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君子小人的不同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2.14)

这是孔子谈君子和小人不同操守的一句话。类似的话，孔子说得还真不少，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3.23)，“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3.26)。共同的地方是孔子用了相对的概念来阐述他的观点，即把周和比、和和同、骄和泰放在一起，让人了解君子和小人的不同。

后世有“对对子”的教学，让吟诵者对相对的概念记得更清楚，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这还是取材于古人。

什么是周和比？汉代人认为“忠信为周，阿党为比”，这种解释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梁代的皇侃，宋代的邢昺都是如此。邢昺直接了当地说这一章是说明“君子、小人德行不同之事”，“君子常行忠信，而不私相阿党，小人则反是”。

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说法比较通俗，也比较全面。他说：“君子小人所为不同，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则在公私之际，毫厘之差耳。故圣人于周比、和同、骄泰之属，常对举而互言之，欲学者察乎两间，而审其取舍之几也。”

朱熹把话题岔开，谈到辨析君子小人的不同可以看当事人是“为公还是为私”而定。君子一心为公，小人则一心为自己打算。为什么朱熹会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看皇侃的义疏，他提到“若互而言，周名亦有恶，比名亦有善者”，这是说单说君子忠信，小人结党是不尽然的。因为忠信也有恶，结党也有善。这是朱熹的启示点。如果再看欧阳修辩“朋党”，执着君子也结党，但他们是为了义而结党；小人结党则不同，他们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暂时在一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熹要特别提“为公为私”之说。

朱熹这种说法比较深刻。清代刘宝楠说：“夫子恶似是而非，故于周比、和同、泰骄，及巧言、令色、足恭、乡原，皆必辨之，所以正人心。而凡知人之术，官人之方，皆必辨乎此矣。”这是从朱熹之说延伸开来的。刘宝楠强调对善恶要辨析清楚，不要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其中最为关键的辨识方法就是看一个人做事的心态。心不正则行不正，心正才能有真正的善行。这和“为公为私”之辩还是一致的。

杨伯峻说用“道义来团结人”的就叫“周”，是君子之行；因眼前的“共同利害互相勾结”的则是“比”，是小人之行。钱穆的说法与之前的也一致。他说：“本章言君子以忠信待人，其道公；小人以阿党相亲，其情私。”

看看官商勾结以后的社会，我们就很容易辨识何谓君子，何谓小人。君子一心一意为国为民，小人全身心只为自己和家族盘算，为名为利。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7/11//2011

【210】行善不一定就是善人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2.10)

从汉代到北宋，人们都认为这句话是孔老夫子教我们如何带眼识人。北京大学教授李零用大白话解释这段话：“‘视’是看；‘观’是粗看，看全景；‘察’是细看，看细节。三个字，都是察看的意思。‘所以’，是现在怎么样；‘所由’，是过去怎么样；‘所安’，是将来怎么样。合起来，是说知人要知根知底，有彻头彻尾的了解。”（《丧家狗》）

李零这番话是根据梁代皇侃的注疏说的。皇侃说：“视，直視也。观，广瞻也。察，沈吟用心忖度之也。”这是李零辨识视、观、察三字的意思。
皇侃又说：“以，用也；其，彼人也。若欲知彼人行，当先视其即日所行用之事也。”这句话的确是说要了解一个人就看他平时做些什么。其二，“由者，经历也。又次观彼人从来所经历处之故事也”，这里的“故事”指的就是过去的事情，意思是要彻底了解一个人还要看他的过去。其三，“察，谓心怀忖测之也。安，谓意气归向之也”，是说还得看一个人的志向所在，拥有什么理想。

要这样来了解一个人，恐怕正中古代谚语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天底下找不到几个好人了。所以钱穆说：“然学者亦可以此自省，使已之为人，如受透视，亦不至于自欺。”用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做到严以律己的要求，的确比严格看待别人好得多。

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解释也值得注意。他先说“为善者为君子，为恶者为小人”，这是大家都晓得的一句话，但紧跟着他说“事虽为善而意之所从来者有未善焉，则亦不得为君子矣”，意思就深刻得多了。这是告诉我们一个人为善，不能就此断定他就是善人，还得要看他的善款是如何得来，这样子做又是什么目的。如此“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一个人是不是君子才能敲定。

