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退步其实是向前

这次大选让我了解一些事实。时评人写文章有不同原因，有些是为自己而写，很注重自己观点的正确，即使时局有了变化，抑或自己的观点随着时间的转变有了动摇，他还是会千方百计搬论据来证明自己是对的。至于会造成什么影响，他是不理会的。有些则是为社会而写，有很强的社会意识，同样是搬论据，但他们的目的是要以说服更多人，打造更好的一个社会。

为自己写文章的人，美其名叫原则派。为了捍卫自己的立场，即使掩盖事实，以偏颇的论据反驳他人也在所不惜。就算是褒义的“顾全大局”的妥协，在他们眼中也成了贬义。勇往直前是他们坚守的信义。可惜的是，他们的论据一旦为人揭穿，论点守不住，便恼羞成怒，也抓狂谩骂起来。

我由是而反思：我写教育文章为的是什么？

我想我一直都自觉地是为人而写，不是为己。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师门有训：写文章一定要有根据，不要生搬硬套。两条腿都落地行走，一条是文献，一条是文艺。如果两者不能兼顾，逼得要单脚跳，也宁舍文艺而重文献。不重文献，一旦有论据推翻你所说过的，就要像釜底抽薪，什么火都要灭了。如果这时还输了风度，失理又失礼，可就得不偿失。没有论据，就没有发语权，最好就是别说话。

其二是我厕身教育界，总怀着一定的使命感，希望把教育做得更好。教育是为大众而服务的，只要对大众有利的，我们都该接受，即使委屈了自己也无所谓。有时自己的观点不为人接受，辩驳下去也发现自己理亏，这时就该承认自己思考不全，接纳别人的看法，并欢喜受教。立场转移不是没有原则。布袋和尚有诗云：“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周润发在电影《监狱风云》强调的“退一步海阔天空”，更把这个意思发挥得路人皆知。

过去，我在审题的会议上，往往会捍卫自己认为对的题目和答案。但后来学到了“顾全大局”，如果参与审题的人会误读或误判，我便想到考生必然也会如此。因此，最好还是退一步，修一修题目或答案为是，不会坚持己见。

教育文章如果只是为了自己而写，不去理会它会造成什么负面影响，我想还是不写为妙。文字的作用很大，可以给人力量，也可以打垮一个人，更有可能毁掉自己，岂能不谨慎？

原则有范围的大小之分。个人定下的原则是小原则，是可以适时适度而调整；不可妥协的社会规范原则是大原则，是不能让人逾越的最低防线。我觉得，个人的原则是具张力和弹性的，可以通过学习和经历，积累经验和教训不断充实。大原则不妥协才是一种该有的基本操守。

《星洲日报·东海岸》27/05/2018

【146】文章要读仔细

最近好些同道在社交媒体疯传一些文章，题目看似很好，论点也有可取之处，可是瑕瑜互见，乃至绵里藏针，读者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我知道分享的动机是好的，你们都很善良，可是对文本的解读该更细心吧？

我有过类似的经验：某次上课，谈说明文的教学，我直接从实例下手，要学生先阅读一篇题为“校园安全意识”的课文，然后再评述文章作为教材的优劣。可是，不到两分钟，学生就读完并看着我似乎有话想说了。我最初还想，他们毕竟是在职老师，一目十行，很快可以消化所阅读的材料。可是，当他们讲述自己的观点时，我发现大大的不妥了。他们是看了题目借题发挥，讲述“校园安全意识”的重要，并不是在讨论文章写得如何，作为阅读教材该如何应用和开发。

这不是说他们的程度不好，不具备阅读力，而是他们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使然。过去华文课程纲要注明“阅读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能认识字词……”，影响所及，教师教课文时一定先教生字新词，造句和听写也成为必然的功课，课文的内容只是轻描淡写用几个问题带过。对文本从来没有细心的评析和解读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课文是用来教字词句子的，文章怎么写，写得如何，倒被忽略了。

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比萨，PISA）是由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ECD）所发动，目的是探索一个国家未来的竞争能力。因此，他们在测评时以各国的15岁少年为对象，测试的科目除了科学与数学外，第三项竟然是阅读（Reading）。我做过非正式调查，许多人都说该测试“语文”或“交际”能力，很少人会想到是阅读力。可见，当局的想法是“得阅读者得语文”啊！

