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论语》的著作权

        《论语》是谁写的？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那不是孔子写的，虽然这部书是了解孔子最主要的依据。

        更有常识的人会说《论语》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所写。所谓再传弟子，就是今天所说的“徒孙”，明确的说：是孔子的学生曾参和有若的学生所写的。

        这句话有根据，而且是出自大家，是宋代大儒程颐先生说的：“《论语》曾子、有子弟子撰，所以知者，惟二子不名。”（《经说》）程夫子自己说明了他知道的原由，那是因为《论语》提到曾参和有若时，不称其名，而像尊称孔老夫子一样称“曾子”、“有子”。“子”是学生对老师的尊称，既然《论语》也称他们二人为“子”，那就说明这是曾、有二人的弟子写的。著作权该判给他们。

        发现这一点的，程夫子并非第一人。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回答《论语》是不是孔子的弟子所作的问题时就说：“未然也。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又说：“孔子之殁也，诸弟子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论语》辩二篇）

        不过，柳宗元尚承认“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程夫子则像法官一样裁决著作权归曾、有弟子。

        这个判决不为朱熹同意。同是宋代大儒的他说：“柳氏……有子叱避之说，则史氏之鄙陋无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考之，当时既以曾子不可而寝其议，曷尝有子据孔子之位而有其号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断而裁之，以为《论语》之书，成於有子、曾子之门人。”（《或问》）

        朱熹不但否定程夫子的判决，还否定了他引述的资料的可信度。他先否定柳宗元的说法，说柳氏是受到史家的误导。这里的史家不是别人，正是鼎鼎大名的司马迁。

        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确曾记载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因为思慕老师，而把貌似孔子的有若立为师。后来，弟子对有若说，孔子在世时，曾经预知会下雨而叫弟子们出门带上雨具。弟子好奇问孔子怎么知道要下雨？孔子说他夜观星相，月亮正处在二十四宿的“毕”位，这符合《诗经》所说“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因此知道翌日会下雨。孔子解说了事件，大家都懂；但还有一件事大家却不懂。孔子后来又怎会预知年长无子的商瞿过了四十岁后，会生有五个男儿？他们于是请问有若，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们便群起轰他：“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言之凿凿，听者藐藐。孔子看星相，预知人会产子，这些“怪力乱神”的话显然是在汉代谶纬之学发达的时候才传说，所以朱熹判断司马迁误信当时的口头流传，而将“鄙陋无稽”的事件编入史书。偏偏柳宗元又误信了。

        朱熹还从正面引述孟子的话加以论辩。孟子说：“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滕文公上》）也就是说，孔门子弟要立有若为继承人的事，早就被曾子否决，朱熹因此说“有子据孔子之位”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所以推翻程颐的判决。

        既然证据不足，我们只好接受原判：《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著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03/2011

【174】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我给学生讲曹植的《白马篇》，讲到“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时，学生频频摇头。

不是诗歌写得不好，也不是我讲解不对，而是全是女性的这一班学生，都站在女人的角度看问题了。曹植表扬白马英雄，说他有为国捐躯的情操，心怀祖国，情系人民，因此顾不了私情，无法照顾父母，更妄论妻子儿女了。这是自古以来许多壮士的典型。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这固然一直被称颂，认为是可贵的美德。但在女性主义抬头的今天，这种价值观恐怕就要重新审视。我的学生摇头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不禁叫我想起林觉民的《与妻书》。林觉民是1911年广州起义的革命烈士，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其中一人。他在参与起义前三天，留了一封信给爱妻，就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的绝笔信，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教材《与妻书》。

林觉民信中说他为了“助天下人爱其所爱”、“为天下人谋永福”，所以置生死于度外，抛却儿女情长，积极投身到推翻黑暗腐朽统治的武装起义中。这种“以天下人为念”的“大我”精神，和白马英雄一样是受世人歌颂的。

不过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精神，今天却受到质疑。歌手齐豫便曾唱过一首《觉》，与林觉民展开对话：“爱不在开始，却只能停在开始。把缱绻了一时，当成被爱了一世。你的不得不舍和遗弃，都是守真情的坚持。我留守着数不完的夜，和载沉载浮的凌迟。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的离去。谁把我无止尽的付出都化成纸上的一个名字？”歌词写得很好，带出了女性的幽怨与哀伤。“谁给你选择的权利”更要叫地下的林觉民倍感痛心。