朱熹这种诠释法，并非独树一帜，标新立异。因为《礼记》也载有类似观点。在论述“考其所为，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时，《礼记》说：“达观其所举，富观其所予，穷观其所不为，乏观其所不取。”富贵和当官了，要看一个人如何回馈社会，举拔人才；贫穷和困乏时，则要看一个人是否可以坚持不做一些勾当，不贪取不义之财。一个人可以做到如此，才算真君子！

孟子在论述如何观察一个人时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离娄上》）他强调一个人最真实的就是他的眼睛。眼睛不能掩饰一个人的伪善。不过，这说得太绝对，含义上也比较平面，不若《礼记》和朱熹的说法来得深刻。

一个人行善，也许是为了救赎自己的罪恶，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的恶名，对别人可以称得上是有帮助，但对自己的德行却是无法将功补过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11/2011

【209】孔子读书么？

我在看《论语》的注疏时，有个印象是孔子他老人家很注重阅读。这个印象随着阅读的增广而更加清晰。

我在之前的文章谈过，孔子所谓的“学而时习之”解释为“定时诵习”要比“时时实习”来得好。按一定的时间诵习，当然就是指要读书。下来，我在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时，也发现与读书有关。读书如果只是记诵，不善思考，当然是徒然；反之，如果一味只爱思考，师心不师古，结果还是一样徒然，许多问题也不能打开。皇侃给下半句的解说很棒，他说：“若不广学旧文，而唯专意独思，则精神疲殆也，於所业无功也。”广学旧文，就是“读书”。

再下来，读到“温故而知新”，也发现“温故”是广学旧文，而不是重新思考。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3.9)“文献不足”的“文”，也是书籍，孔子说如果文字资料足够的话，他就有办法向杞、宋两地的人证明夏商两代的礼仪制度。这在在显示孔子是很注重阅读的。

有人在网上求救，说孔子“述而不作”，修《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唯一提到他所读的书是《周易》。至于《论语》是他的弟子汇编的语录，《大学》《中庸》都是后代子弟编的，那么孔子到底读什么书？

问题问得很有趣。孔子既然可以编撰六艺，当然就是在阅读的基础上做到的，这正符合他述而不作的立场。明乎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孔子在总结他的一生时，会强调“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与阅读有关。“志于学”是阅读有了个方向，“立”是确立了基本的学识根底，“不惑”是因为阅读具备了梳理资料的能力，一切学识都不再困扰自己了。至于他下来谈的五十、六十、七十岁以后的事，则是从阅读中建立起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来自他“君子务本”的学习立场，明确知道为什么要读书。

有人在评析孔子的成就时说：“除了他孜孜不倦‘敏以求之’外，笔者认为，与他独特的读书价值观是分不开的。读书价值观就是人们在读书过程中，基于自身读书需求和内容而形成的，对读书的目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与理解，简单地说就是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怎样去读书，如何读好书等问题。”（刘亚玲《论孔子读书价值观》）

我同意这种说法。不过，我觉得孔子的阅读视野还是画地自牢了，这恐怕是中国人的传统。有学者在探讨文明的现代化为何落在西方而不是东方时这么说：“给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社会带来现代化变革的三大发明，即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已经在中国文明中存在着其源流。在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产业革命以前，世界文明的中心是在中国。但是，遗憾的是，中国只产生了作为现代社会前提条件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早在这一萌芽还未成熟之前，西方已经率先开始现代化，步入了现代社会。”（朱自强《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

对此，我的感触是很深的。我们如何看待阅读？更贴切的说，如何看待自己的阅读，又如何关心别人，尤其是未来接班人的儿童阅读？在方法上，意义上，价值上的思考又是什么？我们已经在起跑点上落后了许多，却还不知跟进，如何与国际文明接轨？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11/2011

【208】老师不易为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2.11）

今天我们常用“温故知新”来鼓励学生要常复习所学，以求应付考试。这不但是断章取义，而且还浅化了孔老夫子的圣言。

孔子的话是要说明“老师不易为”，这是儒家对“师者”的一种重视和敬畏。孟子也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东汉的赵岐在注释时说：“人之所患，患于不知己未有可师，而好为人师。”这更加透彻地说明要当老师者，一定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是“可师”的，否则冒然为人师则要误己误人了。

怎样才算是“可师”呢？若不明确说明，恐怕大多数人会被圣人吓着，终身不敢为人师。

《礼记》的“学记”篇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这是从反面的角度说明不可以为人师的条件。所谓的“记问之学”，指的就是记诵之学，只懂背诵古人的话语。这样的学习，不过是学舌的鹦鹉；鹦鹉也可以为人师，岂不是要闹笑话？

