可是惠帝纪写来苍白无力，内容空洞平凡，一些重要事迹本就不是出自惠帝的决策的，却也纳入了其中。所以，纵使班固在“赞”中称惠帝是“宽仁之主”，但在没有充分论据的基础上给予表扬，则其表扬成了虚赞，欠缺说服力。虽增加了《惠帝纪》，却也等于没有。

反之，司马迁的《吕太后本纪》写得详细，把一个了不起的女人的品质、性格和行为清楚勾画出来。班固虽然写了《惠帝纪》，却也不敢绕开吕太后在汉朝初年的贡献，给她立了传，称《高后纪》。

汉代两大史书都把吕太后的事迹编入了“本纪”之中，说明班马都认同刘邦之后，真正的皇帝是吕太后本人，并非她一手提携上来的傀儡皇帝。司马迁甚至直称当时的年号是“高后某年”，毕竟当时分封王侯的是吕太后，受封的也是她吕氏家族的成员，造就了汉朝初年“外戚干政”的政治困扰。

吕后女皇帝的地位，在“四人帮”的时代充分受到肯定。江青更是极力吹捧吕后，誉之为“法家路线的代表人物”、“伟大的政治家”，这恐怕是司马昭之心，路人尽知的谬论。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4/04/2009

【89】讲的又岂止《高祖本纪》

我的古文班自去年中开始就专讲《史记》，单单一篇《高祖本纪》就讲了近半年。这样的进度是很慢的。但是，请不要以为我是逐字逐句的分析，我从来不这么做。

要知道，司马迁写《史记》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采用了“互见法”。这种手法指的是：在写一个历史人物时，将其事迹分散在不同的篇章来写，而不只是集中在本传而已。这样写自然有他的原因，或是为了避开一些比较敏感的事迹在传主的传记中出现，又或是为了照顾叙事的完整性，避免岔开话题。此外，司马迁的“互见法” 也可能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传记写，例如大家熟悉的“鸿门宴”就是如此。司马迁用“互见法”，使《史记》的可信度和可读性都得到提高。

可是，这么一来，读者要读懂《史记》，或真正体会到《史记》的可贵之处就不容易了。管中窥豹是不可能的，除非您遍读《史记》。

举例而言：在《高祖本纪》中记载刘邦最终击败项羽的事迹，就只是那么一段文字——“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里头没有详述项羽战败时候的心情，也没有突显项羽那种虽败犹荣的特有气质，就连大家熟悉的“霸王别姬”的情节也不见。当然，这些集中在项羽身上的事迹不应该出现在《高祖本纪》，肯定要写在《项羽本纪》里头。

因此，我在讲《高祖本纪》时，同时要把散见于《史记》其它篇章的资料带过来一并讲述。我的课表明是以史为主轴，以文为辅，所以我必须把“已记载的历史事件”给说清楚。这样的讲课方式，在学校肯定无法办到，因为我们的学校教育是应试教育，一切以考试为指引。可是学生的生命不是以考试为指引的，辉煌的成绩并不能够保证学生未来的前途，学生学习的方向也不该是少部分人可以决定，所以我们要在非正规教育中突破应试教育这个紧箍咒。说是不够的，所以我坚持讲了三年的古文课，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想法，并印证社会的所需。

近半年来，我讲《高祖本纪》，连带的也把《项羽本纪》《淮阴侯本纪》《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郦生陆贾列传》《魏豹彭越列传》《黥布列传》《韩信卢绾列传》讲了。此外，我也采用了“对读法”，将司马迁的《高祖本纪》和班固的《高帝纪》作比较，看看两位历史学家的视野和记事手法。我自信我的课是内容充实而又全面的，要不然我不必每周腾数个小时来备课。

我的努力，也不过是主观的意愿，是一种自我欢喜而已的工作。因为关丹人并不太赏识，来听课的人并不多，三年下来就是那忠心的十来位学生。也许，大家比较喜欢的是慨叹“关丹是文化沙漠”，因为那会比较容易起共鸣。硬功夫的学习，太累人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1/03/2009

【88】其实我是为了自己

“走近古人”系列文章的产生，是因为《星洲日报》采访主任在偶然间发现我每周在万佛殿给高中生讲古文，甚感稀奇，便建议我把讲课的内容概要写下，以让更多人分享古人的智慧。不知不觉间，竟然连续写了近两年。报馆特辟版位连载学术随笔，这是稀有的。我不得不赞叹《星洲日报》对文化活动的重视。

其实，“古文班”早在2006年1月就开始。我选择给高中生讲古文，主要原因就是弥补他们在学校学习华文的不足。其实，年轻人都知道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要真能领会这深邃的传统，就一定要接触古文，直接学习古人的智慧。可是，在学校里头他们少接触古文，看着那堆自己认识的字却无法串起来读懂的文章，直叫他们对古文望而却步。为了帮助他们克服学习的障碍，我毅然挑起这项传递文化香火的责任，给大家讲授古文。

这一讲，竟然就维持了三年多。相信这是一项记录！如果还有人说关丹没有文化活动，我只好保持沉默。

我的工作地点在立卑，因为路途遥远，我只能在周末才回来。我和妻儿相聚的时间不多，周末的时间本来应该保留给他们的，但是我却把它拨给了大众。上过我的课的人都知道，我每一堂课都提供讲义，而且还制作幻灯片辅助教学。讲义从哪里来？课件又从何得到？当然是我自己准备的。我的星期六晚上是不必睡觉的，因为那是我备课的时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同样的，一个小时的课，我会用七八个小时的时间来准备。

为什么我要自找麻烦，给自己承担那样的一个任务？

其实，我是为了自己！

我曾经领过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到该国去学习古文。南京大学中文系在中国是重点学科，早年程千帆先生在这里开垦，不但栽培了目前该大学中文系的师资，而且也开创了研究古文的一套新方法——文艺学和文献学的综合研究。我很幸运的得以拜在名师门下学习，三年磨剑，多少学会了一套本领。不过，我当时就有点忧心，我学会了这套功夫，回国后用得上么？我不过是个师范学院的老师。

《庄子•列御寇》记载一个事件——朱泙漫向支离益学习屠龙的技术，耗尽了全副的家产，三年后终于学成，可是却发现这套功夫在现实中无所作用。现在我们也用“屠龙术”来譬喻空有高明技术，却无法用在现实中。

诚然，除非我到大学中文系去执教，否则我徒有屠龙之术。可惜的是，基于种种原因，马来亚大学虽然已下聘书给我，我却始终无法走马上任。

黄庭坚有诗云：“先生早擅屠龙学，袖有新硎不试刀；岁晩亦无鸡可割，庖蛙煎鳝荐松醪。”（《戏答史应之三首》）这给我一个启示，没有鸡可割时就割蛙；不能上大学教书，就在社会大学授艺。

其实，我真的还是为了自己。

我在南京大学学到的，不过是方法。要延续我的学术生命，我就不得中断我的研究工作。即使学院工作再忙，我还是要从事学术研究。我要对得起师门，也要对得起栽培我的母校，更要护着自己的学术功力。所以，每星期的一篇学术随笔，一堂符合学术要求的课，我是乐此不疲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4/03/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