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他们不懒也不差

教育部长宣布大学预科班学额将从2万5千增至4万个学额，土著和非土著学生比例保持是9对1，引起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弹。

“大学预科班”由来已久，早在80年代我读大学本科时就有，不过是大学各自主办。据称目的是让那些土著优秀生提早进入大学修读诸如医学等专业科系，免去大学先修班的年半拼搏和不可知因素的影响。

90年代，政府附顺民意，取消大学招生的固打制，改为绩效制。不过，教育部随即接过预科班课程，在多地开办大学预科班学院（Kolej Matrikulasi）。预科班学生不必考高等教育文凭（STPM）。他们的课程设计、考试制度、考卷批改都直接由大学负责，教育部只负责招生。由于课程直接与大学的课程接轨，国立大学当然优先录取这些学生。据称有70%的热门科系如医学、药剂、牙科、法律的学生来自预科班①。

2017年STPM考生有45,303人，翌年申请大学的有42,655人。也即是说，有94%的STPM考生是符合申请资格的，当中有多少人被录取则没有数据②。如今，增加大学预科班学额至4万，即接近了STPM的考生人数，对我国大专教育，尤其通过STPM进入大学的考生的冲击力可想而知。

教育部公布扩大招生后，安华解释这是为了安抚马来社会③。这个解说让更多人对新政府感到失望。扶持弱势是对的，但那是权宜之计，若把它转变为长久之计，则不是国家之幸了。

我在中学教书时，也教过土著学生，他们不懒也不差。而今接触到的马来学生，看到他们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他们的思维和能力，有很大的潜质，甚至超越非土著学生。尤其是那些曾经到过北京留学的学生，思维和视野更为开阔。他们真的需要特别扶持吗？

政策上的不公，只会让受压迫的族群更加有耐力和强大；反之，受到宽待的一群将会如何呢？领袖们不可能不明白，这样一种拐杖政策只会助长一些政治投机者的气焰，让他们更加叫嚣和无止境的索求。这不是建设新马来西亚该延续的迂腐政策。

《星洲日报·东海岸》28/04/2019
注：
① 马来文维基
② 根据新闻报道，凭第一志愿被录取进入本地大学的STPM毕业生只有264人，而凭Matrikulasi进入本地大学修读第一志愿的则有2103人，占88.83%。
③ 新闻报道。

【佛15】佛教主张辩论吗？

何振森居士催生的最后一个佛教活动，应该是“辩论精英邀请赛”。他是看到近20年来民间兴起的辩论赛造就了不少青年才俊，觉得佛教界也该如此。一方面可借机让青年多认识佛法，另一方面又可透过具思辨力的青年对佛教的看法来检讨自己。

正如所料，辩论会进行时，听到了教内反对的声音。“佛教没有辩论的”、“佛陀不主张辩论”、“辩论这样的课题有什么意思”等杂音纷陈，让筹办活动的年轻人因此慌了。

我说“正如所料”是因为佛教界有不少顽固保守的人在领导。即便是佛陀时代，也已经如此。大迦叶尊者是颇具威望的佛弟子，可是基于出身，他坚守头陀行。释尊曾多次劝他放弃亦不果；就算劝他多说法，他也不愿意。有次他透露不说法的原因：“我见有二比丘：一名磐稠，是阿难弟子；一名阿浮毗，是摩诃目犍连弟子。彼二人共诤多闻。”①阿难、目犍连是佛陀弟子中较具前进思想的人物，带上来的弟子也善思辨，可是这样的弟子在迦叶尊者眼中却是顽劣的，因为他们爱“顶嘴”辩驳以致他拒绝说法布道。

佛教发展史上，不乏辩论的事迹。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便记载他到印度所见的辩论风气。戒日王每五年举办一次“无遮大会”，辩论法会更是每年举办一次②。窥基、慧立、彦悰等其后敷演写玄奘大师在曲女城无遮大会上十八日无辩手的事迹，更让我们看到其时论辩风气之盛。

