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人喜欢杜甫，把杜诗神化到“无一字无来处”，非得有丰富学识不能读。就连大臣上朝，也会趁隙谈杜诗。其中有个吴姓官员，常缠着叶涛谈杜诗。叶涛很不耐烦，皇帝还没上朝，他就搬凳子到外头坐。有天下雨，他也不避，人问其故，他说：“怕老杜诗”。①
我谈“母语教学法”也近十年了，某次应东彭华校教师公会邀请演讲，主席古校长便对我说：“讲座上半场很好，下半场我忘记提醒您不要讲母语教学……”呵呵，我马上联想到叶涛。
其实，自我当老师以来，我从不用旧讲义。每一次演讲，乃至课堂每次教学，我都会重新组织材料。所以看似相似的内容，里头却有差异。只是就客观而言，却不一定如此辨识。主观上我的做法其实是螺旋式的学习，能确保我教学而相长。此外，由于收集课后反馈，对听众的异见或不解之处，我会再三斟酌考量，并尝试发掘新材料，以补之前的不足。
一方面我寻求理论上的相通，另一方面却也不殆于实践。实践和理论结合后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却不见得讨好。一是难以取信学术界②，二是不易说服只管听从指示行事的教育工作者③。
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感受到“华文”作为科目不为大家所喜爱④，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如此。当这个科目成为选修课时，大多数学生会选择放弃。早期我也让师范生去调查小学生最喜欢的科目，结果首选华文的人数只有逐年下降。
“母语教学法”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提出，本无创设一家之言的意图，但由于致力“穷究人天之际”，以“通古今之变”，倒逐渐成为教学法的一个流派。教学有法无定法一向是我们信守的原则，因此我不要求人人如此。我只是在原有的习惯上增多一个选择，用另一个思考角度来看待语文的学习。
由于经常对着同僚讲，逐渐也真成了现代吴居厚。于是，我尝试跨出去，对不同温层的人讨教，希望有新观念冲击。
其中，我发现我们常有妄自菲薄的倾向，以为我们的环境就是“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所以反对把华文作为“母语”来学习⑤。先天不足我是同意的，后天的努力不是比失调更好吗？我到南京留学，先天不足的感受更加深刻，有点后悔自己的不知天高地厚。人家本科就学习的专业，我们硕士毕业也没有接触过。不过，却还是因此不敢怠慢，希望靠恶补弥补先天的不足。结果答辩时，主席即席宣布他要他那和我同题的博士生换题目，因为我的论文大致上已经梳理透材料了。
目标明确、方法得体、环境得当，一切将化为可能。这三者不是为人师者所能提供的吗？为什么我们对儿童不加多几分尊重，对未来不怀抱多点幻想，憧憬明天会更好，而宁愿画地自牢，自我设限？
注：
①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吴门下喜论杜子美诗，每对客未尝不言。绍圣间为户部尚书，叶涛致远为中书舍人，待漏院每从官晨集，多未厌於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复交谈。惟吴至则强之与论杜诗不已，人以为苦，致远辄迁坐於门外檐次。一日，忽大雨飘洒，同列呼之不至，问其故，曰：‘怕老杜诗。’”
② 读博士期间，常听老师说，做研究题目不要大。大就无法兼顾，许多课题就要疏，无法严密探讨。
③ 这恐怕是大环境的问题。官方即使引进很好的教育理论，但传达上总有疏漏，以致下层总不严正看待，能做到最低点要求就好，哪怕徒具形式。最终很多理论只能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柄，像PLC，KBAT，PBD等都在逐步走向这样的命运。
④ 选择华小，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本身就是喜欢华文（bahasa Cina）的一种表现。但是作为“科目”的“华文”（Bahasa Cina，国语的这个写法更清楚表明语文和科目的差别）却不是如此。我曾写过文章讨论这点，参看“华文难学吗？”
⑤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观念不外就是“我们这里是学三语的”“我们这里各种设备和条件都不如人”“我们的母语是XX话，华文还是得从零开始”等等。反“母语教学”则是认为没有必要去区分母语二语，有教就是。
《星洲日报·东海岸》09/08/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