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这句话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其中最主要的是梵语和汉语早期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别?梵语可以吟诵,汉语不行么?汉语早期不注重声调么?
声调,指的是音节读音高低升降的变化。汉语何时开始有声调的存在?现在仍没有定论。一般认为,上古汉语也该有声调的区别,要不然就不会出现《诗》那样的伟大作品。但究竟有多少个调类,它们的调值又如何,则还待更深入的研究。相对的,中古语音的声调区别比较有共识,当时的音韵学者已开始对这种区别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的研究。
陈寅恪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提出“四声”受到佛经转读影响(〈四声三问〉)。这个“孤明先发”的说法在学界影响深远,百年来吸引众多学者参与讨论,赞成和反对的声音都有。这些研究丰富了“四声”形成与中印文化有着密切关联的理性认识。当时的四声是平、上、去、入,并不是近代语音的阴、阳、上、去。
四声的名称起于南北朝齐梁时代(五世纪末六世纪初),距离鸠摩罗什的时代已经有两三百年了。可见,当时罗什等人的翻译,不但要翻译出佛典的原意,还要注意音韵的和谐,以便吟诵。这肯定是项艰辛的任务。明乎于此,我们更要钦佩罗什等翻译学家的贡献。
从这个事例中,我们也得到这样的一种普遍看法——“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国学季刊》,1923)。
毫无疑问的,声调在汉语语音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声调,语音学中还包括了字音,也就是声母和韵母的发音。如果声母和韵母结合起来的发音,我们就只是依据相关部门的规定读出就是。例如台湾人把“垃圾”读成“乐色”(lese),中国大陆却读成拉鸡(laji),您不能说台湾人错,大陆人对,这是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的一种规范而已。相同的,上古、中古、近古乃至现代的读音,都会有差别,这种差别也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而是主事人提出的规范问题。我们不能用现代读音来分析古人的音韵标准。例如我们在看古诗词时,往往会觉得有些文字没有押韵,或者押韵不公整,其实这是因为我们对古代的语音了解不够的关系。
多年前,我就对《心经》的最后一句“菩提萨婆诃”感到有点纳闷。对照梵文,这句是Bodhi svaha,为何va字要译成婆?丝哇哈不是更好的音译么?就连精通梵文的玄奘大师也如此翻译,这就奇怪了。后来有机会见着唐作藩教授,向他请教,才知在中古语音中,婆的声母发音是近于b+wa的,读起来就近于梵文了。
有些滞泥于师父的读音才是对的佛教徒,是不明白这种语音的转变会造成佛经语文发音的不同的道理。
现代语音,我们只是讲求规范。古代语音,我们却得具备专门的知识,而且要通古代语音的发音系统和标志,才能掌握。没有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就不该妄谈古音。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1/1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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