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8】启动孩子内驱力

        我在社交媒体发布一个帖子，竟让几位有分量的朋友点赞。那不过是自曝其短的日记链接，却有此效果，相对于平日发表的文章，点赞人数还要多①。

我由是思考，得出的结论是平日发表文章，是个人的一些想法；从读者的角度看，这不过是“一家之言”，还未经考验的。有空就看看，没空就算了。但是我公布的日记不同，因为我已经坚持写了14年。友人赞赏的是我的坚持。

其实我坚持做的事情还真不少。东海岸专栏写了15年，佛教工作做了41年，公开课上了10年……有时也会想，是什么原因让我如此持之以恒呢？

心理学家说我们的行为源自于动机。有动机就有动力。动机有两种，内驱的和外驱的②。内驱是因为行动本身有趣，让一个人做了有满足感；外驱是因为行动过后会得到外来的奖励，物质或赞美。心理学家说内驱力比外驱力是更有效促进行为。我的坚持源自我对生活的热爱，我不是为了稿费、薪酬、掌声、表扬，所以是内驱力。

我不但对自己是如此要求，对他人我也尽量这样做。比如说教育，一般都以外驱力带动学生学习，例如成绩、竞赛、奖金、奖杯等。我们不是说奖励不重要，只是觉得学生为了得到奖励而努力，毕竟是不究竟、不长久的。得到以后呢？奖状、证书、奖牌或许只能置之橱窗，供日后回忆。再说，很多小学优秀生上了中学却不再优秀，何故？

小学生如果在学校只是为了努力记下知识，考试再把所背的“吐”出来，满足大人预设的要求，自身是否完成了学习？我们看到的是学生会把“考试”当目标，完成后就算任务完成，可以暂时松懈，乃至放纵。学习会有“够了”“达标了”的感觉。不是说学无止境吗，怎么可以让学生只追逐短期目标？

我们倡议的是打造优质的语言环境给学生，让他们通过阅读、聆听、参与趣味语文活动而得到满足，亲身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由此驱动内心的需求。学习能够从被动转主动，才会持久。

注：

① 我自2007年开始，就在法情发布日记，取名如是我活。

② Extrinsic motivation refers to behavior that is driven by external rewards. These rewards can be tangible, such as money or grades, or intangible, such as praise or fame. Unlike intrinsic motivation, which arises from within the individual, extrinsic motivation is focused purely on outside rewards.link 

《星洲日报·东海岸》23/01/2022

图片取自：Verywellmind

【337】我们需要大数据

“官渡之战，风云变幻！曹操、蜀汉，哪些虚哪些实？在还未报名此课程之前，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以及陈寿的《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国古典的四大名著，这些都是什么？两个字：不懂。……那天听完黄博士的讲座后，竟然解答了我心中的疑问。怎一个感字了得呢？感恩！借助科技可以当学生真幸福。”①

在邮箱中看到上述的分享时，觉得写得还完整，便转给“法情学堂”的后台组看看。他们却发现写这段文字的是一名小学六年级学生！大家不禁赞叹这小朋友有着怎样的阅读量，才可以如此书面表达。大家顿觉一切的努力，值了！

创设法情学堂，开办中文母语课堂，是在贯彻我们的教育理念。现代学生需要大数据，唯有在不断的接收比较有系统的新知识下，见闻才会增广，视野因此打开。视野一旦开阔，对学习就会产生兴趣，因而会主动去探寻更多的知识。相比起被动式的记忆，这样的学习是比较有效的。

这个理念的建立是从AI的发展得来。早前科学家开创了语音识别系统，但若非人们发音标准，机器将一筹莫展。要人类依据机器的标准学习是不实际的。大数据让一切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像科大讯飞，他们在制作语音识别时，先录制中国各地不同人的发音，以此来辨识声音，而不是用规范来限制人类②。

大数据如何被处理（process）是科学上的问题，就像人脑如何处理信息一样，不易理解，却是事实。没有大数据，科技无法突破，人类的学习也受到局限。今日的儿童，生活圈子越来越小，学习内容也越发狭窄。他们的世界往往局限在电玩，知识受限于考试范围，五千年文化遗产早变成博物馆的陈列品。