不过，玄奘大师以“外国人”身份回应当时对佛教的挑战，恰恰反映了当时印度佛教的不济，在苦苦支撑着。果不其然，半个世纪后在印度传统信仰大师鸠摩利罗、商羯罗的连番挑战下，大量寺院和信徒改宗，纳兰陀寺被迫闭门授课，最终更造成佛教在印度销声匿迹。

近代的圣严法师早年到日本留学，其因缘就是要回应外教的挑战。当时台湾佛教界频频受到欺压却无力回应，圣严法师以“舍我其谁”的悲愿到日本读博，以提升自己的学术辨证能力，挽救佛教所处的颓势。

说佛教不主张辩论，该是我们的教育环境使然。我们的教育一向偏重单向灌输，再稀松平常的文本也会被视为经典传颂，力图看出其价值。如果佛教界也闭门造车，以为一切经典都是圣典，只能接受不能质疑，那迟早要再面对教难，前景堪虞。

《东方日报·龙门阵》26/04/2019
“渐修顿悟”系列之15

注:
① 《杂含》41‧1138
② 《大唐西域记》卷五：“五岁一设无遮大会，倾竭府库，惠施群有，唯留兵器，不充檀舍。岁一集会诸国沙门，于三七日中，以四事供养，庄严法座，广饰义筵，令相摧论，校其优劣，褒贬淑慝，黜陟幽明。”
③ 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大师周游西域，学满将还。时戒日王，王五印度，为设十八日无遮大会，令大师立义。遍诸天竺，简选贤良，皆集会所，遣外道小乘，竞申论诘。大师立量，时人无敢对扬。”

【194】再苦不能苦孩子

很多人错误诠释了“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含义。他们把本来是对当权者说的话，套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于是处处护着孩子，对孩子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一心就是怕孩子受苦。他们矢言再怎么辛苦，也要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环境，凡是障碍孩子前进的，他们都会努力将之扫除。

我不是在这样的“幸福”中长大的。至今我犹记得第一天上学的情形：爸爸安排我坐校车上学。到了最靠近的一所学校，人下车我也下车，却被司机拦住了，我只好讪讪坐下。校车走了好久，大伙儿都下车了，我的学校还没有到①。我是最后下车的，若非爸爸在校门口等我，相信我一定放声大哭了。课间休息时，没有人告诉我该做什么。我便坐在一棵大树下，把妈妈给准备的面包拿出来吃。一位当老师的远房亲戚②过来看我，见我有东西吃便就走开了。

上学第一天的印象，就留下这两个终生受用的经验。回想起来，真庆幸爸爸当年是如此训练我。

今天的孩子，大多由父母亲自载送，校门口还有校工开车门，有些校长老师还要刻意在校门口迎接，以示亲善。课间休息前，坐满食堂的是学生家长；学生出来后，家长让座，站在一旁守候。若学校不让家长进入学校，更会蔚为奇观，篱笆旁站满等候着的焦虑家长，就只怕误了给孩子送食物的时间。

我有些学生更加表现出当母亲的伟大。孩子入学后，她们毅然辞职，当起全职母亲。问她们为什么，说是孩子的童年只有那么一个，要好好陪伴；孩子上学后，更是马虎不得，兼当家庭老师了。

我尊重这种做法，却难以苟同。生活不是要靠自己去体验的吗？为什么家长要给孩子铺好前方的道路，乃至替代了他们的位置，挡掉本该是他们的生活体验？

孩子是要自己过生活的，今天不让他们吃点苦，日后他们应对生活的能力反而薄弱。不要代他们化解生活中的难题，而是顺应情境教会他们生活。我自己曾经这么走过，我也让我的孩子如此生活。

教过我孩子的老师应该很庆幸，我从来没有到校找他们的茬。不是我怕老师，也不是我怕报应③，而是我更注重孩子如何去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世上不是只有好人，要学会跟不太好的人相处，这才能丰富阅历，体会到真生活。遇到逆境吃点亏，也是一种成长。

