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如果教育偏离本质

教育的本质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以促进他们的成长。前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Charles Levin, President of Yale University 1993-2013）说得好：“真正的教育不传授任何知识和技能，却能令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提倡学校教育是目的，学生在学校便完成受教育，而不是把它当成为未来觅职而设的手段。因此他们倡导教育有四大支柱，以“学会做事、学会学习、学会相处、学会生活”为内容①。

反观我们的社会的教育观念，却还停留在学校制度草创之初。教育不过是谋生的手段，想要出人头地就要努力换取一纸文凭。这种观念带来的弊病至少有两点：

一，过于注重考试，以致忽略了更多可以促进成长、培养能力的学习内容。“考试考的才学，不考的就不必学”，教师、学生、家长都变得很功利。例如许多学校都擅自取消一些会考不考的科目，而专攻会考；教师教学是为了帮助学生应付考试，不考的范围都省略；家长乐于出钱请补习老师，唯恐孩子考不到好成绩。

二、给予将应付考试的学生“特权”，豁免许多原本该尽的义务和责任。考完试后，还可以享有特别的待遇以慰劳。

这种教育观难以和教育四大支柱相应。结果是很会考试的却不会做事，记忆能力超强却不会学习新事物，成绩很优异人际关系却搞得一团糟，除却应付考试生活漫无目标。当前职场的现象，反映了其因果关系。那些通过考试完成专科学业的，就业后大多对工作欠缺热诚，得过且过，生活如同行尸走肉，更谈不上使命感、社会观。

此外，“寻求弥补”的生活价值观，也造成考试机器生活在两极中。动辄全心投入赚取金钱，过后则恶狠狠休闲以弥补损失。生活与求学的目的都明白不过，此外没有奋斗可言。

这样的一种教育观，打造出来的社会是——只有成绩中中的才是日后社会的栋梁，那些曾经因成绩风光一时的反而受社会淘汰。您不为这种现象而感到奇怪么？

《星洲日报·东海岸》24/02/2019
注:
① The four pillars of education: learning to know, learning to do,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and learning to be.

【佛6】所为皆公益，曲私非所求——悼念何振森居士

他在台上给学生讲汉字的结构，也许时间长了，学生开始走神。他气定神閒，缓缓举笔沾墨，即席挥毫示范。投影机放映出来，人人都清楚看到那飘逸俊秀的书法。全场专注力再度聚焦。

这是何振森居士教书法时的写照。他不是那种有口才的演说家，但其学识和能力绝对称得上导师。在佛教事业上亦如此，他不说法讲道，但所作所为，却足於成为佛门典范。他心怀佛教，情系眾生，穷毕生精力奉献，从不为己徇私，体现出菩萨的智慧与慈悲风范。

何居士年轻时便投身佛教工作，为了宣扬正信佛教，勇於承担、敢於负责，四处奔波而不知疲惫。彭亨佛教会走上正信他功不可没，州內多个地区佛团的成立都与他有关。

智慧与聪明不同之处，是在於智慧才可以妥善化解问题；聪明人很会说，智慧人则很会做。从这个角度看，何居士绝对是个大智慧的行者。

彭亨佛教会原佔地不到一英亩，即使空间有限，何居士还是让佛教会负起续佛慧命的使命，成为区域弘扬佛法的基地。週日佛学班，在厨房也可以上课；佛青生活营，在殯仪馆举办又何妨？有了四英亩的空间后，从大佛像到一草一木，都是他別具匠心打造，庄严清幽，绝对是修行的胜境。

组织里总有复杂的人事，要坚持数十年仍不离不弃，少一分智慧和悲心都不行。何居士时而慈眉，时而怒目，却总让纠纷得到妥善处理。不管是受薪职员或义工，大家在服务时都带著「何居士要骂」的念头，勤勤恳恳把工作做到最好。眾星拱月下，佛教会上下一心为眾服务，从不与个人的名闻利养沾边。

何居士往生的消息传出后，有人以为事发突然。孰不知1996年何居士便动过肾臟移植手术，之前胸口还装了心臟起搏器，近年又患上皮肤癌，本就纤瘦的身躯更显孱弱。病体並不阻他为教服务。晚年的他上下楼梯一步三歇息，却依然常到佛教会巡视，处理会务。若非慈悲所熏习，哪有如此奉献的力量？

何居士走了，留下的慈悲精神容易传承，智慧却只能仰望。高山景行，虽难企及，我辈却不敢不遵循人间菩萨行持，完成他未竟之业。

《东方日报·龙门阵》22/02/2019
“渐修顿悟”系列之6

【185】审美是核心竞争力

微信读到“当代书法篆刻院”发布的“过年才知道，中国式审美有多可怕”（1）的文章，颇起共鸣。

文章提到：“对美的麻木、对实用性的追求、美学教育的缺失，使我们渐渐失去了审美能力。现在很多人穷，往往穷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没有审美力，生活剥露出最务实最粗俗的一面，越来越追求实用化的背后，就是越来越平庸，越来越枯萎。” 其中展示的中台两地的电影节海报，以及四川石壁佛像的修复情况，的确不能不叫你认同审美力的重要。

文章引述蒋勋的话说：“一个人审美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他的竞争力水平。因为审美不仅代表着整体思维，也代表着细节思维。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培养他的审美力。”