孔孟老庄、诗书礼乐、有为无为、真空妙有，仿若镜花水月，熟悉却又陌生。于是一场家庭纠纷、一个无聊的创作、一个戏子的行为，也会搅乱一池春水，激起无限涟漪。

“书到用时方恨少”，没有数据铺垫，有事发生时才想调动脑子的知库，真会是水中月、镜中花。我非常希望社会可以有更多人努力，给新生代提供大数据，给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好的环境资源。

注：

① 文字有稍微润饰，原文可参看法情学堂脸书主页。

② 杨澜在2015年拍摄纪录片《探寻人工智能》第一季，2017年播出，深获好评。她是从人文关怀角度出发探讨新科技，我从中学习良多。以下这个剪辑是谈语音辨识的：youtubelink  

《星洲日报·东海岸》16/01/2022

 

【336】称讲师有错吗？

        经常有人善意提醒我们：“师范学院的讲师，也应该称为老师，不该叫讲师。讲师是职称，没有人把职称当称呼的。”

对此，我有点疑惑。医生、律师、经理、董事长……不都是职称吗？何以我们可以叫王医生，刘律师、陈经理、周董？

再说，大专院校的职称，有讲师、副教授、教授等，何以我们可以称陈副教授、潘教授，却不准叫黄讲师？

师范教师被叫“讲师”，实非自认高人一等①。我1991年加入师范，就被称“黄讲师”了。后来学员觉得我和他们年龄相仿，亲切点叫老黄，我也接受。称呼嘛，不过是个代号，叫“喂”也不错的。

后来，我们学院华文讲师会议上提出要正名，让师范生改口称我们“老师”。同事涂胜喜还强调我们过去在马大中文系就是如此，系里的讲师教授都一律称“老师”②。

师范生很听话都改了口。直到他们到学校实习，才有学员反映说：“讲师，在学院叫你们老师还好，实习时候，小学生也叫你们老师，很混淆咧！我们才不敢跟你们平起平坐。再说，那些小瓜童言无忌，他们会说做么酱多老师进班，有老老师，还有小老师。”

于是他们主动改口，又叫我们讲师了。他们告诉小学生：“老师的老师，你们叫讲师。”虽然不是很正确，但身份算是区分开来了③。

多年后，我到南京留学，系里的老师我们也不称教授，都叫老师，就连办公室的行政人员，我们也叫老师。这大概是中文系的传统。但是，系里的老师还有老师是“同事”，他们可不敢直呼“老师”。尊师重道也是传统，避讳更是中华文化的一环，尊长的名字有“名讳”，老师们不敢和他们的老师平辈相称，所以都尊称老师为“先生”④。

看来称呼要看场合与环境，没有严格规定，我们都予以尊重。

我在想，之所以会如此混淆，是不是和我们的多语环境有关？例如大学教师，只有Professor 可以当称号，Lecturer和Tutor就不能；Dr有人用，Master和Bachelor就少见。马来文称呼Cikgu可以，叫Pensyarah就奇怪了；英语Teacher是职称，也可以当称号，但却不可以和名字连称叫Teacher Lam。香港电影称男的有Lam Sir,女的还是Miss Lam。

称呼真只是个代号，考量其他因素，任君选择怎么用。

注：

① 听过某大学老师通过博士答辩后，告知办公室职员：“今后叫我Dr！”有人当此是笑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妥，不过是学术上的自我肯定（虽然我不会这样做）。至于讲师是不是比老师高一级？没有，2006年就相传学院升格后，我们会有特别的薪金制，但至今我们依然是DG。领教师的工资，工作时间则和行政人员一样（8am-5pm，没有学校假期，一年35天年假）。有什么“高人一等”的？ 

