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史记》最后一卷（130）是《太史公自序》。

在这篇自序中，司马迁先介绍了他的家世背景。有趣的是，对于他父亲的生平，司马迁只是这样写：“（司马）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然后就是誊写了一千一百字的《论六家要指》。

用老爸的一篇文章来代替他的生平，司马迁到底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这是颇耐人寻味的。有人把这篇文章当成大学教材，用以传授先秦六家思想，这也颇耐人寻味。因为先秦六家（儒、法、墨、名、道、阴阳）各有思想体系，要在千余字的文章把它们的思想精髓勾画出来，很易犯上“大而化之”的毛病，以偏概全地阐述某家的哲理。例如论述儒家的部分，司马谈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如果这个评论可以作为对儒家的功能的概括，那么两千年后的今天，各家的思想哪个不是“经传以千万数”的？是不是每家都要“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了？

明显的，司马谈写作《论六家要指》，另有目的；司马迁摘录这篇文章，也有他的意图。司马谈在文中找以较大篇幅阐述道家思想，就已经明确告诉我们，这篇鸿文肯定不是为了客观阐述六家的要旨而写，而是要用道家的学说统一思想，认为无为之治才是政治的正轨。

为了进一步了解司马谈的创作动机，我们有必要考证这篇文章作于何时。

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系此文于元朔五年（前124），吉春《司马迁年谱新编》系此文于建元二年（前139），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则系此文于元狩元年（前122）。我们倾向于张先生的说法。这是因为汉武帝登基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司马谈胆敢在火势正紧的时候提出新的政论，则他不可能在“建元元封”之间（前140~前110）任职太史令。

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继而探讨司马谈的写作动机。文章开宗明义就说：“天下一致而百虑, 同归而殊途”，可见司马谈的立场是兼容并包的，所以他才能归纳出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结论。

《要指》还阐述了“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原则，要人们“与时推移，应物变化”，进而坚守“无成势，无常形”的原则，在认识事物时不抱任何主观成见，如此才能“究万物之情”。这个思想与司马迁撰史的目的就很接近了。
张大可先生认为司马谈开始著史时，得要总结学术，清理思想。“这一动机，决定了《论六家要指》，尽管有强烈的现实内容，但不是政论，而是一篇阐明构建司马氏‘一家之言’的历史哲学论文。”

由此看来，司马迁引述《论六家要指》，是要表示他的著史思想深受其父亲影响，《要指》则促成了《史记》的创作宗旨，是他考察历史、评价人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02/2010

【126】胸有成竹和胸无成竹

小学三年级有篇课文这样写：

“从前，有个名叫文同的画家，他十分爱竹，经常画竹。为了加深对竹的认识，他在院子里种了许多竹。不管是在烈日当空或是寒冷无比的日子里，他都细心照顾竹子，并耐心观察它们在不同季节里的变化。日子一久，他不看竹子，也能把竹画得和真的一样。朋友称赞道：‘文同画竹的时候，胸中已有现成的竹子。’现在，我们用‘胸有成竹’来形容做事前已有把握，能处理好事情。”

这篇课文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首先，这是有典的故事，可以追溯历史人物。文中只提到一个人名——文同。他是宋代人（1018-1079），字与可，是一代画竹大师。称赞他的那位“朋友”却被隐去了名字。其实，这人大名鼎鼎，是宋代大文豪——苏轼。何以课本出现文同的名字，却忽略了苏轼？我不知道，该问课本局去。

其二，里头有个句子说文同“细心照顾竹子”，这是用自己的观点想当然的话语。当知，中国历代文人大多歌颂诸如竹、梅、松等生命力顽强的植物。这些植物都有一个共同点——在恶劣的环境下依然傲然挺立。孔子说“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歌颂的就是经冬不凋的品质，也就是赞美那些在艰难困苦中不屈不挠、坚持真理的人们。中国文人很少会歌颂那些需要“细心照顾”才绽放的植物。这与西方作家不同。例如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经典名著《小王子》，便透露一个真谛——“因为你在玫瑰身上所付出的，使你更加器重他”，所以要细心照顾的玫瑰才会成为西方人的最爱。

