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时，提及了西方的启蒙运动。有人深不以为然，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不可两相对比，徒增混淆。
记得在南京大学读博时，系主任莫砺锋教授某次上课时突然问：杜甫和莎士比亚，谁先谁后？我们都不敢抬头，因为没有想过把这两人放在一块儿。莫老师跟着说，有一年面试，他就是用这个问题问申请研究所的学生，结果发现绝大部分考生都不会回答。莫老师说这就是我们的弱点，视野不够广阔，对文学问题的思考面还没有彻底打开。
从历史看，杜甫和莎士比亚肯定是不会相遇的。但是他们毕竟各代表着一个时期的文艺思想，必有其共通之处。莫老师承续程千帆先生治学的方法，寻求“文艺学与文献学的完美结合”。程先生曾经说过：“拿搞文学的人来说，我们最注重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材料，称作文献学；另一个是对作品本身的艺术思考，叫做文艺学。真正好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将文献学与文艺学两方面相互结合、渗透、协调在一起所取得的。在材料上要考证清楚，尽量使它没有问题，靠得住；在艺术分析上，要深入到作家的内心世界，将它发掘出来，成为一般读者可以感觉到的东西。”在艺术的分析方面，程先生强调要敢于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切入，以展现作者的心灵，就如他曾用校勘学、训诂学、语法学乃至物理学等方面的知识来解决问题。莫老师曾经研究西洋文学，当然在思考面上又多了一个选择。
坦白说，要像程、莫等先生做到治学的这个高度，实在不容易。我自觉阅读面不够宽，思考度不够深，还难以从各个学问领域攫取理论以说明文艺创作。但对于材料的考证，却一直不敢马虎，力求精准靠得住。
最近一位朋友经常引用“狼孩卡玛拉”的故事来说明人类言语的发展有个关键期，错过了这个关键期，就难以掌握言语。我对此倒是有点担心。因为在阐述这个观点之前，必须先有确保资料的准确性。
狼孩的故事发生在1920年。当时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山村里，人们在打死大狼后，发现狼窝里有两个女孩，大的年约7岁，小的年约2岁。后来她们被送到一个孤儿院去抚养。小的在第2年就死去，大的一直活到1929年。孤儿院的主持人辛格在他所写的《狼孩和野人》一书中，详细记载了这两个狼孩重新被教化为人的经过。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活下来的卡玛拉经过7年的教育，才掌握45个词，勉强地说几句人话。因此，有人因此作结论：人类从出生到上小学以前这个年龄阶段，对人的身心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在这个阶段，人类发音系统逐渐形成比较稳定的神经通路，以后要重新改变，非常困难。因此，长期脱离人类社会环境的幼童，就不会产生与语言相联系的抽象思维和人的意识。
虽然有了结论，但是资料的来源长期以来却被人们质疑。有研究发现辛格是为了增加孤儿院资金而编造“狼孩”的故事；也有研究表示女孩出生时已经有智力发育障碍，辛格有意隐瞒。
文献如果不可靠，我们建立再完美的结论也将会是徒然。因为文献一旦被发现不可靠，一切就会像釜底抽薪般燃烧不起来。掌握好文献，最低限度也能立于不败之地。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1/0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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