② 我和胜喜都是锺玉莲教授的学生，我们都称锺老师。

③ 有人问：若然，那些在职教师到大学深造，他们的身份也是老师，岂不也和大学老师混淆？我说：不的，当您不是在学校执勤了，您的身份就不是老师。深造的身份是“学生”，不可以再以师者自居。我在南京读博时，年龄已经偏高，老师和同学都知道我是在职教师，但没有人叫我老师，都叫我名字，老师更常连名带姓叫我。有一次老师还带责备的口气对我说话：“黄先炳，今天你来给大家说说你研究《高僧传》的心得。每次你都没有说，今天就是要听你讲！”我乖乖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时候我真的是学生。是啊，在不同场合，就该有不同称呼。

④ 那时期的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几乎都是早年程千帆和周勋初二先生培训出来的弟子，属同门师兄弟。大家口头提到“程先生”，都是毕恭毕敬，虽然老人家以过世。周先生则半退休状态，时而返校。某次我们和老师见面谈学习，老师突而站起，恭敬地称周先生，我们也都不敢坐着，跟着站了起来。原来是周先生走进来。这一声“周先生”一直萦绕我脑际。

《星洲日报·东海岸》09/01/2022

 

 

 

【335】我的懦弱与无能

        课本对学生来说，是学习的主要资源；所以它不只要传递正确的信息，更要有效触动人心，为读者所接受。

旧课程华小华文课本有两个版本，各州教育厅可以择其一。这么巧两个版本在同一个年级都收录了关于水墨画的文章。其中一个是介绍大画家文同的，称赞文同在观察竹的形态后，“把竹画得和真的一样”。另一个则写小朋友看着老师画画，却“觉得老师画得不太像”，引发老师解释水墨画不是要把东西画得很像，“重要的是画出它的神态”①。哪篇课文传递了真实的信息？

我给师范生上课，分析过不少教材。我曾提醒一班将毕业的学生，他们正遇上采用新课本的时候，可以考虑对新课本“做些贡献”。一名学生过后到图书馆耗了很多时间，写出十来篇批判课文的文章。过后刊登在《星洲日报》，引起哗然②。有人以为是我化名写的，后来课程发展司知道作者另有其人后，要我好好“教育”他，别让他那么“嚣张”。

这时，正好有一本《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封面见附图）在中国面世，收录了多篇文章都是批判以“母爱”为主题的教材。我们原本对彼邦的教材是蛮推崇的，但经过作者的分析，才知道对教材该有更高的要求，不要虚假造作，传递错误信息。

可是我没有勇气学他们这样做。批评后的反弹很大，这让我们有所收敛，减少了公开批判。我更因和出版社老板有交往，拒绝参加课本局的会议，不参与课本的编订工作。

“当上帝关上一扇门时，他会打开一扇窗”，后来我发现再好的教材如果老师不会用，一切还是归零，起不了作用。于是，我减少批判教材，转而注重怎样用教材。我因此提出“文本对读”的方法。“比较”本是学习的好方法，在对比中，才能感受到优劣。如果是单向传递信息，往往出现的就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说得再好，学生也未必感受到。增加学生的参与感，让他们对读两个不同版本的句子、段落，乃至篇章，他们更能“感受文字的功能和魅力”。

例如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张秋生的《一朵红玫瑰》被收录入小学课本。编者把文章开头改写成“早晨森林充满了浓雾”，原文却是“雾来了。白白的雾弥漫在森林里”。我们让学生比较，二者有什么不同，哪个写法和下来的故事相呼应。学生会看出前者是一个判断句，告诉我们早晨森林就是有浓雾，但是“雾来了”却是偶然的发生，不是必然的。偶然起雾，才有下来的“一朵红玫瑰”的故事③。这样的训练，学生可以更好把握阅读的真髓。

也许这样可以为我的懦弱赎罪吧？

 注：

① 有关这两篇文章的讨论，可参见我的“鸡蛋里挑骨头”。

         ② 系列的课文讨论，可以参看郭史光宏的“漫谈小学华文课本”。

         ③  可参看我早前的文章：文本对读法。

《星洲日报·东海岸》02/01/2022

图片取自：孔夫子旧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