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最后一卷(130)是《太史公自序》。
在这篇自序中,司马迁先介绍了他的家世背景。有趣的是,对于他父亲的生平,司马迁只是这样写:“(司马)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然后就是誊写了一千一百字的《论六家要指》。
用老爸的一篇文章来代替他的生平,司马迁到底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这是颇耐人寻味的。有人把这篇文章当成大学教材,用以传授先秦六家思想,这也颇耐人寻味。因为先秦六家(儒、法、墨、名、道、阴阳)各有思想体系,要在千余字的文章把它们的思想精髓勾画出来,很易犯上“大而化之”的毛病,以偏概全地阐述某家的哲理。例如论述儒家的部分,司马谈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如果这个评论可以作为对儒家的功能的概括,那么两千年后的今天,各家的思想哪个不是“经传以千万数”的?是不是每家都要“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了?
明显的,司马谈写作《论六家要指》,另有目的;司马迁摘录这篇文章,也有他的意图。司马谈在文中找以较大篇幅阐述道家思想,就已经明确告诉我们,这篇鸿文肯定不是为了客观阐述六家的要旨而写,而是要用道家的学说统一思想,认为无为之治才是政治的正轨。
为了进一步了解司马谈的创作动机,我们有必要考证这篇文章作于何时。
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系此文于元朔五年(前124),吉春《司马迁年谱新编》系此文于建元二年(前139),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则系此文于元狩元年(前122)。我们倾向于张先生的说法。这是因为汉武帝登基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司马谈胆敢在火势正紧的时候提出新的政论,则他不可能在“建元元封”之间(前140~前110)任职太史令。
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继而探讨司马谈的写作动机。文章开宗明义就说:“天下一致而百虑, 同归而殊途”,可见司马谈的立场是兼容并包的,所以他才能归纳出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结论。
《要指》还阐述了“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原则,要人们“与时推移,应物变化”,进而坚守“无成势,无常形”的原则,在认识事物时不抱任何主观成见,如此才能“究万物之情”。这个思想与司马迁撰史的目的就很接近了。
张大可先生认为司马谈开始著史时,得要总结学术,清理思想。“这一动机,决定了《论六家要指》,尽管有强烈的现实内容,但不是政论,而是一篇阐明构建司马氏‘一家之言’的历史哲学论文。”
由此看来,司马迁引述《论六家要指》,是要表示他的著史思想深受其父亲影响,《要指》则促成了《史记》的创作宗旨,是他考察历史、评价人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02/2010
2011年8月31日星期三
2011年8月24日星期三
【126】胸有成竹和胸无成竹
小学三年级有篇课文这样写:
“从前,有个名叫文同的画家,他十分爱竹,经常画竹。为了加深对竹的认识,他在院子里种了许多竹。不管是在烈日当空或是寒冷无比的日子里,他都细心照顾竹子,并耐心观察它们在不同季节里的变化。日子一久,他不看竹子,也能把竹画得和真的一样。朋友称赞道:‘文同画竹的时候,胸中已有现成的竹子。’现在,我们用‘胸有成竹’来形容做事前已有把握,能处理好事情。”
这篇课文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首先,这是有典的故事,可以追溯历史人物。文中只提到一个人名——文同。他是宋代人(1018-1079),字与可,是一代画竹大师。称赞他的那位“朋友”却被隐去了名字。其实,这人大名鼎鼎,是宋代大文豪——苏轼。何以课本出现文同的名字,却忽略了苏轼?我不知道,该问课本局去。
其二,里头有个句子说文同“细心照顾竹子”,这是用自己的观点想当然的话语。当知,中国历代文人大多歌颂诸如竹、梅、松等生命力顽强的植物。这些植物都有一个共同点——在恶劣的环境下依然傲然挺立。孔子说“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歌颂的就是经冬不凋的品质,也就是赞美那些在艰难困苦中不屈不挠、坚持真理的人们。中国文人很少会歌颂那些需要“细心照顾”才绽放的植物。这与西方作家不同。例如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经典名著《小王子》,便透露一个真谛——“因为你在玫瑰身上所付出的,使你更加器重他”,所以要细心照顾的玫瑰才会成为西方人的最爱。