我始终相信只有走过才是真实的，走过了才留下痕迹。让生活的痕迹苦乐参半，人生才会平衡。

《星洲日报·东海岸》21/04/2019

注：

① 当年爸爸给我报读太平华联二校，校址在神庙街，即今天的太平独中。我住青屋区，邻家孩子大多都读校园借用福建会馆的华联三校（最靠近），一些受英文教育的则男的去St George，女的去Convent。

② 印象中是廖桂芳老师，爸爸叫我称她“桂红姑”的，与董事长廖选芳先生有亲戚关系。我们都是大埔人。

③ 我们在教育界常戏言小心报应。今天你是个不说话、不交功课的学生，日后你就会教到这样的学生。

【佛14】一切还得看因缘

我说：“宗教信仰是很个人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选择是个人的自由。”

友人说：“不只是个人的自由，宗教的信仰还得看因缘。”

我很赞同这个说法。一个人信仰什么宗教，并不一定出于他自己的选择，更多时候是他遇上怎样的因缘所决定。例如他生在哪个宗教的家庭，就决定着他的信仰；他最初接触到有相对完整体系的宗教，也足以让他做个无怨无悔的终身决定；又或者碰上生活中的棘手问题，最初出现在他面前的宗教，将是他一生的抉择。

近的来说，我的一些朋友选择的宗教，就难叫我理解。以他们的学识和身分，难以想象是怎么会接受一个庸俗浅显的信仰。可是，若和他们交谈，你会发现他们对诸多现象都给予他们认为合理的解释。教主“舞照跳，钱照拿”自有原因，教主和佛祖在现代咖啡厅喝茶纵谈天下事，他们也认为合理。最初的因缘，就是他们的初心。

远的而言，魏晋时期流行的五斗米教，信徒众多，其中不乏风流名士。名字有“之”的，几乎都是教徒，如王羲之、寇谦之、斐松之、顾恺之等。入门要交五斗米，崇信方士方术，平日里炼丹磕药，这竟是名士的信仰，不是因缘使然，你又作何解释？

自许正信的佛弟子，若要护法宣教，就得积极给众生多制造学佛的因缘。

犹记得小时候，佛诞时我会随邻居到寺庙去吃免费斋面，在庙里看地狱的壁画，没有人弘法，也没有人说戒，却让我自认是佛弟子了。其后到太平佛教会去，也是因为协助教补习班，以及上继程法师的华文课，并不是去学佛法。这样的因缘，后来竟让我成了佛教弘法人员，还领导着佛教团体。

我知道与群众结缘的重要性，因此我在彭亨佛教会是不会像知识佛青般抗拒卫塞节才来上香的“一日佛教徒”，也不会漠视那些到佛教会园湖来憩息乘凉的过客。反之，我们会尽力打造环境，让他们对佛教留下良好的印象。我们深信，这样的因缘可能就是一颗菩提种子，日后会发芽成长。

卫塞节你若有空到彭亨佛教会来，我们会给你讲讲儿童故事，谈15分钟佛教基本教义，请你吃免费素餐，让你以一瓢清水沐浴太子像，洗涤你内心尘封已久的菩提种子。

《东方日报·龙门阵》19/04/2019

【193】再穷不能穷教育

社交媒体上频频看到老师投诉当局削减开销，减少非教师的员工人数，导致学校厕所肮脏，卫生不尽如人意，学校安全也面临考验。

这是叫人费解的。去年的财政预算案，不是说教育部获得最多拨款，占19.1%，相等于602亿令吉吗？虽然相较于2018年的616亿令吉少，但就国家当前面对的财务危机，教育的高拨款仍表现新政府重视高素质教育的诚意。可是，如今何以频频传出削减教育开销的事情？

就连教育部长已经宣布保留的9所师范学院，日前也传出财政部再次建议关闭，以降低开销。虽然教育部正副部长都予以否认，但以财政部频频以减少开销为荣的心态考量，上述谣言还是造成人心惶惶。

