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别错怪了秦始皇

我们今天读书读到厌烦时，总会自我调侃说：“只怪秦始皇当年烧书烧不完，害我们今天还要受罪。”

是的，秦始皇当年的确曾经下令“焚书”。根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年），丞相李斯对秦始皇说：现今天下已定，百姓当专心工作，读书人则学习朝廷颁布的法令，以教化人民。如果读书人只懂议论，“道古以害今”，批评时政，则天下将会再动乱。于是便建议“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秦始皇认同李斯的建议。于是从那时开始，民间只可以保存医学、占卜、农业的书籍，其它书籍都必须上缴朝廷，不可私下收藏传读。焚书是为了禁止民间发表个人见解，惑乱民心。换句话说就是严禁“私学”，要统制人们的思想，施行“愚民”政策，使人民都乖乖听话。

根据上文，“焚书令”是非常残酷的：两人聚首交谈《诗》《书》就要在市曹斩首；称引古书以非议时政便要全家杀头；知情不报的官吏与犯者同罪；法令颁布后超过三十天还留着书籍不烧的，要在脸上刺字去筑长城。
“焚书”造成的伤害是用行政手段粗暴地禁锢人民的思想。但是，如果因此把它夸大到是对古籍的一大浩劫，却是言过其实的。

首先，“焚书”并没有烧光所有的书。《史记》所载，所焚的不过是“诗、书、百家语”，后世考证则认为只焚《诗》、《书》，不包括百家语。即使是司马迁本人，在《六国年表第三》说：“秦既得意, 烧天下《诗》、《书》, 诸侯史记尤甚, 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 多藏人家, 而史记独藏周室, 以故灭。”

其二，李斯建议“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则表示官方是保存书籍的，“非博士官所职”就说明博士官是可藏书的。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便持有此主张。

其三，《史记• 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萧何在仓促之间可以收到多少图书，实在难以说明。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刘邦进入秦宫廷时，里头藏书为数是不少的。

宫廷里的藏书不烧，书籍何来大浩劫？

《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清人刘大魁据此而著《焚书辨》，力证博士收掌之书未焚于秦始皇，而是项羽屠咸阳、烧宫室时才被烧毁。“火三月不灭”固然是夸张描绘阿房宫之大，但里头的书籍被火焚尽却是事实。

秦始皇好学，当皇帝后还委任博士在身边当顾问。项羽则不然，小时候“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叔父项梁对他很生气，他却毫不在乎地说：“书足以记名姓而已。”这种轻蔑文字的态度，让他逮住机会破坏古籍，是比秦始皇更能狠下心肠的。

因此焚书的罪魁是项羽而不是秦始皇。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6/05/2010

【138】是目次不是目录

我讲《太史公自序》时，着实表扬了司马迁在文章结束前简明扼要地勾画出他的130篇文章的要旨。且举一个例子，司马迁文中写道：“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候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项羽没有建立王朝，没有正式登基称帝，可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却把项羽的传记编入为帝王列传的“本纪”之中，这是叫人感到奇怪的。这是司马迁独特的历史观，充分肯定项羽在推翻秦王朝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力作用。既然编入“本纪”，他就得说明，上面那段文字，前四句点明项羽起事的历史背景。“秦失其道”是主因，“豪杰并扰”是一个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项羽的叔父项梁也跟着起事，但不幸中道而殉，项羽接替了他的任务。后面四句则勾画出项羽领兵后的成败。“杀庆救赵”是关键，是项羽崭露头角的最重要一役。赵为秦所困，庆子冠军宋义受命救援，却又采取缓兵之策。项羽杀宋义夺兵权，采取“破釜沉舟”救援钜鹿，成功击溃秦军，从此成为破秦的主力军队，赢得天下诸候的拥护，所以司马迁说“诸候立之”。可惜项羽进入咸阳后，杀秦王子婴，而后又放逐楚怀王，丧失了天下人心，以致功亏一篑，最后失败。“杀婴背怀，天下非之”，道出了项羽失败的关键，点出问题的本质。

这只是一个例子，实际上《史记》130篇，司马迁都做到“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班固《汉书•艺文志》语）。这样的写法，类似我们今天论文的“提要”。但是，在古代这却叫“目录”。“目”指的是一书的篇名（书写在竹片上的叫“篇”或“册”，书写在帛上的称为“卷”）或群书的书名；“录”则是对一篇书或一部书的内容所作的提要（叙录）。两者合在一起，便叫着“目录”。