其三,里头谈到文同的成就,竟然说“把竹画得和真的一样”,这可就是外行人说门道话了。我不擅于丹青,却也知道中国画的特点不在于画得“形似”般“真”,而是在于“神似”之“美”。竹子不正是如此么?各位不妨找墨竹图来看看,有哪一幅是画得“和真的一样”?西洋油画或许要真,中国水墨画却只注重其神韵,重视其精神和意蕴,讲究“神似”而不是“形似”。
其四,这样的改写经典故事,可要伤害经典,误导读者。“胸有成竹”出自苏东坡,历来被视为是文同的画论。这点,苏东坡在其文章《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有很详细的分析。苏东坡还有诗歌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
这个画竹的主张,一直到清代才有人推翻。郑板桥在一幅墨竹图的跋说:“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这里他提出了“胸中之竹”、“眼中之竹”和“笔中之竹”的三种创作阶段,并说明三者是不同的。所以,他主张“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
“胸有成竹”和“胸无成竹”遂成为两个不同时代的画论,各有精彩。那么精彩的一场论争,在改写后的小学课本却荡然无存。难怪中国儿童文学家朱自强教授强调改编教材要遵守三项原则:一、当不改则不改;二、改写者必须是业内高手;三、态度必须负责而谨慎!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6/02/2010
“从前,有个名叫文同的画家,他十分爱竹,经常画竹。为了加深对竹的认识,他在院子里种了许多竹。不管是在烈日当空或是寒冷无比的日子里,他都细心照顾竹子,并耐心观察它们在不同季节里的变化。日子一久,他不看竹子,也能把竹画得和真的一样。朋友称赞道:‘文同画竹的时候,胸中已有现成的竹子。’现在,我们用‘胸有成竹’来形容做事前已有把握,能处理好事情。”
这篇课文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首先,这是有典的故事,可以追溯历史人物。文中只提到一个人名——文同。他是宋代人(1018-1079),字与可,是一代画竹大师。称赞他的那位“朋友”却被隐去了名字。其实,这人大名鼎鼎,是宋代大文豪——苏轼。何以课本出现文同的名字,却忽略了苏轼?我不知道,该问课本局去。
其二,里头有个句子说文同“细心照顾竹子”,这是用自己的观点想当然的话语。当知,中国历代文人大多歌颂诸如竹、梅、松等生命力顽强的植物。这些植物都有一个共同点——在恶劣的环境下依然傲然挺立。孔子说“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歌颂的就是经冬不凋的品质,也就是赞美那些在艰难困苦中不屈不挠、坚持真理的人们。中国文人很少会歌颂那些需要“细心照顾”才绽放的植物。这与西方作家不同。例如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经典名著《小王子》,便透露一个真谛——“因为你在玫瑰身上所付出的,使你更加器重他”,所以要细心照顾的玫瑰才会成为西方人的最爱。
其三,里头谈到文同的成就,竟然说“把竹画得和真的一样”,这可就是外行人说门道话了。我不擅于丹青,却也知道中国画的特点不在于画得“形似”般“真”,而是在于“神似”之“美”。竹子不正是如此么?各位不妨找墨竹图来看看,有哪一幅是画得“和真的一样”?西洋油画或许要真,中国水墨画却只注重其神韵,重视其精神和意蕴,讲究“神似”而不是“形似”。
其四,这样的改写经典故事,可要伤害经典,误导读者。“胸有成竹”出自苏东坡,历来被视为是文同的画论。这点,苏东坡在其文章《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有很详细的分析。苏东坡还有诗歌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
这个画竹的主张,一直到清代才有人推翻。郑板桥在一幅墨竹图的跋说:“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这里他提出了“胸中之竹”、“眼中之竹”和“笔中之竹”的三种创作阶段,并说明三者是不同的。所以,他主张“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
“胸有成竹”和“胸无成竹”遂成为两个不同时代的画论,各有精彩。那么精彩的一场论争,在改写后的小学课本却荡然无存。难怪中国儿童文学家朱自强教授强调改编教材要遵守三项原则:一、当不改则不改;二、改写者必须是业内高手;三、态度必须负责而谨慎!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6/02/2010
2011年8月20日星期六
【125】关大王单刀赴会
鲁肃讨荆州,邀约关羽见面;关羽只身赴会,一把单刀威风凛凛,在不堕刘备威望的情况下,不但保住荆州,还折了鲁肃的士气,胜利归来。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奇怪的是,这段威风事迹,在《三国志》中却只见于鲁肃传,关羽传只字不提。史家不会开玩笑地在传记中记一个人的糗事吧?