其三，里头谈到文同的成就，竟然说“把竹画得和真的一样”，这可就是外行人说门道话了。我不擅于丹青，却也知道中国画的特点不在于画得“形似”般“真”，而是在于“神似”之“美”。竹子不正是如此么？各位不妨找墨竹图来看看，有哪一幅是画得“和真的一样”？西洋油画或许要真，中国水墨画却只注重其神韵，重视其精神和意蕴，讲究“神似”而不是“形似”。

其四，这样的改写经典故事，可要伤害经典，误导读者。“胸有成竹”出自苏东坡，历来被视为是文同的画论。这点，苏东坡在其文章《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有很详细的分析。苏东坡还有诗歌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

这个画竹的主张，一直到清代才有人推翻。郑板桥在一幅墨竹图的跋说：“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这里他提出了“胸中之竹”、“眼中之竹”和“笔中之竹”的三种创作阶段，并说明三者是不同的。所以，他主张“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

“胸有成竹”和“胸无成竹”遂成为两个不同时代的画论，各有精彩。那么精彩的一场论争，在改写后的小学课本却荡然无存。难怪中国儿童文学家朱自强教授强调改编教材要遵守三项原则：一、当不改则不改；二、改写者必须是业内高手；三、态度必须负责而谨慎！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6/02/2010

【125】关大王单刀赴会

鲁肃讨荆州，邀约关羽见面；关羽只身赴会，一把单刀威风凛凛，在不堕刘备威望的情况下，不但保住荆州，还折了鲁肃的士气，胜利归来。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奇怪的是，这段威风事迹，在《三国志》中却只见于鲁肃传，关羽传只字不提。史家不会开玩笑地在传记中记一个人的糗事吧？

《三国志》是正史，作者是晋朝的陈寿。全书65卷，包括《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其中，《吴书》第9卷是“周瑜、鲁肃、吕蒙”合传，有这么一个记载：

刘备平定益州后，孙权就要讨回赤壁之战前后借给刘备安身的荆州。但是刘备不肯归还。孙权原本是叫吕蒙以武力争回三郡，不过，鲁肃在益阳，邀约关羽相见谈判。“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说明双方都有兵马赴会，而且都是武装上阵的。会中，鲁肃陈述刘备借荆州不还是言而无信的作风，话头未完，便有人插话说：“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关羽逮住机会打圆场，叫插话者噤声，并嘱他一同离去。但是，会面的结果却是：“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

由此看来，鲁肃是这次会面的胜利者，事迹置于鲁肃传无可厚非。

不过，《三国志》的记录有语焉不详之处，留给后人很大的想象空间。稍后南朝刘宋有位裴松之给《三国志》作注，引用了《吴书》给这件事作注：

赴会的是鲁肃，不是关羽。鲁肃坚持前往会见关羽的原因是刘备“负国”，心里有愧，不敢乃他如何。果然，赴会时，关羽虽然力陈刘备当年有功，坐享荆州是理所当然的，鲁肃却义正词严地说：“始与豫州观於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阴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获济？”这番教训的结果是：“羽无以答”。

更晚的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便综合这两条记录，写下鲁肃的胜利，致使刘备归还部分土地。

可见，我们所知道的并不是历史，而是小说《三国演义》给我们的印象。不过，在罗贯中之前，元代杂剧大家关汉卿便有名剧流传——《关大王单刀赴会》。剧中写鲁肃邀关羽相见时，暗中设下埋伏，明显具有小人之心。过后，又让关羽单刀赴会时独唱几段曲子，以突出其英雄气概。两人见面时，鲁肃更显得惊疑不定，而关羽却先发制人，滔滔不绝地慑服对手，即使言之无理，还是占据上风。显然，在打造关羽的形象上，剧本是独具匠心的。这种表现人物的英勇非凡、胆略过人、智慧超群的写法，显然要比正史来得精彩，也更容易
传开。

