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良好的治学态度

戴震治学之道是“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

这是非常务实的学风，但未必会讨好各方。所以他在科举道上并不顺利，年届二十八岁，才勉强“补诸生”，不过仍是一个穷秀才。这种经历并不阻挠戴震的学习。他依然坚持自己治学之道。

三十九岁那年，戴震才中了举人。可是这之后的考试，他还是年年落第，才华依然无法发挥。一直到他五十一岁那年，乾隆皇帝诏开《四库全书》馆，招募人才担任编校之职，他才得到总裁纪晓岚力荐提拔。没有中过进士的戴震破格进入了四库馆参与纂修工作。两年后，因其学识被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职务。

戴震在四库馆工作不过四年，就因病去世。时间虽短，但数十年的治学功力，却让他完成许多编修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小学（训诂）、测算、典章制度。

完成的小学考证的书籍有《六书论》《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后来有王念孙、段玉裁继承。段玉裁注的《说文解字》是现今的通用本。

测算书包括《原象》《迎日推策记》《勾股割圜记》《历问》《古历考》《续天文略》《策算》等。有孔广森继承其学。

典章制度方面有《诗经二南补注》《毛郑诗考》《尚书义考》《仪经考正》《考工记图》《春秋即位改元考》《大学补注》《中庸补注》《孟子字义疏证》《尔雅文字考》《经说》《水地记》《水经注》《九章补图》《屈原赋注》《通释》《原善》《绪言》《直隶河渠书》《气穴记》《藏府算经论》《葬法赘言》《文集》等。任大椿继承。

戴震的一生，给我们的启示是不怕没有成就，只怕没有真才实学。做学问的人如果急着要表现，或以功力来衡量自己的努力，那么他的学术生命肯定是会很短的。唯有孜孜不倦，不在乎功名，坚持自己做学问的方式，最终给大家留下的就不只是一个“名”了。

再说，戴震与许多清代的学者做学问的方式也相当可取。“研精注疏”是说他们的研究工作是先摸透前人的研究成果，然后再仔细的勘察比较，从而得到一个更好、更准确的结论。“实事求是”是学习的态度，就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夸夸其辞，不说未经考证的话。“不主一家”是不迷信，不盲从权威，不只是根据名家所说的，而是会仔细核对求实。这样的治学方式，是真正做到“继往开来”的，一方面继承了古人宝贵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又可以启迪后人。

常言做学问贵实、贵专、贵精，戴震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最好的典范。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3/08/2008

【59】学生刁难老师？

清代学者治学是很有特色的。他们大多从文字之中去探究古义，精研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不偏某一义理。

戴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有一段记载：

东原先生十六七岁以前，读书时“每一字必求其义”。老师每次给他讲解古书，都无法令他满意。后来老师以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给他讲解，他才满意。三年后，他便尽学《说文》的各条目内容。老师又给他看《尔雅》、《方言》，以及汉儒所作的传注。东原先生就这样每字之义，都上溯六书，并与群经互为训诂。不久后，“尽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经注疏》，能全举其辞”。

这一段话，说明戴震的治学之道，就是从古音和文字中求训诂，再由训诂而寻义理。《年谱》也记载戴震告诉段玉裁的一段话：“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

这种由字通辞，由辞通道，通道才算明经的学习方式，实在是硬功夫。今人学习缺少的就是这种耐心，所以大多选择人云亦云，比附权威之说。

由于下的是硬功夫，所以戴震一生考证古书甚多，颇有新发明。例如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三卷，便打破长久以来人们对程朱学派的迷信。戴震从考据训诂的角度出发，重新阐发了孟子的“理”、“天道”、“性”等意义，让大家看出宋明以来理学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枷锁。他在序文中说孔子之后，多有穿凿者以孔子之道诱惑民众，“举一废百”，断章取义，语言“足以贼道”，所以孟子才要挺身答辩。显然他是借用孟子的不得不辩，来说明自己为什么要著述此书。戴震强调错误的诠释圣贤的言论，并不只是“终于言”，它更“将转移人心”，一旦“心受其蔽”，就会“害于事，害于政”，所以对古书的理解不得不谨慎。

