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文选的价值

在编订语文教材时，我们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是：要选用他人的文章好，还是要重视创作。

史上第一位人民教师孔丘先生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以他选录他人的诗歌创作，编成《诗》三百篇作为教材。虽然他也创作《春秋》，但那是对鲁国历史的整理，所以还是“述而不作”之作。

论者认为：编选他人的作品，岂不是偷懒之举？选用他人的作品，自己反而不必做什么了。这“不必做什么”之说实是无稽之谈。编选他人作品作为教材，不是常人都可为之的；《诗》的编选，非孔夫子莫属。这是因为教材的选择，反映出编者的文学观、审美观和价值判断。若非对有关范围涉猎广，积累厚，编者绝对不会编出好的教材。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能够单独作为一门学问而供后人广泛深入研究的典籍不多，《文选》就是其中之一。《文选》指的是昭明太子萧统选录的诗文总集，对《文选》的研究，历史上称之为“文选学”或“选学”，是一门广泛受到重视的专门学问。

选文不但反映出编者积累的学识，还可以让读者去探索编者选文的诸种标准，反映一个时期的文学观，并且还保留一个时期的文献。因此，“文选”作为教材，除了“赏析”之外，还牵出了诸多与文学相关的研究课题，拓大教材本身的学习层面。

文选反映的是某个特定时期的文学成果。所以，在研读作品时，要放在那个特定的时空去探索。这无形中又让读者在欣赏文学之余，还涉猎了历史常识，并提高理性的辨证，超越了感性的领会。

有人说：“鲁迅的小说已不适宜作为教材，因为五四运动已经成为历史，现代人对那个特定的时空已经不再有感觉。”我觉得这是极其狭隘之说。

我用鲁迅小说作为教材，不只是赏析鲁迅的小说笔法，还兼顾了鲁迅生活的时空背景。易言之，我教鲁迅小说不但让学生理解鲁迅写什么，怎么样写；同时还他们了解鲁迅为什么这样写，探索他是如何思考问题，具有的理想又是怎么样的。

对比而言，如果我们选定一篇当代小说为教材，由于它未曾受时间的考验与洗礼，我们现在所探讨的也许很快就会过时，失去流传的价值。

因此，在教材的选择上，我还是支持孔老夫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7/06/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