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无友不如己

《论语》记载孔子说过“无友不如己者”这句话（1.8）。

这句话引起人们很大的争论。大文豪鲁迅就很不客气地说孔子这样说是“势力眼”。鲁迅是采纳朱熹的注释。根据朱熹的诠释：“无、毋通，禁止辞也。友所以辅仁，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意思是“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人，因为那是有害无益的。”

后世当然很多人要为孔子说话，说朱熹等“乱注乱解”，把中国文化给毁了。像南怀瑾就是这样说：“照他这样——交朋友只能交比我们好的，那么大学校长只能与教育部长交朋友，部长只能跟院长做朋友，院长只能跟总统做朋友，当了总统只能跟上帝做朋友了？”力图证明孔子不是势利小人。南怀瑾进一步解释：“（这句话）是说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不要认为任何一个人不如自己……‘无友不如己者’，不要认为你的朋友不如你，没有一个朋友是不如你。”(《论语别裁》)这个说法很讨人喜欢，是双赢的说法。难怪那么多人崇拜南先生。

李零却深不以为然，他说：“孔子的意思，其实很清楚，用不着拐弯抹角。他老人家说，要向道德高、本事大的人学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没什么不对。问题只是在于‘友’是一种对等概念，而人的贤与不肖却千差万别，至少有胜己、如己、不如己三大类，如果不如己者不配交朋友，那胜己者也不应该和你交朋友，顺推行，反推不行。”（《丧家狗》）
李零虽然不同意南怀瑾的翻案说法，但是却也附和“无友不如己”的不合理。其实这种逻辑上的推理，早在宋代已经有论述。苏东坡说：“世之陋者乐以不己若者为友，则自足而日损，故以此戒之。如必胜己而后友，则胜己者亦不与吾友矣。”（陈天祥引述）

我感到奇怪的是，李零的“胜己、如己、不如己”的说法，是引述陈天祥《四书辨疑》的，但却又不采纳陈天祥的结论。陈天祥说：“‘如’字不可作‘胜’字说。如，似也……如己者德同道合，自然相友……如己者友之，胜於己者己当师之，何可望其为友耶？”这句话明白不过，意思是交友要找志同道合的人，并非说不要和比不上自己的人交朋友。“如”不能够解释为“胜”，因此什么要高攀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再说，“与志同道合的人交友”是历来都强调的。有文献证明，例如皇疏引晋蔡谟云：“本言同志为友，此章所言谓慕其志而思与之同，不谓自然同也。”（《论语义疏》）更早期的徐干则说：“朋友之义，务在切直以升于善道者也。故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中论》）这都是在强调交朋友要小心，要择取善友，对自己的德行才有帮助，否则只会使自己堕落，像《韩诗外传》说的“高比所以广德也，下比所以狭行也”。《吕氏春秋》则引述周公的一段话说：“不如吾者，吾不与处，累我者也；与吾齐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

李零是认同这种观点的，所以他说：“和不如己者交朋友，光让人家跟你学，自己什么也学不到，时间长了，肯定退步。这就像职业棋手陪业余棋手下棋，下着下着，自己都业余了。”不过，他又说：“可是这话，我讲可以，孔子讲不行。”这又忘记他自己强调的：孔子在他的时代，并非明星，他不过是仿若丧家狗那样四处奔波流浪的读书人。

一个读书人说“不要和非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有什么不妥？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4/04/2011

【180】行善也要学么？

《论语》1.7记载子夏的话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钱穆先生把它译为：“一个人能好人之贤德胜过其好色之心，奉事父母能尽力，事君上能奉身尽职，交朋友能有信，这样的人，纵使他自谦说未经学问，我必说他已有学问了。”（《论语新解》）

“学问”是名词，这个翻译比不上李泽厚的“重视德行替代重视容貌，事奉父母能尽力量，事奉国君能献出自身，结交朋友能信守承诺。他虽说没学过，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论语今读》）

“有学问”和“肯学”毕竟是不同的。一个人可以有学问，但却不一定好学；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好学者，要学什么？回到夫子的话：君子务本，也就是要学习根本核心的东西。朱熹看得清楚，所以他引述游氏的话说：“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能是四者，则于人伦厚矣。学之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学名，而其言如此，则古人之所谓学者可知矣。故学而一篇，大抵皆在于务本。”

为什么我们要辨析子夏最后那句话——“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因为按钱穆的说法“纵使他自谦说未经学问，我必说他已有学问了”，这是说一个人如果可以明人伦、行善事，即使没有学问，子夏也会表扬他是富有学问的。
子夏，姓卜名商，是孔子晚年的得意弟子之一。他是“孔门十哲”之一，号称文学第一。这是因为子夏是继孔子之后，对儒家文献的流传，以及儒家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的人物，被后人誉为传经之鼻祖。像这样的一号人物，会否认“学习文献”，只重视“笃行善事”么？只要做好事、当好人，就算是“有学问”的人了？

