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6日星期日

【121】儿童自有适应力

人都有很强的适应力,可以面对不同的环境而生活,即使是儿童也不例外。

学校里,不管学习风气如何,儿童很自然地会融在其中。易言之,怎样的环境将会造就怎样的儿童。

北京一所高档的幼儿园传出亵渎儿童事件,惊吓各方。一名家长说:“孩子讲述学校发生的事情,老师如何喂药、打针、触摸他们的身体……听得我们毛骨悚然,悲愤不已。但是孩子却若无其事地在讲述。看着他们天真无邪地说话,我们倍感痛心!”这是一起人神共愤的事,但受害者幼小,被大人灌输错误的信息,反而把不该做的事给常态化了。大人倍感痛心的是无辜的小孩儿的无知,竟然叫一些无耻的大人给伤害。

有老师投诉现代孩子到学校是没有目标的,要说有,那就是考好试,杀个全科特优。一些学校唯恐学生考不好,一年级就开始采用六年级的出题模式,希望孩子及早习惯答题。这更加剧孩子们对学习的价值观的偏离。孩子懂吗?他们只听大人的。等他们察觉错失了珍贵的童年时,轻舟已过万重山,回头已是百年身。在提供孩子基础教育过程中,大人扮演的不只是灌输的角色,更多时候是打造怎样的学习环境给他们,如何帮助他们建构学习的价值。

就算是老师课堂上的教学,家里父母亲的辅导,都是在塑造孩子性格的过程。我在社交媒体吁请老师不要用笔画递增法教写字,因为那是虐待儿童之活儿。“土”就那么三笔,学生可轻易写出,偏偏有老师要学生写“一十土”,还说这样才记牢笔顺。我不禁要问,难道要帮助学生拼写英语“祝贺”Congratulation也要先写C,Co,Con……吗?

孩子自有其适应力,老师这样教他们就这样学,久而久之就变成习惯。一年级的国语课本,曾经画着一只大公鸡,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有标示,要儿童记下公鸡身体部位的名称。这本来很正常,可是如果连最冷门的如肉锥(鸡冠和喙底下的那块肉)和距(脚上那把“匕首”)都要学生记起来,那就叫人摸不着头脑了。孩子有适应力,调动短期记忆力可以背起来,可是那又能说明什么?孩子的国语会学好了?这样的教材恐怕每周再加100分钟都不见有效果。

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同时在建构着的不只是他们的知识结构,还包括他们的学习态度和价值观。大人岂能不谨慎?

我的学生在谢师宴说我拓宽了他知识的宽度。我很欣慰。当老师的,最怕没有东西教,局限了学生的思维。能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加深他们对事物的认识程度,这是很美好的事!最低程度,他们不会因我而缩小了他们的视野。

《星洲日报·东海岸》26/11/2017

2017年11月19日星期日

【120】还得行万里路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的是一种因果关系,意思是勉励人们要多读书,才能做更多事,有一番作为。今人则把它转变为一种平行关系,甚至可以辩论到底“读万卷书”还是“行万里路”较重要。

一介书生的我,“读万卷书”自不在话下;可我竟也能“行万里路”就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了。不过,不爱旅游的我,不管到哪个地方去,最熟悉的还是宾馆和开会场所,所以这万里路是另有所指。

我的新车才用了3年,便行驶了15万公里的路,平均是一天150公里。如果按照时速60公里算,我每天有2.5小时是在车子度过的。若非学院副院长阿都沙大博士向我抱怨,我还真没察觉原来我们的生命竟然如此耗在车子里头!

