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7】乌江过不过

多年前观赏过一个诗歌朗诵会。序幕，诗人就以雄浑的声音高呼“乌江过不过”，台下跟着有人唱和“过不过”，声音此起彼落，叫人印象深刻。

这是揣摩项羽当年在乌江自刎前的心情写的一首诗。

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写了项羽兵败垓下后的悲壮场面；“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汝德。’乃自刎而死。”

后世对项羽自刎乌江的情节有不同的看法。

南宋李清照词曰：“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是肯定项羽的豪迈英雄作风所给予的慨叹。晚唐杜牧则写：“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惋惜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欠缺接受失败的勇气，不肯过江寻求东山再起。

司马迁偏爱项羽，把项羽写入“本纪”中。“本纪”本是记载帝王的事迹的，项羽并未称帝，但司马迁却把他的历史定位等同皇帝。对项羽的描述，更是饱含感情，蓄意塑造其英雄形象。司马迁著史是用全知角度书写，写人叙事完整，仿佛亲侍传主身边。像项羽和乌江亭长的一番对话，是不载于史册的，项羽该是根据民间传言写入历史。司马迁的生花妙笔，使项羽的一生更具传奇，乌江的慷慨悲壮更流传千古。

现今有学者考证项羽并非死于乌江，而是死在东城。两地相距百余公里，项羽既然在东城就被杀，便不可能逃难到乌江。冯其庸、计正山两位先生主此说。

他们以《史记》的其他篇章、《汉书》和《楚汉春秋》的记载对读，发现只有《项羽本纪》记载项羽自刎乌江，其余都说项羽“身死东城”。他们还以古籍考证地理位置，确定项羽死于东城，即今天的安徽定远县。

计正山先生还进一步论述项羽是在定远东城就被“搏杀而死”。如果项羽顺利渡江，那边的将领会全力支持他，项羽是可以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再次击败刘邦。所以项羽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渡过乌江，可惜天不从人愿，他逃至东城时被汉军所杀。

不过，也有学者根据《太平寰宇记》等资料，论述两汉时期的东城县，是江淮之间的一个辖境广阔的大县。乌江沿江一带，都包括在东城县内的，因此司马迁所说的“身死东城”与“乌江自刎”并不矛盾，而是为避免反复而使用的描写方法。

司马迁是写人的高手，往往掌握一些典型的事例丰富人物的性格特征。我相信《项羽本纪》中的描写并非杜撰，而是却有如此传闻。项羽不过江而选择自刎，是他的性格所致。他一向自大孤傲、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如此下场是历史的必然。

项羽不会在乌江犹豫要渡过还是不渡过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8/07/2013

【326】诗经中的马

再引用中国郝思瑾、胡政两位老师的文章，说明马在《诗经》中的多重涵义。

根据两人的统计：在《诗经》中，“马”字共出现四十九次，提及各种马近二十种，描写马的诗句上百首。概括起来，《诗经》中提到的马，除了作为“牲畜”的基本之外，还常以马喻人，特别是比喻为君子贤人。再有，马有时还用来代指财富和战争。

作为“牲畜”，马最大的功能是作为交通工具。例如《诗经•周南•卷耳》写的是妇人想念远行的丈夫，里头便多次提到马：“我马虺隤”、“我马玄黄”、“我马瘏矣”，都说马不胜远行，都疲惫而病了。《诗经•郑风•叔于田》是赞美男子的诗篇，里头提到“乘乘马”、“乘乘黄”、“乘乘鸨”，所乘的都是四匹马拉的车。第一个乘是动词，乘坐的意思；第二个乘读盛，是量词，是四马的意思。“黄”是黄马，“鸨”是黑马发白而有杂毛的马。把马当交通工具看待的，在《诗经》中出现了十四次。