戴震这种做法在当时来说是大逆不道的。他“不主一家，不偏某一义理”，而是直接从语言文字下手，看遍同时期或稍后的注疏，以探求古书的本义，所以人们又难以驳斥他。

《年谱》记载戴震其实自小就有此质疑问难的辩才。文中说老师在传授《大学章句》时，时年十岁的戴震突然问：“我们怎么知道哪一段是曾子转述孔子的话？哪一段是曾子的门人弟子所记录的？”老师说是朱熹所讲的。戴震不罢休，继续问朱熹是什么时代的人？老师说是宋朝。戴震又问孔子、曾子是何时人？老师说是周朝人。戴震再询问周朝与宋朝相差多少年？当老师说两个朝代相差几近二千年，这就让戴震抓到毛病而说：“如果相差二千年，朱文公（朱熹）又怎么会知道？”老师一时语塞，无从作答。

这种问答，在本地恐怕会被视为是挑战老师，故意刁难的。可是，在中国，上面一段文字却编在中学课本，篇题称《戴震难师》。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6/08/2008

【58】 韩愈论学习

韩愈论学习的文章很多，今天我们只谈《师说》。

也许有人以为《师说》是要论老师的角色，因为“说”的体裁与“解”、“原”类似，近于今日之议论文“谈”什么什么的。《进学解》的确是谈进学的要旨，《原道》谈什么是“道”，《原性》谈人之本“性”，《原毁》谈毁谤何以产生等等。《师说》是不是也是如此？文末作者自己说明：“李氏子蟠年十七……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原来这是他赠送李蟠的一篇文章，为的是表扬他“能行古道”。那个时候，李蟠不过十七岁，爱好学习，所以韩愈写文章勉励他。和一名后生小子，韩愈要谈的不可能是“为师之道”，而是“为学之道”。

文中“古道”指的是什么？上文提到李蟠“不拘于时”，“时”与“古”是相对的概念，承续下文“学于余”，当知韩愈要说的是他的那个年代没有向老师学习的风气，李蟠敢于突破，向古道看齐，拜他为师，所以要作文表扬他。由此看来，韩愈《师说》的目的就是要强调学习之正道，是要有老师指引。

同期的柳宗元给我们更详细的资料。他说：“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看来孟子评述“好为人师”的影响还真大，不但使到学者不敢为师，连拜师都认为是可耻的，要加以讥笑。柳宗元指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韩愈这个举动的结果是“世果群怪聚骂”，而且“愈以是得狂名”。由此可见，韩愈的《师说》可不是一般探讨老师的角色的文章，是敢于在“不拜师学习”的习惯之中，独排众议，强调“学习一定要跟随老师”。

韩愈不讳言他是“好为人师”的，他对“师”的责任更是异常清楚。他在文章开头就指明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当时不是没有老师，人们要学习技艺都会拜师，所以他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可见当时老师的责任不过是“授业”，过程中或会帮学生“解惑”，并不包括“传道”。即连孩子要学习，也只是聘请老师指导“句读”，即等于我们今天只让孩子学习语文的基本技能，不让他们通过语文学习圣贤之道一般。这还是把“学问”当成是“艺业”，老师只是扮演“授业”的责任。

韩愈反对的就是这点。他批评这种学习现象是“小学而大遗”，只学习到枝末细节，忘了更重要的“道”。技术上的东西，会请教老师；大道上的疑惑，却反而不肯拜师学习，这岂不叫人费解？因此，学习应当是承受前人之“道”，继往开来，而不是只是学习技术谋生。“道”在哪里？它不是“生而知之的”，是要靠后天的学习。向谁学习？老师！谁是老师？达者为师（不论年长年短，身份贵贱）！韩愈《师说》的立场非常鲜明，思路也很清晰。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9/08/2008

【57】再谈作者

之前写过几篇关于分析文学作品是否要结合作者生平来谈的文章。

其实，我的用意就是要提醒大家“知人论世”固然重要，但是在文章作者的分析上却不该落入一个既定的框框之中，一方面给人一种好像不知道作家的生平就无从分析作品的感觉，另一方面又予人为什么要分析作者生平的模糊印象。

我举过好几个例子。像对孟尝君的评价，如果我们知道王安石的生平，我们就会了解何以他会如此评析孟尝君，何以他的观点与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孟尝君的评价有如此大的差异。