其实2002年学院搬来立卑后,我每周至少就要行驶500公里路。立卑关丹都属彭亨州,但两地距离240公里,加上路况不佳,往返就耗费不少时间。我的工作又不定点,经常要出差,且常应邀南上北下办课程演说,行万里路实不出奇,日行千里更是家常便饭。

关心我的人常问,这样奔波不累吗?可以不要接那么多的任务吗?即使没有你,地球依然在运行。这是子非鱼的争辩。我只知顺应因缘做我该做的事,一直到我的力量不再需要,体力也无法再奔波了,才宣告停止。火头燃烧了,就不要让它熄灭,重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虽则如此,生命的意义却不能只在燃烧,还必须不断增值;所以我不敢不阅读,不敢不思考,不敢不写作。我不过凡夫一名,吃喝睡觉都是必须的,只不过我被古人熏陶得使命感较强,总乐于承担责任去为众服务。

小学毕业时给纪律老师写纪念册,她一边写一边骂我在她最忙的时候干扰她,但她留下句子却很受用——越多做,越能做;越忙碌,越有空闲!这些年来,我做到了!

蒋寅教授说:“如果学问成了墓地,我愿作寒夜的守灵人。魔鬼来点最后一个人文学者的名字,我开门答应——我在。”这一声“我在”早在我喉头,随时可以迸发出来。趁还有力气的时候,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吧!

《星洲日报·东海岸》19/11/2017

2017年11月12日星期日

【119】一定是由亲而疏吗?

一位老师向我抱怨:“不是我不要参与学校周末办的活动,而是我家中也有我自己的小孩要照顾。自己的小孩儿都教不好,我怎么可能去教育别人的孩子?”

这说法充分体现他的责任感,但末句的价值观却会给他凭添不少压力。这里提出几个思考点:一、怎样才叫教好孩子?二、我们一定可以把自家的孩子教好吗?三、自己的孩子教不好,可以教好别人的孩子吗?

许多人教孩子,是按照自己过去的经验教,甚至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孩子的身上。孩子是独立的个体,拥有自己的性格,一旦大人强行教孩子,只会激化双方的矛盾,闹得彼此都不自在。

父母当然有责任教育孩子,但却只是扶持他们走自己的路。孩子选择的人生,也许和父母是完全不一样的。梁启超有九个孩子,长子是建筑学家,次子是考古学家,五子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都是国家级院士;其他几位分别是诗词研究专家、军官、图书馆学专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等,一门俊秀,却没有人继承他的衣钵。但,梁启超是公认的成功父亲。

很多人建立起的价值观是“由近及远、由亲而疏”的,所以会强调一定要教好自己的孩子,才能教好别人的孩子。可是,世事本来就没有绝对,怎样才算是“教好”,又什么时候才算“教好”孩子?难道教自己的孩子和教别人的孩子一定要分先后的吗?

佛教的因缘观,根植在很多人的知识库里,但却没有得到灵活运用。孩子和我们的关系也是一种缘分,别人家的孩子和我们也是一种缘分。周遭不乏这样的实例:自己无法教好的孩子,别人却帮我们做到了;自己可以教好众多学生,自己的孩子却要靠别人来教。扪心自问,我们的学习路上,是受父母影响大,还是老师影响大?

因缘观教会我们的是把握、是珍惜、是应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随缘”。看不清时机、辨不清人与人的缘分,而强行违逆,恐怕要劳累了自己,拖累了别人。做该做的事,比希望做想做的事更加重要。

《星洲日报·东海岸》12/11/2017


2017年11月5日星期日

【118】我们的中学华文课

我在关丹给中学生上华文课两年了。我虽频频出差,但即使我不在,也有老师代课。今年我们一共上了33堂课,每次2小时。

两年来,我们给学生上的都是阅读课。邱丽霞、关嘉豪、余碧音、周敏斐、林语嫣都是儿童文学协会的成员,都有能力引领学生阅读经典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给0-18岁的学生读的,中学生当然有适合的篇章阅读。黄美玲、黄爱梅本就是中学老师,带阅读也不成问题。

