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大学开设一门新课——“小学教育研究方法”。由于课时安排不当，学生还未掌握好基本的研究方法，便要开题，提出将要研究的课题，结果，师生都乱成一团。老师的“乱”是因为过去都要求学生做“行动研究”，而今却是“教育研究”，因此忽略了教育研究法之中还有“观察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个案研究法”等；学生的“乱”更是因为不懂什么是“研究”，更妄论要做“教育研究”了。因此学生提出的问题不是太大、太空、太泛，就是不科学、不明确、不重要。
这种情况的发生，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事出有因。撇开课时安排的不当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向忽略理论的学习。“不注重方法”是我们的一大弱点，基础不扎实，莫说难入门，就算完成了论文也会像沙滩上用沙推成的城堡，好看却不坚实。
我本身也是因为接触到“行动研究”这个较新的方法之后，才知道原来研究可以只重视内省，不计较最终的成果。确定课题，选定方法，才能展开研究，成果也因此有立足点，立于不败之地。
这种“不重视方法”的高等教育，也并不是在教育研究方面才有。我在马大中文系完成硕士学位后，依然不知道何谓“研究法”。感恩我的指导老师的信任和协助，我才得以完成学位。
到南京大学学习，我接触到“文献学”这个概念，才知道古代文学的研究原来不只是纯文学的研究，并不是国内常传说的“论文就是自我表述，只要你写得四平八稳，自成一家的言论就可以”的主张。
“文献学”本来是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引用到古代文学的研究，还包括了文字的校订，版本的鉴别，对内容得失的评品及目录的编制等学问。我在南大上第一堂课，老师就给提点了一条明路：“踏入治学的道路，你们该先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也提到这点 。看《四库提要》，直观的印象便是对中国的学术书籍有个认识，虽然你或许不能记下全部。此外，这也仿佛是一部中国学术史，对中国学术的分类、源流、辨证等，有个整体的介绍。你们至少得把每个部类的总序先读，然后把集部通篇详细看过。”
于是，其后的论述，都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上，要有凭有据的才说，不可以空口说白话。印证“文献”，同时还得注意版本的问题。一些常识如：引用书目，不可以用《四库全书》版的，因为那个不是最原始的版本，而且篡改的部分很多，影响了它的可信度；引用的书本，也要注意出版社和版次，不是所有的书本都是经过精心校对后才出版的，新版的书籍更加要小心。引述一段文字，都要翻查原文，再三核实才行。
这一些，都是很好的训练。可惜回国后，我无法延续这种严格的学术研究，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学术背景还是让我们对文献异常重视。
我们也明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自然也创造不同的学习环境。今人治学与古人有异：古人治学与生活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往往可以全身心投入；今人要兼顾的事项太多，已没有多少机会可以这样一心一意的治学。当然，我们也不可以以这个作为借口，避开该认真做学问的时候。我们还是得立志做得最好。不严谨，我们会给学术增添许多假消息，坏文章。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0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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