古人写诗也是自己的生活历练的投影，所以知道作者和时代背景，都有助于了解诗歌的内容。李白、杜甫的诗歌都有他们各自的特色，苏东坡、辛弃疾也有他们的精彩。凡此，了解作者生平，甚至知道他们的作品是在哪个时候写的，对我们更深入的理解作品内容，将有很大的帮助。

唐代杜甫、高适、岑参和储光羲四人在游慈恩寺塔后，各自写了一首诗。闻一多先生考证这首诗当作于天宝十一年（752），从大环境（时代背景）看，这有助我们对四人的诗歌内容的理解。莫砺锋教授从小环境（诗人背景）看，进一步总结出这四首诗的作者“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就很有意思。这种考证，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也深化了我们对作品的理解。

可是，我们现在看待文学作品，往往不是这一回事。我们只知道要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时代背景，不管是大环境或小环境，我们都没有紧扣它是否与作品有关。总之，在分析李白的作品时，我们就把李白的家世背景搬出来，从零岁讲到六十二岁，担任过什么官，进过多少次皇宫云云。不管是分析李白哪一篇作品，都是同样处理。试想，这样的探讨会有意义么？难怪今日中学生很怕读古文，因为负担很重，“床前明月光”那么简单的诗句，也要搬出李白的生平事迹出来，岂不叫年轻一代对古文却步？

元明之后，一些文学作品是虚构的，是无中生有、作者凭空想象出来的。像这样的作品，对作者的生平的理解，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像《西游记》，作者是否吴承恩，学界仍有争议。但是不管作者是谁，都不影响我们对这部神怪小说的理解。至于有些人在读这本小说时，先搬吴承恩的生平出来大谈特谈，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因为一旦证实作者并非吴承恩，这样的谈论岂不变成空谈了？

就像之前我曾经引述的一些论证，说明《陋室铭》并非刘禹锡的作品，如果我们没有跟进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在看这篇短文时，便来分析刘禹锡生平，乃至用文章来说明刘禹锡是怎样的一个人，这岂不是要闹笑话？

因此，我认为要读透古文，了解作者的生平、知道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是重要的。但是它的重要性一定要有所筛选，不是所有的资料都要攫取不可，要善于选择，引述与文章内容有关的才是。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2/08/08

[56] 苏东坡论学习

宋人写文章好议论，北宋大文豪苏轼就是典型的例子。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一文，本来不过是一篇文艺随笔，是苏轼为了悼念文与可而写的散文。文与可，即北宋书画家文同，和苏轼是表兄弟关系。他去世后不久，苏轼在湖州整理他的遗物，将书画搬出来曝晒时，发现了画卷《筼筜谷偃竹》，一时感触而废卷痛哭，并写下了这篇悼念文字。

这篇文章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他概括了文同画竹的方法。现在常用的成语“胸有成竹”本来的意思就是文同的画竹主张。

苏轼在文章的开头批评当时的人画竹，是“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的，但是竹子一冒出地面，就有节有叶，这样一节一节添补，一叶一叶积累，画画仿佛在补白，哪里还有竹的神韵？他认为画竹应当像文同一样，心中先有竹子的完整形象，执笔面对画纸时，竹子仿佛就已经出现在画纸上，然后“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迅速地把心中的竹子画出来。

苏轼写了文同画竹的依据后，笔锋一转，发表了一番学习的议论：

他说虽然他认同文与可的画论，但是他却无法像文与可那么潇洒作画。心中知道应当是如此，但是却不能做到像心中所想的，这种“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的情况，是因为平日学习不够熟练的缘故。苏轼进而慨叹“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我们日常处事，往往眼高手低，心手不相应，做不到心中所想要做的，这都是学习不够的缘故。

苏轼非常注重平日的锻炼。他在《日喻》一文中，便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他说：南方有很多擅长潜水的人，这是因为这些人自小就和水生活在一起。“七岁而能涉（趟水过河），十岁而能浮（游泳），十五而能没（潜水）”，潜水的人能长时间潜入水里，岂是轻易就能这样呢？这是因为他们天天与水生活在一起，对水的活动规律再熟悉不过，潜水对他们来说就是那么轻松自然的一件事。北方的勇士不明就里，到南方来向这些潜水的人请教潜水技术，然后按照他们说的技术到河里去试验，却往往要没顶溺死。

因此，苏轼强调若不老老实实、刻苦地学习，将会像北方学潜水的人，只懂理论，却缺乏实际操作的经验，最终将得不偿失！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6/07/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