语文课以阅读为核心的理念是我们所坚守的。要从阅读获益,首先要谈的是兴趣。兴趣是可以培养的,不一定耽于学生原有的习惯。如果有好的读物,学生就有想阅读的动力;能激发他们拿起书来读,培养兴趣的可能性就提高。引导青少年阅读的首要任务便是给他们推荐优质读物。

其次,要培养学生的能力。阅读不但要从读物获取信息,还要能推断解释、整体感知、评价鉴赏、联系现实。个人平时的阅读,可以任凭喜好,各取所需;但进入课堂共读时,解读就要更精炼,不但要揣摩作者的创作意图,还要分析其表达效果、评介其作品的价值。

第三,要照顾阅读量。要让阅读产生作用,做个会阅读的人,所读的一定不能少。阅读要做个“精明的消费人”,不要只听一篇文章的。“文本对读”(两个或以上文本放在一起读)和“群文阅读”是两个很有效的阅读策略。前者是深入阅读的手段,后者结合了精读和略读的技巧,以精读一篇为主,略读其他篇章为辅,深化感悟。

例如让学生读《战国策》收录的“冯谖客孟尝君”,我会让学生同时读司马迁《史记》中的冯驩,比较其中的异同,辨析主人公不同的形象,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读《庄子》,不只是看一篇,而是从《应帝王》《养生主》《秋水》摘取篇章,让学生感受庄子如何通过寓言表达哲理。父亲节,我让学生读七篇名家写父亲的文章,找出他们最喜欢的,并说明原因。我也参与评析。

学生若培养起阅读的兴趣,具备阅读力,并有一定的阅读量,不但语文能力会提高,学习能力也会加强。

《星洲日报·东海岸》05/11/2017

2017年10月30日星期一

【117】小心孩子患上空心病

“空心病”一词是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授徐凯文提出的。他直承这是他发现的一种新疾病。这种疾病如果到医院去求诊,会被判为忧郁症。

徐教授表示空心病不是忧郁症,病情没有那么严重。但很多症状类似,比如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甚至有自杀的倾向。不过,空心病人只是想到自杀,却不是真的要自杀,他们只是找不到活下去的动力和意义。

徐教授表示,空心病更准确的说法是“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是一个人活着但却缺乏支撑其活下去的意义感和存在感。他在一次的调查中发现,北大第一年的新生便有三成是觉得学习是没有意义的,四成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他们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活下去。他们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紧张于维系在他人眼里的自我形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因此活得很辛苦、很疲惫。

北大可是中国最高学府,学生尚且如此,其他的呢?徐教授追究病因,觉得这是教育生态导致。学校、教师、家长“一切向分数看,忽视学生品德、体育、美育的教育已经成为很多教师的教育观。”

在这样的教育生态下,学生的价值观是建立在成绩上的。得到好分数,他们会受到肯定、受到表扬,一切无关分数的行为则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分数又是对比之下才显现其价值,于是学生的价值观里又包含了“斗争”,要把别人比下去,同学都成了假想敌。苦拼的目标就是“最好成绩”,“跻身名牌大学”,“获得表扬”。这些可以落实的目标完成后,内心反而是空虚的。

我觉得我们这边的情况并不下于中国,患有空心病的青少年也不少。例如师范学院。近年来,师范录取的都是高中毕业生,成绩都很优异,空心病症状却和北大生一样。早期的学生进入师范,清楚他们的职责,不必多加训诫;而今的师范生好些是不知道为何而来,大多都是因父母的安排而来。来了以后该学什么,日后又要扮演什么角色,大多一无所知。他们大多依然抱着中学时候“读好书,考好试”的心态,所做的一切就只是要符合他人订立的标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因此,这几年来,师范学院讲师的责任还包括治疗空心病。这还不过是冰山一角,其他大学生,高中毕业生又如何?他们真有理想,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吗?

空心病是社会制造出来的,要解决问题还得从根本上着手,改变我们的教育生态,建立更加正确的价值观。

《星洲日报·东海岸》29/10/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