此外，圣人也说“思而不学”的人也不足为人师。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15），杨树达特别指出这句话和“温故知新”是义相表里的，因为“学而不思”就是“温故而不能知新”，“思而不学”则是“不温故而欲知新”。一个人若善于思考，领悟力强，他是可以“不温故”也有所学的。“思而不学则殆”就是批评这种人只耍小聪明，却不懂得吸取前人的智慧。这就像大学中文系出身的人去教小学生语文，不肯再钻研教学原理，也不肯贴近儿童的心灵，就按自己的理解力去教学那样，岂能不殆？

“温故知新”则是从正面的角度启示我们可以为师的条件。梁代的皇侃说“温”是“温燖”，“故”是“所学已得之事”，“温故”的意思就是“所学已得者，则温燖之不使忘失”。“知新”则是“知其所亡”，也就是说体会到自己还不知的东西。皇侃说，要能做到“温故”和“知新”，才能够为人师。

宋代邢昺则更清楚的解释“温寻”（即皇侃所谓的“温燖”），他引述《左传》哀公十二年子贡的话——“盟可寻也，亦可寒也”，说明“寻”带有“温”的意思，也就是说“温寻”二字是同义词。因此邢昺说“温故”的意思是“言人旧学已精熟，在后更习之，犹若温故食也。”

南宋的朱熹却将“温”解释为“寻绎”。这是“思考”的意思。这不是朱熹首创，因为汉代的何晏就是这样解释——“温，寻也。寻绎故者，又知新者，可以为人师矣。”前一句没问题，上文已辨识过；后一句“寻绎故者”却会误导。因为这么一来，“温故知新”会被解释为要注重思考辨析，否则不足为人师。这与“思而不学”是相悖的。

“温”重视的是“学”，“温故知新”强调的是“要在学习旧的基础上领会出新的”，是个整体概念，不可分开。

钱穆对此理解是深刻的，他说：“心得亦非凭空自创，乃从旧闻中开悟新知，使内外新旧融会成一，如是始可谓之学。”又说：“所谓新者，皆古所未经，师所不传，若仅温故不能知新，则必有学绝道丧之忧矣。故惟温故而能知新，始能胜任为师。”

要“能教”，就得先“能学”。“学”一定要“温故”，即读已经有的学问，不要妄自尊大；“教”则一定要“知新”，在既有的学问上看出新意，联系现实。所以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6/11/2011

【207】感谢你们的成全

我在第八届汉学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论语•学而>注疏商榷》之后，有两件事给我极大的鼓励，值得一书。

其一，南方学院客座郑成海教授公开给予表扬。郑教授是学界老前辈，出版过多部关于《老子》注疏的论著。老先生一方面赞我在关丹讲《论语》的方式非常正确，另一方面则给予我研究《论语》的方向一个肯定，并希望我早日完成这方面的研究，结集出版成书。

其二，南方学院中文系主任安焕然博士隔天发了一通电邮给我，表示“南院同学反应，很想聆听您的论语讲课。下次如果有机会南下新山，盼告诉我们，我们很想为您安排一场‘南方沙龙’的讲座。”

参与这次的研讨会有点“狼狈”，因为我的论文迟迟未提交。感谢主办方给予的信任和通融，让我在发表之前写就，还帮我影印派发。我在写作时曾在脸书留言说对于这次的学术报告，我还是很有“底气”的，只待具体的成果完成。何以那么托大？原因在于我治《论语》的方向正确，符合师门的教诲——入门要正，起点要高。

话题还得追溯回去年我准备讲《论语》一事。要讲《论语》其实不难，毕竟关于孔子和《论语》的资料很多，只要稍加涉猎，加上自己的口才，便可以天花乱坠地胡吹一番了。可是，我是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的第三代弟子，岂可对师门不忠？于是我决定用两条腿走路——兼顾文献的考辨和文艺的阐述，既要做到“宏观的把握”，也要做到“微观的辨析”。所谓“宏观的把握”是指要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众多文献的爬梳中整理出头绪，让文献说话，而不是我胡乱的诠释《论语》；“微观的辨析”则是指梳理材料之后，还要做到“正本清源，明其流变”，看清何以《论语》的诠释会有那么多的变化，哪家的诠释比较合理，其诠释的目的何在。要做到这点，我必须先充分掌握好材料。去年底，趁着到北京之便，我跑遍大小书店，目的就是把较早期的《论语》注疏本买齐，方便对读。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便着手研究《论语》了。因为要上课，所以会逼着自己每周都完成一章节的阅读。这种阅读是很痛快的，哪怕腾出八九个小时读一章节的注疏也在所不惜。这种笨功夫就叫“积累”。虽然每周的课不一定会讲得好，有时候还会讲黄了，但是庆幸的是我还可以写，把自己讲过的再做梳理，化为文字传达。从这个角度看，您说我对成全我的人和事，能够不心存感恩么？这包括我每周讲课的听众，《星洲日报•东海岸》每周日坚持保留版位刊载我的文章，彭亨佛教会给予的方便，还有阅读我的文章素未谋面的众多朋友。是你们成就了我的《论语》治学道路。

