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史记》最后一卷（130）是《太史公自序》。

在这篇自序中，司马迁先介绍了他的家世背景。有趣的是，对于他父亲的生平，司马迁只是这样写：“（司马）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然后就是誊写了一千一百字的《论六家要指》。

用老爸的一篇文章来代替他的生平，司马迁到底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这是颇耐人寻味的。有人把这篇文章当成大学教材，用以传授先秦六家思想，这也颇耐人寻味。因为先秦六家（儒、法、墨、名、道、阴阳）各有思想体系，要在千余字的文章把它们的思想精髓勾画出来，很易犯上“大而化之”的毛病，以偏概全地阐述某家的哲理。例如论述儒家的部分，司马谈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如果这个评论可以作为对儒家的功能的概括，那么两千年后的今天，各家的思想哪个不是“经传以千万数”的？是不是每家都要“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了？

明显的，司马谈写作《论六家要指》，另有目的；司马迁摘录这篇文章，也有他的意图。司马谈在文中找以较大篇幅阐述道家思想，就已经明确告诉我们，这篇鸿文肯定不是为了客观阐述六家的要旨而写，而是要用道家的学说统一思想，认为无为之治才是政治的正轨。

为了进一步了解司马谈的创作动机，我们有必要考证这篇文章作于何时。

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系此文于元朔五年（前124），吉春《司马迁年谱新编》系此文于建元二年（前139），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则系此文于元狩元年（前122）。我们倾向于张先生的说法。这是因为汉武帝登基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司马谈胆敢在火势正紧的时候提出新的政论，则他不可能在“建元元封”之间（前140~前110）任职太史令。

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继而探讨司马谈的写作动机。文章开宗明义就说：“天下一致而百虑, 同归而殊途”，可见司马谈的立场是兼容并包的，所以他才能归纳出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结论。

《要指》还阐述了“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原则，要人们“与时推移，应物变化”，进而坚守“无成势，无常形”的原则，在认识事物时不抱任何主观成见，如此才能“究万物之情”。这个思想与司马迁撰史的目的就很接近了。
张大可先生认为司马谈开始著史时，得要总结学术，清理思想。“这一动机，决定了《论六家要指》，尽管有强烈的现实内容，但不是政论，而是一篇阐明构建司马氏‘一家之言’的历史哲学论文。”

由此看来，司马迁引述《论六家要指》，是要表示他的著史思想深受其父亲影响，《要指》则促成了《史记》的创作宗旨，是他考察历史、评价人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02/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