华社流传一句名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出处不详，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在中国各地传开，相传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传说若属实，则这句话明显是指向官方：不管国家如何贫穷，政府也不能剥夺人民受教育的机会；生活再清苦，也不能让新生代日后一样的苦。

前朝政府曾经推行复级班计划，要国内少过30名学生的学校把二三年级、四五年级学生合班上课，以降低教育开销。可是减少了上课节数，教师被重新调派，学校要负责的文书工作并未减少，教师的工作量不减反增，如何提供高素质教育？

教育部长曾信誓旦旦地说要聘用教师助理，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可是，很多文书工作是不能假手于他人，倒不如用聘助理的经费扩大招聘教师，降低师生的人数比例，对教育素质的提升更有帮助。

学校的众多杂务，包括保安、卫生，也必须由校工处理。当局不让聘请，学校老师便得兼职，影响教学品质。

我们希望当局本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精神，重整规划教育开销，加强精明消费的做法，让学校持续提供素质教育给全民，而不是以成功削减多少开销为荣。

《星洲日报·东海岸》14/04/2019

【佛13】和尚也捉鬼？

一位信仰他教的朋友问我：“和尚也捉鬼吗？”

问题很突兀，我无从回答。原来他母亲最近往生，家里就剩下老父。他母亲死后七七四十九天，本来也不会特地安排什么仪式纪念的，但他的一位近亲带来一名和尚做法事。和尚不止诵经，还念咒施法，这边捉一下，那边捉一下，说是捕捉幽灵。其结果是吓到他父亲现在不敢独居，晚上要有人陪伴。

他说：“我的信仰是不会让信徒这么做的。据我所知，你们正信的佛教也不会这样做。但是，我的那位亲戚是正信佛教徒，去大庙，和尚也是大庙出来的。难道佛教界主要的寺庙也不教信徒正确的信仰吗？怎麽会有这种古灵精怪、蛊惑人心的玩意儿，造成人心惶惶？”

我无言以对，真的无言以对。

佛教界把超度亡者、祈福延寿的仪轨称为“经忏”，这是佛陀时代所没有的。佛教传入中国，梁武帝时期编过好些《宝忏》经典，举办大法会超度，被视为是经忏的起源。其后经忏逐渐成为专门的唱念，忏仪也愈来愈多。

早期从事经忏的出家人，都是有所修证，做佛事时心无杂念，才能达到超度祈福的效果。可是后来经忏却演变成商业活动，“赶经忏”的法师也为正统佛教所排挤，认为是徒具袈裟的佛门寄生虫。

圣严法师在其自传《归程》中便回忆起在上海寺院赶经忏的日子，极详细地描绘那段日子所见的种种弊端。现今大多数出家众都有共识，宁选择清苦过日子，也不从事经忏佛事，以维护出家人的形象。

我们支持僧人以精研经教、严持戒律、勤修禅定、劝化人心为主要任务。但是，死亡毕竟是人的一生中极为庄重的头等大事，死亡的尊严应该也受到器重。一旦家有丧事，佛弟子总希望会有法师来主持仪轨，平抚家属，安定人心，祝愿往生者一路走好，活着的好好走未竟之路。

得道和尚，正信高僧不屑于经忏佛事，但现实人心却有需求。于是，“职业和尚”应运而生，他们利用悦耳的嗓音和庄严的打扮，赚取信徒的供养。这岂不是给投机者有机可趁，更加败坏佛教声誉，侵蚀佛陀的庄严慧命？

从一头极端跳到另一头极端，我们何时才可以见到中道之行？

《东方日报·龙门阵》12/04/2019
“渐修顿悟”系列之13

【192】还要保留生字表吗？

小学华文课程一向都附设“生字表”。1983年的课纲，按年级要学的生字量是“396, 397, 476, 485, 496, 507”，共2,757字。2011年推行新课程，每个年级要学的是“560, 536, 424, 422, 327, 309”，共2,578字。