古书的目录，是在全书的后面的，像《太史公自序》就收录在《史记》的最后一篇。今天我们打开书本，就先看到“目录”，把书本收录的篇章题目按顺序排列，检索很方便。可是这不符合中文古籍的惯例。清代目录学家卢文弨便指出：“《史记》《汉书》书前之有目录，自有版本以来即有之，为便于检阅耳。然于二史之本旨，所失多矣。夫《太史公自序》，即《史记》之目录也……乃后人以其艰于寻求，而复为之条列以系于首。后人又误认书前之目录，即以为作者所自定，致有据之妄訾謷本书者。”（《钟山札记》）

卢文弨非常注重古书刊刻的方法，强调力求保留原貌，注重体例。同样是清人的朱一新也说：“不通其书之体例，不能读其书，此即大义之所存，昔人所谓义例也。”

我们今天编书、读书，或许不必那么拘泥于这个传统，但是对于“目录”却还是要辨析清楚的。毕竟“目录”不应该只是条列篇目，还应该给篇章作适当的提要，以让读者从中得知其旨意。至于置于书前的，只能称作“目次”，因为它并没有起到撮要的作用。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9/05/2010

【137】踏入学术的门径

我在南京大学上的第一堂课，是与同门师兄弟一起见导师张宏生教授所聆听的入门指导。两个小时的会面，老师所谈触及面甚广，所言也甚详，这里不能一一详述，只挈提其中一项与读者们共享。

老师说：“你们要踏入学术的门槛，最好先踏踏实实了解古代有哪些书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你们入门的书籍，要争取时间通读一遍。”

老师也说，这并不是他首创的学习方法，清人张之洞就是如此倡导。

原来张之洞有言：“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门在哪儿？他说：“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即略知学术门径矣。”（《论读书宜有门径》）
老师的劝告不是泛泛而谈的，而是秉持师门的教训而说。老师的老师是程千帆先生。程千帆先生倡导治学要“用两条腿走路”。两条腿是指文献学和文艺学。
文献学是基础，是我们一定要先扎好的根基。没有文献作为基础，把话说得再漂亮，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又像沙滩造塔，一遇上外来冲击力，便要彻底瓦解崩溃。有文献作为基础，则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所言是有凭有据，是根据事实说话的。

要把握好文献，就得先学习目录学。清人王鸣盛也指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因此程千帆先生的四部《校雠广义》成了我们入门之前的入门书籍。

程先生说：“目录书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能够找到自己所需要读的那些书，并知道在我们所需要读的那些书中，哪些是基本的，哪些应当先读，哪些可供参考。……即使同一书籍，可能有很多种版本，有的版本经过精心校勘，错误较少；有的版本未经校勘，错误百出。目录书也会为我们指出读哪些本子好，读哪些本子不好。”

可见目录之学是要我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了。举例而言，如果我们要读《论语》，就先要确定所用的是最可靠的版本，然后再熟知有哪些注本、疏本要读，知道哪家的评论是在哪个立场作出的，哪些立场是对立的，对立的原因在哪里等等。否则我们就要自说大话，言而无据了。

这样的治学方法，之前我是没有听过的。当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还有很堂皇的理由——书本难找，即使知道该读什么书，也往往要因为找不到书而作罢。可是现今科技先进，大陆学界又有过人的眼光，举凡古籍，基本上都已经扫描为电子版，要查找已经不是太难的问题，我们断不可再以这为借口。因此，下工夫去读书，而且是读好书是治学迫切要做的工作。

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这句话该是我们的座右铭，该引以为惕。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2/05/2010

【136】过犹不及

我引夫子所说“叩其两端”来说明中庸之道，一些同道向我反映说不太好懂。我想到夫子另一句话——“过犹不及”，或许可以辅助说明中庸之道。

这句话出自《论语•先进》，话说有一回子贡问孔老夫子：“师（子张）和商（子夏），谁比较贤能？”夫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追问：“那么是说子张胜了些？”夫子回应说：“过犹不及。”

我不敢直译夫子的对白，因为保留原文，读者会有更好的理解。

为什么说子张“过”，而子夏“不及”？这里恐怕不能把它说实，免得理解错误。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清楚说明这点。他引述了《中庸》和《礼记》所载的相关事项，说明儒家经典不一定都要“合说”，免得自相矛盾。