作为“牲畜”，马还可以当成上阵打战的坐骑。例如《诗经•邶风•击鼓》写的是军人思归的内容，提到“爰丧其马”，这是武士慷慨之词，慨叹不知道战马将死在何处。中国古代军事与田猎活动关系密切，田猎是军事活动中的演练。在田猎过程中用马亦多，如《诗经•秦风•驷鐵》写田猎活动说：“驷鐵孔阜，六辔在手。” “鐵”一作“马”字旁，毛《传》：“鐵，骊。”朱熹《诗集传》：“驷鐵，四马皆黑色如铁也。”

《诗经》 时代四季祭祀马神，“ 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例如《诗经•小雅•吉日》写：“吉日维戊，既伯既祷”，所说的就是春天田猎前祭马祖的事。

第二是把马比喻为某些人的特质。《论语•宪问》记载孔子的一段话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意思是“千里马值得称赞的不是它的气力，而是它的品德。”这明显是借马来比喻君子。孔子以《诗》作教材，他的说法在《诗经》有迹可寻。例如《诗经•小雅•白驹》写：“皎皎白驹，贲然来思。尔公尔侯，逸豫无期。慎尔优游，勉尔遁思。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金玉尔音，而有遐心。”《毛诗序》说：“（这首诗是）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贤也。”朱熹注曰：“为此诗者，以贤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托以其所乘之驹。”可见，诗中白驹不仅是贤者的坐骑，更是贤者的代称。

马匹在交通、军事、田猎等方面的广泛用途也使到它成为《诗经》时代国家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论语•先进》载子路的话“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就表示国家的大小和贫富，体现在“百乘”、“千乘”等词语上。

《诗经•鲁颂》中罗列十六种马名，写出了鲁僖公牧马之盛，也说明僖公在位时国力之富裕和强大。同样的例子还有《诗经•鄘风•定之方中》的“秉心塞渊，騋牝三千”，就是以马的多寡来算诸侯的财富。《毛诗序》说此诗为“美卫文公也……国家殷富焉。”这就是说明当时候的人将马匹众多看成是国家殷富的象征。

近日来一直在看古人的马文化，由衷钦佩古人。他们自从懂得马的用途之后，对马是恭敬虔诚的，没用将之视为“三牲”之一，也没有将之饱口福。在利用马之余，也对马加以歌颂，并将之喻为君子贤人。知道这样的背景，要解读韩愈的《马说》就容易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6/02/2014

【296】聪明的学生

文学篇章的解读，有感性的领会，也有理性的分析。

两者都得靠积累来不断提升，否则鉴赏将流于片面和主观。

一般来说，感性是很主观和个人的。但个人的主观感受还是可以通过经验的积累而拔高。单凭主观的感悟，会受到情绪和习惯的影响。如果我不喜欢现代散文，任何现代散文篇章落在我手中都将会受到排斥。经验的积累就是靠多阅读，多感受，以提高对语言的敏感度。

理性则要客观和科学，并要有很强的诠释和辨析能力。罗马不是一日可建成，要有这种科研能力，也得通过训练和实践来达致。训练讲究的是方法，实践则重视积累，实践越勤则积累越深厚。

儿童理性思维不强，所以指导阅读时该重视情感的体验；成人理性思维提高，指导阅读则注重辩证和说理。但二者也要加以缓冲，才能取得平衡。

我曾经写过三篇辩析《论语•先进》收录的《侍坐》章。这是《论语》最长的一章，写孔子让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四人各述其志的故事。我要论证的是里头提到的曾皙并非是“洒脱高稚，卓尔不群”的人物。我相信我的资料还是足于支持我的观点。

最近再读这一章，抛开了理性的辨析，纯粹从感性切入，反而有另一番的体会。当然这种体会和我的生活经历也有关。

重读这一章，直接感受到孔子的学生太聪明了。孔子要他们各述其志，子路作为老大，当然先说。他信心十足地说给他治国，只要三年，他就可以富国强民，而且让他们有德行。孔子听了不免讪笑。这一笑打断了师生间的自由交流。孔子要点名，冉有才跟着发言。他也说给他三年，可以管人民富裕，但却无法训练他们有德。孔子不置可否，再问公西华。公西华善于外交辞令，顺着师兄的话语说：“我不是说我行，只是愿意学习。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够当个‘小相’，为国家主持典礼。”既阐述自己的观点，也照顾到师兄的颜面。孔子重礼乐教化，认为这样才能教出有德的人民。子路过于自负，孔子笑之；冉有治国重绩效轻教化，孔子难以认同；公西华只管礼乐教化，志向太小，孔子难免失望。