《三国志》是正史,作者是晋朝的陈寿。全书65卷,包括《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其中,《吴书》第9卷是“周瑜、鲁肃、吕蒙”合传,有这么一个记载:
刘备平定益州后,孙权就要讨回赤壁之战前后借给刘备安身的荆州。但是刘备不肯归还。孙权原本是叫吕蒙以武力争回三郡,不过,鲁肃在益阳,邀约关羽相见谈判。“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说明双方都有兵马赴会,而且都是武装上阵的。会中,鲁肃陈述刘备借荆州不还是言而无信的作风,话头未完,便有人插话说:“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关羽逮住机会打圆场,叫插话者噤声,并嘱他一同离去。但是,会面的结果却是:“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
由此看来,鲁肃是这次会面的胜利者,事迹置于鲁肃传无可厚非。
不过,《三国志》的记录有语焉不详之处,留给后人很大的想象空间。稍后南朝刘宋有位裴松之给《三国志》作注,引用了《吴书》给这件事作注:
赴会的是鲁肃,不是关羽。鲁肃坚持前往会见关羽的原因是刘备“负国”,心里有愧,不敢乃他如何。果然,赴会时,关羽虽然力陈刘备当年有功,坐享荆州是理所当然的,鲁肃却义正词严地说:“始与豫州观於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阴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获济?”这番教训的结果是:“羽无以答”。
更晚的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便综合这两条记录,写下鲁肃的胜利,致使刘备归还部分土地。
可见,我们所知道的并不是历史,而是小说《三国演义》给我们的印象。不过,在罗贯中之前,元代杂剧大家关汉卿便有名剧流传——《关大王单刀赴会》。剧中写鲁肃邀关羽相见时,暗中设下埋伏,明显具有小人之心。过后,又让关羽单刀赴会时独唱几段曲子,以突出其英雄气概。两人见面时,鲁肃更显得惊疑不定,而关羽却先发制人,滔滔不绝地慑服对手,即使言之无理,还是占据上风。显然,在打造关羽的形象上,剧本是独具匠心的。这种表现人物的英勇非凡、胆略过人、智慧超群的写法,显然要比正史来得精彩,也更容易
传开。
史家面对唱戏的,有时要徒呼无奈!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0/01/2010
奇怪的是,这段威风事迹,在《三国志》中却只见于鲁肃传,关羽传只字不提。史家不会开玩笑地在传记中记一个人的糗事吧?
《三国志》是正史,作者是晋朝的陈寿。全书65卷,包括《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其中,《吴书》第9卷是“周瑜、鲁肃、吕蒙”合传,有这么一个记载:
刘备平定益州后,孙权就要讨回赤壁之战前后借给刘备安身的荆州。但是刘备不肯归还。孙权原本是叫吕蒙以武力争回三郡,不过,鲁肃在益阳,邀约关羽相见谈判。“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说明双方都有兵马赴会,而且都是武装上阵的。会中,鲁肃陈述刘备借荆州不还是言而无信的作风,话头未完,便有人插话说:“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关羽逮住机会打圆场,叫插话者噤声,并嘱他一同离去。但是,会面的结果却是:“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
由此看来,鲁肃是这次会面的胜利者,事迹置于鲁肃传无可厚非。
不过,《三国志》的记录有语焉不详之处,留给后人很大的想象空间。稍后南朝刘宋有位裴松之给《三国志》作注,引用了《吴书》给这件事作注:
赴会的是鲁肃,不是关羽。鲁肃坚持前往会见关羽的原因是刘备“负国”,心里有愧,不敢乃他如何。果然,赴会时,关羽虽然力陈刘备当年有功,坐享荆州是理所当然的,鲁肃却义正词严地说:“始与豫州观於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阴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获济?”这番教训的结果是:“羽无以答”。