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就有不同的结论。我们因此要慨叹：“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嘎然而止，我们恐怕真要否决“为国捐躯”的情操了。
《白马篇》与《与妻书》的时代背景不同，在曹植那个年代，恐怕没有人会质疑这种高尚情操，英雄的儿女情长更不会受到重视；可是林觉民却不同，他活在现代。他的《与妻书》给我们看到的是字字泣血的心声，看到他在面对私情和大爱的矛盾时如何寻求平衡。文章催人落泪，却又不禁令人感奋，思绪交杂在作者对爱妻的那份真情，以及舍生取义的革命者的气度和风范之中。

这是较为人性化的反思。

我们在歌颂“为国捐躯”、“为民请愿”的英雄时，可曾顾忌他们的感受？我们可曾考虑到他们背后的家人？像林觉民的遗孀陈意映，她在知悉丈夫牺牲后，悲痛欲绝，企图自杀，但经林觉民双亲跪下求她念在孩子年幼，尚需母亲照料才放弃。活下去也要勇气，英雄的遗孀应该一并受到表扬和歌颂！

英雄不是没有人性的，所以我们应该关怀在世的英雄，体谅他们背后的牺牲。只有那些只重视儿女私情的人，抑或神化英雄的人，才看不到这种悲情。英雄的牺牲是无奈的，并非他们蓄意要选择，“为家忘个己，为村忘一家，为国忘一村”是他们在不得已的情境中激发出的情操。假若没有这种情操，人人都成为顺民，社会就看不到前进的希望。

英雄不是人人可以担当，但是关心英雄以及他们身边的人，却是人人可以做到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6/03/2011

【173】阅读的层次

《西游记》第二回写美猴王拜师时有那么一段：“祖师闻言，咄的一声，跳下高台，手持戒尺……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了，撇下大众而去。唬得那一班听讲的，人人惊惧，皆怨悟空……悟空一些儿也不恼，只是满脸陪笑。原来那猴王已打破盘中之谜，暗暗在心。所以不与众人争竞，只是忍耐无言。祖师打他三下者，教他三更时分存心；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上者，教他从后门进步，秘处传他道也。”

《六祖坛经》第一品惠能大师的自序中提到：“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惠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

这两个情节何其相似。坛经在前，西游在后，我们当然相信《西游记》作者是抄袭《六祖坛经》情节的。

其实类似的情况，在文坛中并不罕见。像李白的名作《将进酒》开篇第一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脍炙人口。可是比他较早的诗人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之中，有七首是“君不见”起始的。至于像“但愿樽中九酝满，莫惜床头百个钱。直得优游卒一岁，何劳辛苦事百年”（鲍照《拟行路难》其十八），抽出来给人看，恐怕很多人都要误会是李白的作品。

我由此感叹，如果阅读不广不多，看到好句好情节，大夸作者之余，会不会留下一个笑话——其实作者并非原创者，我们赞错了！这就像当征文比赛评判，对某作品赞不绝口，却不知是抄袭之作那样尴尬。

再换个角度想，阅读面广泛，知识面也够宽，会不会造成阅读缺乏激情，不轻易为作者所写感动？宋人认为杜甫的诗歌“无一不用典”，每字每句都可以追溯其源头，这样的角度读杜甫诗，岂不索然无味？

这就好像魔术师在表演时，台下观众如醉如痴，激赏不已；可是如果一个人洞悉其技巧，知道背后的花样的根源，看表演还会激动么？

站在高处看众生，众人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帘；与群众平视，自然因为视角问题而容易起共鸣。

我在想这恐怕会是一些人阅读上的迷思。

他们宁可为菩提祖师的打三下暗喻三更来访而感动，也不愿相信那是根源于弘忍击碓三下暗示慧能三更来访。

您要站在高处看众生百态，还是与群众一起狂舞？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7/0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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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学而时习之

《论语》开篇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可是，是否有探讨过，学而时习之的“学”和“习”的内容？

对此，唐以前的古注和宋以后的注释是有差异的。

三国时期的何晏引用同期经学家王肃的话说：“时习，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悦怿。”（《论语集解》）宋代经学家邢昺对此还进一步引用《礼记》之中的学记、王制和内则篇说明古时学习，的确有按不同时期学习不同的内容（诵习以时）。这里所谓的“时”，还可以详细分为一天之中的学习时间（早上、下午、晚上），一年之中的学习时间（按春夏秋冬四季划分），以及一生之中的学习时间（按年龄段分）。“学而时习之”指的是日中之时，也就是说唐以前的解释是：“日日修习所学不暂废也。”