对比中可以看出一个是逐年增加，另一个则是减少。旧课纲以识字为目的，并遵守循序渐进的学习原则，逐年提高识字量。新课程随顺国际间语文教学的发展趋势重视阅读，强调让学生“尽快认识一定数量的字”，以便“实现独立阅读的目标”，因此识字量在低年级更受到重视。

我们不是说过去的课程编写者犯错，而是他们受到时代的局限。即便是中国教育界，在上个世纪也热衷讨论语文学习必须让过程更加科学化。每个年级该学什么，哪些字词是各年级学生该学会并运用的，都要有科学依据。每个学年的 “生字表”因而产生。

科学用以解释现象，却不能用来解决一切问题，不该迷信。语文的学习就不一定要科学。例如阅读，谁说一定要“先识字，后阅读”？如果真相信先识字才可以阅读，就得科学地列出认识多少个字才可以阅读了。可是，你今天知道自己认识多少个汉字吗？你还记得你是什么时候自行拿起第一本故事书来读吗？你今天的语文能力真是老师逐字逐句教出来的吗？

现今的语文学习谈语感，谈素养，这就不是科学可以解释的，是感性的直面领悟。我坚信若有办法让儿童产生兴趣，把语文当成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鱼生活在水中却不知水是什么一样，自然地就驾驭好语文。语文学习首重阅读，除了因为阅读可以启迪一个人的思维外，也因为阅读才可以让人感到文字的魅力，愿意与之长相厮守。

儿童即使不识字，也可以靠耳朵阅读。大人若愿意花时间给不识字的儿童阅读，他们会把所听到的和所看到的文字相对照，逐渐地认字。可以激发一个人想阅读的，是其内容，不是文字本身。

如果是这样，学校的语文课程还要有生字表吗？

《星洲日报·东海岸》07/04/2019

【佛12】我如何看待附佛外道

马佛青总会对附佛外道的立场很明確，所以他们常办各类型讲座以揭发对方的真面目。效果如何？还待马佛青专业的调查才能断定。不过，我希望他们不要只看向各地座谈会的出席人数，因为出席的並非徘徊在佛教边沿的人，而是忠实的佛教支持者。他们的出席不能说明问题。如果人数可以决定效果，附佛外道一定胜出，他们的讲座是万人空巷的。

佛陀和佛教对外道的立场，似乎比较圆融。我在思考「破邪显正」的护教策略时，反走向儒家典籍。《论语》记载孔子的话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杨伯峻解为「攻击那些不正確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李泽厚却解为「攻击不同于你的异端学说，那反而是有危害的」，一句话有相反的解读。

马佛青的做法，倾向杨伯峻的说法；佛教团体则会倾向后者，因为他们意识到攻击对方，会流失更多的会员和义工，更为甚者还要惹官司。我长期给学生讲佛理，从不攻击异端，要不然我的「外道」学生就不来听我的讲座了。我一向主张「显正破邪」，让大家多瞭解佛教教义比抨击別人的信仰重要。

孔子的话应这样詮释：学习与大道无关的知识，对自己是很有害的。关键词在「攻」和「异端」。「攻」，汉人解释为「治」，並非「攻击」，我赞同！「异端」则可根据儒家同期典籍詮释，是指索隱行怪的「小道」，而不是诸子百家之说。孔子曾见过老子，讚叹有加，孔子不因自己是「正道」而排挤他人为「异端」或「外道」。

清代钱坫说得好：「异端即他技，所谓小道也。小道必有可观，致远则泥，故夫子以为不可攻，言人务小道致失大道。」他的话有根据，《论语》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可不是吗？如果你要抨击外道，就得有根据，那你得下苦工去钻研不可，结果是你流失了探索佛法的时间。

我的立场很鲜明：值得我下功夫去学习的，我才肯腾出时间为之；世人多有是非不明的，则是我们的责任去让他们明辨因果。等人走上歧路，才来否定他的信仰，是失责和不义啊！

《东方日报·龙门阵》05/04/2019
“渐修顿悟”系列文章之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