更晚的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便综合这两条记录,写下鲁肃的胜利,致使刘备归还部分土地。
可见,我们所知道的并不是历史,而是小说《三国演义》给我们的印象。不过,在罗贯中之前,元代杂剧大家关汉卿便有名剧流传——《关大王单刀赴会》。剧中写鲁肃邀关羽相见时,暗中设下埋伏,明显具有小人之心。过后,又让关羽单刀赴会时独唱几段曲子,以突出其英雄气概。两人见面时,鲁肃更显得惊疑不定,而关羽却先发制人,滔滔不绝地慑服对手,即使言之无理,还是占据上风。显然,在打造关羽的形象上,剧本是独具匠心的。这种表现人物的英勇非凡、胆略过人、智慧超群的写法,显然要比正史来得精彩,也更容易
传开。
史家面对唱戏的,有时要徒呼无奈!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0/01/2010
2011年8月15日星期一
【124】避讳还真累人
《南史•隐逸传》记载:“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有老师看了就直接对学生说,陶渊明,另外也作陶深明,他本名元亮。从表面上看,这位老师的说法并没有错,而且是根据正史材料说话。可是,这偏偏是错误的。
比《南史》较早的《宋书》如此记载:“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南史》的材料取自《宋书》,这段话当然也是抄来的。有了标点,其意思甚明白,就是说大家熟悉的这个历史人物姓陶名潜,字渊明,又有人说他另有字元亮。后人校对《南史》时不小心,没留意到避讳学中的“渊”(避唐高祖李渊)被改为“深”,以致让陶潜莫名其妙的多了一个“字”。
避讳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种特有文化现象。从狭义来说,避讳是指避免使用帝王或尊长的名号而用其它方式代替的现象;从广义来说则是出于禁忌或厌憎等原因而避免使用某些字眼的做法。
孔融曾说:“尊卑有序,以讳为首。”避开直呼尊长的名字,这是一种尊重的表现。可是这种尊重有时要给后人留下很大的麻烦。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把张孟谈的名子改为张孟同(《赵世家》),把赵谈改为赵同(《佞幸传》),就只是因为他的父亲名叫司马谈。后人不知就里,就要错判古人的名字了。
不过,司马迁这种避讳的做法,是出于自觉性的。在一些情况下,他却没有避讳,例如“与宦者韩谈”(《李斯传》),“谈言微中”(《滑稽传》)等,却没有避“谈”字。
近代著名学者陈垣先生写过一部小书《史讳举例》,提供了很多关于避讳学的知识。陈先生在序中说:“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可见避讳学的产生很早。“制度化”的避讳,可见于汉代典籍。例如《后汉书》就有“丞选晓讳,掌知非法”(《百官》二),就是说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留意该避讳的字眼了。
《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曾下诏令说:“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这个材料固然说明当时避讳已经成了天子颁令施行的事了,不过,我们还应该留意宣帝宣布的是更改避讳的字眼。汉宣帝改名叫“询”,所以颁布要避讳的字是“询”,之前的一概取消。原来宣帝幼时寄养民间,取名“病已”以避难。“病已”这两个字列入避讳,则民间容易犯讳。宣帝大发慈悲,特地改名为“询”,并下诏令昭告天下。其实,“诸触讳在令前赦之”的反面说法则是因为“病已”二字已使不少人“触讳”犯罪了。
因为避讳反而造成帝王不自在,要放松条例的例子频见。例如武德九年(636)六月,唐太宗下令“依礼,二名不偏讳”(《旧唐书•太宗纪》),也就是说若不是世民两字连续的,可以不必避讳。如果太宗不如此下令,要避开“世”和“民”这两个字,还真不容易。
从自觉的尊重,到制度化避讳,引申出来的问题也就跟着加剧。当然,因为避讳的关系,也给后人在理解古书时,经常会出现错误的理解。可见避讳之学给人带来的是诸多的不便与麻烦。
不再避讳应该是历史的进步!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3/01/2010