至于学的内容，则没有太大差别。邢昺直接说明：“此章劝人学为君子也。”

可见，唐以前的注释大多认为令人“不亦说乎”（说即悦，古字通用）的是能够时时诵习君子之言，以加深自己对君子言行的印象。可是，这不能够理解为古人学习就只是背书寻求满足。清末民初的程树德说：“今人以求知识为学，古人则以修身为学。”并举出孔子多番称赞温文敦厚的颜渊好学为例子，说明孔子的确是“皆以修身为本”的。

王肃的“学者以时诵习之”，到了南宋朱熹的时代却有了不同的解释。朱熹说：“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论语集注》）朱熹是引用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所说“习，鸟数飞也”，把“习”解释成不断地做的“时时习之”。这里，唐前的人和南宋的人对“时”的理解就有了分歧。唐前强调“时”是“定时”（在一定的时间），南宋则认为是“时常”。按朱熹的解释，便产生了这样的结论：“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

“诵习”和“实习”有没有差别？有。前者只是静态的背诵，后者则是动态的实践。当然，我们用今天的角度看，会倾向朱熹的解释。例如钱穆注释这一句是：“习者，如鸟学飞，数数反复。人之为学，当日复日，时复时，年复年，反复不已，老而无倦。”（《论语新解》）李泽厚注释也是：“学习而经常实践，不是很愉快吗？”（《论语今读》）显然都是受到朱熹的影响。

可是，唐前的注释却更接近孔子的原意。杨伯俊直言：“朱熹的《论语集注》把它解为‘时常’，是用后代的词义解释古书。”所以，他坚持把这句话解释为：“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论语译注》）

对于古人的看法，我们不可以直接以对错来看待，而是要理解其说话的语境。《论语》本就言简意赅，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诠释是很正常的。我们理解唐前的古注，也理解朱熹以后的解释，进而去思考的是——我们都重视学习，知道学习是很快乐的。但是哪些学习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快乐？背诵之学，还是实践之学？再有，学习的内容该是什么？寻求知识，还是落实到生活层面？最后，定时诵习古人之道的意义是什么？是否还有其价值的存在，还是完全摒弃古人之学而取今人之学？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02/2011

【171】佛学研究和佛教信仰

佛学研究者要探讨的是真相。真相不一定美，也不一定善。例如未成佛前的悉达多，其太子身份是众多佛教徒津津乐道的，仿佛“放弃荣华富贵去修道”就是释迦牟尼佛伟大之处。孰不知当时的迦毗罗卫并非“国家”，释迦族更是个末落的统治阶级。在摩羯陀和憍萨罗东西二强的环顾下，其国势岌岌可危，随时被灭。虽说太子被预言可成“转轮圣王”，在政治上可有一番作为，但这并不能挽救释迦族的命运，所以太子得“另辟蹊径”，谋求新的出路。其时印度东方新兴民族都酝酿着反吠陀的情绪，太子的出家修道亦有“乘时而兴”之势，所不同的是，他开辟了一条更为正确的修道之路，协助众生脱离烦恼，趋向涅槃。这样的一种观念，对很多重信仰的佛子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佛教信仰者要的是善。善一般上是美的，但却不一定真。不重视真相的信仰者，会很执着。他们抗拒种种真相，只求信仰；不管你怎么说，怎么分析，他们的信心就是不动摇。但是，信仰总该有个依据，也就是说该以谁说的为准。这往往便造就了问题。因为佛陀已经涅槃两千多年，不会再亲口说法，还能开口说法的是活生生的宗教师。于是，重净土的一切以净空法师为准，重慈善的以证严法师为依归……大师就是佛陀的代言人。

由于两者的立场有异，需求不同，结果便会产生尖锐的矛盾，互不相容。研究者一向以真理为依归，站在理性的角度思考，是不会理会他人的恶意抨击（如果他是真学者，就会毅然捍卫其学说）。反之，信仰者往往处于感性，甚至会寻求其他途径来非议研究者。历史上便有一个苏东坡广为汉语佛教界所嘲笑。