话说回来，现在便肯定我自己的成绩是不对的。为了写研讨会的论文，我重新再看过资料，却往往惊出一身冷汗。我原本以为把我之前发表过的文章加以综合就可以完成学术论文，但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和钱穆先生论学的，更是粗疏不堪。我从中体会到做学问的厚实度的重要。像钱先生这样的大家，他们都是在广泛的阅读之后才下笔，所以在资料的把握上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文字也许您不赞同，但却有他们说话的原因存在。我不该只是看到他们这么想这么说便提出质疑，我该走向更高，了解他们何以这么想这么说，这才是正道！辩驳，还是日后自己的积累更加厚实了再说。

换个角度，看到自己的错误，其实就是一种提升。我很庆幸，更加感恩治学道上一路有你们的陪伴和督促！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0/10/2011

【206】马来西亚汉学研究

“汉学”（Sinology）指的是研究中国的学问，也称“中国学”。具体的说凡是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学问都可以称为汉学，这包括研究中国历史、政治、社会、文学、哲学、经济等等。

不过，在不同的区域，这门学科研究的方法和对象略有差异。例如在美国，特别强调的是用文献和语源学（philology）研究中国的语文和文学，它属于中国学的一个学科；但是在欧洲，汉学研究却等同中国学。

根据《北京日报》2005年发表的《汉学400年》，汉学研究有三大地域特征，即以研究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美国汉学”，以研究宗教与传教士的中国文化问题和现当代中国问题的“欧洲汉学”和以研究中国自古以来到现当代所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东亚汉学”。“东亚汉学”是以日本为中心，近年来韩国、新加坡、越南也崛起成为东亚汉学研究的一个重镇。遗憾的是，马来西亚这个全球仍坚持把中文当母语教学的中国以外的国家的汉学研究，竟然鲜少人关注。

1994年，柳存仁先生曾经在研讨会中发表《马来西亚和汉学》，可是似乎激不起浪花。2004年，郑良树和郑成海两位教授在新山发起主办“马来西亚汉学研讨会”，希望加激本土的汉学研究，并让年轻学者有个平台可以交流汉学心得。这个研讨会成功每年举行，今年10月间回到南方学院举行“第八届马来西亚汉学国际研讨会”。

我想，如果我们要在国际汉学研究占一席位，除了鼓励本土学者努力写文章在国际期刊发表之外，也要争取让国际知名学者知道我们的努力。将“汉学研讨会”从本土拓展为国际，是一件好事。

有报章在报道此项活动时说：“研讨会论文以传统汉学范畴为主，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相关的论文仅两篇。”这两篇文章是《马新百年朱子学史》和《韩、柳作品在马来西亚华文课本的编选》。前者是个大课题，不太好把握，“朱子学”在马新是否成型？是不是在大学开设课程就是“朱子学”？这还有待梳理。后者可以让大家知道我国中学华文课文选编过的韩柳文章，可是要进一步说明问题恐怕也不容易。我国华文课本的编选，是以作家为考量，还是以文体考量？又或者选篇已经沦落到以学生程度为考量？没理清这些问题，我们便难以跳入“韩柳文章在马来西亚造成影响”的结论。

再者，汉学研究是不是要加强对本土的研究？好些朋友向我们反映他们的忧虑，他们担心本地官方大学中文系的课程是不是太少传统汉学的研究，而加强了本地社会、文化、宗教的研究？若然，后者是不是可以用国语研究、国语写作，而最终形成以马来西亚的华人研究为主的“中文系”？这或许是杞人忧天的问题，但是避免失衡却是值得关注的。

我们如果还以保留“以母语教学方式学习中文”为荣，那么就该为我们的后代可以在国际汉学界占一席位而作努力！

补充一句：否则我们的后代只能保留汉语学习而已。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3/1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