史家面对唱戏的，有时要徒呼无奈！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0/01/2010

【124】避讳还真累人

《南史•隐逸传》记载：“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有老师看了就直接对学生说，陶渊明，另外也作陶深明，他本名元亮。从表面上看，这位老师的说法并没有错，而且是根据正史材料说话。可是，这偏偏是错误的。

比《南史》较早的《宋书》如此记载：“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南史》的材料取自《宋书》，这段话当然也是抄来的。有了标点，其意思甚明白，就是说大家熟悉的这个历史人物姓陶名潜，字渊明，又有人说他另有字元亮。后人校对《南史》时不小心，没留意到避讳学中的“渊”（避唐高祖李渊）被改为“深”，以致让陶潜莫名其妙的多了一个“字”。

避讳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种特有文化现象。从狭义来说，避讳是指避免使用帝王或尊长的名号而用其它方式代替的现象；从广义来说则是出于禁忌或厌憎等原因而避免使用某些字眼的做法。

孔融曾说：“尊卑有序，以讳为首。”避开直呼尊长的名字，这是一种尊重的表现。可是这种尊重有时要给后人留下很大的麻烦。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把张孟谈的名子改为张孟同（《赵世家》），把赵谈改为赵同（《佞幸传》），就只是因为他的父亲名叫司马谈。后人不知就里，就要错判古人的名字了。

不过，司马迁这种避讳的做法，是出于自觉性的。在一些情况下，他却没有避讳，例如“与宦者韩谈”（《李斯传》），“谈言微中”（《滑稽传》）等，却没有避“谈”字。

近代著名学者陈垣先生写过一部小书《史讳举例》，提供了很多关于避讳学的知识。陈先生在序中说：“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可见避讳学的产生很早。“制度化”的避讳，可见于汉代典籍。例如《后汉书》就有“丞选晓讳，掌知非法”（《百官》二），就是说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留意该避讳的字眼了。

《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曾下诏令说：“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这个材料固然说明当时避讳已经成了天子颁令施行的事了，不过，我们还应该留意宣帝宣布的是更改避讳的字眼。汉宣帝改名叫“询”，所以颁布要避讳的字是“询”，之前的一概取消。原来宣帝幼时寄养民间，取名“病已”以避难。“病已”这两个字列入避讳，则民间容易犯讳。宣帝大发慈悲，特地改名为“询”，并下诏令昭告天下。其实，“诸触讳在令前赦之”的反面说法则是因为“病已”二字已使不少人“触讳”犯罪了。

因为避讳反而造成帝王不自在，要放松条例的例子频见。例如武德九年（636）六月，唐太宗下令“依礼，二名不偏讳”（《旧唐书•太宗纪》），也就是说若不是世民两字连续的，可以不必避讳。如果太宗不如此下令，要避开“世”和“民”这两个字，还真不容易。

从自觉的尊重，到制度化避讳，引申出来的问题也就跟着加剧。当然，因为避讳的关系，也给后人在理解古书时，经常会出现错误的理解。可见避讳之学给人带来的是诸多的不便与麻烦。

不再避讳应该是历史的进步！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3/01/2010

【123】尊重彼此的差异

南京大学中文系前系主任莫砺锋教授在评述中西文化的异同时，有一番精辟的言论：

“由于我们一向提倡宽容精神，一向把文化看得比血缘更为重要，所以中华文化具有比较强烈的包容性。中国历史上虽然发生过很多民族冲突，但其最后结果往往是文化融合而不是种族灭绝。”

这是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可不是么？谁在乎大唐诗人白居易是龟兹后裔，元稹是鲜卑人后裔，刘禹锡是匈奴人后裔？我们在乎的是他们留给我们的用汉语言写下的优秀诗篇和千古佳作。

“中华民族与外民族之间也有相当频繁的文化交流，达摩西来，鉴真东渡，无论是接受还是赠予，都没有伴随火与剑的痛苦。”