我也有个小经验。在一次研讨会中，我发表了一篇《从史传记载的演变看鸠摩罗什形象的转变》，谈到《晋书》记载罗什“吞金针”以制止当时僧人效仿他不住僧寺的做法。正史记载的神话，反而不见于辅教的僧传，这不是耐人寻味么？正史不会无中生有，史家必然有所根据。《晋书》是唐代写成，鸠摩罗什则是晋朝人物。这样的一种时空转变，不正好说明罗什形象的转变么？后世对鸠摩罗什的敬爱只有与日俱增，不惜美化他曾有妻室的污点。我的这番说话，便引来不少抨击。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一位法师说的：“圣人的言行是不为凡夫所理解，我们不该亵渎圣人的言行。”

中国佛教最具代表性的是禅宗。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因此对于学理的探讨是不感兴趣的。实践和实证才是正道。胡适不识趣，1926年在大英博物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亲睹了敦煌遗卷后，发表了数篇禅宗史源之作。其主要思想是“只有把禅宗放在历史的确当地位中，才能确当了解”。结果引发许多的抨击。铃木大拙便直接批判他“对于历史可能知道很多，对于幕后的角色却一无所知”，因为“禅是超越历史和时间的”。显然，后世支持铃木的观点的人要多于胡适。

研究和信仰真的是对立的么？我们真要像当今一些研究佛教的大陆学者那样，急于和佛教划清界限么？信仰者就不可以用理性的态度去看待信仰，去从事理性的研究？对于胡适的研究，印顺法师反而认可，“胡适所作的论断，是应用考证的，有所依据的”，这是何等胸怀？不过，法师还说：“我们不同意他的结论，但不能用禅理的如何高深，对中国文化如何贡献，更不能作人身攻击。唯一可以纠正胡适论断的，是考据。检查他引用的一切证据，有没有误解、曲解。”（《神会与坛经》）印顺法师这种态度岂非正道？

我是佛学研究者，也是佛教信仰者。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02/2011

【170】把《论语》当启蒙教材

我讲《论语》，是把《论语》当着启蒙教材。

什么是启蒙？

启蒙是指启发群众的蒙昧，以建立更好的社会。它是18世纪在法国掀起的一项思维革新运动——启蒙运动所掀起的思潮。它引导世界走出充满着传统教义、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专制的一个时期。

启蒙运动和较早的文艺复兴运动是缔造人类现代文明的主力。这先后两次的思想革新，使科学与理性抬头，让人们摆脱迷信权威、传统、神权的时代，建立独立、自由、具足人权的新文明。在启蒙运动的号召下，即使是哲学也摆脱过去系统化的学习模式，不再采用以哲学原理演绎的方式诠释现象，而是主张用自己的理性来判断一切。

“理性”是启蒙运动的主旋律。它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它被视为是一种能力、一种力量，引领我们去探索真理、确认真理。理性可以贯穿在所有领域，哪怕是先前被认为绝对的神权，也得有理性去接受、去思考、去贯彻。

德国思想家康德曾说过：“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而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实际上，启蒙思想家所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启发民智，要把潜藏于每个人自身之中的理性召唤出来，使人类走出不成熟的依附和奴役状态，成为敢于运用自己理性的独立的和自由的人。

要做到这点，学校教育自然必须要强化理性的思维。可是，两个世纪多过去了，我们敢于验收成绩么？

康德在18世纪初便说过：“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这还真不幸言中，通过学校教育出来的莘莘学子，不还是贪图这种安逸，甘于处于不成熟状态？不说SPM毕业生不知道要走的方向，即使到了研究所，还是很多人不知道要研究什么就已转换身份为硕士生了。

用《论语》来当启蒙教材，会不会牛头不对马嘴呢？

如果我说孔子有启蒙的思想，或者我说人类通过启蒙运动走向更高文明，现今也需要《论语》来拯救人心，那当然是牛马之言，不必理会。可是，如果我说我讲《论语》是站在引导大家培养和巩固理性，走出传统的崇拜，排除盲目迷信的惯性，您还会说这不是启蒙么？

怎么样做到呢？首先我们不要盲目崇拜孔子，人云亦云；我们也没有必要否定孔子，认为那是个已经作古的迂腐老头。我们敬畏传统，尊重孔子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如实地读懂《论语》，理清历史上因孔子观的演变而对《论语》的不同诠释，以便更理性地认识孔子，了解孔子。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6/02/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