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陆九渊为什么不著书？

宋代理学家陆九渊的《语录》中有这么一段话：“或问先生：何不著书？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陆九渊这句话给后世很大的思考空间，更有趣的是“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竟然成了后世治学的两种方法。前者是说文本为我所用，六经都成了我自我阐述的工具；后者则是文本还原的阐释古籍方法，也就是踏踏实实地阅读原典，以经典的语境阐释经典。不过，看回陆九渊说这句话的背景，他的原意并非如此。

陆九渊师承孟子。孟子在讨论生和义的抉择时，提出“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所以倡导“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就是这种敢于强调我们和圣人没有差别的气魄，才能成就“舍我其谁”的处世精神！孟子并非狂傲，他只是肯定人自身的作用，只要敢于往内求其心、励其志，我们也可以做到圣人所做到的。

毛刚伯在论陆九渊时说：“先生之讲学也，先欲复本心以为主宰，既得其本心，从此涵养，使日充月明。读书考古，不过欲明此理，尽此心耳。”（《年谱》）这和孟子求本心之说是相通的。因此，陆九渊主张学者为学之要务，不在诵读经书，而是发明本心。宋代理学家有此深邃的想法，当与佛教禅宗的发达有关。

再者，孟子对古代典籍的清醒批判态度相信对陆九渊也有影响。孟子的名言“尽信书不如无书”，说的就是不要盲目迷信古代典籍，唯书是从。学人在典籍面前，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主体地位，运用自己的头脑来辨析、抉择，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陆九渊则说：“昔人之书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顾于理如何耳。盖书可得而伪为也, 理不可得而伪为也。……使书不合于理，而徒以其经夫子之手而遂信之，则亦安在其取信于夫子也？”（《拾遗》）他认为治学不能把读书放在第一位，因为书本在流传过程中会有错伪；但是圣贤的本心，却是充塞宇宙，人人心中所固有。所以，读书治学应把发明本心放在首位，本心既明，则其理自见。

明白陆九渊这样的想法，就知道他为什么在回答“何不著书”的问题时要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了。因为如果明乎本心，就知圣人之学，所以他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语录》）。既然六经都注我，那么我的言行，自然也就是在给六经做具体的注释了。达到这样的境界，又何须著书？

我常告诫学生：“若无庞统之才，切莫学庞统之举。”庞统是三国人物，《三国演义》写他在耒阳当县官却终日不理事，张飞揪他出来，他却能够“将百余日公务，一时剖断”，而且“曲直分明，并无分毫差错”。庞统是盖世奇才，所以能够如此，我等何人，岂敢如此狂妄？陆九渊这种治学方法，也并非常人可以做到的。

我们不妨听信陆九渊的告诫：“后生看经书，须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释，不然，持己见议论，恐入自是之域，便轻视古人。”尤其要注意的是：“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然只以晓文义为是，只是儿童之学，须看意旨所在。”（《语录》）

如果按今人解释“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二种治学方法，我取后者。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2/01/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