中华文化只有融合，没有并吞，更不会有侵略。已故达摩难陀长老曾说过：“中华民族是个很有意思的民族，他们接受了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然后把佛教给中华化，成为他们自己的信仰，还创造自己的神明。”确实，佛教输入中国后，没有流血，没有争执，有的只是互补长短，共存共荣。人类新文明由是得以诞生，人类高尚智慧因此得以开传承展。

至今扬州还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日军侵略中国时，不曾伤害扬州人！”追问其故，原来是因为扬州是鉴真和尚的故乡。鉴真是谁？把中华文明与佛教带入日本的高僧是也！嗜杀的蝗军尚且饮水思源，礼敬对自己国家民族有恩的先辈，文明如你我的，该如何看待文化差异？

中华文化诞生于黄河流域一带，特定的地理环境，必然造就特定的习俗文化，与其它文化显然有异。例如：“在古代的西方，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把崇拜的目光对着天庭俯视人间、有时还任意惩罚人类的诸神，中国人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心。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女娲、后羿、大禹等神话人物，其实都是人间的英雄、氏族的首领，他们的神格其实就是人格的升华。”明乎此，我们便知道为什么中华民族崇拜的不是俯视人间的天神，而是发明筑室居住的有巢氏，教人们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发明农业生产的神农氏，造字而泣鬼神的仓颉。

“在中华文化中，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其他民族忙于创立宗教时，中华的先民却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仿效的对象。当其他民族把人生的最高目标设定为进入天国以求永生时，中华的先民却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来实现生命的不朽。当其他民族从宗教感情中获取灵魂的净化与愉悦时，中华的先民却从日用人伦中追求仁爱和幸福。”

最欣赏的，还是莫老师的结论：“差异如此之大的两种文化，它们之间有优劣之分吗？有高级与低级、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分别吗？没有。有的只是差异。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差异，承认这种差异，并尊重这种差异。我认为在文化上，任何民族的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都是同样的荒谬。

最后一句话，岂不是振聋发聩之言？我们常常喜欢“无事时大同，有事就我懂”，争个你死我活。这岂不是因为我们的短视和看不到差异的结果么?

那些总抱着民族优越感，宗教独尊的人，该学习如何尊重差异，如何不亢不卑的争取和睦共处的平权。

《星洲日报·东海岸》16/01/2010

生命教育讲座

【序言】

90年代初期，我进入师范学院执教后，又“复出”佛教界，给学生讲佛学了。
有位同事很好奇，向我了解情况，问我在佛学班谈些什么。
我说不过是分享对人生的想法。结果被他奚落一番。
我记得他当时的话：“Talking about life? Just imagine how brave you are. How much you know about life, and you dare to share with others?”
坦白说，当时听了是生气的，想反驳，又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就因为不反驳，所以给了自己反思的空间。
其实，我很感激他的那一番话。
如果不是这样被奚落，我恐怕也会像一些热情饱满的教徒那样，把佛法说得头头是道，却愈发像鹦鹉——叫得很好听，自己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这之后，我对自己的演讲内容更加留心，尽量避免说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话——想当然尔的话更是不说。



【缘起】

2008年5月3日，我应立卑华校教师公会的邀请，给立卑县的老师上在职培训课程。
主持课程总该有个主题吧？
于是，决定和老师们谈“生命教育”。
我的想法很简单，要全心投入教育工作，把工作当成是神圣的事业，而不只是谋生的一个行业而已。这样，既圆成自己的生命的价值，也可以协助启建小朋友的生命光辉。

6小时的课，就是这样设计出来了。




我不敢说我是在指引教师出路，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路在何方。
但是我是真心诚意把自己所思所想所行所做的，与大家分享讨论，希望可以激发老师们也去思考一些他们早就懂得却又逐渐冰封的初心和热情。

这一步跨出去后，似乎就欲罢不能了。

三年来，我到全国各地去做了十多场秀，宣扬生命教育。

【2008】
5月3日：立卑县教育厅主办全县华小教师在职培训课程
7月5日：文冬第一丛林主办佛教高级弘法人员培训班
7月19日：沙戥新村华小
8月30日：无拉港华小
10月3日：霹雳州国中华文教师联谊会主办北霹雳区华文教师培训课程
10月18日：吉隆坡甲洞三小、坤成、循人三校联办教师在职培训课程