比《南史》较早的《宋书》如此记载:“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南史》的材料取自《宋书》,这段话当然也是抄来的。有了标点,其意思甚明白,就是说大家熟悉的这个历史人物姓陶名潜,字渊明,又有人说他另有字元亮。后人校对《南史》时不小心,没留意到避讳学中的“渊”(避唐高祖李渊)被改为“深”,以致让陶潜莫名其妙的多了一个“字”。
避讳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种特有文化现象。从狭义来说,避讳是指避免使用帝王或尊长的名号而用其它方式代替的现象;从广义来说则是出于禁忌或厌憎等原因而避免使用某些字眼的做法。
孔融曾说:“尊卑有序,以讳为首。”避开直呼尊长的名字,这是一种尊重的表现。可是这种尊重有时要给后人留下很大的麻烦。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把张孟谈的名子改为张孟同(《赵世家》),把赵谈改为赵同(《佞幸传》),就只是因为他的父亲名叫司马谈。后人不知就里,就要错判古人的名字了。
不过,司马迁这种避讳的做法,是出于自觉性的。在一些情况下,他却没有避讳,例如“与宦者韩谈”(《李斯传》),“谈言微中”(《滑稽传》)等,却没有避“谈”字。
近代著名学者陈垣先生写过一部小书《史讳举例》,提供了很多关于避讳学的知识。陈先生在序中说:“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可见避讳学的产生很早。“制度化”的避讳,可见于汉代典籍。例如《后汉书》就有“丞选晓讳,掌知非法”(《百官》二),就是说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留意该避讳的字眼了。
《汉书•宣帝纪》记载宣帝曾下诏令说:“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这个材料固然说明当时避讳已经成了天子颁令施行的事了,不过,我们还应该留意宣帝宣布的是更改避讳的字眼。汉宣帝改名叫“询”,所以颁布要避讳的字是“询”,之前的一概取消。原来宣帝幼时寄养民间,取名“病已”以避难。“病已”这两个字列入避讳,则民间容易犯讳。宣帝大发慈悲,特地改名为“询”,并下诏令昭告天下。其实,“诸触讳在令前赦之”的反面说法则是因为“病已”二字已使不少人“触讳”犯罪了。
因为避讳反而造成帝王不自在,要放松条例的例子频见。例如武德九年(636)六月,唐太宗下令“依礼,二名不偏讳”(《旧唐书•太宗纪》),也就是说若不是世民两字连续的,可以不必避讳。如果太宗不如此下令,要避开“世”和“民”这两个字,还真不容易。
从自觉的尊重,到制度化避讳,引申出来的问题也就跟着加剧。当然,因为避讳的关系,也给后人在理解古书时,经常会出现错误的理解。可见避讳之学给人带来的是诸多的不便与麻烦。
不再避讳应该是历史的进步!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3/01/2010
2011年8月10日星期三
【123】尊重彼此的差异
南京大学中文系前系主任莫砺锋教授在评述中西文化的异同时,有一番精辟的言论:
“由于我们一向提倡宽容精神,一向把文化看得比血缘更为重要,所以中华文化具有比较强烈的包容性。中国历史上虽然发生过很多民族冲突,但其最后结果往往是文化融合而不是种族灭绝。”
这是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可不是么?谁在乎大唐诗人白居易是龟兹后裔,元稹是鲜卑人后裔,刘禹锡是匈奴人后裔?我们在乎的是他们留给我们的用汉语言写下的优秀诗篇和千古佳作。
“中华民族与外民族之间也有相当频繁的文化交流,达摩西来,鉴真东渡,无论是接受还是赠予,都没有伴随火与剑的痛苦。”
中华文化只有融合,没有并吞,更不会有侵略。已故达摩难陀长老曾说过:“中华民族是个很有意思的民族,他们接受了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然后把佛教给中华化,成为他们自己的信仰,还创造自己的神明。”确实,佛教输入中国后,没有流血,没有争执,有的只是互补长短,共存共荣。人类新文明由是得以诞生,人类高尚智慧因此得以开传承展。
至今扬州还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日军侵略中国时,不曾伤害扬州人!”追问其故,原来是因为扬州是鉴真和尚的故乡。鉴真是谁?把中华文明与佛教带入日本的高僧是也!嗜杀的蝗军尚且饮水思源,礼敬对自己国家民族有恩的先辈,文明如你我的,该如何看待文化差异?