例如根据《礼记》所载，子张和子夏某次除丧后去见孔子，子张哀痛已竭，弹琴成声，自辩说“不敢不及”；子夏则哀痛未忘，弹琴不成声，解释说这是“不敢过也”。这故事与《论语》所记载有相似之处，却又有明显的不同。相似的就是孔子所评述的“过”和“不及”，正好可以用这个实例来作具体说明；不同的则是“不及”的是子张，因为他除丧后就不再哀戚，而“过”的是子夏，因为他太过哀戚了。所以钱穆先生结语说：“读书贵能会通，然亦贵能分别言之。”

我们就按钱先生的“分别言之”来看待，不要在意到底是子张不及，还是子夏不及，也不管子贡想知道的到底是谁胜出。我们只在意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也就是“过”和“不及”都是相等的，都是不符合中庸之道的。

今天我们把“过犹不及”当成是个成语，意思是事情做得过分，就像做得不够一样，都是不好的。例如朱自清先生所说：“诵读似乎不难训练，读了白话文去背也并不难。只是一般老师学生用私塾念书的调子去读，或干脆不教学生读，以为不好读或不值读。前者歪曲了白话文，后者也歪曲了白话文，所谓过犹不及。要增进学生了解和写作白话文的能力，是得从正确的诵读教学下手。”（《诵读教学》）

朱自清先生的话，不只是适用在诵读教学，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常常会让思想走进极端，一旦听说某些方法好，或某些方法不好，我们就一股脑儿地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这不就是“过犹不及”的最佳写照么？

例如有人倡导“读经”，举出一些成功的实例，于是大众纷纷趋之若鹜，也来“读经”，仿佛只有“读经”才可挽救频临消失的中华传统文化一般。这是“太过”！又如有人倡导“爱的教育”，搬出许多成功例子，于是“爱的教育”便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口号，慢慢地竟然变成“不打不骂”的代号。打骂就是“不爱”？这显然是“不及”！

“太过”和“不及”就是走向两头的极端。能够“叩其两端”来思考，您就知道中庸之道在哪儿。去明白“读经”的实意，知道为什么要做，什么时候该做，怎样的情况下该做调整，明白这些，思想才不会掉入极端，才符合中庸之道。教育除却了爱，就等于零，然而，怎样才叫爱，如何爱，爱要有什么行动，明白这些才行动，爱的教育才不会走向极端，才符合中庸之道。

只懂“对”和“错”的人，体会不了中庸之道的实意。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5/04/2010

【135】凡事要叩其两端思考

《论语•子罕》记载孔子的一段话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理解这段话的难点有两个词——“空空”和“两端”。

先说“空空”。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从文字学的角度看，认为“空空”和“悾悾”通用，例如《大戴礼记》有朱彬的注释说：“《广雅》：‘悾悾，诚也。’空空如也，亦谓其求教之诚云尔。”另外的一个解释就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什么都没有”的意思。例如朱熹说这是“圣人之谦词”，与前面的“无知”相呼应，所以这句解释为：“我有知识么？没有啊！有人向我请教问题，我其实什么也不懂……”

这很有趣：主张第一个意思的，是从鄙夫的角度出发，认为他问得很诚恳；主张第二个观点的则是从孔子的角度出发，认为孔子很谦虚。谁对？不知道。

再看下一个词——“两端”。清代江声说：“端即耑，物初生之题也。物之锐者谓之耑，亦谓之末。叩其两端，揣其本而齐其末之说欤？”（《论语后录》）意思是说“两端”是“始末”的意思，也就是说孔子从头到尾解释个清楚。清代人的训诂是有根据的，例如汉代何晏的《集解》就引孔安国的解释说：“有鄙夫来问于我，其意空空然，我则发事之终始两端以语之，竭尽所知，不为有爱也。”因为对方诚恳询问，我虽不知，却也竭尽所知的告诉对方一个始末。这是“诲人不倦”的精神。

同是清代的焦循的看法却不同，他说：“此两端即《中庸》‘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之两端也。……盖凡事皆有两端……旌善也，行之则诈伪之风起，不行又无以使民知劝。……凡若是皆两端也，而皆有所宜，得所宜则为中。”（《论语补疏》）焦循的这番解释是大多数人持有的看法。也就是说“叩其两端”是行“中庸之道”的一个标准做法。要彻底明白一件事情的做法，就得认清这件事的两头极端，这样才能不偏不倚的行中庸之道。如果只看到一头极端，处事便难免偏激。

