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整理中国儿童文学观念的转变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绕了一个大圈后,我们又回到了原点。付出的代价就是100年。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步,是在于人们对“儿童”的新认识而决定。直接影响中国人的儿童观的是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他的“儿童中心主义”提出:“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措施便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
这是有针对性的说法。过去,我们的教育往往跟着某些特定拥有权力的人转,让儿童的命运交给“权力”;也有的是跟着教材转,让儿童的命运交给那些看不见的“幕后黑手”,也就是教材的编撰者;也有的就索性交给老师,老师的优劣决定着孩子的前途。杜威的“一切措施围绕着儿童转动”,的确堪比哥白尼的“日心说”。
最早响应杜威的说法,并积极推动着新时代儿童观的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他倡导儿童文学之本意在于“顺应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和趣味”,儿童文学只是儿童“可以逍遥”的“适宜的花园”。这种观点认为儿童文学是用儿童本位组成的文学,其艺术构成都必须以儿童心理特征为依据和标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自觉提供了观念上的巨大推动力。
周氏兄弟的积极推动,加上当时文人的响应,“儿童本位”的观点成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依据。可是,一种学说受到过度的吹捧,往往就要被不同的接受者所扭曲,就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和走样。“儿童本位”论的建设进程也免不了产生极端化的理解、接受和发挥。当“儿童本位论”被理解和解释为任儿童的喜好“尽听他们自己去看,用不着教师来教”的“撒手主义”时,它必然受到了后来人们的尖锐抨击和批判。其中,受到最大攻击的代表是胡适和周作人。
胡适受到抨击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这段话:“儿童的生活,颇有和原始人类相类似之处,童话神话,当然是他们独有的恩物;各种故事,也在他们欢喜之列。他们既欢喜了,有兴趣了,能够看的,不妨尽搜罗这些东西给他们,尽听他们自己去看,用不着教师来教。”
周作人受到攻击的话则是:“近来见到《小朋友》第七十期‘提倡国货号’,便忍不住要说一句——我觉得这不是儿童的书了。无论这种议论怎样时髦, 怎样得庸众的欢迎,我以儿童的父兄的资格,总反对把一时的政治意见注入到幼稚的头脑里去。”
由于“儿童本位论”受到了质疑,于是便有新的观点的提出。最有力的就是强调儿童文学应该以教育为目的,蒋风教授给儿童文学下的定义,便是“儿童文学是根据教育儿童的需要……”老一辈的儿童文学作家鲁兵也说:“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
中国改革开放后,这一概念又受到了质疑,刘绪源说:“儿童文学也是一种文学,它在本质上是审美的。审美是一种情感的活动;爱也是一种情感,它可以转化为审美。教育从整体上看却不是一种情感”。朱自强则依然强调儿童文学应该以儿童为本位,他重新强调“儿童文学”即“儿童本位的文学”,将儿童性作为儿童文学的一种本质的属性,无疑是对上述以教育性为主的儿童文学的一种驳斥。
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毕竟“继往开来”才是王道,一味否决过去只会导向冤枉路。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0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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