所以，我不认同钱穆先生的语译。

朱熹又引用吴氏的话说：“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辞气之间，抑扬太过，其流之弊，将或至于废学。”可见宋人就已经看出，如果只注重行，不注重学，将会造成“废学”或不肯学习的弊病。

那么，子夏的话要如何理解？朱熹其实说得很好：“四者皆人伦之大者，而行之必尽其诚，学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质之美，必其务学之至。虽或以为未尝为学，我必谓之已学也。”（《四书集注》）四者，就是对妻子、父母、君王、朋友该持有的基本行持，即重德、孝、忠、信。这四者不是与生俱来的，是要学习才能够做得好的。所以，能够把这些善行做得好的，其实都是已在“本”上面下了功夫的，所以才说他们学得好。元代陈天祥引刘正叟的话说：“其人既能此等之事，而自言未学，吾必谓之已学，盖此等非学不能也。”（《 四书辨疑 》）

清代陆陇其做了更好的概括，他引用辛复元评述此章的话说：“世人之说人能敦伦便是学问，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不知学不分明，岂能敦得伦纪？”又说：“吾每望人力行，尤望人力行前先有讲明工夫。不然，自以为行善事，行之未有不差者。”（《松阳讲义》）

近日有一名激励讲师自行公开他的性教育讲座，内容竟然是引导小学生骂有不合法的性行为者是“狗男女”、“奸夫淫妇”，引起网民激烈抨击。性教育工作岂能变成性道德批判？这名讲师可说是为“自以为行善事，行之未有不差者”做了注脚。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7/04/2011

【179】怎样理解贤贤易色？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1.7） 

        子夏这番话比较不好懂的是第一句——“贤贤易色”。钱穆的解释是“一个人能好人之贤德胜过其好色之心”（《论语新解》），李泽厚则说是“重视德行替代重视容貌”（《论语今读》），不若李零教授看得细。李零教授说：“前人对‘易’字有三种理解，代替、改易、轻视。我认为，第一说最好，第三说最坏。”为什么呢？因为李教授认为“‘贤贤易色’就是孔子两次提到的‘好德如好色’。它的意思是，要像‘好色’一样‘好德’……用‘好德’代替‘好色’，不是戒色，而是像男人好女人那么来劲儿，有内在冲动，情不能已。女人又不是什么坏东西，非戒不可。子夏移好色之心以好贤，完全符合老师的教导。” （《丧家狗》） 

        李零教授的看法过于绝对，而且太过以今人的眼光看问题，故有斟酌的必要。 

        孔子的确两度慨叹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9.18和15.13），所以何晏注这句时说：“易色，言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善也。”（《论语集解》）孔子慨叹则是因为人们不能以好色的心好德。这该是李零教授“代替”论的依据。 

        南朝皇侃疏文说：“凡人之情莫不好色而不好贤，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于贤，则此人便是贤于贤者。”这个说法与何晏的注不同，该是李零教授所谓的第二种理解——改易。朱熹的“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诚也”也和这样的想法呼应。 

        到了唐初，颜师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易色，请略于色，不贵之也。”（《汉书•李寻传》引文注）这是李零教授所说的“最坏”的解释——不重视“色”。 

        清代的人对这句话的诠释孓然不同。例如梁章钜从《四书集注》看出朱熹说“四者皆人伦之大者”，但一般诠释子夏的话却只有“事父、事君、交朋友”，所以“贤贤易色”应该是说夫妇之间的伦理，即“娶妻重徳不重色”。（《论语集注旁证》） 

         其他如陈祖范的“此主夫妇一伦言……在妇为嫁德不嫁容，在夫为好德非好色也”（《经咫》），宋翔凤的“阳湖刘申受谓‘贤贤易色，明夫妇之伦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此‘贤贤易色’指夫妇之切证”（《朴学斋札记》），刘逢禄的“贤贤者，同德也。……六经之道，造端乎夫妇”（《论语述何》），都力证“贤贤易色”要说的是夫妇的伦理。 

          “五伦”的概念（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是迟至孟子时才确定，但这不等于说孔子时代就不讲五伦。周朝已是父系社会，家庭中夫妇的关系已固定下来，因此在论及父母与子女之间乃至兄弟之间的关系之前，当会先论夫妻关系。 

        清末民初的康有为解释这句话时说：“此为明人伦而发。人道始于夫妇，夫妇牉合之久，所贵在德。以贤为贤，言择配之始，当以好德易其好色。盖色衰则爱弛，而夫妇道苦；惟好德乃可久书！”（《论语注》）虽说这也是“经世致用”之言，但其本意应该更贴近子夏的话语。 