文章最精彩的就是对曾皙的描绘。孔子与三子交流时，他在一旁鼓瑟，等到三子说毕孔子请他说时，他还要委婉地说自己比不上三子，等孔子再请他说时，才说出一番“与民同乐”的理想。宋代欧阳修写《醉翁亭记》，描绘与民同乐时，心里一定有《论语》这一章的画面。这是礼乐教化之后的太平盛世之景，所以孔子听后兴奋地说“吾与点”，表扬了曾皙。曾皙被表扬了还意犹未尽，待三子退后，还留下问孔子三子之志如何。

我最近频频给小学生上公开课，深切体会小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时，常常会言不由衷，说老师想听的话。例如问学生如何让偏食者吃他不爱吃的食物，竟然说告诉他食物很有营养，动之以“理”。由是，孔子和学生的一番对答，我也直接感受到只有子路最率真，最直接，其余三子“见风使舵”，顺应老师的要求，说了“理性”的“标准答案”。

孔子毕竟是名师。会后曾皙再询问时，说了一番微言大义，没有针对提问回答。一般教师可会警觉学生的“聪明”，接受学生配合老师需求而说的话语？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1/07/2013

【325】马年话马

中国赵云涛老师从汉代的《说文解字》整理出古代中国的“马文化”，甚有意思。

《说文》共收录了115个马部字，这反映出汉代以前的中国人的生活与马已经拥有密切的关系。从猎马食肉到把多余的活马驯服、饲养再到骑乘、劳作、运输、战争、通讯、科技等运用， 都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衍生开来的还有“相马文化”，“马政文化”等。

甲骨文已经有“马”字出现，徐仲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里，“马”共有牲畜名、职官名、人名、方国名四个义项。《说文解字》收录与“马”有关的字，名称十分复杂，并根据性别、形状、毛色、行走及行走的速度、优劣等特征对马进行分类。这反映出汉以前的古人对马的观察已经非常细致，同时也反映马与人类社会及其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谓“相马文化”，是指观察和品评马的优劣。《诗经•鲁颂•驷》中依据毛色区别马有16 种之多，这种细致的观察应该是相马术的萌芽。稍后还有“吾相马，直者中绳，曲者中钩，方者中矩，圆者中规，是国马也”（《庄子•徐无鬼》），“古之善相马者，若赵之王良，秦之伯乐、九方堙，尤尽其妙矣”（《吕氏春秋•观表》）等。

赵老师从《说文》中总结出马部115个字中，名词有73个；这其中又有53个与相马之术有关。例如，依据毛色之别可以区分出20多种不同的马（如：骊，马深黑色；騩，马浅黑色；驑，赤马黑毛尾也；驔，骊马黄脊等）；表示马的年龄的有4个（马一岁馵，二岁曰驹，三岁曰駣，八岁曰‘马八’）；表示马的大小有3字（马高六尺为骄，七尺曰騋，八尺曰龙騊）；表示马的优劣有8字（千里马叫骥，马之良才叫骏，（草名）良马是骁，北野之良马是駼等）；表示马的性别有2字（公马叫骘，母马叫騇）。如此细密详尽的分类，足见当时社会对马的重视程度之高，也反映当时相马术的完备与精密。

“马政文化”指的是历朝历代政府对官用马匹的牧养、训练、使用和采购等的管理制度。周朝马政已有一个系统，校人、马质、巫马直至蛮隶、夷隶，层层设官，各司其职，组成一个严密的掌管马政的官署及宫吏体系。古书中常用的与马政有关的词语如“驺，养马人名”（《玉篇》）；“大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养马三十万匹”（《汉仪》）等。