比萨的文件也清楚阐明要测试的是一个人的阅读素养，一种深度的解读文本的能力，不是过去的只重视阅读技巧，如朗读得字正腔圆等。

有鉴于此，我们也该推动课改，重视教材的选择，“读什么”是阅读教学中重要的一环，不要再视阅读材料为识字的依据；重视课堂的阅读教学，强调要深究课文，与作者对话，探讨他的写作意图和怎么样写成，毕竟“怎样读”的培训是一种终身能力的训练，不要再像过去般海绵式的全盘吸收就是。

观念调整过来，就会有更多行动上的改变。希望以后看到不是佳作不疯传（如果有瑕疵，也该指出才传）。

《星洲日报·东海岸》20/05/2018

【145】教育不要只说不

我在一餐厅用餐，一妇女推门进来便高声呼喝：“又玩手机啦！叫你不可以玩你不听，专家说：一直玩手机会变笨的，你知道吗！”桌旁的小孩儿吓得放下手机。妇女跟着到厨房忙去了，小孩儿没事好做，悄悄再拿起手机滑屏……

这一幕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也让我反思我们的教育。我们常常告诉小孩儿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却没有明确告诉他们该怎么样，结果孩子们往往就只好恢复那个样。太多的“不”，只会让孩子胆怯、消极、负想法，这不是教育的目的。

孩子的成长，除了先天的条件外，后天的学习和环境更是决定性的因素。教育是以热情燃烧热情，让自己生命散发的光亮去点燃他人的生命力，不该停留在习惯性的指责与训示而已。施教者的躬行和创设的环境，给孩子带来更大的影响。父母得如此，教师也该如此，国家的领导层更该如此。

过去官方一直倡导把“诚信”的价值观纳入公共服务领域，这价值观当然重要，纳入公共领域也很重要，但其影响力和效果却不彰显。何故？其身不正，发出的指示底层只好假意顺从，徒具形式地敷衍上方。如果“正确的价值观”再加多几项，虚假风气会更炽盛，后果更不堪设想。这样的做法，是不能发挥教育的正面效果的。

今天我收到两则短信，都提及爱污言秽语羞辱他人的不良作风。一则连消代打，把始作俑者推向某人某党，看似关心青年，其实却极尽嘲讽的本事。我不觉得这样说会有效，同情者会批评骂的人假正经，好国骂者①则嗤之以鼻，依然故我。另外一则短信则直接作出呼吁，要求大家遏止谩骂仇恨之风，要以智者的勇气直接断绝这类信息的流传。这是洪七公式②的呼吁，或许更能起共鸣。

要扶正歪风，改变不良风气，是项长征性的工作。我们得不断检讨自己做了什么，又给社会提供了怎样的一种健康环境。若只顾训责，就要像先前说的母亲阻止孩子滑手机那样，成功一时，却无法让孩子改掉恶习。

教育不能只说不，不但要明确告知他们可以做的是什么，还要以身示范，给他们树立榜样，有所遵循。

注：
① 鲁迅先生于1925年写过一篇文章，题曰是《论他妈的》，将“他妈的”称作中国的国骂。各国都有国骂，如英美的Idiot，Freak，Fuck，Shit等，马来西亚的……大家耳熟能详。
② 金庸《射雕英雄传》第114回，裘千仞被群雄逼到悬崖边，突然说道：“那一位生平没杀过人、没犯过恶行的，就请上来动手。”竟然叫群雄面面相觑，无可奈何，独有洪七公大喝：“老叫化一生杀过531人，这531人个个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倖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从来没错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532人！”这番话大义凛然，裘千仞听了不禁气为之夺。


《星洲日报·东海岸》13/05/2018

【144】让孩子开口辩驳吧！

一般人总喜欢给爱辩驳的孩子标签为坏孩子；那些乖乖听话的，才是标准的好孩子。

那天我在原始佛教经典《杂阿含》看到一段事迹，惊讶不已，原来以上的想法自古有之：

话说释迦牟尼晚年常劝弟子迦叶多说法，但却为其拒绝。迦叶给的理由是弟子们不喜欢听他说法。再问其故，他指名是因为两个弟子因为多闻而爱反驳所致。这两个弟子分别是阿难和目犍连的弟子。

德高望重的迦叶竟然因为青年僧爱反驳而情愿封口不说法。反之，佛的其他弟子如舍利弗、目犍连、阿难陀等培训青年僧侣时，反而注重他们的思辨能力，让他们敢于质疑问难。这种论辩之风对以后佛教论典的开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佛教走向国际舞台，论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迦叶的事迹，造成的结果是老师选择不再说；现实中若出现爱反驳的学生，结果却是学生不愿再说话。