是的，审美力就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过去有识者都这么强调，今天发展人工智能的专家也这么说。知识普及后，未来的竞争要靠的不是谁都知识渊博，而是谁的审美力更好。

我国教育的发展和中国一样，也是忽略了美学的。中国人说“因为注重实际，小学的美术老师、音乐老师最经常被代课”，我们不也是如此吗？很多学校索性取消美学课，以更实用的考试科来代替。美术、音乐课被视为是无用的，因为考试不考。

对美学的忽视，还来自我们的厚道。二十年前我开始批判小学华文课本收录的文章称不上美文，奇怪的是课本编者可以接受，一些老师却要批评我们不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批评我们吹毛求疵。我们的出发点绝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更不是有意刁难任何人；为了更好的审美能力的培养，我们坚持批判，还好，改变了不少人。

忽略美学的另一个原因也还是厚道，认为审美是很个人的，各人有各自的审美观，不该强求一致。虽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别忘了世界上还是有公理的！否绝掉更高的要求与标准，那就只好耽于公说婆说的论调了。不是要一致，而是要学习如何走向更高的境界。

生活要有要求，不是求物质，而是求精神上的升华，才能摆脱世俗的平庸与俗务的纠缠。

注：

（1）这篇文章可以在此链接阅读。

《星洲日报·东海岸》17/02/2019

【佛5】废死不如慎杀

自从掌管法律事务的部长刘伟强提出要废除死刑后，课题引起民间的热议。佛教界对此也作出回应，这是好现象。不过，看了一些言论，我觉得有几个立场是必须先釐清的。

第一，我们不该以佛教强调不杀生，而反对死刑。要知道，佛教作为一个宗教，有它主要解决的问题，但並非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诸恶莫作，眾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所教，佛教导的是如何断除烦恼，证得涅槃。至于政经文教等课题，该按世间法处理。如果说佛教主张不杀生而反对死刑，那么佛教国家也不该有军队，不该用武器了。

备受敬重的已故达摩难陀长老在其名著《佛教徒信仰的是什么》便清楚说明：佛教与法律是两个不同领域，佛教徒没有权力惩罚犯戒的人，但是法律可以制裁这些人。身为佛教徒，不但要尊重国家法律，而且要严格遵守法律。

第二，有人主张佛教徒该做的是去安抚受害者家属，让他们明白「以杀止杀」不是正道。佛教戒律向来严明是克己之道，不该用来衡量別人；我的修持功夫达到什么境界，我就有怎样的修养，但是我断不可用这个標准来要求別人。俗话说刀不割在自己身上不知痛，忽略受害人曾经歷过的创伤来谈理想是不应该的。

死刑不能等同一般的杀生，它並非滥杀，更非谋杀。它是一种法律，是用来规范人民行为使不逾矩的条文。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早就广为接受的价值观念。中文成语中有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罪不容诛、恶贯满盈等，都表示著犯大错的人被处死是咎由自取的。相传刘邦进入咸阳城后，与民眾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杀人者死」简单明瞭，还广为群眾所接受。

有人以为相对于全世界140多个废死的国家，我国是维持死刑的少数。孰不知被认为「完全民主自由的经济高度发展国家」如日本、美国都不废死；人口稠密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印尼，也维持死刑。这些国家定时进行民调，反对废死的支持率反而逐年提高。

该不该废除死刑，仍有很多探討的空间，不该仓促行事。司法上的「慎杀」应该比立法上的「废死」更加重要。

《东方日报·龙门阵》15/02/2019
“渐修顿悟”系列之5

【184】科举借尸还魂

“考试”这玩意儿是中国人发明的，号称是影响世界的第五大发明。它始于605年的隋炀帝所设的进士科，是提拔平民进入官场的手段。

早期社会等级森严，就连官位也是世袭，平民无法参与行政，更不用说投报国家、扬名立万了。汉代推行“举孝廉”，使“孝”成为第一道德规范，平民可以通过孝而晋仕。然而，“举孝廉”制度弊病丛生，假孝行不断滋长。隋炀帝的改革是进步的，选人才不再靠举荐，而是靠考试。

1905年，清廷谕令废除科举，使这个流传了1300年的考试戛然而止。从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梦破碎。当时有举人刘大鹏在日记中写到：“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见眼前一切，均属空虚……”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就是科举梦碎后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维新派则大力表扬，《时报》赞废除科举是“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

科举被废的原因是它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使读书人只是为了考试而读书。唐太宗看到络绎入考场的莘莘学子，曾得意忘形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反映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其次就是为了一朝飞黄腾达，出人头地，民间心甘情愿赡养了一批又一批“十年寒窗”的特种读书人，让他们可以为考功名而不事生产。再次是科举并不能召到真正的人才，其中各种舞弊层出不穷，叫人防不胜防。

以学校制度取代过去的科举，是受西方的影响。然而在东方社会，学校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了吗？真是让学子“各奋其精神才力”了吗？事实是：禁锢思想依然存在，官方的课程、考试的范围、阅卷人的影响依旧。为了会考，社会也允许特种人的出现，学子可以“今年参加会考”为由，豁免许多事务，家长更小心呵护将应考的孩子。至于作弊，恐怕只有愈加进步，没有遏止之道。如此看来，科举其实是借尸还魂而已。

《星洲日报·东海岸》10/02/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