        杨伯竣的说法是：“对妻子，重品德，不重容貌；侍奉爹娘，能尽心竭力；服事君上，能豁出生命；同朋友交往，说话诚实守信。”（《论语译注》）

        我的看法：李零教授所说的“最坏”的理解，恐怕是最贴近原典的理解。

《星洲日报·东海岸》10/04/2011

【178】与钱穆先生论子曰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1.6》）

对于孔子这句话，钱穆先生这样翻译：“弟子在家则讲孝道，出门则尽弟职，言行当谨慎信实，对人当泛爱，而亲其有仁德者。如此修行有余力，再向书本文字上用心。”（《论语新解》）

二十年前读《论语》，钱先生的注释本给予我很大便利，我的硕士论文更是依据钱先生的诠释立论。而今自己登坛讲《论语》，遍读诸家注疏考辩，旁出新证不少，多有启发，自觉攀上巨人肩膀，占了“后发制人”的优势，勇与大家论学，探骊得珠。这番严考细辨的对读法，持续十年，我的《论语集注》当可传世。

蓦然回首，惊觉钱穆先生上面的译文，多有疏漏。

其一，钱先生没有翻译“弟子”，过于取巧。弟子，可以是指孔子对学生说话时的称号，也可以泛指一般读书人，又可以是对年幼者的通称。对象不同，整个句子的意思也就有差别。

其二，“入则孝，出则弟”怎么可以解释为“在家讲孝道，出门尽弟职”？孔子不是也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论语9.16》）么？何以这里要把“事父兄”分属出与入？《孝经》说：“事父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这里就深谙儒家“移”（或说“推”）的功用。程树德的“一则就百行之本言之，故云入；一则就推暨者言之，故云出也”，就精辟得多了。

其三，“谨而信”解释为“言行当谨慎信实”也太稀松平常。杨树达的“谨谓寡言也”（《积微居小》）详细辩证了“谨”自古有“寡”的意思。杨先生引“幼子常视毋诳”（《礼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11.14》），“轻诺者寡信” （《老子》），“扬言者寡信”（《逸周书》）等古书名句而下结论：“寡言而不信，虽寡亦无当矣。夫人不言，谨也；言必有中，信也。轻诺扬言，皆不谨也。”这岂不给我们更大的启示和教诲？

其四，“汎爱众而亲仁”解释为“对人当泛爱，而亲其有仁德者”恐怕也是隔靴搔痒。杨树达引《礼记》的“亲人必有方，多知而无亲，君子弗与也。君子多知而择焉”，是不是与孔子的“无友不如己者”相呼应？孟子说的“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不正是“汎爱众而亲仁”的具体解释？爱是要“泛”的，但却不得不“亲贤”；“亲贤”则又比“遍爱”来得重要。

其五，“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解释为“书本文字”更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之嫌了。做得到前面的几种德行，有多余的力气才来读书识字？孔老夫子会这样教人？南朝皇侃似乎也钻入牛角尖了。他说孔门教育宗旨本就是“文、行、忠、信”，文在前，行在后，何以这里又行有余力才来学文？宋代朱熹就看出这不是时序的先后问题，而是根本与枝末的问题，所以他引尹氏的话说：“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穷其本末，知所先后，可以入德矣。”清代人看到的现象则和我们今天看到为功名利禄求学，忽略德行的培养的偏差是一致的。所以李中孚高呼：“今须力反其弊，教子弟务遵此章从事。大本既立，夫然后肄习诗书艺业，则教不凌邋，庶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矣。”（《四书反身录》）

钱先生鸣鼓三通，我才一鼓作气，岂敢不敬先人的贡献？今挑“子曰”与先生论学，实拜先生遗文启迪，引发多向思考。后生礼敬先贤！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3/04/2011

【177】三省吾身，省些什么？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朱熹的注释浅显易懂：“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有关“忠”和“信”，钱穆的补叙说得更明白：“‘尽己之谓忠’，已心之尽不尽，惟反已省察始知；‘以实之谓信’，居心行事，诚伪虚实，亦惟反己省察始知。”（《论语新解》）也就是说，替人家做事（为人谋），要尽心尽力（忠）；与人交往（与朋友交）要讲究诚实无欺（信）。然而，是不是尽心尽力或诚实无欺，只有自己才衡量得出来，所以要经常反躬自省。