中华文化诞生于黄河流域一带,特定的地理环境,必然造就特定的习俗文化,与其它文化显然有异。例如:“在古代的西方,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把崇拜的目光对着天庭俯视人间、有时还任意惩罚人类的诸神,中国人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心。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女娲、后羿、大禹等神话人物,其实都是人间的英雄、氏族的首领,他们的神格其实就是人格的升华。”明乎此,我们便知道为什么中华民族崇拜的不是俯视人间的天神,而是发明筑室居住的有巢氏,教人们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发明农业生产的神农氏,造字而泣鬼神的仓颉。
“在中华文化中,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其他民族忙于创立宗教时,中华的先民却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仿效的对象。当其他民族把人生的最高目标设定为进入天国以求永生时,中华的先民却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来实现生命的不朽。当其他民族从宗教感情中获取灵魂的净化与愉悦时,中华的先民却从日用人伦中追求仁爱和幸福。”
最欣赏的,还是莫老师的结论:“差异如此之大的两种文化,它们之间有优劣之分吗?有高级与低级、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分别吗?没有。有的只是差异。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差异,承认这种差异,并尊重这种差异。我认为在文化上,任何民族的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都是同样的荒谬。
最后一句话,岂不是振聋发聩之言?我们常常喜欢“无事时大同,有事就我懂”,争个你死我活。这岂不是因为我们的短视和看不到差异的结果么?
那些总抱着民族优越感,宗教独尊的人,该学习如何尊重差异,如何不亢不卑的争取和睦共处的平权。
《星洲日报·东海岸》16/01/2010
“由于我们一向提倡宽容精神,一向把文化看得比血缘更为重要,所以中华文化具有比较强烈的包容性。中国历史上虽然发生过很多民族冲突,但其最后结果往往是文化融合而不是种族灭绝。”
这是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可不是么?谁在乎大唐诗人白居易是龟兹后裔,元稹是鲜卑人后裔,刘禹锡是匈奴人后裔?我们在乎的是他们留给我们的用汉语言写下的优秀诗篇和千古佳作。
“中华民族与外民族之间也有相当频繁的文化交流,达摩西来,鉴真东渡,无论是接受还是赠予,都没有伴随火与剑的痛苦。”
中华文化只有融合,没有并吞,更不会有侵略。已故达摩难陀长老曾说过:“中华民族是个很有意思的民族,他们接受了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然后把佛教给中华化,成为他们自己的信仰,还创造自己的神明。”确实,佛教输入中国后,没有流血,没有争执,有的只是互补长短,共存共荣。人类新文明由是得以诞生,人类高尚智慧因此得以开传承展。
至今扬州还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日军侵略中国时,不曾伤害扬州人!”追问其故,原来是因为扬州是鉴真和尚的故乡。鉴真是谁?把中华文明与佛教带入日本的高僧是也!嗜杀的蝗军尚且饮水思源,礼敬对自己国家民族有恩的先辈,文明如你我的,该如何看待文化差异?
中华文化诞生于黄河流域一带,特定的地理环境,必然造就特定的习俗文化,与其它文化显然有异。例如:“在古代的西方,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把崇拜的目光对着天庭俯视人间、有时还任意惩罚人类的诸神,中国人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心。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女娲、后羿、大禹等神话人物,其实都是人间的英雄、氏族的首领,他们的神格其实就是人格的升华。”明乎此,我们便知道为什么中华民族崇拜的不是俯视人间的天神,而是发明筑室居住的有巢氏,教人们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发明农业生产的神农氏,造字而泣鬼神的仓颉。
“在中华文化中,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其他民族忙于创立宗教时,中华的先民却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仿效的对象。当其他民族把人生的最高目标设定为进入天国以求永生时,中华的先民却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来实现生命的不朽。当其他民族从宗教感情中获取灵魂的净化与愉悦时,中华的先民却从日用人伦中追求仁爱和幸福。”
最欣赏的,还是莫老师的结论:“差异如此之大的两种文化,它们之间有优劣之分吗?有高级与低级、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分别吗?没有。有的只是差异。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差异,承认这种差异,并尊重这种差异。我认为在文化上,任何民族的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都是同样的荒谬。
最后一句话,岂不是振聋发聩之言?我们常常喜欢“无事时大同,有事就我懂”,争个你死我活。这岂不是因为我们的短视和看不到差异的结果么?
那些总抱着民族优越感,宗教独尊的人,该学习如何尊重差异,如何不亢不卑的争取和睦共处的平权。
《星洲日报·东海岸》16/0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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