马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地位极高，具一系列的象征和寓意。马是能力、圣贤、人才、有作为的象征，古人常常以“千里马”为喻（骥，千里马也，孙阳所相者）。相传周穆王有八匹骏马（八骏在《说文》中都与专字记录），这个传说是在暗喻才华卓具、本领非凡的人才。“千金买骨”的典故以马喻示人的典范，展示了求贤若渴的寓意。正因为马象征着人才，所以善相马的人又被喻为善识才、善举才者。人才的埋没或缺乏表现的沉闷局面就被叫“万马齐暗”。

古代的马文化，表明中华文化底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同马有关系的。明乎此，我们才知道为何马一直是中华文化中一个深具象征意义的代名词。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9/02/2014

按：此文乃摘自赵云涛《试论<说文·马部>反映的古代马文化》一文。

【324】马到成功还是马到功成？

“马”年颇受各界欢迎。

首先是“马”的繁体字充满美感。这是一个象形字，《说文》解释为“像马头、髦尾、四足之形”。的确，篆文的“马”字，看来飞鬃飘尾，四蹄奔逸，气势非凡。爱书法的朋友可以很好地发挥这个字的飘逸。

其二，“马”颇受画家喜爱，经常入画，骏马的千姿百态付诸丹青。

其三，“马”的成语不少，人们喜欢用来祝福新的一年。例如：龙马精神、一马当先、玉堂金马、神龙马壮、马到成功、马到功成等。

“马到成功”与“马到功成”两个成语都广泛被使用，这引起了混淆，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规范的？

对于这点，我想从两个角度来分析：

一是从成语的结构分析。中文成语大多由四个字、两个词组成。两个词组成的成语，我们称为二二结构的并列短语。这种结构的成语，前后两个词还是同样方式组合。例如“万水千山”、“山明水秀”就是这样的结构。“万水”和“千山”都是偏正合成词，“山明”和“水秀”则是主谓合成词，前后两个词呈并列结构。

如果我们把“马到功成”当成二二结构的并列短语，那么在语法上，“马到功成”是正确的用法。其结构就如“水到渠成”，“苦尽甘来”一样，前后两个词“马到”和“功成”都是主谓式合成词，二者呈并列结构。

可是，中文成语并不全是二二结构的，即使是二二结构，两个词语也并不一定是并列的。例如有些成语是四字直接构成一个短语，毛遂自荐、一衣带水、呆若木鸡、目不识丁等都是这样的结构。又如前后两个词语并非并列的，脱颖而出、心甘情愿、黯然神伤、不甘人后、自不量力、应接不暇等就是例子。

有趣的是，上述所列的二二非并列结构的成语，在古籍中都有调换位置的使用现象。例如：“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此事儿甘心情愿也。”（宋•王明清《披青杂说•项四郎》）从这个角度看，“马到功成”和“马到成功”并用便不足为奇了。

其二，我建议我们看看古人怎么用，从成语的来源处辨真伪。我从《四部丛刊》电子版中找不到古籍使用“马到功成”的。至于“马到成功”则有这么二则：“又有一刀，刀鞘口有‘马到成功’四字，周遭刻之，盖宋南渡初物。考《宋史•舆服志》云：南渡之后，有司印记，多亡失；尚方重铸给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旧，此诸印所以加建炎字歟。”（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人如猛兽，马似狻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论英雄端的谁？”（明•郭勋辑《雍熙乐府》）

以上两个例子均有代表性。钱大昕的谈经史小学金石的著作《潜言堂文集》，被认为是“考证翔实，剖析精微”之作。若我们相信钱大昕的考证，则“马到成功”或许在南宋已经有人使用。郭勋辑的《雍熙乐府》把“马到成功”和“旗开得胜”放在一起，更加说明这两个结构相同的成语是可以并用的。

因此，我认为“马到成功”和“马到功成”两个成语都是正确的。我们不可只从成语中的并列结构判断“马到功成”才是正确的，因为古籍中更普遍的用法是“马到成功”，它与“旗开得胜”是同一结构可以并用的成语。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3/02/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