【2009】
3月28日：雪州蒲种新明华小
4月18日：金马仑华校教师公会主办全县华小教师在职课程
4月25日：吉打州毅达师范学院（60位吉打州资深华文老师、IPDA学员）
5月16日：劳勿教师公会主办全县华校教师在职课程
5月23日：万宜育民华小（三校联办）
6月20日：双溪比力三校联办教师在职课程
8月15日：槟城时中分校
9月6-7日：怡保师范学院假福隆港度假村主办课程

【2010】
1月1日：古来县华小教师（当配角，给永乐多斯博士跨刀）
5月15日：吉隆坡光汉华小

【2011】
4月22-23日：怡保师范学院
6月18日：关丹光华小学
8月6日：大山脚百能师范学院
8月13日：斯里再也华小

【122】《三国演义》与儒家思想

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三国演义》与儒家思想。

选题时只是单纯的想到小说里的人物所表现出的正义感，是很传统的。而这种传统，是可以和先秦儒家倡导的价值观挂钩，于是便想去进一步发掘。

过后，巧遇一位老师问起我的题目，我据实告诉他之后，却着实让他给泼了一大桶冷水。老师给我分析战乱期间的人哪里还讲儒家思想，都是兵家的纵横策略，都在斗权术、比实力，尔虞我诈的，目的就是打倒对方，寻求最终的胜利。他说如果要扯上儒家思想，当然也可以分析出一个所以然出来，但是那是为了写而写，价值不高。

说实在，这桶水的确很冷，让我受寒了。想要换题，又心有不甘，仿佛杨修口中的鸡肋一样。后来还是导师给我开导，做了更具体的分析，让我重新看到方向。

《三国演义》的故事是立足在历史事件上的。今天我们认识的三国人物，多是根据《三国演义》来衡量，品评三国人物的标准也是根据小说，而不是历史。一般人只知有《三国演义》，而不知有《三国志》。孰不知，前者是小说，后者才是正史；小说是可以容许艺术加工，历史却要客观反映真实。艺术加工之后，由于故事集中、情节顺畅，因此人物性格更加鲜明，艺术魅力就超越了历史魅力，导致大多数人会把《三国演义》当历史看。于是乎，一些学者专家就要批判罗贯中误导众生，在三分真实之中加上七分虚假，混淆了历史。例如著名的赤壁之战，主角明明是风流倜傥的周瑜，却转变成了一个近乎于妖人，可以借东风的诸葛亮；又如鲁肃单刀赴会，却演变成关羽渡江单刀会鲁肃；最可怜的还是一代才子曹操竟然成了大奸雄。

罗贯中是不是该骂，恐怕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不过，谁也不能因此抹煞罗贯中的艺术成就。他成功把流传在民间口头相传的故事集中的表现在一部66万字的小说，使到三国人物个个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虽然时隔数百年，还有多少人要为诸葛亮的逝世而悲泣，要为曹操的奸诈而咬牙切齿的。这番成就，多少人可以媲美？
谈到这里，我们该有个基础的认识：《三国演义》中的人物都是经过小说家艺术加工的，并不是历史人物的真面貌。要写活人物，就得靠故事情节；要把情节写得好，就得有个根本的立场，那就是中心思想。罗贯中要写的，并不是历史，而是小说。他继承了宋元以来“尊刘抑曹”的正统观，并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撇开了历史的真实，按照儒家的正统观和伦理标准来塑造三国人物。于是，刘备成了“仁君”的典范，诸葛亮成为“圣臣”的代表，关羽、赵云等一众武将也成了拥有令人赞颂的特质的“儒将”。王道、仁、忠、义、智慧、诚信、勇等都集中体现在小说人物身上，脱离了历史的真实。

因此，探讨《三国演义》与儒家思想，就是要探讨小说家如何遵循儒家思想来塑造小说人物。这是纯粹文学的探讨。研究还是可以成立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9/01/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