朱熹解释这句话为：“孔子谦言己无知识，但其告人，虽于至愚，不敢不尽耳。叩，发动也。两端，犹言两头。言终始、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四书集注》）虽然他也提到事物的两头极端如“终始、本末、上下、精粗”，但他的立场是把事物说透，而不是要说“行中道”。因为他在《文集》中说：“己虽无知，而于告人不敢不尽。大凡圣人气象，只是如此着实看，自然见得，无世俗许多玄妙虚浮之说也。扣两端而竭，只如程先生、范尹诸公说尽之。若曰：‘只举两端教人，默识取中间底。’此又近世禅学之余，三代以前风俗淳厚，亦未有此等险薄浮诞意思也。”这是朱熹排斥佛教，存门户之见的说法。

今人理解上述一句话，就不必那么拘谨。我们大可解释为：“我是无所不知的吗？不是啊。有人虚心来请教我，我虽然不知，但是却可以协助他紧叩问题的两头极端来帮助他思考，解决问题。”

我感觉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缺少这种“往两头极端思考”的能力。例如前些时候我谈清明扫墓该保存焚烧冥纸的习俗，让“风吹旷野纸钱飞”，“纸灰飞作白蝴蝶”延续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有人因此担心破坏环境而拒绝焚烧冥纸，也有人因此说我支持大肆焚烧纸扎品，什么楼房、汽车、啤酒、护照、录像机、电脑、上网器材都照烧不误。这岂不是不能“叩其两端”的实证？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8/04/2010

【134】礼失求诸野

马来西亚华人在维护传统节日方面做得很好，例如农历新年、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冬至等，我们都还保持着“过节”的传统，这是令我们感到欣慰的。

我在中国留学期间，发现大多数同学对传统节日都感到陌生，而官方对传统节日的重视程度也远比不上诸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等一些现代化的纪念节庆。这不禁让我想起孔老夫子的一句话——“礼失而求诸野”。

这句话译为大白话可以作：“礼制沦丧後，要求之于民间。”出处并非是与孔子有直接关系的古籍，而是汉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班固在讲述十家九流之后，概括九家思想都出于《六经》的支流，所以都可以辅佐明君治国。他说孔子尚且主张“礼失而求诸野”，更何况九家之学，犹胜于野。

相对于“野”的概念就是“朝”，所以可以把“野”说成是民间或中央地区以外的偏远地方。再三揣摩孔子的这句话，觉得很有道理。中央掌权者无法保留的东西，可以到民间去找。例如南宋初年的蔡绦，被流放到广西时，发现见于古籍记载而未见于朝廷的祭天神仪式，竟然在民间保存了下来。他说：“至汉魏而下，有国有家者，此礼寖日阙。独五岭以南，俚俗犹存也。……则传谓礼失求诸野，信然。”（《铁围山丛谈》）

不但是“礼”，其它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南宋周密著有《齐东野语》，书名取自《孟子》的“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本意是道听途说、荒诞不经的话语。然而这部书却可补《宋史》之不足，赵翼甚至称这部书“在宋人说部中最可观，洵能文之士也”（《陔馀丛考》）。官修史书不能准确反映历史真相，要民间的“野语”来补足。这不正说明在“礼失求诸野”的原则下，野史也有它的价值么？

文化的传承也是如此。不能靠官方来传承，甚至也不能靠主流国。

韩国在2005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申报将端午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说是敲醒了沉醉的中国当局。当时网络看到许多的中国人大骂韩国人不要脸，大呼打倒棒子！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韩国人的确很好的保存了端午习俗。我在联合国公布前的几个月，曾经和几位教授共车回南京，当时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问韩国教授：“你们国内还庆祝些什么传统节日？”韩国教授想了片刻说：“端午节！”中国教授惊讶问：“你们也庆祝端午节？端午节你们做些什么？”韩国教授毫不迟疑地说出完整的庆祝方式，包括吃粽子、划龙舟、拜祭等，叫我们甚感惊讶。

在情感上，我们是可以谅解中国人的反应。就像葛剑雄教授某次在“岭南讲坛”作报告时，提到“韩国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有贡献”，事后“竟然引起一片大哗，甚至有斥为‘卖国’、‘媚韩’者，网上讥刺谩骂更不一而足”。不过，葛教授的解释很棒，他说：“一种在中心区域早已消逝的文化现象，却能在边缘或闭塞地区长期存在，并且产生新的形式和内容。当这种文化成为当地的主流，得到普遍的认同后，当地人会倍加珍惜，并且不断创新，在某些方面甚至会超过母体文化。”这不正是“礼失而求诸野”的一个实例？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1/04/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