至于“三”字，朱熹指的是“三件事”，但从句义上看应该不是。民国初年宦懋庸曾引古书说明：“古人於屡与多且久之数，皆以三言，如……三年无改於父之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嗅而作，三年学，三月不知肉味，皆此意也。”（《論語稽》）杨伯竣说得更彻底：“‘三省’的‘三’表示多次的意思。……这里所反省的是三件事，和‘三省’的‘三’只是巧合。如果这‘三’字是指以下三件事而言，依《论语》的句法便应该这样说：‘吾日省者三。’和《宪问篇》的‘君子道者三’一样。”（《论语译注》）

因此，曾子上面的那句话，应该这样翻译：“我每天多次的反省自己：替人家做事，有没有尽心尽力？与朋友交往，是不是诚实无欺？传不习乎？”
最后那一句“传不习乎”还不能翻译。因为这句话的争议比较大。

上面引述朱熹的“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是宋人的看法。汉人又如何说？何晏注释：“传不习乎，言凡所传之事，得无素不讲习而传之乎？”（《论语集解》）两者差别甚大。宋人认为“传授”是老师的事，“习”是学生的事，所以，“传不习”的意思是检讨我们有没有跟着老师传授的去做；但是唐前的人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说要传授什么给别人，那一定是自己非常熟悉的事物。换句话说，只有自己吃得透的知识才可以传授给别人。

孰是孰非？不妨多看几家的说法。南朝皇侃说：“凡有所传述，皆必先习，后乃可传，岂可不经先习而妄传乎？”（《论语义疏》）元代郭翼：“曾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言。传亦我传乎人。传而不习，则是以未尝躬试之事而误后学，其害尤甚於不忠不信也。”（《雪履斋笔记》）同期金履祥说：“以上二事例之，为人、交友俱为及人之事，则此“传”当从程子之说，乃传业与人者。传业与人而不习於己，正郑氏所谓讲时为学诵之师不心解者。不习而传，岂不误人？”(《论语集注考证》)

以上三家的说法，都支持何晏。也就是说，“传不习”当解释为我们要传授给别人一些知识，应该反躬自省一番，对于相关的知识自己是不是已经吃透了，如果不是而冒然传授他人，则不止对人无益，严重的话还有害了！这么一来，有志要当老师的，对自己的要求就一定要更高。

何以到了宋代，却有那么大的转变？朱熹之说和儒家一向重学习是一致的。例如《礼记》载：“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日旦就业，夕而自省……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不知也……”（《曾子立事》）

用今天的眼光看：学未必要从师，但教却该有个底气，底气不足则所言亦虚，所言不实，还教什么？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7/03/2011

【176】君子务本，本在哪里？

《论语》记载了有若的一段话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这一段话被视为是儒家的核心思想，起着引领的作用。“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是说我们做事情要懂得往根本上着手，根本确立了，一切也就纳入了正轨。这里说的“本”是要“行孝弟”。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做得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人，肯定就是一个大好人。

这句话有个矛盾之处：前面说“其为人也”，后面却说“其为仁之本”，到底“孝弟”是做人的根本，还是“行仁”的根本？

历来多数就按上面的句式评述，说“孝弟”是仁的根本。

宋代陈善却不以为然，他说：“古人多假借用字。《论语》中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曰：‘观过，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窃谓此‘仁’字当作‘人’”。（《扪虱新语》）明代王恕亦附和，说：“‘为仁’之‘仁’当作‘人’，盖承上文‘其为人也孝弟’而言。孝弟乃是为人之本。”（《石渠意见》）

还有更早的文献可以佐证：“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后汉书•延笃传》，中华书局校订本改“人”为“仁”）

我觉得这些评论很有道理。把“孝弟”提高到为人的根本，这不正是儒家的理念么？其后汉代重孝弟，奉行举孝廉的制度，就是肯定孝子的价值。因为着重“孝弟”（尤其是孝），所以中华民族可以骄傲地视“孝”为优秀传统，是人类最高尚的价值观之一。

也许诸君会想，这句话不是有若说的么？怎么可以拔高到这样的地位？其实不然。清代阮元的《揅经室集》已经清楚辨识。这句话是孔子说过的。可以依据的文献是汉代刘向的《说苑》，其文曰：“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终必衰。《诗》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建本篇》）不过最早说出“君子务本”这个概念的，还是《诗经》，孔子是“述而不作”。

孝子就可以治国？儒家是坚信这点的。《吕氏春秋》有详细的阐述：“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殖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孝行》）

历史不断推进，孝子会不会就是好领导，恐怕还很难说准。历史告诉我们：即连各方面没有好品德的人，也有可能会屡创政绩。所以孔子的“孝弟是人之本”可否成立要被质疑。

我始终相信说出来的具体事项只能是相对性的正确，不可能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在某个时期，某些地区，针对某些人它是适用的，但却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孝弟是不是人之本，这可以变通；但是抽象的哲学概念——“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却是不变的真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03/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