30年前我实习时，许博文教授来视察我教学。我上了一堂课前指导的写作课，与学生聊新年该如何庆祝才有意思。学生是被标签为“放牛班”的。但，意外的是，他们很爱讲话，不但敢于说出心中的话，还会反驳他人的观点。我和他们也一直在对话之中，就连许教授也忍不住加入讨论。下课后，许教授大概想到他的加入讨论会让我信心受挫，特地在课堂上勉励学生一番，说他们表现好，谈话有内容，难得遇上可以和他们讨论的老师云云。

现在师范学院提高入学的门槛，进入学院的都是高材生。奇怪的是，大部分在预科班时反而是乖乖不说话的，抄笔记是他们的专长。我想这是过去的教育方式培训出来的成果。我们的中小学都不太鼓励学生多说话，课堂上的口语交际其实只是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而且问题往往有标准答案。我们甚少看到课堂教学时让师生环绕课题讨论。

某次我看一名实习生教学，班上有一名小胖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为老师发问时就只有他回应，而且言之有物。我身边的原任教师告诉我，这学生一向是叫老师最头痛的，就爱反驳顶嘴。 我笑笑说：“我欣赏他回答问题的能力，我想如果现在发生饥荒，存活下来的恐怕就只有他！”道理很简单，会给老师回应的孩子，不但思辨能力较强，而且也不断提高自己的应变和表达能力。具备这些能力的孩子，生活的适应力也更加强。

学生是要训练的，如果他们还不习惯口头表达，就要给他机会多说。如果一开始就压制他们，要他们多听少讲，他们便要失去说的兴致，最后便选择三缄其口了。

《星洲日报·东海岸》07/05/2018
后记：文章写好后，惊讶发现北京大学在念错“鸿鹄”一词后的道歉信竟然有那么一句话：“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

【143】电脑要教的吗？

1988年，我初踏入教育界。校方给我们安排上电脑课程。授课老师看我在打印中文文件，不忘调侃说进入电脑时代，华文将要受淘汰。他话说完了，针式打印机的印槽仍然在左右滑动，那一行中文字还没有完整显示，我的头因此放得很低，无从反驳。

10年后，我再上电脑课程，学习如何制作动画课件（Authorware）。我要求主讲人教我们用中文制作，他说要多等三年，因为在程序的编写和软件的开发上，中文世界要落后至少三年。

2002年，我到南京留学，第一次踏足“百脑汇”，才知道人家的中文电脑软硬件的开发和使用已经是在前端。今天西方开发一个新的软件，不出三个月，中文版的就跟进，而且流通山寨版，任你使用。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或许还会和很多人一样在抗拒电脑科技。

今天，我们见证了中国在电脑技术和网络的使用的成长。虽然中文在网络的使用率还不及西方，但是过去16年的增长率却高达2228%，是英文的增长率的4倍。中国农村对手机的使用也绕过有线电话，在没有用过电话就跨向人手一机的时代，人人都会上网。微信对各种应用程序的开发，更是远远超越西方，改变了13亿人口的生活。

以上是中文在工业革命3.0的回应。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如何跟进了时代，不但从新科技中受惠，还让汉语圈的人走上了时代的前端。

总结以上的成功经验，我们发现开创者和使用者是服膺建构主义的。开创者没有考虑“如何教”的问题，他们设想的就是使用者在应用中自然会随着需要而掌握技术，不断随着开创者的步伐前进。今天你买一台手机，你不必去上课程，只要问一问早前的使用者，他会告诉你许多使用的功能。如果你坚持要去上课程，那么等你上完课程，市面上可能已经推出新产品了。这是数码科技进步的神速使然。反观我们的教育领导，却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思维，担心我们的新生代跟不上时代，所以一切都要从基础教起。

果真有这个必要？还是领导层不接地气，低估了孩子们的成长需要？手机已经普遍到外劳都人手一机的时代，电脑是不是还要从abc教起？有人辩说有些家庭不是那么宽裕，家里没有电脑使用，所以要给孩子们在学校学习。孰不知电脑与网络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今天学的，第二年就不管用了。等到他们拥有电脑，他们所学的已经过时。

电脑和网络的技术应该是建构起来的，让孩子们跟着自己的需求学习吧。少一点“折翼”的教学，已经会飞的鸟儿还要让他们学习走路，这是该检讨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30/04/2018
（因为大选提名日报道，延迟一天见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